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胡凌虹

“公众人物犯错没有特赦”的时代

近日，网上流传着一张某网友制作的恶搞海报“2014娱乐圈年度大片《监狱风云》概念版海报”，主题：导演张元携编剧宁财神、主演黄海波、主题曲演唱者李代沫共同体验北京监狱生活，引发网友热议和围观。

这些平时里口碑颇佳、颇受粉丝追捧的才子们缘何遭遇如此嘲讽？盖因他们接连被爆出的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今年5月，被称为“国民老公”的黄海波嫖娼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同月，歌手李代沫因容留他人吸毒被朝阳法院判刑9个月。6月，知名导演张元继2008年吸毒被拘后复吸被抓，紧接着知名编剧宁财神也因吸毒被警方控制。

然而，近两个月这几位“难兄难弟”的事件，也只不过为人们印象中的“贵圈真乱”再增添了几个例子而已，之前早有诸多“前辈”前赴后继地“开道”。近几年来，明星藏毒、吸毒的丑闻已屡见不鲜，逐渐成为涉毒案件的高危人群，歌手满文军、谢东、含笑，演员孙兴、张默、莫少聪等等，都曾被曝光吸毒。同时，公众人物违规的现象也是此起彼伏，高晓松的酒驾，韩红的挪用牌照，奥运冠军孙杨的无证驾驶，薛蛮子的嫖娼，张艺谋的超生……每一次都引起轩然大波。此外，今年3月底，“好丈夫”“好爸爸”文章的劈腿事件轰动了内地娱乐圈，而这几日女星黄奕与其老公黄毅清的“互黑反转剧”愈演愈烈，涉及“家暴”“出轨”的你来我往的车轮骂战，其“狗血度”远超肥皂剧。这些明星的情感“闹剧”虽未违规，却也不断挑战着道德底线。

“最近文艺队伍中，有一些失范、失德甚至违法的事情，比如劈腿、吸毒、嫖娼等，给文艺界带来很坏的影响。”近日，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赵实在上海举行的上海青年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感慨道，“人们心目中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有艺术的绝活，还能给予大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慰藉，审美的愉悦。所以艺术工作者一定要恪守职业道德，追求德艺双馨，树立良好的形象，要先做人再演戏，德为先、艺为本。德艺双馨比起金奖银奖来说，是党和人民给予文艺家最高的褒奖。”

公众人物一般被认为包括两类：一是政治公众人物，主要指政府官员；二是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文艺界、娱乐界、体育界“明星”；科学家、知名学者等知名人士，还包括教师。公众人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收获了众多关注，自然被投注了更多的期待与要求。

“李天一的案子中有几个共犯，为何舆论就盯着李天一呢？这是因为有很重要的社会心理在起作用，一种潜移默化的对艺术明星及其家人比较高标准的期待，毕竟社会给予艺术明星舞台、银屏、灯光，通过我们的传媒，已经为明星塑造了社会形象，在社会生活中，这些艺术明星已经不可能是普通人，也很难再把自己当普通人。去年，中央发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就提到要发挥社会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说明他们的社会作用是独特的。”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指出。

然而，在“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人物犯错没有特赦”的时代，为何还是不断有娱乐明星、文化名人“前赴后继”地点燃丑闻的“火把”？

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社会公众人物违法事件发生之后，网络上往往会兴起一波对违法的公众人物的同情、包容情绪。多数人的理由是，明星也是普通人，相比那些“大恶”行为，这些“小恶”、“次恶”不算什么。近日，在腾讯新闻的投票栏目中，有159255人参与了“你觉得明星吸毒该原谅吗？”的投票，结果显示，认为“不能，理解意味着‘纵容’”的占42%，认为“可以，身处的圈子比较复杂”的占22%，认为“无所谓，他们自己的事”的占34%，似乎半数以上的人持包容态度。

更为戏剧性的是，黄海波并未因为嫖娼声名狼藉，相反网上一种“同情黄海波”、“力挺黄海波”的声音顺势而起：“没女朋友，没结婚，没出轨。不搞潜规则，不玩女明星。自己花钱解决，促进就业拉动生产，没用公款，不开发票，还想要怎样！业界良心、德艺双馨、堪称楷模。……云云。

但是，用“更大的恶”包容“小一些的恶”，用“公众人物也是普通人”来轻易体谅公众人物的犯错，这种“善解人意”可能会后患无穷。人们的轻易原谅甚至因受关注而粉丝不降反升，使得许多公众人物拥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能赢得粉丝的追随而更加肆无忌惮。

