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志，杨木庆

(1.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安徽行政学院 培训管理处，安徽 合肥 230000)

瘟疫是自然灾害，鼠疫是瘟疫的一种。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鼠疫的爆发给民众带来了灾难。它不仅造成人们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也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心理恐慌，由此对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对近代鼠疫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内容涉及鼠疫的发生、发展以及对国家、社会乃至民众心理的影响等诸方面内容，但就鼠疫与城市变迁方面的研究尚似阙如。事实上，1908—1910年上海鼠疫的发生，在市政的物质层面、城市管理的制度层面和民众的观念层面上促进了城市的变迁。笔者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略作探讨，以期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物质层面:市政设施的进一步改善

1843年上海对外开埠，由此上海快速崛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已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在这个过程中，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市政建设也开启了近代化的历程。在上海市政的近代化历程中，租界的市政建设一直走在前列，并为华界的市政建设提供了样板和示范作用。总的来看，上海的近代化市政建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近代路政的建设;二是表现在由人力轿子逐步过渡到出租汽车和有轨电车的交通工具的变迁上;三是公共照明的近代化;四是城市的自来水供水系统初步创建;五是城市的消防组织的近代转型。

近代上海的市政建设，首先开端于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紧随其后，在租界市政建设的样板效应下，华界的市政建设也进入了近代化时代。“堤岸码头的修筑、道路网络的辟设、地下管道系统的铺设、桥梁的建造，以及煤气灯、电灯、砖石路、柏油路、电车、汽车、洒水车、电话、大自鸣钟乃至公园、公厕等，每一种市政设施，都是租界创行于前，华界继踵于后。”［1］在租界和华界的共同经营下，20世纪初上海的市政建设已初具规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是，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市政建设相比，上海的市政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而1908—1910年上海鼠疫的发生，促进了上海市政建设的进一步改善。这种改善主要表现在闸北自来水厂设立，为闸北地区的民众饮水提供了健康安全保障。

饮水的质量与卫生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早在上海开埠之前，居民饮水主要是黄埔江水、城内河水和井水。由于民众的卫生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淡漠，沿河的生活垃圾致使河水污染不洁，河道淤积严重。正如时人指出的那样:“莫如城厢之河道，秽物堆聚，恶气熏蒸。当事者忧之，屡议疏浚，岂知傍岸铺户居民，皆莫知自爱，此时疏矣而逾时则垃圾之填积如故也。今日浚矣而明日之类物作践如故也。区区狭窄河身何能容受，是以随浚随淤，几至莫可收拾。”［2］事实上，由于江河相通，河水的污染也导致黄埔江水的水质混浊。民众饮用这样的江河水自然很不卫生，很容易招致疾病。胡祥翰在《上海小志》中也说:“沪城内河渠浅狭，比户皆承潮来汲之而饮，潮退腥秽异常，故饮着易致疾病。”［3］(P900)所以，有论者指出:“中国超格死亡率的原因，实由于国家人民不讲求公共卫生，为疫病袭击所致。”［4］(P8)

