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庆超，马明川

（1.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2.鲁能巴蜀中学 语文组，重庆 400023）

抗战时期（1931-1945），关沫南作为留守东北沦陷区的满族作家，进行了相较于东北流亡作家更为艰苦卓绝的“文学抗战”。在日伪严苛的文化专制之下，关沫南往往不能像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那样直抒胸臆、痛切表达反帝呼声，而常要逶迤曲折地将抗日意图掩藏在隐晦的言辞中。这样的抗战表达无疑是步履艰辛的，不仅要求作家付出更多的苦心经营（反帝意图既要隐晦又不能遮蔽），而且还要承受更多的威胁与风险（遭遇恐吓、拘捕，甚至是杀害）。但关沫南还是殊为不易地找到了“隐晦抗战”的合适途径，“在铁蹄之下，作家早熟，但文学活动却遭受很大的局限，好似戴着镣铐的跳舞。这些作品的旨意，在于勾勒出关东乡民挣扎的灵魂，但其笔法相当隐晦，其中默含着爱国意识的良知，表现出东北沦陷期文学曲笔的特色。”[1]关沫南小说中的曲笔，在当时的东北沦陷区文学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

描写黑暗藉以隐曲表达抗争意识，是关沫南抗战时期主要的创作追求。旧观念和旧制度常常作为“黑暗”的主要内容被关沫南重点批判。关沫南是迎着“五四”之风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四”文学的一大核心主题——反封建，在其作品中得到突出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关沫南常在反封建的主题话语中积极渗入反帝倾向。长篇小说《落雾时节》描写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表面突出的是封建观念和制度所导致的主仆矛盾。小说一开篇叙述了徐三太太逼迫婢女春兰出家的情节，春兰的一段心灵独白十分耐人寻味：

从到别人家里，她开始知道自己是一个奴婢，是一个失掉了一切，只为着主人的欢乐和幸福来活着的动物，每日里早起晚睡，端汤倒水，度着幼年就失掉了光明的日子。主人的爱抚不敢认以为真，不敢热心的期望，主人的斥骂却要忍受，不敢违抗，在奴婢的眼睛里，主人的欢笑里有着责备，主人的责备里也许藏着欢笑，真是是非颠倒，有时东也不是西也不是，奴婢和主人的界限竟是如此令人惶惑。[2]

奴婢和主人的界限是什么？是封建专制思想、是传统的主仆尊卑秩序。它们赋予了主人随心所欲压迫仆人的权利。在这段婢女的心灵泣诉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封建秩序对平等的践踏、对人性的压抑。同时，关沫南也有意通过强化婢女的“惶惑”，来反思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大概也潜藏着：“如果不想‘是非颠倒’、不想‘东也不是西也不是’，那就干脆不当奴隶、奋起反抗好了”这样具有反帝倾向的曲笔。《潮》揭示了封建思想对女性的伤害。倩萍的美貌曾被父亲利用作为换取名利的筹码。当倩萍的军阀丈夫死后，她的父亲又标榜“贞节观”以维持门风的“纯净”，女儿又成了父权和夫权的双重牺牲品。倩萍看到了“几千年妇女在历史上的地位，体验到了传统的因袭的女性的悲哀。”从这种悲哀中，我们看到了父权、夫权思想对女权的践踏。但更悲哀的是，“她没有愤怒，更少争斗的火焰，她让悲哀深深的埋藏着。”这无疑又是批判“奴化”思想的有力曲笔。《古董》讽刺了邢老夫子因循守旧的封建思想。他对新派人物周克壁全盘否定，认为他的留学“将他父亲一生的脸都丢尽了”。他盲目排斥外国文化，打压新事物。为了维持苦心建构的传统文化优越感，一味地因循守成。“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决定了绝大多数市民群众在被征服状态下，必取因循、退让、怯懦、敷衍的守势。”[3]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沫南对邢老夫子的无情嘲讽，实则隐含着对“守势”的鄙薄和对“攻势”的渴求。在民族危亡之际，不需要故步自封的四平八稳，而需要孔武有力的勇猛刚劲。

