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智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贵阳 550018)

乡村教师是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基础教育的重任，因此乡村教师的生存境况直接关系到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就目前而言，我国乡村教师存在着社会地位低下、权益得不到保障、经济收入偏低、自我认同感不强、职业倦怠等生存窘况，这直接影响着我国乡村教育质量。造成乡村教师生存窘况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与自身两方面。乡村教师作为社会的准弱势群体，几乎不能直接促使社会提升其生存质量，因此只有立足于自身，开展自我救赎，为自身生存质量的提升做努力。

一、乡村教师自我救赎的内涵

(一)救赎论。“救赎”是基督教神学话语体系中的常用词汇，是基于基督教的“原罪”而言的。“原罪”是基于这样的必然假设，即罪先于人类而存在，因此，人类为洗清罪名，需在尘世间受苦受难以赎罪。这是关于“救赎”的最原始解释。经过中世纪神学家的论证与发展，基于基督教原罪论的“救赎”观演变为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救赎论。“救赎”论是以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和先信仰后理解为理论前提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原罪说、赎罪说和拯救说［1］。原罪说、赎罪说与拯救说三者之间遵循着这样的逻辑:原罪说是救赎论的本源，人类不服从上帝安排的关于宇宙的美善和秩序，误用自由意志，擅自窃取智慧，因此人类具有原罪。原罪不是后天犯下的，而是生命中原定的。正因为人类具有原罪，所以人类要得救，必须向上帝赎罪，这是赎罪说的内涵。犯有原罪的人丧失了自由行为能力，其自身无法赎罪。因此，需通过“神人基督耶稣的死做出无限量的功德，再把他的功德转让给人类，使人类得到拯救”［1］(P900)。

(二)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在人类拯救自己的逻辑关系上，人本身对自我的救赎是无能的，因此需通过自己的世间苦难来获得上帝的怜悯，这样上帝才能拯救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自身是拯救的发起者，由于其自由意志受到压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只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赎”，向上帝去“赎”。获得上帝认同之后，上帝再实施救的行动。救赎事实上包括两个行为主体:人类自身是“赎”的主体，是“赎”的行为的发起者;上帝是“救”的行为主体，是救的行为的发起者。“救”与“赎”本身是无法分开的，“救”以“赎”为基础，“赎”以“救”为目的。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是基于乡村教师自身的生存困境而言的，指乡村教师通过自己的行动以提升自己的生存与生活品质的行为。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乡村教师自身生活并不幸福，同时外界对乡村教师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度不够，因此乡村教师需要通过自身的行动实现自我救赎。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包括两种行动，即“救”与“赎”。“赎”是乡村教师为提升自身生活品质所开展的行动，“救”指乡村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修养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或通过引起社会的关注让社会来提升他们自身的生活品质。“赎”的主体是乡村教师自身，而“救”的主体是乡村教师自身与他者。“救”是乡村教师行动的最终目的，“赎”是乡村教师为获“救”而采取行动，通过“赎”的行动，乡村教师最终从现实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其摆脱困境的过程也就是生活品质提升的过程。基于乡村教师生存困境的救赎行动要落到实处，切实为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生活品质的提升服务，需分析乡村教师生存困境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才能落到实处。

二、乡村教师的生存困境及其成因分析

(一)虚高实低:传统文化赋予教师的社会地位。尽管社会主流文化总是在提倡尊师重教，但似乎教师的社会地位与主流文化对教师职业的赞颂与宣扬并不相称，从而形成虚高实低的乡村教师生存状态。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国家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同时国人对后代的教育也得到加强。教育的勃兴呼吁教师的社会地位需要提高，以此保证教育质量。在这样的教育思潮的推动下，似乎教师的社会地位因其对教育本身的重要价值而得以提高。就实际而言，教师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从而形成教师社会地位虚高实低的状态。有调查显示，表面上教师社会地位很高，实际上乡村教师社会地位低，一些政府部门的人都看不起教师［2］。政府部门是提升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倡导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乡村教师实际社会地位低下的缔造者。追根溯源，此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受到我国传统文化中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官本位文化是权力至上的控制型文化，而非服务型文化。处于统治阶层的人员拥有社会主流的话语权，从根源上控制着教师的升迁、流动、待遇等。相比而言，教师则很少具有话语权，并处于被控制、被管理的地位。鉴于以上分析，乡村教师“虚高实低”的社会地位可视为是社会文化自身强加给乡村教师身上的“原罪”。面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强势性，乡村教师只有通过自身的行为去赎罪，从而获得拯救，以还给乡村教师符合其自身社会价值的社会地位。