鉴于饮水卫生与健康的关系，从1860年代中期以后，租界的工部局即开始筹建清洁的公共饮水系统。到1902年，租界内已形成包括水厂、水塔及管道铺设的完整的供水系统。华界第一个自来水厂的创建开始于1897年，上海绅商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几经周折，于1902年建成并陆续向江南制造局、外马路及城厢供水。但是，上海的闸北地区一直没有自来水厂。1908年上海发现第一例鼠疫疫情以后，租界内洋的人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在租界内强化以卫生管理和检疫为主的防疫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公共租界毗连的闸北地区卫生状况令人担忧。外人是这样评价闸北地区的:“靠近租界北部边界线的地方毗连闸北区，闸北不受工部局的管辖，而且非常脏乱。”“公共租界毗连闸北地区，那是一个容易孽生和传播细菌的地方。”［5］1909年，租界工部局藉口闸北公共卫生状况影响防疫，试图扩展租界边界。这其实涉及到主权问题。在上海地方官员和华人精英的共同抵制下，外人扩界的企图失败。但闸北地区的卫生状况，尤其是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饮水问题引起了华界的高度重视。为了筹办自来水，两江总督张人骏在给清廷的奏折称:“现值驻沪各国领事要求推广租界之际，方藉口于闸北一带浊水积秽有碍卫生，当经饬令江海关到蔡乃煌设法通筹估办。”另一折称:“臣查，上海北市以水源不洁，有碍卫生，屡启外人藉口。与英厂接管购水究属权操外人，善若议厂自办，免其外人觊觎。”［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绅商在官方的支持下于1910年决定自行创设水电公司，通过多种途径筹资26万元，1911年8月建成供水。闸北地区水电公司的创设，填补了闸北地区一直不能饮用自来水的空白，使整个上海地区的自来水供应系统初具规模，不仅满足了居民饮用干净水的需要，而且对“上海民众健康的最大威胁消除了”［1］。随着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闸北供水系统的建设是迟早的事，而1908—1910年鼠疫的发生无疑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当然，1908—1910年的鼠疫带来的市政的改善，还体现在街道垃圾箱的设置上。为了应对鼠疫，防止老鼠栖身于街道的垃圾箱中，1910年租界当局率先将街道的垃圾箱改造为标准型水泥建筑的垃圾池。这一改善好处体现在:水泥垃圾池比竹木垃圾箱耐用;垃圾池比垃圾箱的容量大;水泥垃圾池可以杜绝老鼠打洞造穴，防其栖身。现在，在有些市镇仍能见到这种水泥箱式的垃圾池，可见这种垃圾池在当时的进步意义了。

二、制度层面:市政管理的进一步规范

由鼠疫疫情所促进的市政管理的进一步规范，主要体现在公共卫生组织和公共卫生管理方面。

1894年香港、广州爆发鼠疫疫情，当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似乎无感染之虞。当时的《申报》以《西人言疫》为栏目在鼠疫爆发的初期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报道，这些报道内容大多具有猎奇和感叹的特点，明显具有旁观者的心态。但是，由于上海、广州、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的密切，尤其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轮帆船的使用，逐渐使上海意识到已不可能抽身事外了。当然，对于广大上海华人而言，他们对鼠疫疫情危害几乎是懵懂无知，而对于有黑死病记忆的欧洲人来说却是如临大敌。因此，租界的工部局会同上海市政当局采取严厉的检疫和卫生措施，防止鼠疫传入上海。尽管上海此次没有发生鼠疫疫情，但是租界当局并没有放松防疫的意识。1897年租界工部局卫生处成立，1898年3月，斯坦利医生被任命为首任卫生处长，标志着上海公共卫生组织近代化的开始［7］(P22)。

自从上海开埠以后，租界当局就非常注重公共环境卫生的治理，并使之制度化。早在1845年11月，上海道宫慕久以告示的形式公布了其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耳签订的《土地章程》，该章程共有23条，是租界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基本法律依据，也被认为是租界的基本法。该章程中有多处涉及公共卫生管理的规定，如章程第17条规定:“界址内开设店铺，发售食品或酒科，或租与洋人居住，领事官应先发给执照，予以监督，方准其开设。倘有不遵，或有不规犯事，则予以禁止。”第18条规定:“公用道路不得阻碍，如札立木架、将房檐过伸、及在其上长期堆积货物，亦不得使人不便，如堆积秽物、任沟洫满流路面、肆意喧嚷滋扰等。”［8］(P69)也就是说，租界享有食品卫生管理的权力和道路监管及环境卫生管理的权力。这些规定为租界公共卫生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是租界内公共卫生管理制度化建设的肇始。此后，《土地章程》经过几次修改，但主导思想之一仍是“绝对有必要为租界居民的健康做好准备”［9］。在租界当局的管理下，其公共卫生状况明显好于华人居住的上海城厢，但有些欧美侨民看来，却并不令人满意。一位英国医师评论到:“在一些季节，幸而是短暂的，我想在中国没有一个港口是比它更不卫生的了，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疾病经常存在。但是一个人来到中国后，就不能指望严格地按照欧洲人的标准去生活了。”［10］(P20)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居住在租界内的华人比例太大，而且由于文化层次和经济等因素，大多数华人缺乏基本的公共卫生素养。

