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仲文

杨仲文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摄影系，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电影与电视制作及评论。先后任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特技摄影助理、上海电影艺术中心（筹）主任、银星宾馆副总经理。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学会（SMPTE）会员

文革中有位老前辈庄老师（恕我不写他的全名）痛心疾首地自我批判道：“吃错了头一口奶，进了电影厂这只大染缸。在文艺黑线下面拍了许多毒草电影，幸亏《延安文艺讲话》挽救了自己……”

庄老师没有吃过这头一口奶，他是后来才调进上影厂的。当年上影拍过几部戏曲片，底下老百姓叫好，上头中央有几位老戏迷大领导也说好。厂里再接再厉，就从戏曲界物色了一位编导方面都比较过硬的导演到厂里来加强创作力量。庄老师就从文化局某剧团调到了电影制片厂。

1962年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拍出好片子来鼓干劲，争上游！这种形势下，庄老师也就坐在边上紧跟形势没事干。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电影厂执行“一号通令”，下到了奉贤五七干校，庄老师跟我挤在一个小草棚里。因为我们要半夜三点钟起来烧开水，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这间小茅屋就成了我们的双人宿舍。

文革前，庄老师经常挂在嘴上讲自己是一名“电影战线上的新兵”。谦虚是美德，可谦虚过头就是虚伪。对厂里的任何人和事，庄老师总归用老派男人带点苏州口音的上海话说：“蛮好，蛮好。”这“蛮好”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语，加上他说话时的谦卑态度，背后大家就讲他这个人“虚伪得不得了”。拿我亲身感受来说，觉得这算不上是电影厂的排外，也不是对他的个人偏见——那是厂里又在拍戏曲片时，我在这部戏里工作，摄影棚里搭了一堂景，连我这种初出茅庐的小子也觉得这堂布景色彩堆砌太多了点，用电影厂的行话来说，“好像五颜六色水果糖”。现在很难见到这种小小一卷的廉价水果糖了，为了吸引孩童，这一片片糖果是染成五颜六色的。一个艺术作品弄得五彩缤纷却很低廉，上海人，尤其电影厂里的人讲话促狭，褒贬之意不言而明。可是在摄影棚里当着这位美工师的面，庄老师却谦恭地说：“蛮好，蛮好，交关好。”更有甚之，布景中有一副对联挂着，也是这位美工师自己龙飞凤舞地书写的。他的字是写得好，但从书法的传统规范来说，不得不讲是一手“招牌字”。这又是电影厂里的行话，意思是招牌店里的老师傅写的，匠气太重。这是厂里一些会写毛笔字的人背后给这位的评价。庄老师讲完这堂布景“蛮好蛮好”以后，又对布景廊柱上的这副对联的字谦恭地一再说“蛮好蛮好”。当年我在边上听着，就觉得大家讲庄老师“这个人虚伪”是真实的。

我同庄老师不在同一个部门，在厂里跟他打交道不多。下到干校一起烧火做火头军，尽管睡一屋，大家依然交流很少，恐怕是因为我对他依然存有成见。

过几天大部队回上海休假，四天以后庄老师也回到干校。大家见到他脸上有一处肿起来的瘀青，庄老师嗫嚅地说是回上海孵混堂（泡澡堂）晕倒了在地上摔的。我叫他去干校医务室看一看擦点药，过了一天他也没有去。我想他大概胆小怕事，就去医务室取了消炎膏回来让他抹在脸上。又过了两天，我问他好一点了吗，却见到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开了口，说是“被儿子打的”。

我说：“现在又不是运动初期，你儿子也犯不着为了跟你划清界限打你啊。”庄老师叹了口气说：“这个儿子不是亲生的，是老婆带过来的。”原先他跟老婆两个人住一个统客堂前后两间，前间光线明亮带天井，后间阴暗连厨房……

我说：“上海的里弄房子底层大多是这样的布局，你跟儿子一人一间，凭什么他要打你呢？”

庄老师说，文革来了刮起抢房风。庄老师怕自己两个人住两间会被人家抢，就商量着叫儿子搬过来住，庄老师住前间，儿子住后间。可是这次回上海休假才知道，儿子自说自话搬到前间，将庄老师夫妇赶到了后间。大家争执起来，做娘的数落儿子不是，儿子一把就将老娘推个大跟斗。庄老师忍不住说“娘辛辛苦苦一个人带你大，你怎么可以对她这样子？”儿子一怒就打了庄老师脸上一拳头。老娘爬起来护着庄老师说：“要打先打死你个娘……”第二天儿子不罢不休，硬逼着庄老师交出房票簿和户口簿，要改房主户主都是自己的名字。庄老师说，“我把户口簿房票簿全都带到乡下五七干校来了，真不知儿子在上海会闹成个什么样子。”讲罢已是老泪纵横唏嘘不已。