公众人物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对公众有着引导作用，他们的违法、失德行为，可能会让部分粉丝盲目崇拜和模仿，也会对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产生负面影响。娱乐明星们的感情总是扑朔迷离，甚至不惜拿私生活作为提高知名度的炒作利器，以至于让不少网友纷纷大呼“爱情已死”“对婚姻不抱希望”。当一些网友对“明星嫖娼是否有违公德”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做出判断时，说明他的价值观已经产生了错乱，在个人价值观上丢失了反思精神，普遍放低了道德标准。更可怕的是，若公众人物违法、失德行为曝光的常态化导致人们心理的漠视和习惯，变成最终的价值认同，这可能会导致我们民族文化和优秀价值观的沦陷。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影协副主席、表演艺术家奚美娟表示：“现在国家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对平常人最基本的要求，所有的公民都需要去做，使自己逐步成为一个有修养的文明人。而现在所谓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对社会风气起到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众人物更要非常自律。”

“我觉得现在价值判断有偏差以后，很多人只爱自己，爱自己的风格个性，没去爱这个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中国国情的需要，不是强加的概念，而且它具有国际性，是人类必须坚守的底线。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树立核心价值观，需要用作品来说话。‘心怀敬畏之心，讲好中国故事’，我想这是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上海市文联主席、著名画家施大畏说道。

秦怡坚守自己的电影理想，且一直积极参加各个公益活动

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围绕公众人物的讨论，大多在于隐私权的界限，而如今，在当下社会价值日趋多元，而一些公众人物丑闻的重磅炸弹不断挑战着人们原有恒定的价值标准和朴素的道德判断时，我们更要关注他们的言行举止所带来的示范效应，重新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众人物？社会公众人物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同时，人们也应该将一直停留在娱乐明星身上的目光移开一下，更多地关注公众人物中的另一群人：那些德艺双馨的老一辈艺术家，那些低调、勤勤恳恳的青年工作者，倾听一下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艺术理想。

艺术家要用正能量的作品说话

在刚刚闭幕的第1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表演艺术家秦怡面对全国媒体发布了由她编剧并主演的电影《青海湖畔》的筹备进程。5月15日，她刚和剧组一起去青海实地考察，准备7月开机，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片。该片以筹建青藏铁路伟大工程为时代背景，讴歌了一大批中外科学家为事业、为理想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互助，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在媒体会上，面对大家对她身体状况的担忧和关心，已93岁高龄的秦怡幽默地表示：“至少今年到明年我大概还是活着的，那就不退缩。”

因为年龄的缘故，近些年秦怡基本已经淡出表演一线，很多影视作品想找她出山都没能如愿，但有时秦怡也会因为片子的主题而主动友情出演。譬如，2008年，秦怡为二十集电视剧《爱，不能擦肩而过》担任总监制，还友情出演孤儿院院长。她表示，这部剧反映的精神是和抗震救灾有关的，宣扬大家要珍惜身边的爱，主题很好，所以她非常支持。2012年，秦怡又在电影《三个未婚妈妈》中友情出演，因为该片题材独特，关注少有人关注的弱势群体：社会弃婴。秦怡非常能理解孩子没了父母有多么的痛苦，她希望为他们做些事儿。

秦怡一直非常坚持自己的电影理想。记得2011年，我去采访秦怡的时候，她就告诉我，有个剧本一直想拍，剧本的灵感来自于一个十几年前听到的真实的故事，秦怡被故事深深打动，当即产生了创作冲动，并为此专门去青海湖考察了半个月。当时因为种种原因，电影没拍成，但这个故事却在秦怡脑海里扎了根。在之后十几年里，秦怡一直没有忘记将这个故事搬上银幕的想法，而今终于即将实现。

今年6月29日下午4点半，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上，上千人席地而坐，著名音乐指挥家曹鹏、上海好小囡少儿合唱团、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和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在演出现场，让曹鹏颇为惊喜的是，上海好小囡少儿合唱团的孩子们为他送上了90朵玫瑰，祝贺他90岁生日，而自闭症的孩子们上场演出前，热情地抱他、亲他，亲热地叫曹爷爷，有个孩子还说，“曹爷爷，我祝你活到120岁！”这可是一群之前不愿出门、不可以被触碰、连眼睛都不看人的自闭症儿童啊，音乐改变了他们太多，这让台上台下无不动容。