卫生处成立后，斯坦利医生就开始积极筹划租界内的卫生管理和防疫体制。1901年工部局通过了由卫生处起草的《公共卫生细则》，以实行传染病的强迫性通知和传染病人的强迫性隔离。1902年，斯坦利医官向工部局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目的是要改善租界公共卫生状况，强调要健全防治各种烈性传染病的措施。1906年卫生处又起草了《公共卫生通告》、《西侨公共卫生通知》，规定凡是传染病患者主动向当局提出申请的，卫生处将免费对其住宅进行卫生检查并对其房屋进行消毒。

应该说，卫生处成立后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和防疫体制的构建是有成绩的。1908年12月上海发现鼠疫疫情后，卫生处除了积极投入到防疫灭疫的工作中去，并且在2－3年内制定了相关办法和制度，促进了卫生管理的进一步规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908年底《预防传染病办法》的出台。该办法不仅介绍了在公私场所应采取预防传染病的办法，而且介绍了诸如垃圾入箱、灭蚊、免费种痘、不饮生食以及消毒等讲卫生的方法。该办法不仅仅是应付疫情的临时性举措，而是卫生处多年管理经验的总结。二是，从1910年开始，在制度上明确了卫生处工作人员三个主要方面的职责:长期开展关于疾病产生尤其是烈性传染病产生原因的调查和研究;研究杜绝疾病发生的公共卫生策略，并确保各项公共卫生法令的贯彻执行;向公众介绍、推广预防疾病的科学方法［11］。三是，1911年卫生处首次改革了卫生管理体制，将租界卫生划区管理，把全租界划分为17个区，一个区建立一个卫生分所。每个区卫生分所管理大约3千个家庭，大约有3万居民。卫生所必须建立整套的疾病记录帐册，登记死亡人数及传染病人数，每月疫苗接种时向各家分发公共卫生通知，进行答复来询。卫生处针对鼠疫疫情所出台的办法和措施，从制度上和组织上强化了公共卫生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同时对日后上海公共卫生的管理奠定了基础。

三、观念层面:卫生观念的进步和科学观念的普及

就一个城市的近代化而言，不论城市的建筑多么繁华气派，市政设施多么先进便捷，并不能表明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都市，因为人的近代化是城市近代化的关键。所谓人的近代化，即人的个体意识、精神和价值观念的近代化。

人的价值观念的进步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而某些突发事件可能会加速人们某些价值观念的改变。早在1894年广州爆发鼠疫疫情时，由于民众对疫情的无知，出现了多起荒唐的迷信行为。有通过求神拜佛来达到祛疫目的者;有释放罪犯“以弥怨气而迓天和”者;有“另易岁首”以“祛除不祥”者;有“禁屠以全物命”、禁止捕鱼、“焚檀香放爆竹以辟疫气”者。对此，《申报》多持否定态度，并有讥讽之意。如一则评论称:“闻每日所费约须数百金之多，以有用之财做无益之事。”对求神拜佛的，“讵料叩拜未终，而疠疫踵至，旬日之内，染疫身死者已有百余人。此时居民见神明不聪，遂迁怒于神，不特香油顿减，且更以粪汁淋之，一时见者无不为之绝倒”［12］。像这样的评论和报道有明显的舆论导向，那就是不要相信迷信。综观1894年广州鼠疫疫情爆发直至消灭期间的《申报》的报道，尤其是在疫情的后期阶段，《申报》在倡导科学和反对迷信方面的报道偏多。

19世纪晚期，英国医学界对病菌学说还没有太多的认识，而是流行环境医学思想。因此，1894年与广州毗邻的香港因有鼠疫的发生，港英政府非常着眼于公共卫生政策。《申报》对港英当局的做法不仅大篇幅报道，还配以大加赞赏的评论。如当年5月发表的《论中西治疫之不同》一文，作者先列举了中国人卫生方面的种种陋习，接着发表感慨:“西人则不然。地方一有时疫，即由洁净局派人逐户查察。如屋中有不洁之物，必令洗涤净尽，更以药水偏洒室中，使无污秽之气。凡患疫者，则另设一地以处之，免致传染他人。街衢秽物，亦必辟除使尽，其有患疫而毙者，亦另择一地而葬之。随毙随葬，不少停留，以免秽气薰蒸。各厕所每日洗涤，投以生灰，以辟秽恶。一切事宜，皆派委员专理，防疫之法，可谓无微不至。”［13］这样的报道在潜移默化中宣传了卫生观念，也是在普及科学理念。但是，由于1894年上海并没有发现鼠疫疫情，《申报》对卫生观念的宣传和科学理念的普及并没有深入，而1908年在上海发现疫情后，由于受到死亡威胁的切身感受，在《申报》等主流媒体和华人精英的大力宣传下，民众的卫生观念和科学理念才得以深入普及。

