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淑媛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老干部处，河北 承德 067000）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用这一观点来分析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是受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经济制约和决定的，而又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经济。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创建于1703年的避暑山庄，是清代历史的产物，就其本质属性而言，它属于文化范畴。一方面，它受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约和决定；另一方面，它又反映清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康乾盛世”是清代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政治与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与繁荣，避暑山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盛世”时代的政治与经济。

一、山庄反映“盛世”时期清政府的政治作为与权威

“康乾盛世”也可理解为“康雍乾盛世”，在政治上康雍乾三代坚持国家“大一统”，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清除“边患”，安定边疆，从而体现出长治久安的局面。入关前，清朝已建立了满蒙汉政治联盟；入关以后，康熙明确提出废长城、“中外一家”的战略思想，把国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取得了卓越成效。

由于康雍乾三朝的治国方略及政策长期保持连续性和统治集团的稳定性，因而从康熙至乾隆三朝百余年，清王朝国力不断增强，军队一直保持较为旺盛的战斗力。康熙时，成功地平定三藩之乱，并收复台湾，又两度北击沙俄、三次征讨噶尔丹以及西南入藏作战。雍正时，圆满地结束西北再战噶尔丹、西南平上司之乱。乾隆时，南北征战，甚至出入异国，艰辛备尝，付出重大牺牲。一次次战斗，充分显示出包括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军以及绿营兵，都具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和保卫国家安宁的力量。强大的国势、雄厚的军事力量，以及清政府的政治作为，提高了清王朝的政治权威。无论是国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国外的朝贡国，都因清王朝国力强大而产生不能不臣服的感受，就连跟清政府只保持贸易往来的西方国家，虽有野心但也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康乾盛世”时期清政府的政治权威，避暑山庄是有具体反映的。

（一）山庄反映“盛世”时期清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政治权威

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同边疆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来往，特别是跟蒙古少数民族的交往更多。明末清初，蒙古族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厄鲁特蒙古）。明朝后期，漠南蒙古各部互不相属。大清王朝的先祖努尔哈赤，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强调满族与蒙古“服制亦类”，积极团结蒙古民族。皇太极同努尔哈赤一样，把蒙古民族视为对明作战的依靠力量，他采取的方针是：“慑之以兵威，怀之以德”，二者相比更偏重于“怀之以德”。这一方针的主旨，就是在军事压力之下，用怀柔政策使蒙古来归于我。大约经过九年时间，皇太极终于统一了漠南蒙古。康熙继承并发展了皇太极的民族政策。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塞外设置木兰围场，后来又创建避暑山庄。康熙以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为政治舞台，进一步推行皇太极所执行过的方针政策，他来往于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蒙古王公首领陪伴在身边，并推心置腹地交谈，这不仅密切了皇帝与蒙古民族的关系，也增强了蒙古上层人物对清政府的敬仰与诚赖，提高了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正逢康熙六十大寿，常有蒙古各部王公贵族前来祝寿，并恳请建造寺庙，以示祝贺。康熙允其所请，在避暑山庄之东，建“溥仁寺”“溥善寺”两座寺庙。康熙在《御制溥仁寺碑记》中说：“康熙五十二年，朕六旬诞辰，众蒙古部落，咸至阙廷，奉行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朕祝寿。”“藉诸藩祝朕之忠诚，为万方祈纯嘏之锡。爰纪斯文，勒诸贞石”。康熙的碑文反映众蒙古部落的首领，都诚心诚意为康熙祝寿，并“不谋同辞”恳请建庙宇以示祝贺，其陈述之态度极为诚恳。由此可见，康熙在众蒙古部落中具有很高的威望，蒙古民族对康熙及其所代表的清政府是极其敬重而又诚服的。这种敬重与诚服显示了“康乾盛世”时期，清政府在少数民族中具有很高的政治权威。