二

阶级压迫因其存在的普遍性而成为关沫南“黑暗描写”的另一重要支撑点。在表现阶级压迫的过程中，关沫南常能煞费苦心地揉入反帝意识。《地堡里之夜》展现了富商对城市贫民的深重压迫。心地纯良的刘大成无端遭受厄运，妻子被富商奸淫，孩子失踪，而富商却逍遥法外，自己被迫上山当了胡子。当刘大成若干年后准备回乡寻子并伺机报仇时，不慎落入富商和日伪警局精心编织的罗网中。小说展示了穷苦百姓在黑暗社会被凌辱、又无力反抗的悲惨命运。“秋夜的风在长街上吼叫着，沙粒吹打在人的面上。地堡里的夜和几年前一样，仿佛永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作者难掩的悲愤，时常隐藏在这象征性的述说中，是对东北沦陷区社会无边黑暗的控诉。《两船家》表现了阶级对峙的紧张。“我”作为一个习惯了“贪婪的剥削”的富人，对穷船夫的“原始的野蛮”充满了恐惧，时刻担心他们会杀了“我”，体现了剥削阶级做贼心虚的良心不安。当“我”以有闲阶级的眼光，认为船夫撑船摇撸是一种“幸福”时，船夫的回答更是充满了挑战：“我们这种人是配享幸福的么？譬如您是一位想享幸福的人，但是您为什么不来做一个船家呢？”[4]632在深夜中，穷船夫想一刀杀了“我”，但他终于没有。“我”平安到家后收到船夫寄来的信。从信中得知，原来船夫就是被“我”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学同学赵柴民。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信念和我的事业告诉我，这不单纯是个人的仇恨，它需要总的解决。……你知道吗？你从梦中惊醒的那天夜里，我的伙伴已经要用那把刀结束了你的生命。我考虑之后，拦住了他。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变成了只是图财害命了。何况，我们一向不主张，用这种手段解决你们和我们之间的问题，这也是解决不了的。就这样，你又得以逍遥自在了……随意欺凌弱小和无辜。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是长久不了的，历史早晚会做出回答。虽然我只是个摆渡船家，我却坚信着。[4]637

这是关沫南精心安排的“被压迫阶级的宣言”，体现出作家对阶级关系的深刻体认：即个人复仇并不能根本解决阶级矛盾，阶级矛盾需要“总的解决”、需要整体意义的彻底抗争、需要代表历史进步趋势的正义力量的介入，这样才能实现阶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关沫南实则通过“摆渡船家”的信心，呼唤“代表历史趋势的进步正义力量”和“总的解决”的必然来临。同时，像“就这样，你又得以逍遥自在了……随意欺凌弱小和无辜。但是你要知道，这一切是长久不了的，历史早晚会做出回答。”这样的隐曲之笔，又仿佛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判决，让身受民族压迫的同胞们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光明。

三

关沫南还通过表现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苦闷与挣扎，来隐曲实现抗战意图。在关沫南笔下，知识分子往往属于特殊的受难群体。他们大都具有新思想，对社会变化有敏锐的直觉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在他们与黑暗社会的碰撞中，表现出的反思和抗争情绪多是复杂而深沉的。《在夜店中》的文学青年宋雨华，本有着顽强的个性和远大的理想。但经历了杂志被查封、流亡北平、恋人早逝等一系列不幸后，开始心灰意冷：

“也许是在学生时代希望抱的太大了，所以到社会上处处给我的只是失望的打击，我就这样灰心失意的混了下来，从前的意志力不是没有的，然而有什么用呢，社会上是不容许你清醒的！……实在是社会上给我的打击太深了，我几次的在受重创之后都想着重复翻身干下去，然而我始终没有得到重生的机会！……况且你所想的社会和你所抱的希望，事实完全相反，你又何必昧着良心去作歌颂的文字呢？”[4]622

此种感慨，实则隐晦道出东北沦陷区文艺青年的心灵压抑。在高压政治环境下，想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和革命理想是何其难！既然“大事业和光明的途径，是不敢梦想了！”[4]625，又不想做“歌颂的文字”，所以倒不如隐居起来，“在孤寂里讨生活”。这的确反映了当时东北沦陷区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毕竟，在布满荆棘的黑暗世界，“带着镣铐跳舞”实在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很多知识分子选择遗世独立，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狭的笼》中的青年学生陈更，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发出了“青春期的梦幻被污浊的现实摧毁了，生活使得人既不欲在平凡里寂灭，生活却又使得人不能成为一个英雄立在人众之上振臂疾呼。”[5]的慨叹。他在苦闷中彷徨，正欲遗世独立之际，昔日的恋人、行刺大军阀的进步画家刘影明那“清澄而热情的眼睛”、“沉着而健康的生命”，唤起了他“冲破人间的狭的笼”的抗争意识。但随着刘影明被迫害致死，他又陷入了“人间到处是狭的笼，我们都是那笼中鸟儿”的深切沉痛中。小说末尾写道：

踏上海岸，风在海上翻腾，雨在海上呼啸，黑黝黝的天际轰隆隆的闪着雷电，雷电闪过的光亮里掩映着海水在滚动。海岸上的林木被袭击得匍匐在地上，岸上的路灯在潆潆的雨雾中放不出一丝光亮，陈更喝得昏醉的，蹒跚的、被雨水洗涤得仿佛裸体的一般。