1908年上海首次发现鼠疫疫情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防疫措施，其中有强制检疫、强行入户搜查、强行将疑似患者送入医院隔离等措施。由于工部局宣传不力和不顾租界华人的实际情况，有些强制措施，激起了租界华人的反抗，以至于谣言四起，最终酿成了1910年的上海鼠疫风潮。一方面要平息风潮，另一方面又要开展防疫行动，此时，华人精英经过与工部局的力争，取得了自行对华人的检疫权力。华人精英在开展自行检疫的同时，在舆论宣传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以弥补先前的宣传不力。在宣传的方式上，既重视以《申报》为主的报刊媒体的作用，也不忽视传统的散发传单、张贴告示等方式。在宣传的内容上，既有对鼠疫疫情的科普和卫生观念的灌输，也有简单直白、苦口婆心的劝告，又有对华人颟顸昏聩、怒其不争的批评等。

如针对有些华人对鼠疫的无知，有论者在《申报》上投书谓:“鼠疫之惨为诸传染病之最，患者十死其九，几无药以救之，且传染最易，每一流行，死者必数千万。上海又为各业辐辏之场，其病毒苟带入内地，其遗害将至于无穷。我国民将不死于外侮兵灾，而将死于最惨最毒之天刑之鼠疫矣。”作者指出:“盖我所惧者，上海人多地狭易集污垢，且华人素不讲求卫生，并无预防之智。窃恐为患较各国之流行尤剧也。”作者告诫:“鼠疫之危险则不可不知不可不防。”［14］另一论者指出:“吾国鼠疫一病今始发生，而吾同胞于公众卫生又向未措意。故一闻有人代为强迫疗治，则陡起惊疑而指为骚扰。其实狙于旧习，昧而不自知耳。记者以为与其将来主疫气盛行死亡相藉，始叹防疫之不早，何如?”［15］像这样的评论不仅指出了鼠疫的严重危害性，还对华人的卫生意识和卫生习惯给予批评，使读者认识到防疫和讲求卫生的的重要性，这其实也是在普及科学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众多下层不识字的民众，此次华人精英所进行的宣传还采用了集会演讲的方式。如由伍廷芳任会长的医学团体就鼠疫的相关问题开办专场演说会。慎食卫生会俞凤宾医士在会上详细讲述鼠疫的历史、危害、症状及防疫之法。伍廷芳会长宣讲了卫生与疫病的关系，提倡“实行捕鼠、种苗之卫生方法”［16］。这些演讲，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好地宣传了鼠疫和卫生方面的知识。

通过华人精英的大力宣传，不仅营造了一种科学防疫的氛围，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民众卫生观念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应当看到，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近代化。

［1］熊月之.略论近代上海市政［J］.学术月刊，1999(6).

［2］杂著［N］.申报，1873－02－28.

［3］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翟培庆.公共卫生常识［M］.北京:中华书局，1939.

［5］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Z］.卷号U1－16－4740.

［6］哈恩忠.清末上海闸北地区兴办自来水公司史料［J］.历史档案，1999(1).

［7］阮笃成.租界制度与上海公共租界［M］.杭州:永宁院法云书屋，1936.

［8］王铁涯.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9］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Z］.卷号Ul－1－1056.

［10］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11］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Z］.卷号Ul－16－4651.

［12］徒劳无功［N］.申报，1894－06－07.

［13］论中西治疫之不同［N］.申报，1894－05－25.

［14］鼠疫说［N］.申报，1910－11－16.

［15］敬告住居租界之华人［N］.申报，1910－11－16.

［16］再志租界调查鼠疫之大风潮［N］.申报，1910－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