乾隆皇帝对待少数民族，继续执行先祖“慑之以兵威，怀之以德”的方针。由于蒙古族笃信喇嘛教，乾隆更注重利用宗教并通过上层喇嘛笼络蒙古王公贵族，控制蒙古牧民。乾隆的举措，不仅使蒙古牧民和王公贵族感到贴心，而且博得了宗教领袖的信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班禅六世主动请示来热河为乾隆祝贺七十寿辰。为了迎接班禅六世来避暑山庄，仿班禅居所扎什伦布寺，修建了须弥福寿之庙。乾隆在《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中说：“上以扬历代致治保邦漠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向化之悃忱”，坦露了其建庙的用意。由于清政府既利用又控制喇嘛教，相当成功地处理了蒙藏问题，增强了各民族对清王朝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深蕴各少数民族对清王朝的诚服与崇敬，反映了清王朝在少数民族中的威望。清王朝在少数民族中的威威，最突的表现是达什达瓦迁居热河与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返回祖国的两大历史事件。

达什达瓦是准噶尔蒙古的一支。乾隆十年（1746年）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凌死后，准噶尔贵族间长期混战。清政府为平熄割据斗争而进军西北，达什达瓦之妻深明大义，率领该部六千余人，在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时，毅然离开原来的牧地，向清军驻地靠拢，并参加了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战斗。乾隆二十一年，经长途行军，达什达瓦迁至喀尔喀蒙古鄂尔浑河畔。次年，达什达瓦弟妻（达什达瓦弟伯格里之妻）请示迁至内地，于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分两批到达热河。清政府将他们编九个佐领，归入热河驻防八旗，发给粮饷，并在普宁寺周围建房千余间，让他们安家落户。乾隆二十九年（1964年），乾隆在武烈河以东的山岗上，仿伊犁固尔扎庙的样式修建了安远庙，供他们瞻养朝拜。继达什达瓦部迁居热河之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历经千辛万苦，从俄罗斯的伏尔加河返回祖国。回到祖国后，以渥巴锡为代表的九名土尔扈特贵族首领，立即赶赴热河接受乾隆皇帝的召见。乾隆热情接见他们，并对渥巴锡等人给予封赏。事后乾隆撰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碑文，以示纪念。以上两桩历史事件，既反映蒙古民族对清政府的拥戴、信赖与向心力，也表明清政府在蒙古民族中，具有很高的政治权威。

（二）山庄反映“盛世”时期清政府在朝贡国中的政治权威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威震殊方”。当时，相邻的许多国家都向清朝称臣纳贡，成为藩属国，或称朝贡国，并形成了朝贡关系，或称朝贡体系。这种朝贡体系的核心是清政府，被视为宗主国。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研究，在中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由宗主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此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矛盾不必诉诸武力解决；其二，宗主国在朝贡体系中，对朝贡国实行保护性的无关税交易，为朝贡国提供极富吸引力的商业机会；其三，朝贡体系所蕴含的理念，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就宗主国而言，清朝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涵盖不同性质的文化；就朝贡国而言，只要履行一定的礼仪程序，就可以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进贡区域接触。

据《清帝列传·乾隆帝》介绍，“康乾盛世”时期，与清朝保持朝贡关系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国家：朝鲜、安南、缅甸、暹罗、南掌、苏禄、廓尔喀。以上诸多朝贡国，对清政府向心力很强，他们络绎不绝奔赴避暑山庄朝见清朝皇帝。比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逢乾隆八十大寿，来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的人很多，其中有安南使团一百八十四人，南掌使团十五人，朝鲜使团三十余人，缅甸使团三十二人。许多朝贡国来避暑山庄为乾隆祝寿，既表明乾隆皇帝受到朝贡国的尊敬与崇拜，也反映了“康乾盛世”时期清政府在朝贡国家具有很高的政治权威。为什么清政府在朝贡国家具有很高的政治权威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慑之于兵威”。前文提到的十几个朝贡国，多半是以武力征服的，诸如安南、朝鲜、廓尔喀，都曾兵败于清军而请求入贡的。其二，服之于怀柔，乾隆对待朝贡国，也像对待国内少数民族一样，遵循“怀柔远人”的原则，待之以礼。清朝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名义为藩属，实际是平等关系。清朝对这些国家从来没提出过任何领土要求，绝对不干涉其内政。因而，各朝贡国对清王朝是心悦而诚服之。

