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志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基础部，河南 郑州 450045）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铨（字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20日午后，鲁迅和许寿裳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是日大雨，鲁迅送殓回去，成诗一首云：“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悼杨铨》这首诗前后两句构成互文关系，前一句是对留学时期的回忆，后一句写当下的杨铨事件。杨杏佛的遇难，又一次让鲁迅回想起青年时期的革命豪情，追忆起那些死去的革命友人。鲁迅在日本求学的时候，东京是反清革命者的大本营，吴稚晖在那里骂慈禧，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后，也在东京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围绕在这些革命领袖身边的，是一大批革命留学生。1904年，鲁迅和他的同乡许寿裳、秋瑾、徐锡麟等都曾参加陶成章组织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到辛亥革命起义成功，留学的友人星云流散，恰如鲁迅在诗中所说“旧朋云散尽”（悼范爱农诗句）。

在鲁迅这些同乡和同学里面，最值得一提的是陶成章（字焕卿）。陶成章是光复会的领袖，1904年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时，陶成章是副会长，蔡元培是会长，但实际上陶成章一直是光复会的灵魂人物。鲁迅与陶成章关系密切，鲁迅是陶成章与孙晓云的证婚人（据孙晓云回忆）[1]70，陶成章的死不但在民国革命史上举足轻重，而且对于鲁迅也影响甚大。他们的关系交往史是鲁迅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解他们的关系脉络，对于参悟鲁迅的革命思想与文学道路有莫大的裨益。

杂文里的记念

1912年1月14日，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在当时震惊海内外，上海各报纸均有揭载，如《民立报》、《神州日报》、《大共和日报》等。事件发生之翌日，孙中山即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令其“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并在电文中称许“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陆军总长黄兴也于1月17日致电陈其美，“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事实上，刺陶的枪手之一，据汪荣祖和李敖分析，正是追随陈其美的蒋介石[2]28。陶成章是光复会的灵魂人物，他的死直接导致了光复会的解体。

陶成章遇刺之时，鲁迅尚在绍兴任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并支持宋子佩等越社进步青年创办了《越铎日报》，目的之一是为了监督、规劝王金发等人。1912年1月3日，即陶成章遇刺前不久，在《越铎日报》创刊号的“祝电”栏内，还刊载有陶成章发来的贺电。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势力大炽之时，陶成章不忘旧友，对鲁迅办报给予大力支持。陶成章遇难之后，鲁迅在1912年1月22日的《越铎日报》上撰文道：“而今陶君复陨于私剑矣，车过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华土之人，其永劫不悟者矣。呜呼！陶君经营伟业，福被吾族。今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岂命也夫！君之死，本于敌谋或出自私利，虽不可知，要之汉人亲将其事则一。”[1]62对于陶成章的遇刺，鲁迅充满了悲愤和痛惜之情。为了纪念这位辛亥革命的英雄，鲁迅与蔡元培、龚宝铨等陶成章生前好友共同发起成立“成章学校”。

陶成章遇难之前，鲁迅一直没有去南京临时政府任职，他很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曾托蔡谷卿介绍，终未果。陶成章遇难之后，“季茀写信来催我往南京了”，[3]326即1912年2月，鲁迅前往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之后又随教育部迁居北京。所以陶成章的死正处于鲁迅职业选择的十字路口，可以推测，陶之死对于鲁迅的选择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然而在鲁迅此后的杂文里，提到陶成章名字的地方并不多，对他也没有专文回忆和纪念，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鲁迅1926年作的《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4]322

“夜雨潇潇”，使人联想起李义山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晚年的鲁迅，曾对冯雪峰、胡风和增田涉等青年谈起自己与陶成章以及光复会的故事。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道：“关于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我记得他是抱着一种很深的怀旧的感情去谈起的，……精神有些奕奕地说到他自己：‘我可就是属于光复会的’……我们那时候，实在简单得很！”，[5]82鲁迅言语间流露出“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的革命豪情。

在鲁迅的杂文里，还有一处文字暗含鲁迅的心曲。1927年1月14日，在《〈绛洞花主〉小引》的书评里，鲁迅写到：“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就在写作这篇书评的十五年前的同一天，也是在1月14日，陶成章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时间上的巧合，极有可能是鲁迅的一种隐晦的纪念，这也是鲁迅的写作风格。藉着评论红楼，鲁迅或许也在怀念着他的同乡，他的留日同学和昔日热血的革命青年。辛亥革命前后，鲁迅耳闻目睹了很多革命者的死，比如同乡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范爱农，留日学生宋教仁等等，这正是他眼下的“许多死亡”。