曹鹏一直致力于高雅音乐的普及，他带领的上海市中学生（南模）交响乐团，上海交通大学交响乐团都是准专业水平的，获得诸多国内外大奖。2005年9月，已80多岁高龄的曹鹏与女儿曹小夏发起成立了上海城市交响乐团，这是中国内地第一支非职业交响乐团，他们的理念是：音乐要为慈善和公益事业服务。2008年，上海曹鹏音乐中心发起，上海慈善基金会资助的天使知音沙龙成立，之后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乐手与志愿者们经常为自闭症的孩子们带去美妙的音乐与爱心的分享。2010年，上海胶州路大火后遇难者“头七”祭日，超过十万的上海市民前往凭吊，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成员也到场自发地用音乐安慰了城市的创伤。

93岁的秦怡，90岁的曹鹏，这两位艺术家为何如此高龄还激情洋溢地“冲锋陷阵”于艺术创作的第一线呢？

秦怡告诉我，这几年市场上商业片比较多，但听周围人的评价，好看的不多，“虽然我已经退休了，年纪大了，但还是觉得有责任，应该做点事，还是想着能不能拍些思想性、艺术性、可看性三结合的戏，塑造具有崇高风范的人物，反映小爱与大爱的问题，体现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等，让电影更加百花齐放，也借此潜移默化地帮助人们提高思想水平。”

曹鹏坦言，他之所以亲力亲为，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交响乐团的演出大都是公益的，没钱请指挥，所以再累他也坚持排练演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之前就提出的“交响无业余”理念，“指挥业余学生比指挥专业院团还难，因为业余的是一张白纸，而交响乐要求非常高的水平，若教得不好，把乐团搞得乱七八糟，还不如解散，把孩子们美的理念都损坏了。因此，业余的孩子需要更高水平的人指导，我自己也愿意各方面培养孩子。艺术是不能偷懒的，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有所得，孩子们有所得，社会有所得。我现在对社会上一些吵吵闹闹、大歌大舞的表演是有看法的，好像在耍弄、误导听众，并没有把青年人带向高雅的方向。”曹鹏说道，他认为现在社会上很多弊病，追其根源就是缺乏文化，他希望通过高品质的音乐会，培养高素养的听众。6月29日的公益音乐会结束后，成千的观众离席，现场草坪无一片杂物，青草悠悠。“这点我非常高兴，这是上海的素质，体现了上海的文化。”曹鹏笑着说道。

在秦怡和曹鹏眼里，作为受人尊崇的公众人物，作为艺术家，需要在专业素养上不断精进，创作出高品位的优秀作品，并且用艺术感染人们、启迪人们。

“当年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一首诞生于抗战时期的电影主题曲成为今天全国人民传唱的不朽国歌，可见我们文艺作品的精神力量。”赵实说道。在座谈会上，她建议文艺工作者要树立高远的艺术理想，把中华传统美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作品中，将自己的艺术追求与时代发展、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把中国梦作为艺术创作主题，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共同讲好中国故事，抒发中国的情怀，“文艺既有娱乐的功能，更有认知、教育、审美的功能，在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艺术作品，当好社会正能量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实践者。”

“文艺的作用不仅仅是娱乐。在过去中国国民文化教育程度普遍不太高的年代，为何也有很多比较有公共道德规范、比较有文化涵养的民众呢？那时国民道德教育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文艺作品。一部戏就是一部教导为人处世道理的教材，演员犹如教师。今天，教育普及了，道德教育很充分，而往往舞台上这方面的教育功能倒是弱化了，容易在片面追求娱乐和市场回报的情况下，忽视文艺作品对道德、精神的引领。”宋妍说道，因此她认为，文艺工作者演优秀作品很重要，首先要把角色表达得淋漓尽致，要有艺术上的追求，由此所带来的示范作用是很大的。“沪剧《挑山女人》的主演华雯在台上用情真挚，情到深处，嚎啕大哭，每场演出这样哭对她来说是很伤身体的，但她认为自己在向观众传达精神层面的内容，必须很认真地完成表达。这样的艺术家，人民怎么会不欢迎，怎么会不从她的表演中接受很正面的能量？”