暗喻着东北沦陷区黑暗势力的强大，陈更再次被晦暗的风雨冲刷得一无所有。小说通过陈更的心灵挣扎，展示了民众觉醒的艰难历程。同陈更相比，《沙地之秋》中的青年教师张仲青已经不再彷徨，开始具备明确的抗争意识。面对学校封建复古派制造的“裁员”、“逐出新派”的风波，他毫无畏怯。对所谓“当局对于舆论的诸种指令”也并不惧怕，他鼓励已经被艰险世道折磨得心灰意冷的同事林明一起反抗。而且，当遭遇昔日恋人的背信弃义时，他很快能从爱情失意中挣脱出来，通过投身社会革命来淡化个人苦闷。他积极组织学生办报刊、写文章，抨击时弊。“这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为东北文学留下一篇沦陷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变迁史。”[6]作者还通过张仲青对生活的憧憬来高扬理想：“明天太阳又可以温熙熙地升到中天来了，想到那草地、那水沟、那阳光和那群年青的生命，他的心好像是又照耀出一片光明。”这明丽的描写在关沫南笔下是不多见的，这同样是一种曲笔，坚定人们冲破阴霾的信心。

四

因关沫南执着于“黑暗”的揭示，故其文风显得严肃而凝重。曲笔的追求又使其作品多了几分含蓄隽永。在关沫南郑重深沉的笔致中，同样不乏活泼之气，这主要表现为谐虐讽刺笔法的运用。《古董》这样来嘲弄邢老夫子：

邢老夫子看着一切平静了，才深深地咳嗽了一声，从嘴里好半天用舌头擎出块痰来，象吐宝似地，冲着胖老张每天记浮欠账的那块立在墙角的小黑板上，拍的一声命中在那条九月六日秃老大四两白干的字样下，邢老夫子不介意地看了一眼，他看那口粘痰周围的唾沫滑了下去，只剩那块黄里带黑的鸡蛋黄大的痰块挂在那里一动不动时，才很以为满足地呷了一口酒……邢老夫子冷冰冰的脸孔上，也竟露出一丝微笑，又狠命地咳嗽了一阵，抛两个茴香豆到嘴里，然后借着脸上的笑意说：“毛癞头知进知退，随机应变颇有大丈夫之谋，可惜有谋无勇，故而油捶没有上身，亦不幸中之大幸也，毛癞头勉乎哉!”

封建遗老的那种摆谱儿、自大、假正经、酸腐，被作者的辛辣曲笔刻画得入木三分，嘲讽的口吻颇似鲁迅。有论者曾指出，关沫南抗战早期的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白描手法的运用、幽默讽刺的笔调等各方面都明显地存在着模仿鲁迅小说的痕迹。”[7]关沫南的某些杂文更是鲜明体现出鲁迅风格。《1942年梦语》写道：

有人说，梦总是梦，不是事实。这话虽然很使冥想家失望，但在这说实话便要被目为傻瓜的年代，说老实话不如说几句梦话倒还轻松无碍。第一可以不必担心是否合乎舆论，第二可以少得罪几个人，不痛不痒恰似官样文章，这是最使诸位大人先生和四方仁人君子称快的。

倘是尽管说实话，或至少说了一半实话，也是不大好的。因为大家全在作乐，本不辨什么黑白，譬如他吃的虽然是饲鸡一样的谷子和高粱，而脸上却明明在做着笑颜，这就是说他并没有痛苦，你很可以为他的胃口和健壮安心。如果你以为他这是伪装进而揭出他的创伤，这就有点不大合适。心肠硬的，也许要因而愤怒怪你不该说他在受谁的虐待，心肠软的，也许要痛哭流涕，觉得自己根本就可以不活。这虽然都是些小事，作起譬喻也还有些不太妥恰，但已足可以证明，说实话何若其不宜之甚也了。[8]

文笔犀利，反讽有力，逻辑严密，分析透辟，而且巧妙使用了形象化比喻，深得鲁迅杂文的精髓。

[1] 刘树生.关沫南小说集《流逝的恋情》评识[J].文艺评论，1993，（3）：59.

[2] 关沫南.落雾时节[N].滨江日报，1941-08-23.

[3] 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290.

[4] 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5] 关沫南.狭的笼[N].大北新报，1940-12-15.

[6] 申殿和,黄万华.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277.

[7] 周玲玉.试论关沫南的小说创作[J].文艺评论，1985，(5):85.

[8] 关沫南.1942年梦语[N].大北新报，194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