东京时期的友谊

鲁迅与陶成章的交往始自1902年的东京留学时期。从《鲁迅年谱》与《陶成章年谱（修订）稿》对比分析可知，他们二人的交往集中在两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1902年秋至1903年冬，陶成章于1902年8月抵达东京入清华学校，鲁迅比陶早到几个月，于4月入弘文学院。1903年冬天，陶成章回国联络革命工作。第二个时期是1907年至1908年秋，此时鲁迅从仙台退学，回家省亲结婚后，寓居东京潜心翻译创作，而陶成章亦追随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工作，这个时期是他们俩人交往最频繁最密切的阶段。虽然陶成章经常活跃于上海、杭州和东京等各地之间，但这两个时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鲁迅和陶成章都是绍兴人，同乡之谊他们是深厚友谊的基础。留学东京初期，同乡会是留学生重要的聚会方式。据周作人日记（1902年12月28日），鲁迅曾托谢西园带信并《浙江同乡会章程》一本给二弟，浙江籍留日学生101人于1902年11月在东京组织同乡会，并拟订章程。关于鲁迅与陶成章的相识，裘士雄先生在《陶成章与鲁迅》一文中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东京有‘浙江同乡会’，‘为吾浙留学生及官绅之游历或寄居日本者所组织’，其宗旨‘以笃厚乡谊为主’，鲁迅、陶成章自然参与其中。”“除了这，还有绍兴同乡会，凡是绍兴府八邑人员在日本留学、考察、游历，均系绍兴同乡会成员，因此，虽然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陶成章在清华学校求学，但是，单是通过这种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民间组织聚会晤谈的机遇是不少的。”[1]55

如果说，陶成章与鲁迅的交往是以同乡之谊为基础，那么反清革命是他们义结金兰的纽带，而章太炎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导师。1903年，“苏报案”发生，章太炎本可以避走免祸，但他坚持留守爱国学社，当巡捕来缉拿时，他自指道：“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章太炎于是身系租界牢狱。在《自定年谱》中章太炎谈及此事：“余驳康书虽无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师代表，与吾辈对质，震动全国，革命党声气大盛矣。”[6]152“苏报案”振奋了东京留学生的革命热情，给青年鲁迅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晚年回忆章太炎的文字里，鲁迅写道：“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7]565

1906年，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客寓东京主持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1907年，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秋瑾相继就义，陶成章成为徐匪同党被清廷通缉，罪名是“学日本催眠术，著中国权力史”，他不得不避难东京，协助章太炎编辑《民报》，并曾接替章太炎主编第20至22期。1908年，章太炎在东京为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开小班讲授《说文》、《庄子》等，授课地点亦在《民报》社内。围绕着《民报》社，是陶成章与鲁迅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期。据周作人回忆，1907年，在周氏兄弟迁居本乡中越馆后，陶成章、龚宝铨、陈子英等经常来找周氏兄弟聊天。此时陶成章对鲁迅非常信任，据钱茂竹的 《陶成章年谱（修订）稿》1908年条：“其时，在《民报》社或自己寓所，常与鲁迅等交谈，两人感情弥笃。为避清吏注意，曾将《龙华会章程》等托鲁迅代为收藏”。[1]189

1909年7月，鲁迅回国参加工作，而陶成章早在1908年8月，因为解决《民报》经费问题已赴南洋。在1909以后，他们很可能还有交往的机会，因为陶成章与孙晓云结婚即在1909年，而鲁迅是他们的证婚人，他们很可能是在1909年上半年结的婚，此时鲁迅尚在东京。

结语

关于鲁迅与陶成章的友谊，限于史料的缺乏，本文只能在双方年谱和裘士雄文章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探讨和梳理。鲁迅与陶成章之所以能建立如此深厚的信任和友情，除了同乡兼革命友人的外在因素，还有他们性格上的互补。鲁迅是比较细心的人，他给许广平写信评价自己“看事情太仔细”，“不易勇往直前”，“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两地书》之八），而陶成章是热心军事，重在行动的人，他长途跋涉浙江、南洋等地联络会党筹集捐款，很善于和各地绿林党人打交道，也因此被章太炎戏称“焕强盗”。陶成章很欣赏鲁迅的才华和对反清革命的见解，而鲁迅非常钦佩陶成章的行动能力，这和他早期论文中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行动”的思想是一致的。了解了这一点，对于理解“青年必读书”的历史公案也是有帮助的。

[1] 绍兴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陶成章史料[Z].绍兴:内部发行,1987.

[2] 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3]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 程麻.鲁迅留学日本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6]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