“文化的责任很大，习总书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需要我们文艺家用作品具体化。《挑山女人》就是具体化了的例子。画画也是如此，观众不需要懂太多专业知识，画家把生活中的感悟真诚地反映在纸面上打动观众就是好作品。艺术家的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就是用作品说话。过去的‘苦难与辉煌’、今天的‘责任与担当’、未来的‘追求与梦想’是我们要坚定的主线。”施大畏说道。他的大幅画作《长征》经常在国内外展出，也经常被问到，为何要画这幅画。施大畏回答：“长征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还有一点，它体现了人求生存情况下的极限挑战，这是中国人的精神。”很政治化的主题通过人性的梳理提升到中华民族精神的层面，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也得到了外国观众的高度认同。

在作品中蕴含高尚的艺术品格，传递正确的思想，是不少文艺家追求的。去年年底，著名诗人、散文家赵丽宏的首部长篇小说《童年河》出版，这是专门为孩子写的书。赵丽宏透露，之所以写此书，是因为他认为少儿阅读非常重要，但是现在优秀的儿童文学太少。此外，赵丽宏还主编了很多少儿阅读书籍，他把自己从小读过的好文章收集起来，花了很多精力编成《中华少儿阅读全书》《中国学生必读文库·文学卷》等。赵丽宏的美文颇受教育界青睐，很多文章被收入各种版本的教材中。赵丽宏表示，这些文章虽然并不是特意为青少年写的，但能被孩子们阅读，他很高兴。

作家沈善增表示，因为一直以来对终极关怀的关注、人生意义的探求，十几年前，他自然而然地从小说创作转向了文化学术研究，2001年开始发表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还吾庄子》《还吾老子》等，后在此基础上，又写了《崇德说》，构建了崇德文化体系，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崇德文化。有朋友问他，现在大家都在搞崇力，你如何搞崇德呢？受此启发，沈善增又写了理论应用方面的书籍《人总要回家》《崇德·尚义·尊礼·享福》等，谈论崇德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应用。让沈善增感到欣慰的是，一些青年来信反馈，看了他的书后，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一位1979年生的年轻人，看了他的书后颇有感触，写了4万8千字的入党报告，汇报了他的思想转变与人生感悟。

曹鹏一直致力于高雅音乐的普及

然而，让人无法忽视的是，我们的生活中也充斥着各种低俗的作品，而且不少是一些受人们喜爱的艺术家、青年才俊创作的。近日，著名作家陆天明对演员邓超导演的电影《分手大师》进行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分手大师》真实地打着喜剧、闹剧的招牌展览、把玩、谑弄一些下流的东西。同时，他很疑惑，为何印象中一直很优秀的邓超会拍出如此低俗的作品？由此他也很担忧，影片暴露了一批年轻电影人在取得重大成就后的暂时迷失，“这样下去，年轻电影人往下还会怎么个俗法和烂法？”

如今，很多人认为电影的功能就是给观众减压，让人笑了就好。对此，陆天明反驳道：“天下有‘纯粹’让人开心的玩意儿吗？这种标准是非常有害的。摇头丸、海洛因都能让人开心，我们能容忍吗？所以，一定要问一问在拿什么东西制造开心。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分手大师》就是摇头丸，但他的低俗和恶俗对年轻人的影响显然是不健康的。”

一些艺术家或因价值观混乱或为迎合市场求得快速的“成功”而生产出的粗制滥造之作，其隐藏的低级趣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亚于他们违规犯错所造成的对社会的伤害，这是需要警惕的。

牺牲个人辉煌以成就更大的作品

高雅还是低俗，献媚还是坚守，很多艺术家在面对这些选择时，能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然而有时在艺术道路上，有的选择却很难。

“王汝刚最近缺少创新。”近些年，王汝刚的耳边会出现这种善意的批评。“幸好没有人说王汝刚这个人懒，大家知道我一直是勤勤恳恳在工作。”著名滑稽演员、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团长王汝刚感慨道，“其实我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独脚戏项目传承人，正是年富力强出作品的时候。我在跟年轻人交流时，他们会说，王老师，你怎么点子这么多。其实这都是多年来我艺术实践的厚积薄发，我完全可以用这些厚积薄发的素材编写剧本自己演出，但是我要为整盘棋考虑。最终虽然个人创作上有遗憾，但在我后面有一大批人兴起，即使我心里有委屈，也是很高兴的，因为我看到了剧种的希望。”

在王汝刚心目中，一个演员在中青年时，要在舞台上贡献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但步入中年以后，就要考虑如何为剧种、剧场做些贡献，“这方面我做的工作多一些，既发挥团里老演员积极性，又让青年演员作为演出主体。近几年我们剧团在我的倡导下，推出了好几台戏：《今天他休息》《连升三级》《我的床我做主》，这三台大戏中青年演员都是主要演员。我们团绝对是老演员让给青年人舞台，让他们与观众多交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演技，赢得越来越多的观众。”

