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和日本，都是处于封建集权统治末期的国家。两国都实行封建政治；抑制和打压商业发展；禁止或限制对外贸易；民不聊生，内患重重。随着西方强国的到来，中日两国的近代化过程被迫开启。在遭遇内忧外患之初，两国都有着本国为体、西学为辅的寻求体制内变革的愿望。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制度变迁是一种交易过程，变迁的发生以及如何进行都受到成本和收益的决定。变迁者选择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据是实施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在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中，体制外变革所实现的彻底的完全的鼎新不但会支付巨大的成本，甚至会带来社会的倒退，导致旧结构的再造，其收益则与预期不符；而体制内变革既有着有序、稳定和交易成本低的优势，又因其有限、渐进触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阻力较小。中国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皆是从体制内寻求富国图强变革之路。但正如赫希曼所言，改革是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将会导致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限制，而非特权集团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会有所改善[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在这种抑制现存利益集团的行动中，来自当权者的阻挠大大提高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中国体制变革之路无疑击碎了低成本变革的优势，一场汹涌而来的体制外变迁遂在相比之下成为首选。

一、中国：从“痛感器物之不足”到“痛感制度之不足”

“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1]杨国桢：《林则徐书简(修订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林则徐在忆及鸦片战争中清军惨败的局面时不无感慨的说到。因此他提出要想战胜英夷，“器良”是第一位的。有感于英军军器之优良，林则徐组织人力编译了《四洲志》以介绍南洋、欧美各国的历史、地理，试图效法之。后林则徐遭流放时，将《四洲志》交与魏源。此时的魏源，曾因参加过对英俘的审讯，早已有了学习西方先进的念头，又痛心于割地赔款之屈辱，遂于1842年底撰就《海国图志》，其主导思想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主导思想，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反响。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战败，西方器物文明的强势使国人无视之甚或拒斥之成为不可能，“痛感器物之不足”的自强派（亦即洋务派）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开始了追求西方器物文明的洋务运动即自强运动。洋务思想的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即将“中学”置于根本地位，以中国固有的制度和文化传统作为根本，“西学”只是一种发扬“中学”的手段，用来弥补“中学”之不足，为我所用，以保存“中学”，维护其统治地位。“中体西用”体现在具体政策上就是只学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不学其制度[2]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中法战争之后，洋务派又认识到治国以富强为本，由求强转为求富。于是，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兴学堂等“新政”也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可是，即便只是这些对器物层面的变革，也遭到了顽固派的非难，变革之路举步维艰。甲午战争中方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样一场将先进器物文明、先进经济嵌入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中的运作，因其制度的陈旧落后，无法深层吸纳并管理先进的生产体系，带来的结果无疑只能是失败的[3]庞绍堂：《抵御、自觉、融合——晚清中西文化观演化之我见》，《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对于中国因制度落后而无法自强有着深切体会的维新派，拉开了制度变革的序幕。梁启超在《论李鸿章》一文中如是说“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两国所以富强之源，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只能事毕矣”[4]〔日〕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可见维新派抓住了中国落后的根本，主张不仅要采用西方的器物文明，而且必须要对制度本身进行变革。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之概论》中明言，甲午战败，使中国人痛感制度之不足。康梁公车上书，建议光绪帝变法，采君主立宪制。可就在光绪颁布变法诏书后不久，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戊戌六君子，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变法失败后，地方立宪运动日渐兴起。地方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的物质积累以及慈禧去世带来的中央权力真空，使地方立宪派的势力迅速扩张。而此时的清廷出于“皇权永固”的考虑，也打算实行立宪。但其实质是以“立宪”的名义集兵权，敛财赋，固行专制之伎俩。忍无可忍的地方立宪派，深感和平立宪已不可能，遂倒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辛亥革命邃然而发。

清末体制内制度变革的失败在后世人们的眼中似乎是注定的。因为东方社会集权专制的政治结构必然导致上层（中央）对整个社会的决定性、统驭性，所以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不可能依靠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推动。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清代，实现体制内变革的极端困难性乃至不可能性。尽管这种变革的交易成本比较低，但是在集权专制的东方国家，巨额既得利益和庞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大大增加了变革的交易成本，当这种交易成本高于诉诸体制外变革的成本时，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只能用暴力开辟近代化的崭新之路。辛亥革命的伟大不仅在于推翻了封建王朝，更在于它开启了一条从体制外寻求政制变革的大道。使命运多舛的近代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沉沦中奋而崛起，探索新生与复兴。

