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永生

（西藏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西藏人民翻身解放和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志士，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习仲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上有卓越的贡献，对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习仲勋积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初，党中央就一再指明，西藏工作必须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1］81952年1月10日，习仲勋在关于送班禅入藏和对民族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上提出：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庙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该提“反恶霸”口号，半农牧区也不进行土改。［2］59同月13日毛泽东给予批示：习仲勋的意见值得注意。［2］591956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的对策问题给西藏工委电报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目前应把在六年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2］154习仲勋给中央的意见，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集体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付诸于实践。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规定了此后一段时期内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消除了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的急躁和疑虑，成为党的西藏工作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方针。［3］8在解决西藏问题时，习仲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清醒的认识到：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对，否则反而要走弯路。［4］200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同时又是多种宗教相互渗透混合的地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同志主持西北局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5］在长期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西藏工作，要采取“稳进慎重”方针，不能犯急性病。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4］200习仲勋在处理青海昂拉部落叛乱的复杂问题上，历经了两年七个月，［6］2是贯彻“慎重稳进”方针成功的范例。这样做，办一步就有一步成绩，并且可以巩固起来，这是搞好西藏工作的方针。［4］200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5］习仲勋这种慎重稳进的新思路和循序渐进的新方法，很好的争取了达赖班禅等上层人士，初步维持了西藏的稳定，为进一步解决西藏问题，开辟西北稳定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二、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习仲勋对西藏的统一战线工作

习仲勋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自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注重基层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周恩来等党的领导同志的影响下，对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了深入的思考。习仲勋回忆说：“从1952年由西北局调到国务院起，我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工作了十年左右，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临教诲，获益良多，是我一生中受到教育和帮助最多的时期。”［7］310

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习仲勋对于中国共产党与西北藏族地区之间开展工作，有深刻的认识：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之间的、宗教的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团结，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4］200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藏传佛教经师、大学者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宗教上层人士的积极劝说下，和平解决了青海昂拉部落的叛乱。［8］5-6毛泽东对此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风趣地对习仲勋说：“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9］37习仲勋对青海藏族的工作既团结了上层，又使党的民族政策在青海藏区得到了胜利贯彻，让下层喇嘛、俗人、农牧民得到实惠，促进了团结，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正是习仲勋在革命工作中自我强化为群众服务的意识，踏踏实实的进行群众工作，赢得了群众的拥戴和组织的肯定。

1951年4月，班禅应中央人民政府的邀请，率领堪布厅官员到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协商、谈判，途经西安时，习仲勋负责接待，俩人结下忘年交。［10］18从第一次见面起，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为习仲勋团结西藏宗教上层人士，了解和熟悉西藏各方面的情况，［4］201积极实行中央统战方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班禅大师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全体官员于1951年12月从西宁起程返藏，毛主席派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为代表专程去西宁送行。［11］43-44班禅返藏问题，对于和平解放西藏、实现西藏的社会稳定和藏民族的内部团结、解决西藏地方与中央的正常关系极为重要。［12］39

三、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习仲勋对西北局入藏及干部的培养工作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2］4后经西北局勘察，时任西北局书记的彭德怀1949年12月30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说，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2］7毛泽东在1950年1月2日给彭德怀并告邓、刘、贺三同志的电报，改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2］6此时，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是西北局落实入藏情况并给中央回复的重要决策者，也是中央传达命令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电告宗逊并告仲勋及贺、邓：同意青海骑兵支队配合十八军入藏。［2］40后于同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2］47此时，西北局接中央命令，积极配合西南局进军西藏的任务。习仲勋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对入藏干部做了如下要求：西北去的干部和西南去的干部团结一致，同志间不要有丝毫隔阂，要特别亲密、特别团结才对。随班禅进藏的青海藏民还应注意，你们到了日喀则后，应与西藏藏民团结一致，应该谦虚，不要骄傲，不要在西藏人民中产生不良的印象。［4］201而且要求给每一个工作队员配备两匹马、四条牦牛、一匹骡子，两匹马供人乘坐，四条牦牛供人食用，一匹骡子准备到了拉萨以后卖给印度人，可以解决工作队的一部分开销。西北进藏工作队兵不血刃、秋毫无犯地进入西藏。

四、习仲勋对西藏和平解放的贡献的现实意义

习仲勋在主持西北局工作时，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从实际出发，深入民族地区，为藏族地区的发展向党中央献计献策。习仲勋在民族地区做宗教工作，对于藏族的改革与发展有清醒的认识，长期的经验促使了他在处理西藏许多工作时的远见卓识，为当前处理民族地区工作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

第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切实寻找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民族方针政策。在处理西藏的土地问题上，习仲勋根据藏区实际的发展状况，提出了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要实施缓改的土地政策；在处理青海藏区叛乱问题上，习仲勋贯彻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成功地解决了这场矛盾。在民族地区工作时，习仲勋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结合民族地区实情，团结民族地区的宗教上层人士，发动群众进行改革。从而团结与争取了一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维护了广大农牧民的利益，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我们在处理民族地区的工作中，仍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出适合当前中国民族地区发展的新途径。

第二，积极搞好民族团结，做好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局领导人积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在青海藏区，团结佛教界上层人士，对下层喇嘛、农牧民给予帮助，使他们都积极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受党中央的指示，对班禅集团给予了很大帮助，护送班禅成功的返回西藏，对于西藏和平解放的胜利与党的政策在西藏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西藏的稳定与繁荣需要党的政策的正确引导，更需要西藏人民的不懈奋斗与全国人民的帮助支持。

第三，深入基层民族地区，了解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关心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数十年间，常能看到习仲勋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的身影，准确的把握了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与宗教关系错综复杂的特点。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习仲勋颁布与实施了有利于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与方针，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了显著地提升。新时期的今天，在民族地区做工作，应该深入基层，对农村、民族地区宗教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有较深刻的认识。当然，也应该积极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

第四，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习仲勋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发挥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用，为西藏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贡献了自己的精力与智慧。习仲勋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本位，以发展为尺度的价值标准和以真善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伴随其一生。［13］4-11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优秀的领导者在处理事务时，符合人民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能够顺利的实施。在新时期，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维护者的领导干部，才能获得历史的肯定，得到人民群众忠诚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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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怀念习仲勋》编辑组.怀念习仲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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