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十九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通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娼运动，刷新了城市面貌，并让人们相信共产党确实将给这个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娼妓作为一种行业，在中国消失了几乎一代人的时间，直到改革开放，古老的职业开始非法复兴。此后，它与社会治理者陷入了长期的战斗，“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迄今为止，拉锯不断。

新中国不允许娼妓遍地

1949年11月22日，天刚亮，北京城里的人一早起来，发现全城的妓院都被贴上了封条，这才明白昨晚一夜的喧闹到底是因为什 么。

北京的娼妓业自明清时代就已兴盛，到晚清民国，虽屡次禁止，但毫无收效。在最为兴旺的时代，北京城仅登记在册的妓院就有391家，妓女3500人，而没有登记的私娼，据估计则超过7000人。到解放前夕，北平妓院仍有270多家，登记妓女1268人。

在全城查封妓院半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小妓女从妓院里逃出来，跑到胡同口就被老鸨带人截住。他们开始在路边殴打这个小女孩，围观者迅速聚拢过来，阻断了交通。

一辆从西边进城的吉普车正好被堵在路上，而车里的人是毛泽东。此后，出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也在一天深夜到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调查。一个15岁的小妓女向他哭诉，说自己被拐卖到妓院，一天接客所得仅仅是4个窝头。

“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在与彭真交流过娼妓问题之后，毛泽东说。

对新政权来说，扫除娼妓是革故鼎新的标志之一。晚清以降，娼妓问题从身体和道德问题，提升到了民族存亡，国家复兴的层面。王书奴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娼妓史》中写道，妓女传播花柳病，而此病“毁灭人类之肢体，扰乱社会之治安，危害国家，灭绝种族……它比为洪水猛兽，实不为过”。而妓院里对妓女的迫害，则是中国“凄凉惨酷野蛮黑暗的社会”之缩影，不仅是“女界之羞”，还是“人类之耻”。

娼妓，被视为腐朽中国自我革新时必须切除的毒瘤，而近代政府屡次禁娼无功，则是政治涣散无能的典范。对新政权而言，查封妓院则可以明白无误地向市民昭示，他们跟从前的政权完全不同，从扫除娼妓开始，他们将彻底地改造中国，让它变得强盛、健康而洁 净。

罗瑞卿的突袭

自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新政府將要查封妓院的消息就已经在这个行业里蔓延。

有人说，共产党查封妓院之后，就要把妓女送到东北给挖煤工人做老婆，或者配给伤兵、开垦荒地，甚至要送到苏联。

未知的恐慌一直在北京的妓女之间积聚，一直到它真正降临时。

当年11月21日下午5点，在中山公园召开的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大会执行主席、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宣读封闭妓院的议案：“……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疾病……”

决议在大会上一致通过，市长聂荣臻当即宣布，决议立即执行。几乎在议案通过的同时，北京市公安局就开始行动了。6点钟，各个妓院的老板、领家们被召集到公安局开会，宣布了封禁全部妓院的消息，他们目瞪口呆，其中一些人被当场逮捕。

晚上8点，查封所有妓院的行动全面展开。行动的总指挥是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总局局长罗瑞卿，率领第十九兵团进入北京的将军。他用军事化的办法突袭了所有的妓院。两千多名干部军警出动了，他们像攻克街垒一样，熟练地攀上房顶，占领制高点，同时封锁大门、占据街角。惊慌失措的妓女、嫖客、茶房和仆役们哭喊尖叫着，被集中到院子里。杂役们被当即遣散，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之后，也当场释放。

到22日凌晨5点，天空依然夜色深沉的时候，全北京的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门口贴上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封条。而1286名妓女则被一一消毒，集中安置到妇女生产教养院接受改造。

天亮之后，北京城的人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封闭妓院的决议，也看到了封闭妓院的报道。同时刊登在报纸上的，还有《解放妓女》的短评。第二天，报纸上的显著标题则是《千余妓女开始新生活，正组织学习改造思想》、《欣闻千余姐妹跳出火坑，首都各界妇女万分奋兴》。

嫁人、回家、进剧团或者当工人

事实上，事情并不像报纸上所说的那么简单。并不仅仅是上等妓女才抵触新政权的改造，普通妓女也很难让自己的思想和生活适应新的社会。

在北京市档案馆收藏的一份《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中，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工作人员写道：“一般妓女的特点，由于受凌辱受压迫太深，终日在欺诈中讨生，比较世故，善于随机应变，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不轻易相信人，看不见自己的前途，并且普遍沾染了享受思想和游民习气。这是训练妓女比其他更加困难的一点。”

有相当多的妓女认为，新政权在砸她们的饭碗，并准备像处理垃圾一样抛弃她们。她们一度策划暴动、“越狱”，甚至想要杀死看守保护她们的士兵逃跑。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安抚、思想改造，她们才终于被认为可以回归社 会。

大部分改造后的妓女选择嫁人或者回家，有60多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还有209人无处可去，于是国家出资购置纺织机，兴办了一个棉纺厂。

在北京突袭全城妓院前后，石家庄、吉林、南京、苏州等城市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取缔了娼妓业。在此情况下，上海的突袭行动是在北京之后的第4天，而兰州则是在1950年6月23日。

在各地完成对妓院的扫荡和妓女改造之后，中国的娼妓业基本消失了。接踵而来的是新政府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再也没有公开的卖淫行业存在。

妓院没了，性交易并未被消灭

然而色情交易并没有在那之后的20多年里彻底消失。

在北京清除妓院时担任北京市妇联联络部副部长的张洁珣曾在半个世纪后，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感慨，有一个叫张金香的妓女学员，年轻貌美，嗓音很好，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去当演员。但是在剧院中，她被人排挤，最后跟嫖客跑了，沦为野妓。