二、日本：求知识于世界

日本的近代化源于1853年培理的“黑船来航”及其以后的明治维新。所谓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本国推行近代文明制度的过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变革。它在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勉力完成了日本社会性质的转化，走上了建设西方式工业化强国的道路。同为东方落后国家，日本是如何达成这种变革的呢？纵观其近代化的历史可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求知识于世界”[1]吴廷璮：《日本近代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页。。

明治初年，维新政权刚刚建立，就颁布了《五条誓文》，其中之一条纲领性国策就是“求知识于世界”。1871年，日本政府派遣岩仓使节团出使欧美各国，目的之一是力图修改幕府与列强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其次是考察、研究欧美国家的国体、法律、规则等，以为日本所用。通过这次实地考察，虽然未在修改条约的问题上达到预期目的，但对于西方国家国体、法律、政制等方面的考察与借鉴，对尔后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先进之后，日本统治集团深感仿效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并借助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推动力量，实行政制革新，发展资本主义，使日本踏上了近代化发展的高速路。

纵观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不仅是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及工艺技术的结果，更是在此基础上全面引进欧美各国先进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和教育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且正是后者，使日本成功的走上了近代化发展的道路。日本封建末期幕藩政治体制的二元结构催生了“尊王攘夷”的倒幕派。这些倒幕志士都是日渐没落和贫穷的下级武士和浪人，他们既充分的领略到幕府的高压政策，又习知海外发展的大势[2]〔加〕诺曼：《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4页。，因此成为推翻幕府统治的精英层力量，是维新运动最热诚的斗士。他们抨击幕府的腐败和无能，力图重新恢复天皇权威。在倒幕精英的推动下，天皇的权威被重新树立起来，成为日本形成举国体制的精神象征和凝聚力量。幕藩体制二元的政治结构始终确保存在一个有凝聚力的中央权威，是保持日本政治秩序平稳的决定性因素。在倒幕运动中，天皇能动的利用倒幕形势达到重返政治舞台中心的目的，并迫于内忧外患的压力与当时掌握实权的维新派联合起来，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与维新。这是以天皇——日本的最高权威为核心从上层推动变革的关键力量。第三种力量来自于国学派的勤王思想对于民众的“教化”。在德川幕府当政的二百多年间，有一种政治哲学日趋成熟，并发展出对于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心理上日益扩大的支配力。这就是国学，其中心思想是借神道教神化天皇，宣扬“勤王”思想[3]〔美〕罗伯特·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21-126页。。它将本国的文化加以发扬，将忠于皇室的思想灌输给同胞。终于在日本大众心目中树立了像神一般的、无可挑剔的天皇，使民众成为天皇及其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响应天皇的号召，齐心推动近代化变革。总之，日本政治结构的特殊矛盾产生了三种推进变革的特殊力量，它们分别来自精英层、天皇与普通民众，三种力量的共同指向构建了改革合力，使体制内变革的近代化之路不仅可行，而且其变迁成本远低于体制外变革之路，经实践探索与检验，遂有日本体制内维新之成功。

三、从中日比较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变革失败的原因

1.思想观念：文化中心主义与求知识于世界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曾经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在传统文化日积月累的积淀中，孕育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即认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是“蛮夷戎狄”，坚信“夷不如华”，坚持明华夷之辩即夷夏之辩。在向近代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与“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些封建教条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1]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5期。。在中国近代化的第一阶段——洋务运动中，尽管自强派只是引进了西方的先进器物，并未触及文化、制度的实质改变，但仍然遭到了传统顽固势力的“围剿”。先进器物被贬斥为“奇技淫巧”，唯恐国家大义因为洋学而动摇，人心因为西学而解体。就连被誉为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虽然看到了西洋器物的先进之处，但在其内心深处也还是抵制的。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就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的无奈和延续。正是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使中国错过了最初的推进近代化的时机。

与中国这种难以变革的成熟文化与体制相对照，近代日本由于对文明认知的开放性、广源性与善于学习、见能思齐的民族性格，使得日本维护旧体制、抵制变革的力量远不如中国。因此，能很快地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兴办近代工业；建立西方近代银行制度；推进“地税改革”，承认土地私有，自由择业；实行君主立宪、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的政党组阁；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培养贤才；按照西方兵制改编和扩建军队，很快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道路。

2.变革力量：势单力薄与全民动员

对于后发外迫型近（现）代化国家来说，其推动力量与英国等早发内生型近（现）代化国家是明显不同的。中国和日本这种后发外生型的近（现）代化往往是在面临外部近（现）代化挑战，而本身又缺乏近（现）代性积累的情况下自上强行启动的。因此，在近（现）代化初期，想从民间获得支持性力量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运用国家的强大力量开启并维系近（现）代化。