我思考了一下就说：“请工宣队出面，打人总归是不对的。”我就带着他去到工宣队办公室找到了吴师傅。吴师傅以前是大明铁工厂的工会主席，政策水平蛮高，对待我们这批知识分子还是很讲改造利用政策的。吴师傅叫庄老师坐下来讲，庄老师就是不肯坐，从头到尾在工宣队办公室里站着。听完庄老师的申诉，吴师傅就说过两天到上海去的时候找那个儿子谈谈。没几天老吴师傅从上海回来对庄老师说，我们以上影厂工宣队的名义对你儿子讲，现在你住的房子是属于上影厂的，目前的使用情况不能随便更改，等运动后期庄老师有了结论之后再作重新分配，所以房票簿户口簿都不能更改名字，你再吵回到你自己原来住的房子里去。

这样，庄老师就同我接近了起来，熟悉之后我觉得他并不虚伪，“虚伪”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是可憎不如讲是可怜。

打这以后没旁人的时候，庄老师的话就多起来了。我最喜欢听他讲过去梨园界的一些轶闻。他说年轻时他写幕表，一个人住在戏院后台的偏屋里，某位大师是吸鸦片的，就躺在他小屋的单人床上抽，跟包伺候着，抽足了才上台。弄得这间小房间里全是鸦片味道。他对我说，鸦片的味道其实闻闻真是香啊！又说某大师很怪，来唱戏还自带一只红漆马桶，马桶藏在一把专门的椅子下面，椅子四只脚用绣花的布幔围着。马桶就放在庄老师的小间里，好在只准他一个人偶尔用用，还洒了双刀牌消毒臭药水，所以并没有什么臭味。不过他们都很客气，麻烦你了总归给赏钱，而且给的不少。他又讲，某女伶喜欢穿外国人的骑马装，头顶鸭舌帽，白衬衫小背心，底下紧身马裤高筒靴，外加一根细细的英国马鞭子，有事没事在自己的马靴上抽得啪啪作响，道具齐全，派头十足。上台换戏服了就把这套衣裳脱在庄老师小房间的床上，弄得房间里“夜巴黎”香水气味浓郁得勿得了。又讲伶人们的跟班常常会提一个细竹丝编的长方形提篮，里面总归有一把白瓷小茶壶，天冷外头还有绣花的棉套子捂着保温。壶里泡的是千年野山参，演出期间呷上一口补补气的。这把茶壶看得很牢谁都不能碰，生怕有对头在里面放哑药，不过哑药是什么谁都没有看见过。这个提篮里有人会放点“翠文斋”的精致点心，也有人放外国饼干，还有个人放一碟藕片，上面用条冷开水浸过的毛巾盖着。他又说，有位女伶提篮里放一个绷架，候场时会取出来绣上两针。她还有几本小人书，得空就拿出来翻翻，看到有不识的字会问庄老师。庄老师后来就买了一套夏丐尊、叶圣陶编的《开明国文讲义》给她，教她读书识字。当年这套书是贫苦青年的自学读本，老一辈的文学青年当中，许多人就是读了这套开明书店编印的语文课本而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大概庄老师讲这些话的时候，不经意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似水柔情吸引了我，他从我的脸上读出了什么吧，就话锋一转说，“某大师演出时他的太太一定端坐后台压阵，赛过今天的艺术总监。大师上台前要在太太面前立一歇，有时还在她的示意下转一圈看看，然后低低一声‘行了’，大师这才迈步走上台去迎接‘碰头彩’。另一位大师陪来的是一位小太太，听说大太太是小脚，老在家里很少出门。这位小太太是洋学生，娇美活泼可爱，对谁都是一声：‘辛苦您哪！’边上还陪着一位面目阴沉少言寡语的老妈子，据说是替大师‘保护’这位小美人的。”

庄老师也替我开化了不少戏曲知识。他说古时称编剧为“才人”，演员叫“路歧”。这都是书上记载的。他又说，古语曰“无限情由，无穷关目”。在戏曲里“关目”就是设置在剧中的重要情节，所以化出俗话来就叫做“卖关子”。庄老师还讲，他写的“幕表”就是“分幕分场表”的简称，其内容是列出每一幕的剧情提要，由演员据此在舞台上即兴演出。以前戏曲没有正规的演出剧本，所以每场演出的剧情常有变动。有了幕表之后就有个框框，否则就容易离谱了。这种幕表贴在后台靠上场门的墙上，用一张大红纸毛笔字抄出。识字的人自己看一遍，不识字的请人代念一遍，自己默记在心。锣鼓一响，粉墨登场。每个演员都要根据幕表上的剧情提纲自己编词定唱腔，走台步，定服装化妆，一台戏就这样串演下来了。解放初，有些剧种还是一直沿用幕表来串戏，直到由当时的文化部领导了戏曲改革，幕表才进化成正规的剧本。时至今日，很少有人知道幕表是什么了。