在上海昆剧团的研讨会上，我曾听到有专家叹息，谷好好当了团长，舞台就少了一位优秀的演员。“现在正是我唱戏最好的时候，减少演出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吃了二十多年苦，受了那么多伤，就是为了舞台上光彩的那一刻，演员不就是因为掌声鲜花就灿烂了嘛。我无法表达我心里是多么眷恋这个舞台，是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著名昆剧演员、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感叹道。事实上，当时做不做团长，她心里确实有过纠结，这是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她看见过太多团长面临的困惑，包括唱戏，当了团长，明明该她的，她去唱，大家可能就不理解。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谷好好做出了选择：“如果今天我牺牲了舞台，减少了演出，但把队伍带出来了，这也是我价值的体现。”谷好好把热爱舞台的那份劲儿带到了队伍中。“唱刀马旦时，练功挺辛苦的，大把大把地出汗，现在当了团长是心里头大把大把地出汗，这个压力比唱戏压力大得多，要考虑下出戏是什么，今年整体演出收入是否比去年高等等。”为了当好团长，谷好好在工作之余还到高校上课，学习钻研艺术管理、心理学、经济学等。

近两年，上昆的新作新编历史昆剧《景阳钟》获得不少荣誉，包括第五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榜首），剧中主演黎安凭此剧获第五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优秀表演奖，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对于我来说，之前在台上的时间比较多，一直在那享受掌声、鲜花，今天我可能是坐到台下去了，那我就要学会变成为同学、同事送上掌声的人。今天我的同学一路过关斩将拿到梅花奖了，我带的队伍站在全国舞台上，体现上昆新一代年轻人的水平，综合展现上昆文武兼备、行当齐全的优势，我觉得这种喜悦，一点不亚于我自己个人拿奖带来的喜悦。”谷好好笑言。

经过不懈的努力，难得的机遇出现在面前，是抓住机遇向着自己的艺术目标一路狂奔，还是某种程度上放慢脚步，与培养自己的剧团、一起成长起来的队友携手并进，这是一个考验人的时刻。2007年，上海芭蕾舞团青年演员吴虎生获得纽约国际芭蕾比赛第一名后，当场就得到美国芭蕾舞剧院（ABT）的邀请，希望他能去他们团当客席演员。ABT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芭蕾舞团之一，提供的待遇也十分优厚，如果表现好的话，可以一直站在国际舞台。然而，吴虎生拒绝了。吴虎生坦言，当时他想到的是，团里为他花了很多心血、很多时间，他能取得好成绩是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培养他的老师、支持他的朋友，“那个时候舞团走了不少演员，很缺人，拿了荣誉就走这样的行为我是做不出来的，良心上会过意不去。”因此，吴虎生坚定地留了下来。

公共空间不能成为公众人物的泄愤口或作秀场

有人称微博带来了一场“微革命”，自媒体时代打通了每个人表达自己观点的渠道，让普通民众找到了接近名人的机会，同时公众人物也发现了情绪的“宣泄口”，有了自己的“通讯社”。只是人们发现，很多公众人物喜欢在博客、微博中“开炮”，将言论原味放送，大过嘴瘾，却也要承担口舌之快带来的种种后果。

之前，女歌手吴虹飞在微博里宣泄情绪，表示“要炸居委会和建委”，被警方拘留。郭德纲在与其有纠葛的北京台台长王晓东去世之后作诗讽刺“因果报应”，冯小刚因影评人对其电影《私人订制》进行负面评价而在微博中发表七连骂，这些负面情绪不假思索地表达，也让他们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大打折扣。

“有些人在微博、博客、论坛上，动不动就开骂，无端地指责别人，很多文风都是文革遗风，他们的发言不符合公众人物的形象。”沈善增指出。他坦言，自己刚上微博时有点懵了，一批人攻上来无理谩骂，“我不怕他们，坚持讲道理，而且挑了几个实名的大V对质，对于马甲、水军的围攻，我都采用立此存照的方法，统统转发保存，这是最生动的文化史资料啊！公众人物在网络上发言，主要是说给公众听的，是传播真理，不是为了驳倒对方，网络需要理性。”