中国近代化最初的推动者是洋务派的领导人。尽管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大员竭力通过器物层面之变革来推动中国的近代化，但从洋务派经常受到牵制的窘境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化的推动力量之薄弱。既未获得民众的理解和认可，又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难怪连李鸿章也曾悲叹：“凡此旨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2]李双壁：《近代变革思想史述略》，《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1期。到了维新运动时期，中国的维新主体更只是康梁等少数派，他们虽有才识及热情，却没有可以依靠的有效力量，只想依靠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实施自上而下的变法，终被强大的顽固势力绞杀。

反观日本，在德川幕府被推翻之后，一些长于韬略，精明强干的人才便陆续聚集到中央政府之中。不仅充当了倒幕派、维新派的领导者，而且居于整个倒幕运动乃至明治维新的领导地位。他们的主体意识极强，确立了建立新政权、创建新制度的基本目标，并善于把握时机，利用各种社会力量，以动员、胁迫甚至收买的方式来达成目标，并最终形成了上至天皇和政治家，下至中下级武士和商人以及广大民众，最大程度被动员起来实现国家统一和强盛的全民动员局面。

3.政治体制：高度集权下的分散和多元基础上的统一

维新变法前夕，内忧外患深重，危机重重，但中国封建传统的延续使高度集权的专制模式依然传承，两千多年承袭下来的君主专制政体没有受到根本的质疑。直到甲午战争再次战败与庚子事变带来的危机如此深重之时，清帝国的统治者才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改革。但在清廷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之下，既缺乏能对时局进行协调与整合的权威资源，又缺少拥有足够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的改革人才。在一元化专制体制下，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与涣散为己的地方政权形成了二元格局，东南互保就是明证之一。但中国内部大一统的官僚体制仍然严密监控着全国，消灭任何可能威胁到其统治的地方和民间力量，这就使得地方与民间的自主和创新能力无法在体制内被培养出来，中央王朝成了唯一的试错机制。清朝统治者因对其异族统治地位的担忧和面对统治阶级内部不断汉化的威胁，越来越将权力向上集中。在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之后，皇帝的权力达至最大。在帝王私家天下的封建官僚们，人人自危，以求自保；被官方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教义所束缚和固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泯灭了经天纬地之才的脱颖而出。人们更多的才智用于与中央集权的暗中博弈，终致形式的集中与实质的分散。

与中国高度集权专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明治维新前，日本实行的是幕藩体制，国内有256个藩国，各藩大名组织自己的藩政府进行自治。在自治的过程中，各藩争相通过普及教育、任用人才、兴办企业、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来发展自己，积累了很多协调、控制、整合、纠错的能力和经验。相较于中国清王朝那种唯一的试错主体，在日本，民间和个人成就了多元的微观试错主体。它们在国家之外，自主地面对环境压力，不断进行着微观的调适。在国家作为引洪主渠之外，社会中的多元个体，则发挥着毛细血管般的涓涓细流的作用[1]萧功秦：《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北京〕《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不断进行试错的各藩推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急切的需要一个能统一整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倒幕运动顺势而发。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最关键原因在于政治结构的分封特点。那就是由256个小的共同体构成的国家，相较于中国只有专制皇权的一元试错机制，日本成功的概率是中国的256倍[2]《萧功秦：为什么要重视宪政社会主义》，http://www.chinareform.org.cn/special/2012/05/headline/201203/t20120304_135757.htm.。

由此看来，诚如罗兹曼所言，19世纪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中国政治结构的固有脆弱性及后来所遭到的腐蚀”，源于中国政治体制“因其本身的性质日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不协调”[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也即，败于政制的弱势与停滞。

在后发转型的现代化社会中，政制变革主体所持的现代化意识和对宪政的信奉程度，会直接关系到该民族政制变革的成败。东方国家的近代化实践表明，政制变革又直接关系到其近代化的成败。制度变迁来源于相对价值的变化，这些变化虽然有些是外生于现存制度的，正如中日被迫开国的情况，但其中的大部分还是内生的，反映了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持续最大化努力，并进而引致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核心领导力量和推动力量，他们获取技能与知识的过程通过改变感知得到的衡量与实施成本、改变感知得到的新谈判与契约的成本与收益，进而改变相对价格，推动制度变迁[4]〔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16页。。历史表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因为其领导层所具有的坚定的现代化改革指向。清廷统治者虽然也寄望改革来延长封建王朝的寿命，但又不甘君权旁落，企图维护帝制永固，终致政治结构与近代化的不适应性陷中国近代化于失败。正如费正清在评价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曾透彻指出的，中国的现代化是“少数高官玩弄的一种游戏。他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性，因此也试着筹措资金，招致人才，在一种虽不能说不友善，但毫无热情的环境下拟定规划。个人的利禄和权力的希望引导他们前进”[5]〔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页。，必然导致了近代中国体制内变革的失败。