大家陆陆续续从干校回到电影厂以后，有天他特地到我们车间来看我，说：“我特别珍惜在干校伙房的这段革命友谊啊，我是来叙叙旧的，小杨同志。”俩人说着说着我忍不住就讲：“你在隔离室里有没有收到过从门缝底下滚进来的一支空的圆珠笔竹笔杆（早期的圆珠笔杆不是塑料的，是细细竹竿做的）？我还故意在门外咳嗽了一声。”庄老师十分惊讶地说：“原来是你，那时候我们还不熟，你的声音我没有听出来……”我为了坐实这件事继续说：“空笔杆里我卷紧了一张薄薄的香烟锡箔的衬纸，上面写着‘想一想，死不得！’那几个字我是用左手写的，歪歪扭扭的叫人认不出来。”庄老师激动起来，“是的是的，是用铅笔写的。”我卖弄地说：“铅笔写一次磨损一次，多画几个圈圈就再也追寻不到证据了。”庄老师说：“铅笔芯是石墨做的，吃不死人，我嚼嚼碎将你的小纸条吞到肚子里去了。”他拍拍肚子说：“后来的日子再难过我就摸摸这儿，‘想一想，死不得！’我一定不能死。那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他的眼睛有点湿润了，紧紧拉着我的手说：“老弟台，谢谢你救了我一命，来世勿忘。”我为了调和一下气氛就说：“你也该谢谢专案组的几位，他们日夜加紧看守叫你死不得，功德无量。”那个时候审查对象对革命造反派还是有股怨气的。

打这以后庄老师一见我就亲热地招呼：“老弟台，今朝子老太婆屋里烧好一砂锅红烧肉，阿拉咪咪小老酒……”我推辞不去他就会在厂门口42路汽车终点站站头上等我，定规要拖我去。既真诚又热情，是谓人久见人心啊。一次喝酒吃肉之时，庄老师说：“解放前南京城外有处燕子矶，一些殉情或者生意失败的人喜欢从燕子矶上面跳到长江里。因此上山途中就立有醒目的告示牌，写的就是‘想一想，死不得！’。”我诧异地说：“真有这么巧？”庄老师又说“解放以后这个告示牌应该是拆掉了，老弟台你年纪轻是看不到了。”我有点激动地说：“但愿我们再也不要看到这块牌子，来，小弟借花献佛敬你老哥一杯，干！干一口。”

庄老师解放前帮戏馆老板写幕表，这个老板是上海滩上一个大流氓，当然也有国民党背景，不是这样的身份也开不了戏院。解放前夕老板逃到了台湾，此地给他戴了顶“文化特务”的帽子。那么，在他手下打工舞文弄墨的庄老师也必定是个文化特务，当时这个革命逻辑是普遍真理。与庄老师平日里是否“虚伪”确实无关，他在隔离室里写的交代没人相信，于是他就想到了死。一天上厕所时，他不知用什么姿势将自己的脑袋朝抽水马桶用力撞去，正如后来批判他长着一颗“花岗岩脑袋”一样，尽管满脸是血，他倒脑袋不破人没死，马桶反而被他撞裂了。除了“顽抗到底自绝人民”以外，又添加了一条“破坏公共财产”的罪名。最后，头上缠满了纱布的庄老师，对着这具被他撞破了的马桶低头认了半天罪，又被押回了隔离室。我绝对不是一个什么“人权斗士”，只是根据自己在文革前当了几年社教四清工作组秘书的经验，庄老师罪不当死，大不了判个管制分子在厂里监督劳动。人要自杀了就是死证，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名，这就害苦了自己的家属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于是从隔离室门缝底下滚进这张小纸条劝一劝，可千万不能再拿脑袋去东撞西撞干傻事了。

后来的小聚中，一次他认真地说：“你老弟台下次只要带一张嘴巴来就行了。”我说尽用你的退休工资讲不过去啊，他嗫嚅着说：“我有……有稿费。”我连忙说：“恭喜恭喜，大作发表在什么刊物上？容小弟拜读一番。”庄老师又吞吞吐吐地说：“不瞒你老弟台，我现在在帮人家做枪手写剧本。”叹了一口气说，“你老哥哥一生一世没出息啊，讲出去真坍台。”看到他痛心疾首自责自备的样子，我心想这是一个虚伪的人吗？是真性情人啊！

