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佩琴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承德 067000）

康熙、乾隆皇帝都是清朝制定对蒙古佛教政策的重要奠基人与实践者。他们把扶持和发展喇嘛教，作为治理蒙古诸部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团结蒙古、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尊重蒙古民族信奉佛教的习俗，广修寺庙，弘扬佛法，对百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熙帝宣称，在蒙古地区“建一庙，胜养十万兵”。清朝中期，在内蒙古地区就有寺庙1800余座。康乾年间，清政府为进一步巩固北部边防，密切与蒙藏等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往来，增进边疆地区对中央的向心力，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在承德避暑山庄东北部山麓陆续修建了十二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寺庙。这些皇家寺庙，融藏族佛教建筑和汉族建筑艺术于一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成为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皇家寺庙群。外八庙在建筑形式上，集中融合了我国汉、藏、蒙、维等各民族宗教建筑艺术风格，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充分体现我国多民族团结统一风貌的皇家寺院建筑群体。外八庙的建筑，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外八庙建筑的布局风格

从外八庙的总体布局看，不同时期修建的寺庙，具有不同的建筑布局特征。既有早期汉族“伽蓝七堂”式的传统布局，又有中期汉藏结合布局形式，更有后期仿藏式为主充分利用地形的灵活布局。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乾时期，对藏传佛教寺庙在布局形式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以及创新的轨迹，也反映了外八庙建造的总设计师乾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深刻的治世思想以及深厚的佛教素养与鲜明的审美趋向，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我国中原地区的佛寺布局，基本采取中国传统的宫殿、府邸院落式布局方法，即“伽蓝七堂”式，包括山门、天王殿、钟楼、鼓楼、大雄宝殿、东配殿、西配殿。平面布局严格按照中轴线布置，形成层次进深的院落，突出主体建筑。这种佛寺建筑布局在公元四、五世纪已经大体定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在清代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长期以来，汉族的先进文化影响着各地区的少数民族，各民族由于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各具特点，结合不同的自然条件，各民族的建筑又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特征。各民族之间建筑技艺的交流，清朝建立以前多体现在汉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到了乾隆时期，为了联系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特别是蒙藏地区政教领袖，在承德陆续修建了十余座规模宏伟的喇嘛寺庙。从建筑布局上看，这些寺庙融入了各民族建筑的布局特征，可以分为汉式、藏式、汉藏结合式三种形式。

汉式为主。外八庙中有五座汉式寺庙，敕建的有四座：溥仁寺、溥善寺、殊像寺和罗汉堂，广缘寺是喇嘛出资修建的。这些寺庙在布局上沿用了汉族地区佛寺传统，建筑依中轴线布置，形成若干四合院，是典型的汉族“伽蓝七堂”式。只是在佛像布置、个别内部装修上，使用了一些具有喇嘛教内容的题材。

藏式为主。外八庙中有三座为仿藏式寺庙，即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和广安寺。这些寺庙都是仿西藏著名的寺庙样式，依山势高低错落修建，外观上具有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主体建筑轮廓清晰的特点。由于受到复杂地形的限制，部分地区既没有明显的中轴线，也没有形成封闭的院落，从而成为完全自由布局的寺庙。这些寺庙，虽为模仿，又不拘泥于模仿，取其精华，求其神似，充分体现出建造者的巨大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中国传统的佛寺古建筑多是规则的群体组合，对称的平面布局和有规律的立体轮廓带给人以静态的和谐美感。相反，如果同时揉和了自由活泼的、非规则的形式更能带给人以动态的美感。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建筑形式中取得动态的美感，这无疑是对建筑艺术的深化和发展。外八庙中具有藏式寺庙特征庙宇，就是规则与自由的关系结合的最成功的，自由活泼的手法发挥的最好的典范。普陀宗乘之庙仿西藏布达拉宫，但它与布达拉不同，寺庙前部坐落于山麓，后部的主体建筑居于山巅，气势磅礴，中部大部分平顶碉房、白台是随山势呈纵深散落的自由建置。此庙在规则与自由的结合方面表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在建筑布局上，不但它的前半部是对称的，大红台的主体也是对称构图，包括整体的大红台和大白台，几十座大小不等的白台建筑，也是按照严格的权衡布局，实际上是形成了一条轴线的。但这组庙宇最终还是由于突破了绝对对称的布局，又采用了许多平面、轮廓都不对称的单体建筑，所以，它是外八庙中动态美感最强，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座寺庙。这种类型的寺庙本为中原地区所未有，体制和作法也无先例可循，工匠们打破了传统寺庙沿用的封闭对称格局，冲破了前中期只在寺庙后局部利用地形的手法，将大小不同的建筑群结合地形的起伏、山势的高低自由配置相应的建筑，神同形异地将西藏最著名的佛教建筑在承德再现。

汉藏结合式。外八庙中的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和普乐寺是汉藏结合式建筑的代表。这些寺庙，前半部基本上保持汉族佛寺的布局方法，后半部则体现藏族寺庙利用地形的特点。山地寺院是西藏庙宇的常见形式。由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重要的寺院不仅为某一地区的宗教活动中心，同时还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的甚至还作为军事攻防的城堡。因此，藏式寺院的选址一般都依山而建，居高临下，便于掌控全局。寺庙建筑群的布置也就不一定严格遵循轴线的关系，但作为寺庙的主体建筑仍雄踞于山地的首要位置。如普宁寺的总体布局即体现了汉藏结合的特征，它是以一条明显的中轴线贯穿南北，主要的建筑都位于中轴线上，呈纵深式对称格局。普宁寺以大雄宝殿为界，将全寺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典型的汉族寺庙的传统布局，后半部则体现了三摩耶庙布局的基本特征，即按佛教宇宙观的形象——曼陀罗式建造的。寺庙的建筑群体因山势高低错落布置，主体建筑大乘之阁建在地势陡起的高台上，由妙严室和讲经堂所形成的辅助轴线加以衬托，突显主殿的雄伟气势。这种利用地形起伏的灵活布局方式，在外八庙尤其是中后期兴建的寺庙布局中被广泛应用，形成了丰富的建筑轮廓线，使这些皇家寺庙的建筑布局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二）外八庙建筑的象征意义