诚然，日本的近代化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表现为浓郁的封建主义残余和政治现代化的严重滞后与不足，此两点最终导致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发展之路，给亚洲人民最终也给其自身带来了恶果。日本现代化的较彻底完成（社会转型完成），源于美国主导的战后改革。而日本近代化的最大成功之处，乃宪政政体的确立，虽然是君主立宪的，天皇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天皇并无至高无上的权力，因其权力受到了宪政的约束。此点，使之与东方社会传统的一统天下的专制王权呈现出不同，这一不同，为日本近代化在诸多方面的推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会。近代化均发端于器物层面，这一层面的推进必多维度地诉求行政体制变革，诉求高效率之政府亦即责任内阁（责任政府）的建立。责任政府的建立分散了专制王权，行政权落实于政府，得到了立法保障的责任内阁直接分散了专制王权，并构建了王权与责任内阁的相互制衡与良性互动。日本近代化的多方面成功均可归于此点。而专制之权是集立法权、行政权乃至司法权于一体。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则可透过1910年沈缦云与奕劻的对话窥得根本。1910年，上海商会代表沈缦云赴京请见首席军机大臣奕劻，请愿召开国会。奕劻说：“谈何容易，日本是经过二十年的周折，方才实行立宪。难道我国国民的觉悟程度，比日本还要高吗？”沈缦云说：“当年日本对立宪的利害得失还不能肯定，所以纷争考虑，有所迟缓。如今我国已经看到日本立宪的成果，有利无害，为什么还要拖延迟疑呢？”奕劻道：“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各国立宪的历史，无不布满曲折艰辛，岂能是由你等陈说请愿一番，就大事告成的？”沈缦云坚持陈述：“各国的立宪，无不是由人们的吁请而得来的。”奕劻断然道：“这种风气，不可效仿，不可助长！”说罢举杯示送，不再奉陪。出门的时候，沈缦云仰天叹道：“釜水将沸，游鱼未知。”[1]徐畝民：“读书札记——《旧制度与大革命》谈片”，〔上海〕《解放日报》第11版，2012年12月27日。足见极端自私而无视民众的权力之专制。（近）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体系变革、跃迁，而制度体系变革、跃迁的要津乃政治体制（制度）革新。因为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变革均有赖于创新政治体制（制度）的支持与保障。体制内的政治体制（制度）的近现代化，是近现代化的最低比较成本之路。

成本简言之，即代价。做任何事都是有代价的，成本因此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科斯、诺斯正是基于其广义性，将之推广于交易与制度。成本是一个变量，可增减之，遂有边际成本上升、下降之说。因制度导致的损失（损害），谓之制度成本增量或制度的边际成本提高。反之则下降。变革导致的损失亦然，反之则为收益。从此角度考察，当变革的损失恒小于（制度）不变的损失时，必须变革。否则，（制度）不变的损失将趋于无穷大——危及民族社稷江山。同理，当体制内变革的损失恒低于体制外变革即社会革命时，应坚定地走体制内变革之路。只有当体制内变革被阻遏而终成（制度）不变时，方需革命。近代中、日两国，均面临上述选择。勿庸贅言，日本选择得比中国成功。中国的近代化终于由成本较低的体制内变革路径转向成本较高的体制外变革路径，因为顽固不变的成本趋于无穷大。恰如诺斯所言，人们乃至历史是根据相对价格选择的。

四、中国近代变革失败的教训：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分水岭。之所以赋予这段历史这样深远的意义是因为从此之后，国人渐次走上了以近（现）代化政制文明为取向的制度变革之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面临西方强势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的入侵与挑战。而近代国人对于中西落差的认知也大致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非正式制度（风俗、文化等）的转变。但终未能构建起一套具有强大整合力、动员力、适应力的政治制度，也未能创建出一套能保护有效的经济组织和产权的制度。正如诺斯所指出的，“政治规则导致经济规则，”没有完善健全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产生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和经济组织。因此，继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系统的论述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指出，十年文革浩劫，就是因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存在弊端，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特权现象的出现，都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关系密切。“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提出，应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等原则。1986年春天，邓小平再次强调中国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起来。”这一真知灼见固然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实践，也完全契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考虑到东方社会上层建筑主导作用的历史惯性，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往往更加强劲。