在外交方面，“康乾盛世”时期，除了与朝贡国之间的关系以外，还与西方十几个国家贸易往来。诸如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丹麦、瑞典、奥地利等。乾隆在处理中外关系方面，其基本准则是：“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思患豫防，不可不早杜其渐。”在众多的西方国家中，英国同清王朝往来最多。英国是一个心怀侵略野心的国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打着“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庆祝，今遣马戛尔尼进贡”的旗号来到中国，其名为“祝寿团”、“贡使团”，实际上是英国资产阶级为打开中国门户的“先遣团”。为了接待英国代表团做到“经理得宜”，乾隆强调“至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3]这些原则和指导思想，在避暑山庄接待活动中有具体反映。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热情接待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但对英王国书和马戛尔尼提出的政治经济要求毫不让步。他用 “断不可行”、“皆不可行”、“亦属无用”、“皆有定例”、“岂能拨给”、“尤属不可”[3]等准确明白的语句，给予彻底拒绝。乾隆的态度使英国资本主义者感到不满，其侵略野心仍然不死，但因迫于清王朝强大的国势和政治权威，未敢轻举妄动。

二、山庄反映“盛世”时期清政府的经济实力

“康乾盛世”时期，清王朝之所以在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朝贡国中具有很高的政治树威，是因为有坚实的经济基础。雄厚的经济实力，博得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尊重与信赖。避暑山庄具体地反映了“康乾盛世”时期清王朝的经济实力。

（一）山庄造园的发展反映“盛世”经济实力雄厚

避暑山庄不是一次建成的，从康熙到乾隆，先后历经八十多年时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经营思想，山庄前期与后期，呈现出不同风貌。

始创于康熙四十二年的避暑山庄，处于“康乾盛世”初期，社会经济尚不发达，清王朝国库储存并不丰厚。因此，康熙经营避暑山庄的主导思想是：强调俭朴、崇尚自然、力戒奢华。他在《芝经云堤》诗中说：“命匠先开芝径堤，随山依水揉辐齐。司农莫动帑金费，宁拙捨巧冶群黎。”这四句诗，反映康熙以崇尚自然为指导思想。所谓“随山依水揉辐齐”，意为山庄造园，不以豪华的壮貌与嵯峨的建筑规模见胜，而是根据自然的地形地貌，把建筑置于山水之间。这样造园，不必大动土木工程，而是在自然山水基础上稍微加工即成。在康熙造园思想指导下，避暑山庄是以“化大为小”的方法，使园林建筑形成集锦式地分散于自然山水之中。康熙为什么取“随山依水”、崇尚自然为造园的指导思想呢？原因之一，山庄自然条件好，有山地、有湖沼、有壑谷、有平原。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可以做到景随形转、建造风格多样的园林景观。原因之二，是与经济条件有关。康熙时期虽然历经由乱入治，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但国库存银并不充足。所以康熙特别强调山庄造园“莫动帑金费”，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少花钱，不要动用国库银两。