公众人物显然不能想当然地“降格”，如同泼妇骂街，想骂就骂。既然是公众人物，发条微博、转个帖子，都应该考虑社会责任和良知。那些一言不合、立场有异便网上爆粗口的“网络暴力”，损害的不仅是公众人物的形象，还会给整个互联网舆论环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给众多网民以不良示范。

“人们往往没有机会在生活中见到明星，一般是在艺术作品中认识他们的，因此他们呈现给人们的是特别完美的形象，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模仿他们的一切，他们的感召力是独特的。很多年轻人模仿明星，潜意识里在塑造自我，这在人们受教育过程中绝对是不可小觑的。”宋妍说道，“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价值观的教育还是有所欠缺的，现在整个社会在呼吁加强道德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公众人物而言，除了艺术追求，在社会生活当中，也要意识到自己是承担着社会责任的，要谨小慎微，严于律己。”

钱理群先生批评大学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文化学者王晓渔看来，公众人物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远甚于大学，张艺谋堪称其中的典范。“需要补充的是，‘利己’本身不必完全否定，但是一边做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边唱着《英雄》式的高调，就接近于孔子所说的‘乡愿’了”。

人无完人，明星也会犯错，问题是若演技太好，延展到生活中，一旦丑行被曝光，其巨大反差会更让人厌恶。譬如，娱乐明星的“出轨”概率不低，为何文章的劈腿事件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对其谴责铺天盖地？因为文章之前频秀恩爱，曾在节目中说：“我这辈子最牛的就是，我的女人叫马伊琍！”还给女儿取名“文爱马”，一度令网友感动不已。如今的事件不得不让人质疑他的诚信，厌恶他生活中的作秀。

怎样做好公众人物，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违规失德行为被曝光后，诚恳地向公众道歉，这是亡羊补牢的事情了，公众人物应该在生活中时刻注意一言一行不能逾矩，更要始终表里如一，在道德层面上做出表率。

“当很多荣誉过来时，这时候特别危险，需要更谨慎，有时候很不留意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在别人看来，就会觉得你在骄傲，在炫耀，所以工作中、生活中我是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低调。”吴虎生说道。

“我觉得作为公众人物，言行举止太重要了，你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都代表你的身份。我作为团长，就要更加以身作则，自己都没有把自己管好的话，谁来服你的管。”谷好好说道。她告诉我，即便自己不参演，她也会经常出现在排练现场，“关键时候一定要在，及时发现问题，否则等戏出来了再提，别人会反感，早干嘛去了，不尊重他们的劳动价值。一路跟大家一起走，大家就会觉得很有力量。”谷好好表示，自己的很多理念也是在前辈老师们耳濡目染的教诲下形成的。今年4月的“昆大班”从艺六十周年纪念演出活动上，这些老艺术家又给后辈上了很好的一课。“武旦皇后”、昆剧名家王芝泉已70多岁了，为了这次的纪念演出，她一直精心准备，由于又教课又练功，太刻苦，导致胯一直痛，引发了旧病，只能动手术。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她的脚还没有完全恢复，拉着学生谷好好的手坚持上台演出。“还有其他很多老师，年纪大了，身体都不好，但他们在舞台上何曾让你发现过他们是带着伤病的，他们把最美好的时刻奉献给观众。”谷好好感慨道。这些老艺术家对舞台、对艺术的热爱，给后辈极大的影响，他们传承下去的不只是戏，还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艺术精神，宝贵的价值观。

“在一个团体里头，你对工作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会对周围人产生影响。有时可能是生活中很小的细节，但很重要，为何一些中国人去境外旅游，引起别人的反感，实际都是很小的不良习惯。我自己从不说空洞的、言而无信的话，说话算数也是每个人应遵守的最基本的社会准则。言行举止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展现，道德修养的体现，因此，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也要从小事做起，从而影响身边人，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正面的力量。”奚美娟说道。

平时，我们总能看到秦怡光彩照人地出现在各个场所，参加很多的公益活动，殊不知此时的她往往是饥肠辘辘。私下她曾告诉我，因为有腹泻的隐患，早上要出去她就不吃早饭，下午要出去就不吃中饭，虽然这对肠胃很不好，但为了工作，只好让肚子“受罪”。几十年来，秦怡每天都会看报，不断学习，如她所言“年迈的脚步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曹鹏忙得“一周工作八天”，他对人们说：“有生之年，只要我身体好，你们赶紧用。”面对前辈这样无私的奉献精神，那些公众人物中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知是否会感到羞愧。