我连忙安慰他说：“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你付出劳动应该得到报酬，不要自责，老弟我非但理解而且支持。尤其是我知道你做枪手也是当作写自己剧本那样呕心沥血的……”我不安慰他还好，岂知这么一说，他放下筷子，停了一会痛心疾首地说：“老弟台，我有时写不出了只好抄袭啊……”我说不出话了，抄袭别人的作品，我还能讲什么？

庄老师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来了，又连忙分辩，“不不不，我还没有那么下作，我不是抄袭别人的作品。你听我说，老弟台，我一是从报章杂志当中找出故事情节人物语言；二是从中外书籍中摘出相关的内容，变化一下场景，还有年代等等；三是我用心思将它们化得人家看不出来……”我突然记起了，以前人家对他“虚伪”的评价是何等的不公！古今中外很有那么几位大师就是组织了文艺作品生产流水线，据说巴尔扎克、大仲马都曾是雇主，下面有一帮枪手，顶多最后成书时由他们自己统统稿。他们心安理得坐享大作家名声，今天庄老师真大可不必内疚。古人早就说过，“天下文章一大抄矣”，这个知识产权官司真不好打。就拿大仲马最出名的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来说，达特尼昂出场，从乡下到巴黎投奔权贵的一大段，甚至连主人公邂逅美女的桥段，他是抄袭了梅里美的小说《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这两位大师差一年出生同一年死去，梅里美在1828年到1829年之间写出了《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而大仲马是1840年以后才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差了十年的作品谁抄谁不是一目了然吗。我国特有名的作家有部作品一出来我就觉得他有抄袭之嫌，最后他总算羞答答地承认了是“参考过”。这本书我上初中时就看过，而且劫后余存仍然立在我的书架上。唉，庄老师又何必如此自责？我前面讲过谦虚过头就是虚伪，他的老毛病改也难。

庄老师写剧本认真有质量，不斤斤计较稿费，因此生意源源不断。很快就积够钱置了房子，跟儿子分开住后庄老师夫妇心情愉快很多。后来韩国整容风袭来之时，不知是谁竟然撺掇庄师母去整容。我是文革后去他家才看到她的，庄师母是无与伦比的贤妻良母，只可惜是一脸的麻皮。但是拍个中景以外远一点的画面的话，庄师母真是五官端正、仪态端庄。所以庄老师边喝酒边同我商量此事时，我就说攒了这么多稿费干什么？拿点出来报答师母是应该的。庄老师却说“看惯了突然换只面孔，半夜里醒过来勿晓得勒啥场化（地方），还以为自家得了老年痴呆症……”我禁不住讲他，“你这一辈子就是顾前想后什么事都是一个‘怕’字！你怕什么？怕师母丢掉你再去寻找第二春？”庄老师连声说：“格个勿会，格个勿会（这个不会）。”端起酒杯来喝了一大口，一下子脸红了起来。

庄师母有半个多月不出门，因为手术后脸还有点红肿。不过真佩服韩国医生妙手回春，庄师母脸上除了一些比较深的天花疤痕还留有几个小凹坑以外，一张脸平整了许多，而且十分细嫩。他们两个人欢天喜地去影楼拍了幅双人大照片回来挂在墙上。那天庄老师自己敬自己一杯说，“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当然也陪了一大杯，说：“枯木逢春，否极泰来。”现代科技进步，人是可以革面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发明出洗心术，把良心洗涤一下。

庄老师躺在华东医院出不来了。一天对师母说：“我待你儿子怎么样？”师母说：“真个好，小赤佬介無没良心，侬拿老房子拨勒伊。”庄老师又对我说：“勿好意思麻烦侬，老弟台，只好托拨侬了……”

按照他的指示我去到某剧团，人家对我说这位女演员已经故去了。我就要了她的家属的联系地址，最后见到了一位卅几岁的男子。一见到他我就知道找对人了，上海话讲“一只模子里刻出来格”。其子如父，没有错。

在医院里父子见面，就像电视剧一样，两人都泣不成声。后来庄老师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存折给他，儿子不肯收。庄老师说，“侬拿去买房子，头期肯定够了。多下来送小囡去外国读书，格点铜钿恐怕还勿够点，爸爸無没用场（没本事），对勿住侬……”

遗憾的是我怕庄老师伤心一直没有问他，儿子的妈妈是不是那一位在后台有空绣绣花，还喜欢看小人书，跟庄老师学过文化的美丽花旦。想想没错，应该就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