在邓小平首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三十余年后，尽管在具体制度和体制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人事制度、行政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制度、监督制度都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但仍存在民主法治尚有短缺，权力运行监督缺失，行政改革亟待深化，制度实施刚性不足的弊端。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可以从当前具体政制体制的不健全、制度安排不合理中寻本溯源。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的中国，要想继续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稳定，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是必然的选择。

1.形成以政党为主的强大的政制变革推动力量

晚清政制改革失败的原因既有推动者们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企图维护帝制的私欲，也有统治者缺乏足够的权威资源，无法有效推动制度、法令、政策贯彻和落实的无奈。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复杂的大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政党领导。正如亨廷顿所言：“一个现代化国家中政治体制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可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页。。邓小平也曾说过：“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改革是社会制度体系的跃迁与完善，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巨大工程，只有坚定的领导者是不够的，还需要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政治体制改革总体的目标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人民和基层的积极性。不发动群众参与，没有群众的监督和制约，便不能形成政治体制改革的持续推动力量。因此，必须通过大力推进教育和开放政治参与渠道，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化水平和政治社会化水平，让群众广泛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

2.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

洋务运动是一个试图将先进器物文明“嵌入”落后社会——政冶制度的实践。这种“嵌入”不仅有违政治与经济有机统一的政治观及经济观，而且已被无数的史实证明是失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既是在说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和保证，也是在说政治体制的改革一定要紧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只有这样，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才能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俄罗斯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主义学说史专家斯拉文说：“改革最重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发展必须有积极的经济改革成果来保障。”[3]〔俄〕鲍·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经济的发展对于国家领导者和民众来说是双赢，因此，较易于推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衍生出一系列政治诉求，以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缺陷，解决利益和分配的冲突，建立和维持良好的经济秩序。因此，必须推进经济发展必须的政治民主、权力制约与制衡及法治建设。邓小平在1986年9月就指出过：“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3.循序渐进积极稳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大系统工程，涉及理念革新、机制转变、职能优化、体制重构、方式创新等方方面面，因此必须审慎行事，坚持积极稳妥推进的方针政策。塞缪尔·亨廷顿曾经精辟的指出，革命很少发生，而改革则更少发生。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因为改革者必须要两面作战，既反对保守者又反对激进（革命）者；改革者必须能够纯熟的驾驭社会势力、稳健地实现渐进变化，正因为如此，改革者必须具有比革命者更为高超的政治才能[2]〔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8页。。邓小平也不止一次地告诫人们，必须懂得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第168页，第322-323页。。以政治体制改革敏感、艰巨而裹足不前，和企图一蹴而就的激进剧变均不可取。西谚曰：两个极端互相接近，两个极端均以不能实现目标而告终。

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秩序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新的制度供给。尽管国家的制度建设从未止步，但国家制度建设的现状与民众的期待的确有着一个不小的落差[4]闾小波：《从对抗到和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两次转轨》，〔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因此，一方面要结合本国实际从理论上加以探究，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和检验，以期成熟推广之。这既是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和动力，又是人民群众实现民主权利和公共需求的基础和保障。

4.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缺乏政治结构上的相互制衡，是中国政制未有变革的深刻原因。日本幕藩体制下所拥有的那种藩国自治所积累的协调和整合经验，以及明治维新政府在统一政权时对各藩所实行的民主政策，即充分发挥地方各藩的能动性，让其自由的发表意见、自主的采取有利于现代化的行动，听取各方对现代化有利有益的谏言，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之一。清朝君主集权专制的政制让人们很容易忽略清朝社会所具有的分散性，这种分散性是一种高压之下的碎片化，不具有组织的结构和力量，不可能被整合起来。在中央集权的威严之下，地方和民间集体表面收了声，转化为暗中博弈。

邓小平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第168页，第322-323页。。在论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9页，第168页，第322-323页。。时至今日，依然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的经济在惠及越来越多的百姓，与此同时，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也在渐渐形成，这必然导致民众相应增加的政治权利。民主政治建设，是使百姓有其权的必然之路，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民主政治与法制、法治的关系：民主政治、民主政制是现代法制、法治的基础与保障，而现代法制、法治是交易契约刚性化即交易秩序的基础，同时是交易——社会诚信的基础。可见，民主法制短缺是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