(二)实收偏低:社会赋予乡村教师的经济收益。经济至上主义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从现代化的程度而言，我国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乡村的现代化程度还很低，因此其仍处于经济主义思想萌发或盛行的区域。在以现代性为特征的社会中，“带来地位和权力是金钱的主要功能，因而，财富的明显不平等就意味着在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3］(P48)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低不仅影响其生活质量，同时也影响其社会地位。乡村教师工资收入偏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同行业城乡之间的差距与同一区域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上。首先，就同行业之间的城乡差距来看，城市教师的收入明显高于农村教师。根据国家教育督导团的统计，“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其中广东省小学、初中农村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仅为城市教职工的48.2%和55.2%。2006年与2005年相比，分别有13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小学、初中城乡教职工工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不利于农村教师队伍稳定。”［4］(P3)其次，就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的比较来看，乡村教师与其他行业人员之间的账面工资相差不多，甚至教师工资还偏高。然而，其他职业通常都属于权力的部门，因此其可以通过权力获取一定的隐性收益。乡村教师的实际收入偏低并非因为乡村教师自身的“原罪”，而是社会赋予乡村教师这种职业的“原罪”，乡村教师这种“原罪”需要“原罪”的承受者——乡村教师自身团结起来共同去“赎罪”，以此提升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

(三)动力不足: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赋予教师的工作心态。如果说乡村教师的职业带有“原罪”性质，这种“原罪”生发的深层原因是社会主流文化对教师权益的剥夺，是现代个人主义思想在社会领域延伸的结果。面对这样的窘境，乡村教师无力从根源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导致其工作动力不足。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乡村教师对自身职业的不认同，在这种不认同的情况下，教师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时便陷入迷茫状态。有调查显示，当问到“‘如果再选择一次职业的话，是否愿意继续当老师’时，46.2%的农村教师表示‘不愿意’继续当老师，只有22.3%的教师表示愿意，有31.4%的教师选择‘不确定’。有教师表示:‘教师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及社会认可程度并不高，如果有机会再选择职业的话，不愿意继续当老师。’”［5］(P44)乡村教师自我认同感不高不仅影响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对本身社会地位低下的乡村教师的生存境况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以权力文化、经济文化所主导的社会，我们无权责难无权力、无正常收入的乡村教师。乡村教师本身是乡村文明的播种者，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事实上远远超出其所获得的社会地位与收入，当社会都责难乡村教师的时候，似乎社会并未反问社会本身到底给了乡村教师什么。因为乡村教师的劳动所得与劳动付出不成正比，从而使得乡村教师这一职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们的职业倦怠与迷茫的思想与行为也就不难解释了。从教育自身而言，尽管工作动力不足受制于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的影响，但作为教育者，乡村教师的教育奉献精神降低也是导致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因此，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需要从自身的素养出发，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以实现自身生活品质的提升。

