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赛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一、从魏源到梁漱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来源及历程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进行反思，提出了一些应对危机的办法。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针，成为关注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他在《海国图志》中还接触到了西方的制度层面，如对英国议会的描述和美国式民主的描述。他虽然对西方制度的描述比较客观，但是基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其实根本不可设想在当时的中国实行此类的制度，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介绍。

曾国藩是洋务派中的典型代表，他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他认识到西方人在科技文明中的特长，于是创办译书局并派遣留学生赴美。这些都是从器物层面进行学习，但在制度层面丝毫未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的必要。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派的单从器物层面就可以建成富国强兵的国家观点。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认为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为此他参考了大量著作，进行中西文化探讨。在《大同书》中，他试图把大同思想、佛教的慈悲平等、基督教的博爱与卢梭的天赋人权及空想社会主义融为一炉。但维新派的政治改良运动，使改良思想变成一种非主流的思想。

接踵而来登上历史舞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孙中山为代表。他是在中西方文化对比中寻找自己的政治理论基础。如他认为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民权是一定要战胜君权的，民主共和国必然要取代封建专制。孙中山参照美国总统林肯“民治、民有、民享”的主张，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大量宣传资产阶级文化，首倡民主与科学，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国粹派”。以康有为、辜鸿铭、杜亚泉为首的国粹派起而应战，进行反击，这就使得关于中西文化对比之争达到更加激烈的程度。五四运动之后，梁漱溟成为后期研究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人物。他全盘肯定了中国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思想的正确性，成为五四运动之后一股独特的思想回流。

二、建国后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历程

建国后，我们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强调抵制资产阶级文化影响而相对忽视肃清封建传统的残存。这就使得传统的封建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下得以生长和保存，从而形成隐患。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作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报告，如《论十大关系》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不过这些正确看法，却慢慢被一些错误的行动完全淹没。接着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与1959年反右倾行动都严重干扰对外开放的思维。持续十年的“文革”是对中外优秀文化的否定与戕灭，是真正的文化大灾难，使中国文化在传承中面临着断层的危险。直到1976年，这种文化悲剧才结束。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经济领域的逐步开放，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开放的心态下，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思想文化热潮，人们又重新关注对中西文化的对比，深入反省造成“文革”的文化悲剧的文化根源。这期间对中西方文化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继续倡导“全盘西化”。认为建国后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其实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而“文革”是传统文化恶性发展的顶峰，只有利用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文化体制才能改造中国。另外他们认为解放后到1970年代末国家所采取的措施都是一种多余和不现实的政策，最终还要回到原点。他们认为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就表现很明显，开始是允许私有成分的存在，后来逐步消灭，到1980年代后又允许存在，这种曲折的探索不如一开始就学习西方的基本制度，因此，他们认为西方化是一种根本的和原初的制度。

第二，坚持中国文明高于西方文明。这是从“五四”以来一直存在的声音，即国粹派—康有为、辜鸿铭、杜亚泉等人的主张。辜鸿铭在《春秋大义》中提倡“尊王”、“尊孔”，要求西方学习中国文化。另外还有一些文化巨匠也在“五四”期间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赞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称赞只有中国的精神文化才能救世界，西方的一战是西方物质文明没落的表现。而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系统阐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意欲和生活路向的差异，而不是历史阶段的差异。他认为可以把世界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欧洲文化是“意欲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路向;印度文化是“意欲向后”的路向。他通过对这三种文化路向的对比，认为西方文化问题百出，有不得不转向中国文化的趋势［1］。1980年代文化热中有一部分人继续持这种论点，认为东方的精神文化永远高于西方，如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核心的文化就可以永远在精神上高于对方。而另一部分人则转向新儒学的研究，他们倡导评价孔子和儒学，认为应该继续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只是这种儒家思想要重新进行考量，要还本开新。这就出现有一部分人重新提倡60年前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路向”，而有一部分人提倡对宋明理学进行平反。总之不管是提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新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构建主体，都是以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为前提的。

第三，提倡“西体中用”。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曾是清朝政府抵御外界文化入侵的重要精神堤防，也是一种希冀在不改变政治体制下意图建设成为一个国富兵强之国家的一种政治策略。20世纪80年代，一部分学者反其道而行之，提倡“西体中用”。即以西方的社会存在为体，如在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上以西方的方式为主，因为所有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如蒸汽机、电机、化工、计算机、流水线装备等等都是西方来的，因此这些是社会存在的“体”。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传过来的，因此以西方的“体”为根本，包括社会存在的本体和社会意识的本体，但可以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这样的话，他们认为未来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时，应该是“西体中用”。

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对“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几种研究思潮的归纳。总体来说，“全盘西化”的观点和“中国文明高于世界文明”的观点都过于极端，虽然新儒学理论很吸引人，但是欲以儒家心性论开民主与科学之新，实际很难行得通，恐怕在理论上也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另外“西体中用”过于简化，其实际操作在“体”和“用”之间往往很难区别，缺乏可操作性。20世纪80年代的“中西文化对比”热的讨论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其探讨的深度与广度亦在扩展。

三、对近年来中西文化对比研究的述评

近年来学者对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进行了越发仔细的研究，一大批优秀的著作与论文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了，如《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丛书》、《中国文化展望》等等。这些著作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学习西方的历程基本有一致的看法。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碰撞和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器物阶段、制度阶段、文化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不同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各个阶段的层层递进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学习西方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占有很长一段历史，其中间出现了许多曲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始终在“学习西方”与“保守传统”之间摇摆，这导致几次比较大的社会思潮论战与思想解放运动。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抑或是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都无法救中国。它们没有从一个比较综合的角度去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只是各个具体历史情境下矛盾的应激反应。

第二，近代各重要的人物方面。近代著名的人物对中西文化都有自己的探讨和意见。近年来对中西文化研究中，逐渐去梳理和总结一些近代重要人物关于中西文化的探讨，如对魏源、林则徐、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李大钊、孙中山、蔡元培、鲁迅、胡适、梁漱溟等人物。林则徐和魏源最早提出学习西方;李鸿章等人则引进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倡变法，试图以改良的方式学习西方;孙中山等人试图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革命失败后，又有一批人去学习西方的文化，所有这些人对中西方文化的研究侧重点不同，但因为他们的差别，现在变成研究的热点。有关于此的文章诸如《康有为与梁启超思想比较》、《鲁迅与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等等。对梁漱溟的中西文化研究也越发成为热点，因为他较为深入在哲学上探讨了中西文化差别。近年来对一些反对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人物也有一些新的研究，例如对辜鸿铭、林语堂、周作人的思想，有关学者也正逐步展开评价与探讨。

第三，社会派别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近年来对洋务派学习西方的思想给予肯定;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中西文化思想进行挖掘;对他们启蒙国民、传播西方文化思想作出的贡献进行论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进行的文化反思进行更加客观的理论分析。除此之外，对一些以前完全否定的角色重新进行客观评定，如传教士。有些学者认为许多传教士既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是中国文化的接受者，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对立宪派与清流派等社会派别给予以往不同的评价，尤其是通过对近代留学生的社会作用进行分析时，发现他们是推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力量。

第四，对政治运动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有新的认识。近年来对近代历史各种政治运动有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如洋务运动标志着近代工业的起步，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学习西方的道路行不通。尤其是比较关注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因为新文化运动期间包含了中国与西方进行各方面的对比，甚至是对国民性进行探讨。近年来学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内涵进行深入地挖掘，这方面还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地方。而对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文化争论，普遍被认为是“五四”运动的继续与深入。

［1］薛亚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综述［J］．前进，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