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浩，匡翠春

（承德市文物局，河北 承德 067000）

“在世界文化遗产之林中，有一座独一无二的用山庄与寺庙共同铸成的丰碑。在这座丰碑上，铭刻着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铭刻着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辉煌，铭刻着中国造园与建筑艺术的成就，铭刻着中国宗教文化的圣功。这座丰碑就是中国承德避暑山庄及皇家周围寺庙。”[1]避暑山庄伴随着清朝的建立、顶峰、衰败而发展，深刻地折射出一个王朝的盛败乃至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命运。

一、从清朝的兴衰看避暑山庄的作用

清军入关前，今天的中华大地主题上呈现北元、明和清政权三足鼎立的势态。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走的是向北、西南地区寻求同盟者以包围明朝实际控制区的线路，皇太极建国号“清”以后开始伐明，他的子孙完成了中国的又一次统一。

（一）避暑山庄建立的历史背景

清朝入关以后清政府面对着中原人民反清复明情绪，外国侵略者的入侵，西北少数民族叛乱等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康熙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大力笼络关内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其次，宣布减免赋税，注意恢复生产；再次，严明军纪，提高战斗力，于1681年平定了三藩之乱。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为了训练八旗兵的战斗力，保持其耐苦、善战的训练方式，清帝几乎年年木兰秋狝，皇家礼仪十分威严隆重，“驼载为劳，固件行宫，以息物力”，中途需要有歇息食宿的处所，故而需要沿途需要修建行宫，先期储备物资。避暑山庄就是因为木兰秋狝才发展起来的，并逐渐成为清廷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二）避暑山庄的历史作用

1.康熙时期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在承德设置木兰围场，并于每年秋季到这里围猎。借以训练军队，密切同蒙古、藏等民族的关系。自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彻底平息了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同喀尔喀蒙古三部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举行会盟。并建汇总寺“以彰盛典”。

通过多伦会盟及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深知塞外热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在避暑山庄外武烈河东修建了溥仁寺、溥善寺两座寺庙。

2.乾隆时期

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准噶尔叛臣阿睦尔撒纳的带领下平定西北取得大胜，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仿西藏三摩耶庙修建了普宁寺。

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又一次出兵向再度发动叛乱的阿睦尔撒纳大举进攻，为平叛胜利，已归顺清政府的达什达瓦部在战争中立下了战功。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为达什达瓦部众仿伊犁固尔扎庙修建了“安远庙”。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乾隆60岁寿辰；第二年是他母亲—皇太后80岁寿辰。乾隆皇帝下令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仿西藏的布达拉宫兴建普陀宗乘之庙。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就在此庙落成之际，乾隆得到消息：久居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冲破层层困难，回归祖国。为纪念土尔扈特部的英雄壮举，乾隆亲自撰写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大型石碑立于此庙的碑亭内以是纪念。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以狡诈的手段进入日喀则，要求和西藏建立商约时，班禅站在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上，态度鲜明的表示：“西藏是属中国大皇帝管辖，须听命中国皇上的”[2]，以未经皇帝批准而拒绝。可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连续骚扰，以达到侵略目的，西藏政府首领认识到要抵抗侵略者就要依靠清中央政府，因此，六世班禅在乾隆帝允许的情况下，前往承德祝寿，承德仿班禅居所——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形制，兴建须弥福寿之庙。

此外，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下令在避暑山庄文津阁编纂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

3.嘉庆时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61岁的嘉庆皇帝准备前往承德避暑山庄举行木兰秋狝，“命六皇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端亲王绵忻、皇孙贝勒奕纬随驾。七月十八日，皇帝一行自京师启程。行前，嘉庆身体强健，途中虽长途跋涉，据旻宁说：“登陡勿倦”、“策马度广仁岭”等。经过六天行程，七月二十四日，嘉庆一行抵达避暑山庄。日上午，他“觉痰气上壅，至夕益甚”当夕逝世。直至今日，嘉庆帝的暴卒仍是死因不明。七月二十日，皇太后（仁宗孝仁睿皇后）降旨“驰寄皇次子（旻宁），即正尊位”。道光皇帝即位后没有来过避暑山庄。

4.咸丰时期

1856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清政府以失败告终。而此时的咸丰从圆明园逃到热河避难。并在避暑山庄批准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和中英北京条约，将香港、九龙割给了英国，使中国进一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病逝，慈禧在承德避暑山庄策划了著名的“辛酉政变”，统治中国四十八年之久。

二、从避暑山庄的作用看清朝民族关系的融合

明朝永乐以后，承德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民族交汇融合的地方。作为避暑山庄的建立者玄烨，对历朝的兴废盛衰、治乱得失和现实的情况进行分析借鉴以后，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发表了一道关于不修长城的上谕：“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玄烨在其诏谕和诗作中都是反对修筑长城的。

清代康、乾时期，清政府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安定，推行了利用修建喇嘛教寺庙等少数民族的怀柔民族宗教政策，陆续在承德避暑山庄外东部和北部山麓围绕山庄陆续修建了喇嘛教寺庙，俗称外八庙。对进一步密切清政府同蒙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热河行宫建立前后，康、乾两帝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满蒙联盟、有利于统一北疆的政治活动，即加强武备、省察民瘼、怀徕蒙古贵族、笼络黄教领袖等等”[3]。康熙皇帝在避暑山庄肇建之前，就已经着手进行一系列省察民瘼、怀徕蒙古的工作：“谕副都统巴图、一等侍卫阿南达等曰：“边外八旗蒙古与内八旗一体，朕未尝分别内外。今朕巡行之，次见衣食穷乏，朕深为恻然。可通行晓谕所过地方蒙古人等，有鳏寡独老病不得其所者，今其来见，加恩赏赉。且因其来见朕，亦可悉其生机。嗣是，每日诸蒙古人等，扶老携幼至行宫前叩首。上详问年齿生理，颁赐酒席，并令酌量给予银两布匹”[4]。在避暑山庄“关于边疆许多重大问题，都曾在此进行处理。据记载，当时我国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西藏、四川等地的藏族以及台湾的高山族等边远地区的兄弟民族的上层人物，都曾来承德避暑山庄朝觐”[5]。木兰秋狝和热河行宫的修建，既保持了清朝军队较高的武备水平，同时，也是清朝皇帝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积极、主动进行联系交往的宝贵时机，对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承德避暑山庄不仅仅是清朝皇帝在此处理国家政务、治理国家的重要场所，而且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方面，在进一步巩固各民族政治联盟方面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

[1]李月明.避暑山庄外八庙观赏手册[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2]赵玲.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讲解概要[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3.

[3]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赵之恒.大清十朝声讯·清圣祖圣训(卷三十七)[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85.

[5]承德市文物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承德避暑山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