三、乡村教师自我救赎的策略

教师本身是人生依附性较强的职业，这种人生依附性主要表现在教师不能直接生产物质生产生活资料，同时也没有权力控制、分配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从而使得教师类似社会的“寄生虫”。乡村教师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与社会交换货币，再利用货币交换其生产生活之所需，因此其生存受制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来改善乡村教育条件，相比过去而言，乡村教师的生存境况有所改善;但是，当与横向的行业之间相比较，乡村教师的生存境况仍不乐观，可见仅就外在的政策环境的改善是难以改善乡村教师的生存境遇的。因此，乡村教师生存境况的改善需依靠乡村教师自身，提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以矫正社会对乡村教师职业重要性认识的不足，促使社会提升教师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文化地位，从而实现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根据乡村教师自身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乡村教师生存境况改善需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端正自身的工作态度。社会地位低下与收入偏低直接影响着乡村教师的工作态度，主要表现为工作积极性不高、职业规划迷茫、自暴自弃、得过且过等现象。从影响工作的所有因素来看，态度占据首要地位，再强的工作能力得不到良好的工作态度的支撑也是难以发挥作用的。因此，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首先需端正工作态度，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树立良好的乡村教师形象，让社会认可乡村教师这一职业。社会的认可意味着乡村教师获得了相应的尊重，其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就有所提升。反之，自暴自弃的工作态度只能加剧乡村教师社会地位恶化。端正乡村教师的工作态度需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乡村教师本身需具备奉献精神。与城市教师相比，除能独享蓝天白云的惬意以外，乡村教师的其他工作与生活条件都无法与城市教师相比，因此从根本上看，乡村教师本身需要做出更多牺牲，这是乡村教师本身作为乡村教师的本质所决定的。二是“守望自己”。在精神信仰失落的现代社会，无私奉献只是精神上或行为上的态度而已，或者只是一种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态度，无私奉献精神的持续需信仰的支撑或引领。我们把乡村教师需要的这种信仰称之为“守望自己”。就实际而言，乡村教师无权力、金钱，社会地位低下，因此他们只有在奉献之中默默地“守望自己”，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才能端正自己的职业心态。

(二)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工作态度是教师自我拯救的前提，端正的工作态度能树立积极向上的乡村教师形象。乡村教师的本质工作是教书育人，因此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是乡村教师自我拯救的核心要素。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教育教学能力是核心，积极的工作态度在乡村教师工作效率的提升中起着辅助性的作用。乡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质量，间接影响着乡村教师的形象。就目前普遍的观点而言，教师的优劣通常与环境是成正比的，即条件越好的地方优秀教师越多，而且越优秀，反之亦然。因此，乡村教师无形中都被贴上了教育教学能力较差的标签。鉴于这样的现状，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需乡村教师自身努力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不仅自己能看得起自己，同时也努力使别人看得起自己。乡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自我探索。教师在工作中不断总结、反思与学习，以此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二是教师之间的互学。乡村教师相互之间要开展各种学习活动，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勉共进，这是提升其教育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三是努力争取外出学习的机会。相关教育管理部门每年都提供教师继续教育的机会，因此乡村教师要努力争取这样的机会，走出校门、乡村去吸收新的教育理念，学习新的教育教学技能。乡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有助于推动乡村整体教育质量的提升，教育质量的提升反过来又能促进社会对乡村教师的认可。

(三)建立合法的乡村教师联盟。教师的工作态度与教育教学能力是从教师个体的视角而言的，教师个体态度的端正与能力的提升是教师自我救赎的最基本的内在条件。在此基础上，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才有可能成为可能。乡村教师群体是由个体所构成的，乡村教师自我救赎并非是个体的自我救赎。真正的“救赎”必须以群体的“救赎”为目的，这样的“救赎”行为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充其量个体能“救赎”自己或者在“救赎”过程中充当英雄的角色，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乡村教师群体的命运。因此，乡村教师的自我救赎需要个体团结起来，自发地建立合法的乡村教师联盟。从影响力上来看，乡村教师联盟的力量永远大于乡村教师个体的力量，通过乡村教师联盟的力量，社会才会重视乡村教师的合理诉求，并最终推动乡村教师自我救赎的实现。乡村教师联盟的教师自我救赎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联盟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乡村教师与社会之间的力量悬殊，使乡村教师表达其合理诉求的声音能被听见。二是乡村教师联盟有助于增进乡村教师之间的相互了解、学习与督促，以此提升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并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最终获取社会对乡村教师更多的认同。反之，社会的逐渐认同过程也就是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以及文化地位提升的过程。

［1］冯 契.哲学大辞典(分类修订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2］石 英，江 波.贫困对教育的呼唤:西部贫困山区基础教育的一项质性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

［3］【美】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4］国家教育督导团.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摘要)［J］.教育发展研究，2009，(1).

［5］罗儒国.农村教师生存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