公众人物如何抵御各种诱惑

在为公众人物犯错的辩解声中，有一种声音是，他们身处环境太复杂，面对的诱惑太多。诚然，公众人物面对着的各种诱惑远超常人，但这不足以成为他们犯错的借口。同样面对名利的引诱，为何有些名人视若浮云，有些名人趋之若鹜？盖因价值观的不同。

赵丽宏很多诗歌、散文，人们耳熟能详，其实他的书法也是功力深厚，曾有人想专门为他搞个拍卖会，拍卖他的书法作品，5万元一张，并已经找好了买家，但赵丽宏一口回绝了。“我觉得这个是炒作，我的字为何要卖这么贵？真喜欢我的字我可以赠送，不会专门去炒作。也曾有企业出很高的钱，让我写文章，我肯定不会写。这是做人的准则。”

“艺术领域基本会面临三个诱惑，第一个诱惑就是七八十年代的出国潮，很多优秀的艺术家都出去了，到国外发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产生了中国艺术如何坚守本土文化精神的困惑；第二个诱惑是，当代艺术出现以后，使我们陷入了在多元表现形式下艺术判断的困惑；第三个诱惑就是市场经济诱惑，在文化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让我们面临纯粹的艺术创造和商业化的市场运作之间的困惑。这些困惑有时会让我们变得浮躁，缺失了干文化事业的淡定、从容、自信；会使当今的艺术作品不免出现快餐化、娱乐化、商业化的现象，会使我们的时代缺失能感动世界的优秀作品，弱化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话语权。”施大畏指出。他告诉我，自己也曾有机会出国，后来坚守了下来。“我是老三届，工人出身，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当时工人师傅、组织的支持，离不开社会、人民的关爱，现在我就要有所回报。其实，国外很羡慕我们的艺术家，有资金，有地位。我们艺术家有那么好的时代，社会厚爱艺术家，艺术家怎么厚爱这个社会？对艺术家来说，要有生活的积累，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担当，要有一颗爱心，心里应该有个太阳，才能照亮自己温暖别人。”

在演出片场，奚美娟会劝告演她儿子女儿的年轻人：“不拍戏的时候，你就看看书。现在不少人不认真工作，光想出名；你一认真，马上就出来了，再傻的导演都愿意好的演员来演这出戏啊。你好好把业务钻研好，你不就受到关注了？”在影视圈，变数很大，可能一个机会之差就会让表演专业的同班同学地位悬殊，如何面对这样的落差呢？对此，奚美娟表示：“要接受这个现实，这个行业就有这样的特点，没有量化的东西，但是昙花一现也许很容易，细水长流、让人家认可你的艺术价值很难。我们行业里最后拼的是文化，真正能站在那里称得上艺术家的，不可能是虚度年华的人，因此从长远看，也有某种公平在那里。”

如今，在影视界，一线明星片酬过高，直接导致影视作品成本不足，后期制作粗糙的现象已遭到多次炮轰，对此秦怡也有所耳闻，“有很多资金流到个人的手里，戏想搞得好一点就困难了。现在极少数人已经达到这个高度，要把片酬拉下来，也是很困难的，他们觉得顶尖的人酬金拿最高，很神气，少拿了就难为情了。只有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才能改变这个问题。我们很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集体观念是很重的，影视也是综合性的艺术，不能光靠一个人，不可能一个人出道了就不得了了。作为演员，不能只是我的戏演好就行，还要加强学习，艺术价值应该高于物质价值，还要愿意去帮助他人，提高他人的水平。”

相比影视行业，戏曲、曲艺行业可谓清贫，这也导致很多戏曲、曲艺演员为“改善生活”而改行。如何留住这些人才呢？王汝刚表示，要用荣誉、事业上的成就感留住年轻人。近些年，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青年演员成为了“红花”，老演员甘当“绿叶”。除了思想上的引导，剧团对青年演员的管理也比较灵活、宽松，在本职工作做好，有空余时间的情况下，允许拍些综艺节目，以提高个人收入以及知名度。

吴虎生是国内年轻的金牌演员、响当当的“芭蕾王子”，但从大众知名度和薪酬上而言，定比不过影视明星，其实他也有很多曝光的机会，很多电视节目也找过他，但他都拒绝了，“我很清楚，一旦涉足多了，自己的本职领域就会有损失，因为人的精力就只有这点，其他方面放多了，外行看不出，内行一眼即明，肯定会受影响。我只想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芭蕾事业上。”