承德外八庙将我国边疆地区蒙、藏、维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性宗教建筑，汇集在一起，置于皇家园林避暑山庄的周围，并使之玉成一个艺术整体。这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通过模仿祖国边疆地区的著名寺庙的建筑形式，把一座座各具特色的喇嘛寺庙，呈半月形环列在避暑山庄的外围，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藏传佛教庙宇建筑群形象，形成一种体现我国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建筑形象的崭新格调。外八庙建筑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蕴意、宗教内涵，还寄寓了深远的象征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承德外八庙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是我大中华统一的象征。

首先，从外八庙的来源上说，每一座寺庙都各有来头。普宁寺是仿西藏雅鲁藏布江畔最古老的三摩耶庙而建；普陀宗乘之庙是仿前藏拉萨的布达拉宫而建；须弥福寿之庙是仿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而建；安远庙是仿伊犁的固尔扎庙而建；普乐寺的主殿是仿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而建；殊像寺仿五台山的殊像寺而建；罗汉堂仿浙江海宁安国寺而建。仿建手法始自秦始皇。秦统一六国后，在首都咸阳照原样缩仿建造六国宫殿，象征秦国的大一统江山。康乾年间修建的外八庙，同样采用了仿建手法，但比秦始皇要高明的多。秦用武力统一六国，为炫耀武功而仿建。而外八庙则是清政府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进程中，为加强与各民族友好往来，彰显文治而次第修建的。秦始皇的仿建是单一的参照原样缩仿，反映了秦始皇称帝后居高临下的霸主心态；清帝兴建外八庙则是多元的创仿，即模仿建筑的典型特征，并结合本地实际，揉融多民族建筑特色于一体，显示了清帝盛世所具有的博大、开放、包容的胸怀。康乾二帝，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为加强与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把祖国最边远地区最著名的寺庙，搬到了内地首都与边疆的结合部避暑山庄——清帝避暑的夏都周围。在这里搭建了一座清政府处理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事务的大舞台，上演了一幕幕促进民族团结的感人剧目，使边疆的少数民族首领，在山庄朝觐皇帝时，还能按照自己本民族的习俗，上香、礼佛。作为多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在家一样的感觉。康乾时期，外八庙接待的是来自祖国各地的不同民族身份上层人物，不仅有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还有来自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高山族等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充分体现了中华大家庭的多民族和睦共存。

第二，从方位上来看，外八庙涵盖了东西南北中的全部国土，以不同方位的建筑象征辽阔的祖国大地。清朝盛世时辽阔的疆域，远超以往历代。其东北地区，北起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北地区，西至巴尔克什湖以西；北部地区，北至蒙古恰克图；南部至南沙群岛；东部达沿海地区，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外八庙以具象代表抽象，仿浙江海宁安国寺而建的罗汉堂代表东部；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而建的安远庙代表西部；仿西藏著名寺庙而建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代表南部；仿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而建的普乐寺代表北部；仿五台山而建的殊像寺代表中部。东西南北中象征着中国的全部领土。通过“移天缩地在君怀”的方式，体现了“锦绣河山之缩影，民族团结之象征”。

第三，外八庙的建筑整体布局别具匠心，体现了向心式布局，其所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远远大于一般行宫的游憩意义。从外八庙整体布局来看，暗含“向心集中，宇内一统”的政治寓意。避暑山庄是清朝在长城以北的第二政治中心，山庄的整体布局是中国全貌“移天缩地”的结果。山庄中山峦起伏的西部山区和水路婉转的东南部湖区，北部广袤的草原和随山势蜿蜒的宫墙，象征着中国的西部山区、东南水乡、北部草原和雄伟长城以及长城以外的蒙藏地区的典型风貌，再现了祖国锦绣山河的无比壮丽，象征着祖国辽阔的疆域。山庄内宫殿区为缩小的紫禁城，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山庄正门“丽正门”用满、蒙、汉、藏、维五种文字镌刻，象征着全国各民族和睦相处，祖国统一。外八庙作为一个整体，即十二座金碧辉煌的皇家喇嘛寺庙，呈众星捧月之势，环列在避暑山庄的东部和北部。除早期营建的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以及由堪布擦鲁克喇嘛自己出资修建的广缘寺外，其余中后期兴建的七座喇嘛寺庙，山门均面向避暑山庄。虽然这些寺庙先后经历了近七十年的拓建，却像经过统一规划一样，庙与庙之间序列分布，起始连贯，节奏明晰，既富有强烈的动感，又保持着和谐的空间序列。尤其是外八庙与避暑山庄两组建筑的向心协调，表面看反映了“万法归一”的宗教思想，实际则蕴含着“向心集中，宇内一统”的政治涵义。这种布局排列，不仅充分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家意识，显示了清王朝对我国边疆与内地的众多民族、部落的征服与统治；而且形象地反映了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央归属的现实，展现出康乾盛世民族和睦共存的大一统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