而在整个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暗娼也并未禁绝。1957年，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党组关于处理盗窃、流氓、诈骗、凶杀、抢劫等犯罪分子政策界限的规定》中，还明确规定了劳动教养的对象包括“以卖淫为生，屡教不改或无家可归、必须收容改造的暗娼”。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潘绥铭教授也曾在文章中提到，1974年，某中等城市一次就抓获数十个暗娼嫖客。而在民间，则衍生出对暗娼的各种隐晦称呼，比如“破鞋”、“拉三”。

当然，大多数时候这一切在公开场合人们都避而不谈。但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正常欲望得到承认和默许，当金钱能够在市场上自由地购买食物和自行车、电视机之后，色情服务也自然而然地滋生。

上世纪70年代末，卖淫嫖娼现象在沿海地区重新滋长，并迅速向全国各大中城市渗透。后来驰名全国的东莞色情业，正是在那个时候，随着大批港商北上投资办厂而兴起。

“一般妓女的特点，由于受凌辱受压迫太深，终日在欺诈中讨生，比较世故，善于随机应变，认为一切都是假的，不轻易相信人，看不见自己的前途，并且普遍沾染了享受思想和游民习气。”

1983年，严打在全国展开，卖淫嫖娼成为严打的重点目标之一。一场新的禁娼运动开始了，但是由于此前中国已经宣布禁绝了娼妓现象，打击卖淫嫖娼和打击传播淫秽物品被归到一起，更加笼统地成为“扫黄”。

有数字显示，在开展严打的第二年，全国就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281人次。当时的主流观点是，国门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毒素也随之进入中国，并引起封建余毒沉渣泛起，威胁纯洁的社会主义政权，一场肃清社会风气、展现对国家控制能力的严厉专政势在必行。

扫黄打非节节胜利

1989年，一个专司“扫黄”的机构诞生——这一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对“扫黄”问题要“下决心、下力气抓出成效、决不手软”的指示，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音像市场工作小组成立，之后调整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其成员单位包括中宣部、中央政法委、中编办、外宣办、国务院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交通部等28个部门。

“扫黄”在这里更加倾向于扫除“精神毒品”，清扫垃圾，“用健康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占领阵地”。

“扫黄打非”捷报频传。1991年，全国公安机关查处卖淫嫖娼案件10.3万余起，查获卖淫嫖娼人员20.1万余人；1992年，查获卖淫嫖娼案件12.2万余起，查获不法分子24.2万余人……

但是色情产业在不断的打击下，依然顽强地向各个城市扩张势力，对它的打击，再没有取得像1949年冬天北京那样彻底的胜利。大陆从香港、台湾复制的会所、桑拿和酒店模式，逐渐从沿海传播到全国各地，娼妓的称呼，也从“破鞋”、“妓女”变成了“小姐”。而随着性工作者越来越成为无法掩盖的问题，人們对待她们和他们的态度也正发生与官方不尽相同的变化。

就在人们一面拼命赚钱一面感叹世风日下的时候，1998年，赵铁林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的第三年，他在海南十庙村遇到了贵州姑娘阿V，一个16岁的坐台小姐。他开始给这个女孩拍摄日常生活的照片，充溢在画面里的，是一个少女漂泊在边缘的茫然和无助。

1999年3月，摄影集《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出版，在这本书中，赵铁林用镜头讲述了十几个人的生存故事，其中大多数是坐台小姐。这是人们第一次在照片上目击色情工作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他们在纸上直视那些妓女的眼睛，而不是扫黄打非的战果报告中抱着头蹲在墙角的身影。

从“天上人间”到东莞

打击色情服务业的重大行动，很少再掀起席卷全国性的风暴，而随时随地发生的整治行动，却一次次让人们对扫黄的成果感到麻木。网络上流传着贪腐官员和富豪们的生活作风问题，各种传说则或明或暗地指出，性交易并不仅仅发生在禁而不绝的色情服务场所，而是紧紧围绕着冠冕堂皇的身份、地位和头衔。

2010年4月，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傅振华下令，北京打击卖淫嫖娼专项行动的序幕拉开。这次行动的高潮部分，是5月11日朝阳分局突然查封“天上人间”俱乐部。据当时的报道，一起被查处的高档夜总会中，一共有557名陪侍小姐被查获。

在网上网下的传言中，“天上人间”是一个涉及政商演艺各界的名利场，是权贵消费异性的游乐园，背后有令人心惊胆战、不能随便说出的勾结和阴谋。面对“扫黄”，人们已经不再对“小姐”的精神或肉体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贪腐与黑色或灰色势力的合谋被曝光，哪怕所谓的曝光只是一丁点若有若无的暗示，网络上的活跃分子也能够脑补出整个来龙去脉，并描述得栩栩如生。

也是在这一年，越来越多“卖淫合法化”的声音出现，以至于官方报纸不得不刊登文章予以驳斥。人们忽然发现，原来在1949年新中国政府取缔妓院之前，也曾经一度在上海延续民国时期的注册登记制度，给妓女们发放营业执照。而民国时代的妓女们也不仅仅是被迫害和压榨的一群妇女，她们也曾走上街头，为争取自己的权益游行。

现在，终于轮到了树大招风的东莞。在过去30多年里，这里从一个农业县变成外贸加工产业重地，也成为以色情服务著称的城市，甚至出现了名震全国的“莞式ISO”。

很多人在猜测，打击东莞的色情产业背后是不是有“更深的水”，也有人在追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娼妓的重新出现让社会风气沉沦，还是相反。

无论如何，禁而不绝的娼妓又一次与中国人共处在现实中，不管被冠以怎样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