公众人物的良知与社会大众的良心

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内圣”，主要是从人内在的心性道德修养而言的，而“外王”是从人的社会功用而言的。一个有追求的人，应该“内圣外王”。当今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迫切需要公众参与的时代，而公众人物往往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更应该努力追逐良知、正义、真理等公共价值，积极关注社会，投身公益事业，并利用自身影响力，积极引领更多的人参与到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中。

近日，上了一辆出租车后，奚美娟就与司机闲聊起打车软件，她说，身边好多人认为有了打车软件后，特别不方便，明明有空车却招呼不到。“你怎么会那么认为啊，没有人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更好了啊！”司机露出非常惊奇的眼神。

奚美娟对我说，“要不是跟这位司机聊天，他还以为大家都非常欢迎呢，这种误解，不跟当事人去聊天，是不会知道的。实际上，作为演员要关注社会生活，要丰富自己的见识，有所感悟，同时这也是演戏需要的生活储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奚美娟经常会从生活的细节中发现问题，提出提案。

赵丽宏坦言，自己的创作源头在于心灵，当心灵感动了，有了创作、表达的欲望，才能动笔。而心灵感动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阅读，另外一个就是生活，认识不同层面的人，深入了解社会。他觉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有社会责任的。赵丽宏注重阅读，只要有人请他做讲座谈谈阅读，他是不会推辞的，他很高兴地看到，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还有不少人愿意安安静静地听讲座。如今，在两会上有很多“明星”委员，但不少只是挂个名而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赵丽宏觉得既然当了，就应该尽点责任，他提出的提案，定是平时一直在观察的，经过思考的。

作为市人大代表，王汝刚一直很关心老艺术家的生活，他看到身边很多老艺术家，由于离休比较早，退休工资很低，就向领导及时反映，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一批上海的老艺术家有了补助津贴。现在王汝刚又在关注整个社会的养老问题，同时一直在呼吁保护上海话。此外，王汝刚还是上海慈善基金会的初创者，形象大使，是基金会的荣誉理事，王汝刚很热衷于慈善，同时他还鼓励团里青年演员一同参与，“一旦请他们参加慈善义演，都很积极，回来感触良多，对他们很有帮助。”

当然，要“内外兼修”“内圣外王”，这是做人很高的要求，处于风口浪尖的公众人物要做好表率，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监督。

2012年，中国文联正式向社会发布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公约》，文艺界核心价值观是：爱国、为民、崇德、尚艺。针对近期个别影视从业人员因违法事件屡被曝光，日前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向全国影视工作者发出倡议书，呼吁影视工作者要洁身自好，增强法律意识，加强行业自律。

奚美娟认为，目前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被媒体夸大了，放大了负面的部分，形成了一种误解，让人认为影视演员要在影视圈立足就需要接受潜规则，需要炒作。刚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年轻人，没有太多的判断力，通过媒体信息，就以为自己要成功就只能那样，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误导。“我感觉圈内的风气大部分是挺好的，我碰到的年轻人都非常用功，跟我谈戏能谈半小时、一小时以上。我们互相交流，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就是他们向我推荐的。因此媒体也有很重要的引导风气的责任，要发现那些业务好、有追求的年轻人，多多宣传他们。”

目前，很多媒体以及观众确实对那些高调的、爱作秀的明星“宠爱有加”，即便他们犯错，也能轻易获得谅解，依然受到一些媒体的吹捧，疯狂粉丝的追捧。“社会不能因为某些名人有一技之长，就容忍他们在社会公德上出问题，放任他们在公德上的瑕疵，在文艺界应该形成一种舆论氛围，绝不能姑息对社会公德有所损害的行为。上海文联所属协会的会员，特别是理事会、主席团的成员，包括因年龄原因退出理事会和主席团的艺术家，是社会关注的人群，他们在践行培育核心价值观方面作用很大。我们要注重唤醒艺术家对示范作用的认识，提醒他们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不以善小而不为。上海法制比较健全，文化底蕴深厚，希望上海文艺界在社会道德建设方面，有所示范。”宋妍指出。

在很多演出场合，善良的、不计报酬的“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往往只获得几千元的报酬，而一些趾高气扬的、追名逐利的娱乐明星却得到了十几万元的演出费，这样的不公平也往往伤害了那些默默奉献的艺术家，伤害了文化。其实，“如何做好公众人物”和“社会大众托举起怎样的公众人物”是相互的。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各种诱惑、多元价值观的出现，不仅是对公众人物的“良知”之考，也是对社会大众的“良心”之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