乾隆经营避暑山庄，始于乾隆六年（1740年）。从乾隆六年到乾隆十九年，这一时期正值清朝立国百年，“康熙盛世”已步入发展高峰，社会经济呈现出全面发展繁荣景象。避暑山庄不仅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而且充分发挥其政治中心作用。由于国内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宗教领袖以及周边国家的朝贡国使者，纷纷来山庄拜见清帝，这使清帝经营山庄的思想也逐渐发生变化。在乾隆看来，由于木兰秋狝活动的开展，随围的蒙古贵族的增加与朝觐制度的健全，经营山庄不能不注意观瞻效果，他说：“予承国家百年熙和之合，且当胜朝二百余年，废驰之后，不可无黻发饰，壮万国之观瞻”。[3]由于乾隆经营山庄思想，内含园林观瞻效果，他在维修、扩建山庄景观时，很注重外观的装饰之美。比如，乾隆十九年翻修淡泊敬诚殿时，就把原来一般木料换成名贵的楠木，并加以精工细作，充分显示出皇朝的庄严与富贵。再如，乾隆为了“壮万国之观瞻”，他在山庄内增建殊原寺、广元宫、梅檀林……等庙宇时，一改山庄朴实无华的风格，既采取彩绘装饰，又用琉璃瓦覆顶，彰显其辉煌灿烂的风貌。应该指出，最能“壮万园之观瞻”的建筑，是山庄周围的寺庙。舒乙先生，对避暑山庄周围寺庙中几座庙宇进行了具体描绘：“普陀宗乘之庙有大金顶，有宏伟高达18米的大红台，有高25米的大白台；须弥福寿之庙也有大金顶，而且有八条金龙，各一吨重；安远庙有琉璃黑瓦顶；普宁寺和普乐寺则各有黄琉璃瓦顶。这些组成了一种颜色的大汇展，而且气派高贵，远看有远看的意境，近看有近看的体验感受，特别是在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显然是大手笔的制胜……”[4]舒乙热情赞美山庄周围寺庙“气派高贵”。读舒乙先生的文字，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避暑山庄周围寺庙，为什么能营造得如此辉煌呢？究其原因，自然会想到，这与乾隆“壮万国之观瞻”的经营思想是有关系的。如果进一步思考，就会想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康乾盛世”的经济实力，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基础，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基础，是难以成就如此之大的壮举的。

乾隆为了“壮万国之观瞻”，他经营避暑山庄与山庄周围寺庙，是不惜花费重金的。我们从一些文史资料中抄录几笔数字，足以作为佐证。

澹泊敬诚殿（翻修工程）：七万一千五百二十五两一钱七分（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永佑寺舍利塔：二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两三钱三分（内务府奏销绿头牌白本档案）

文园狮子林：七万六千三百七十九两（内务府奏销档）

文津阁：三万零九百零一两六钱（内务府奏销档）

戒得堂：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七两三钱九分五厘（内务府奏销档）

烟雨楼：三万五千六百三十九两四钱一分（内务府奏销档）

采菱渡（翻修工程）：三万九千一百零二两一钱七分五厘（内务府奏销档）

食蔗居：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两七分五厘（内务府奏销档）

山近轩：三万零七百二十五两五钱五分八厘（内务府奏销档）

珠源寺宗镜阁：五万五千六百六十三两七钱六分（内务府奏字258）

碧峰寺：十一万五千六百五十二两二钱九分一厘（内务府奏字351）

碧峰寺周围风景油饰表糊费：一万五千八百八十八两九钱三分（内务府奏字357）

广元宫：六万五千九百三十八两八钱五分九厘（内务府奏字368）

须弥福寿和普陀宗乘之庙铜制镏金鱼鳞瓦用黄金：共达二万九千三百两，折合白银二百万两（内务府奏字311）

以上列举的十几笔数字，只是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建筑工程支出的小小的一部分银两。占地面积564万平方米的避暑山庄，包容一百多处景观；半环山庄庞大的寺庙群由十二处庙宇组成。其两项建筑工程之大，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然而这两项浩大工程，究竟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支付出多少银两，这是我们难以估量的。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都是在“康乾盛世”时期完成的。能够承受如此之重的经济负荷，可以想象“康乾盛世”的社会经济，是多么繁荣和发达啊！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以其实实在在的体态，充分反映了“康乾盛世”雄厚的经济实力。

（二）山庄的礼仪活动反映“盛世”国库储存丰盈

从古至今，我们的国家，一直保持礼仪之邦的美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儒家认为，能有来自远方的朋友，是值得高兴的事；对待远方来客，应以礼相待。清朝统治者，虽然出身于少数民族，但因他们酷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儒家的“礼”，不仅接受而且极力推行。康熙和乾隆都很注重礼仪，无论是接见国内少数民族王公、宗教领袖，还是接见外国使团，都按礼仪制度赐宴颁赏。避暑山庄研究所研究员杨天在先生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及期历史作用》一文中，对清帝的赐宴、颁赏叙写得十分详细，从而反映了“盛世”国库储存是很丰盈的，笔者择其主要内容，加以转述，

