刘桂生

七八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在海淀中国书店闲逛，无意间从旧期刊堆里捡出一本周一良师早年收藏的刊物——1927年11月31日①日期误，原刊封面如此(图1左)。出版的第二卷第十一号《国学月报》。封面上有一行用红墨水写的隽秀挺拔的小字:“中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九日，周一良购于天津书局”(图1左)。打开一看，里面居然还有四则先生用红墨水写的读书札记，真是喜出望外。转念一想，既然有了这一本，想来还有别的，赶快埋头再找。然而，这却使我大失所望。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出那第二本——另一只“鸿鹄”。带着惆怅的心情，我只好闷闷不乐地踱回家去。

到家后，取出《毕竟是书生》对照。这才弄明白，原来，先生购刊的那一年——1928年，才只有15岁。购刊的那一天——12月9日，离刊物出版的时间——1927年11月，也不过一年左右，说明先生学习之勤，嗜书之深。这四条札记，是先生当时所写，还是后来所写，一时搞不清，倒是个问题。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或叫“无巧不成书”，刊物里居然保存着一份证明写作日期的“证据”。原来，在同期刘节《释皇篇补义》一文题目上方，先生用红墨水写下“此人现在南开大学教授国文”一行小字(图1右)。这就好了!只需把刘先生在南开任教的日期搞清楚，那么，这几则札记的写作日期也就清楚了。一查，才知刘先生在南开任教的日期是1928年秋到1930年秋。这样，札记写作的日期，大体也就可以定下来了。

四则札记，分别写在五篇文章后面。这五篇文章是:

一、黄优仕:《〈周易〉名义考》;

二、卫聚贤:《释家补证》;

三、姜寅清:《委蛇、威仪说》;

四、姜寅清:《燕誉说》;

五、储皖峰:《〈文镜秘府论〉校勘记》。

现在把札记的内容，分别介绍如下:

第一则，《〈周易〉名义考》札记(图2左):

《周易》一书，昔欧阳永叔、沙随陈氏皆尝辨其伪妄，非出三圣手。日本内藤虎次郎亦有《〈易〉疑》一文。近读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亦言“十翼”后出，当是伪托。虽皆止言其大略，未尝细考详论，而《易》经此一段公案，固不能轻轻搁下也。而此文乃津津乐道，犹视《周易》若经天纬地之大著然，无乃非近代学者所宜出。“与日月为易”乃纬书谬说，复称引之，陋矣！

图1 周一良先生手迹

为帮助读者了解札记内容，有必要先对黄文作点介绍。黄文的基本内容是，第一，《周易》的“周”，指的是“周代”“周朝”。第二，《周易》的“易”这种思想体系或符号体系，则为伏羲所创。但当时还没有文字，只有图像。等到日后人们造了字，才把“日”“月”二字合并成“易”字。这样，“易”才有了名，才成为书。这一番道理，并非作者所创，他依据的是清人吴隆元《读易管窥》中的内容。吴的原意是“变异之易，伏羲所取，有其名，有其意，无其字”，“日月之文，造字者所取，非伏羲所取”，结论就是:“名立于前，字造于后。”对吴隆元的这一套说法，《四库提要》是有定评的，评语就是“力阐陈抟之学”六个字。这句评语，把这种学说的时代性和思想内容确定下来，等于对我们说，无论吴书还是黄文，都没有脱出“陈抟易学”的范围之外。弄清这一切之后再看一良师少时的评语，尤可见这位少年当时学识基础之深切踏实。第二则，《释家补证》札记(图3左):

这种议论，看似不经，其实很有道理。现在治小学，能利用这许多发现的东西来作参考，不用说戴、段，就是许君复活，恐怕也得低首下心的认错，欢欣赞叹的佩服了吧！王静安先生说，现在是发明的时期，一切都有待于后人。诚哉是言也。

第三则，《委蛇、威仪说》和《燕誉说》二文札记(图2右):

此二文，的是高邮二王家法，可以与静安先生《肃霜、涤场说》诸篇并列。治《诗经》，治《尔雅》——治训诂，盖皆宜用此方法也。

图2 周一良先生手迹

第四则，《〈文镜秘府论〉校勘记》札记(图3右):

内藤虎次郎博士有关于弘法大师之演说，当可作参考也(见《研几录》)。桑原骘藏又有《大师入唐》一文，考(定)［订］颇详(见《东洋史说苑》)。

不难看出，以上四则札记，实际上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我国传统的文字、训诂之学，或称“二王(王念孙、王引之)之学”;二是日语中国学文献。年幼时的周一良，对这些文献已相当熟悉。大家都知道，内藤湖南(即札记中所称之“内藤虎次郎”，现在通译为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的著作，清末民初在我国虽已流行，但未必为一般知识分子所熟悉。一良师少时的学术识见，已触及学术前沿。

幼时的教育背景和勤奋好学，使一良师少时即在思想上树立起这样两个中心。这一切，又可以从《毕竟是书生》《郊叟曝言》《钻石婚杂忆》等书中一一寻出佐证。在《郊叟曝言》中，先生这样写道:

少年在家塾读书时，就最喜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①周一良:《郊叟曝言》，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71页。

在《钻石婚杂忆》中，先生又说:

我在私塾读书，又受教于唐兰先生②唐兰(1901—1979)，字景兰，号立庵，我国著名文字学家。浙江嘉兴秀水县人。1920至1923年，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先生，从事《说文解字》和古文字研究，颇受罗振玉、王国维赏识。先生所以到天津周宅设馆授徒，则是由于罗振玉之推荐。唐先生后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七七事变后抵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导师。1946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次年代理系主任。1951年调北京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及副院长。1979年1月11日因病逝世。，读了一些如《经义述闻》、《观堂集林》之类

图3 周一良先生手迹

的书，对于清代朴学，颇为向往钦佩。①周一良:《钻石婚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3页。

大家知道，唐兰是当时王国维最器重的四个青年文字学家之一。王氏在《〈殷墟书契类编〉序》中，这样称赞唐先生:“立庵孤学，于书无所不窥，尝据古书古器以校《说文解字》”，“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此四人”。王对唐先生的赞誉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在《毕竟是书生》中，先生又说:

家塾的最后几年，自己也开始读一些朴学书籍，尤其喜欢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著作，曾在《观堂集林》上题下了“一良爱读之书”六个字，以示景仰。②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在《钻石婚杂忆》中，先生追述少时:“对于北平国学界的情况，颇为熟悉，很感兴趣，诸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刊物《国学论丛》，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清华和燕京的学报都买来看。”(第33页)

不必再引，上面几条材料，已起到“证成一片”的作用，把四条札记所围绕的两个中心展现得一清二楚，文字上也有“顺理成章，一气呵成”之势。这本期刊真与我有缘，它在无意之间，为我们五十多年的师生感情又牢牢系上一条怀念的丝带。

2013年2月22日

责任编校:张朝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