赐宴，清帝接见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常在万树园举行宴会。在万树国举行的宴会，通称 “蒙古包宴”。这种蒙古包宴，分日宴、夜宴两种。乾隆曾写诗描绘蒙古包宴：“碧霄晴旭晓光澄，穹幕高张翠”，“风清日朗好秋时，嘉会新藩式燕仪”，乾隆热情赞美金秋之季，天高气爽，万里无云，空气清新，座落在草原之上的蒙古包，帐内皇帝与内臣和外藩依次入宴，喜笑颜开。蒙古包的日宴如此别具特色，晚宴更加迷人。乾隆笔下蒙古包晚宴的情景是：万树园燃起灯火，顿时，火树银花，五彩缤纷。蒙古包内，君臣共进晚宴，皇帝依次呼唤，亲赐美酒，其乐溶溶。皇帝设宴招待蒙古王公，意在“怀柔远人”。同是赐宴，乾隆设宴招待英国使团则是另有用意。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来避暑山庄拜见清朝皇帝。乾隆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马戛尔尼使团，并设宴招待他们。对宴会战况，英使马戛尔尼在《乾隆英使觐见记》中，有具体描绘：“觐见之礼既毕，吾等依引导者之指示，自宾座退下，至其左旁所辅锦垫之上坐之，中国各大官员则依官级大小，坐于右旁锦垫之上。垫前设有食桌，桌上有盖盖之……吾桌上所有酒馔，既备极丰盛，而皇帝复分外殷渥，命执事官取桌上之盛馔数色，及酒一壶，送至吾桌”。[5]从马戛尔尼笔下的文字，可以看出乾隆招待英国使团的宴席是颇为丰盛的。乾隆设盛宴招待英国使者，一方面是基于礼节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炫耀大清帝国之富有。

颁赏，清帝在召见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宗教领袖和外国使节时，往往要大肆颁赏。这样做的用意，一方面表示皇帝的优抚之情，另一方面也是显示大清朝富有。皇帝颁赏，物品钱财丰厚。对少数民族王公贵族一般赏给金币、银两、冠服、裘服、官服、鞍马、囊鞬、缎匹等。对蒙古、西藏的宗教领袖，一般赏给金银器皿，如金壶、银香炉等。乾隆在万树园宴赏六世班禅时，赏给他嵌正珠祖衣以及嵌珠帽、袈裟、朝珠、金佛等贵重物品。对外国使节，多赐玉如意、宝石、磁器、缎匹、荷包等。乾隆五十八年在万树园赏赐英国副使斯当东的物品有：龙缎一匹、妆缎一匹、锦一匹、纺丝二匹、漳绒一匹、羽编一匹、素缎一匹、花缎一匹、绫一匹、小卷八丝缎一匹、磁器八件、什锦扇十柄、六安茶四瓶、茶膏一匣、普洱茶四团、雕漆盘一件、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热河志》记载）。此外，使团的总兵官、副总兵官、听事官、管船官、通事、医生、代笔各个都有赏品，至于正使马戛尔尼的赏品，则更为丰厚。英使团拜见乾隆皇帝，本来是心怀叵测的，对此乾隆心知肚明，并且是有所警惕的，那他为什么馈赠如此厚礼物呢？除了礼节之外，乾隆还是借助于誇富，彰显大清王朝的国威。不管乾隆出于什么目的，他在山庄以盛宴厚礼招待远方来客，也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康乾盛世”经济实力雄厚、国库储存丰盈。

综上所述，避暑山庄文化植根于清代历史的泥土，它是伴着清史脚步发展变化的。“康乾盛世”是清代特定历史时期，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举步相随、携手相伴，同步发展到高峰，并且充分反映了“康乾盛世”的政治与经济。既反映“康乾盛世”时期清王朝的政治权威，也彰显了大清帝国的经济实力。所有这一切，充分表明避暑山庄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历史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A].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C].人民出版社，1972.

[2]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乾隆御制诗文集二集卷之三[A].乾隆知过论[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6.

[4]舒乙,承德.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J].瞭望2010.11.

[5][英]马戛尔尼，刘半农译.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