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伟

(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学院，天津 300382)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的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1］(P128—129)。正是基于王朝的江山万世一系，以及帝王统治的权威，清王朝对藏区的治理并非简单的权力显示与财富掠夺，而是有深刻政治寓意，这在涉藏刑案处理上表现尤为突出。其中，恩威并济是清王朝藏区施政一以贯之的策略。其实施的效果在各朝并非一致，其中有统治力强弱的原因，也与官僚政治的固有弊端不无关系。

一、恩威并济的政策

恩威并济是我国历代王朝惯用的统治方针，特别是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清王朝建立后，为实现对藏区的控制和管理，继承了这一统治经验，对甘、青、川、滇等藏族聚居区实行恩威并济和剿抚并举方针。在处理涉藏刑案中，这一政策得以贯彻:一方面，对破坏藏区秩序，危害王朝统治的少数犯罪分子予以严惩、镇压;另一方面，对待藏族上层人士及多数藏民，只要听从劝谕，自动停止犯罪，则以安抚为主，乃至不但不为惩戒，而且制定保障其权益的善后措施。正所谓“治边夷宜先威而继之以恩”［2］(P638)。

(一)威以明恩

从涉藏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看，恩威并济的政治理念体现得非常明显。其中，示之以威主要有两种形式。

首先，对于反叛和严重刑案，朝廷会调拨军队，对犯罪者武力威慑，或直接发兵进剿，并严惩首恶。例如，在第一次金川战役中，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犯土司，侵扰进藏大道，并对抗营汛官兵，公然反叛。乾隆帝认为其“势甚猖獗”，于是谕令张广泗、庆复、纪山等督抚“迅速派官兵，遴选将弁，统率前往，相机进剿”，“务令逆酋授首，刬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2］(P741)。同治初年，瞻对土司工部朗吉围攻里塘、截断川藏要道，陷清廷和西藏地方政权于困境。清统治者认为，“该逆势甚鸱张，非口舌晓谕所能了事”［2］(P129)，遂命令川、藏驻军会剿瞻对。虽属万不得已，但镇压中仍融入了“施恩”的因素，故同治帝明确讲明“赴藏弹压，务使两造畏服听断”［2］(P858)，并“加意安抚周济，毋使一名失所，以示怀柔”［2］(P51)。

其次，对无须发兵进剿之案，如涉反叛及人命重案，一般不分首从，一律正法，特殊情况则坚持首恶必办，以维持王朝权威，达到以儆效尤之效果。例如，康熙五十二年，刑部右侍郎艾芳曾会同地方督抚审理“四川藏民罗都等抢劫民人，拒敌官兵一案”时，因领兵参将(正三品)被杀害，故将涉案人员均“照谋叛已行律，不分首从，皆立斩”［2］(P462)。乾隆四十六年，番匪官八等“纠集伙党，执持弓矢枪矛，白昼劫杀内地民人”，乾隆帝认为:“实为凶恶不法，非痛加惩创，不足以儆凶顽而安良善”。其惩治凶顽的目的主要在安良善，所以在传谕督抚李侍尧等地方大员，“嗣后遇有此等番匪劫杀汉民之案，审明后，即不分首从，俱行正法”之后，又提出今后的处理原则，“即其种类中自相残杀，或聚众数至十人以上大案，地方官亦应为之审断曲直，按律定拟，不得以有土司管辖，率照番回向例，从轻议罚，置之不办也”［2］(P367)。

孟德斯鸠认为:“在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即使君主是英明的，官吏们也没法遵从一个题目所不知道的意志!那么官吏当然遵从自己的意志了”［1］(P66)。之所以在藏区出现恶性刑事案件，帝王认为是官吏们一味疎纵，因此对于发生在藏区的抢夺、抢劫、盗窃、聚众斗殴等刑事案件，要求地方官员查清事情原委，务将首从各犯分别缉获，并严厉审讯，从重处罚。如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循化厅藏民施放鸟枪，将赴番地贸易的回民苏有伏等抢劫，致其身死。马伏良、马良才受伤，骡马银物均被夺走。但直至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只抓获罪犯什噶洛、都拉两名，故乾隆帝认为督抚等办案迟缓，令陕甘总督勒保“通饬所属，上紧严缉务获(所有未获各犯)，毋得日久生懈，致要犯远扬漏网”［2］(P328)。虽然是三令五申，在官僚政治下，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但统治者的原则很清楚，不能够聚众，不能够使用利器，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都会威胁到王朝的统治，其严惩的目的也是明确的。

(二)恩以施威

谕以朝恩也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朝廷大兵压境之时，并不立即进剿，而是严切晓谕，示之以恩，给予从宽的机会，鼓励自首或部落自擒献。清王朝在处理大多数涉藏刑事案件时，只要不是反叛或人命、强盗等重案，就不会武力镇压，而是利用出兵造势，震慑首从各犯。故在行动中，允许犯罪人投首，鼓励部落擒献。如乾隆六年，川陕总督尹继善遵旨商办郭罗克抢夺行旅案件，即先委派熟悉番情的漳腊营游击马良柱等先带兵丁前往，“传集土官番目人等，宣布德威，反复开导，许以自新”。在官兵的威慑下，“番众颇知畏惧，遵将素为夹坝者，陆续擒献，出具嗣后不敢为匪甘结”。对于这种威之以兵，示之以恩的处置方针，乾隆帝认为“所办甚妥”，因为“因时制宜”，既能够体现王朝的权威所在，又能够以恩怀远。［2］(P1221)

另一种则是从案件定罪量刑上酌情开恩，对于从犯等予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刑罚，并要求其出具不复滋事甘结，并酌定制度予以安抚。如郭罗克抢夺案处理中，朝廷最终只将首恶林噶架、酸架等九人正法，对续获的从犯二十五名，仅杖责之后“分发川东、川南、窎远土司安插”，对怠于履行职责的三郭罗克土酋丹增等，则是“明切开导，宣扬三次宥过不杀之恩，并分别赏给银牌缎疋烟布等物”［2］(P769)。此种法外开恩，应用比较广泛，正如龚自珍所说:“今兵力物力，皆非开边衅之会，克则杀机动，不克则何以收事之局”，实乃“以外夷和外夷，智之魁也”之策略［3］。

二、恩威并济的具体实施

恩威并济的方针在整个清王朝没有改变，但由于客观历史环境不同，这一政策在表现形式上则有侧重:有时偏之以威，有时则偏之以恩。这也是针对当时情况，因时制宜的策略。

(一)以抚为主的怀柔

顺康时期，出于王朝实际控制能力，以及当时的形势，不可能示之以威。顺治初年，清军进入陕西，并未改变明代对待藏区的政策，制度设计上亦一仍其旧，但有特别怀柔的策略。如茶马贸易，明代发有金牌，清王朝则认为:“今我朝号令一新，各番慕义朝宗，驰贡上驷，云锦还来，金牌似不必用。但以茶易马，务须酌量价值，两得其平，无失柔远之义”。［2］(P173)在势力远远不能够达到的情况下，采取怀柔政策，也是无奈的选择。康熙初期，对藏区是采取防守的态势，从来不轻易兴兵。如康熙六年，山西陕西总督卢崇峻得知墨尔根等部落欲进攻甘肃，“即亲赴庄浪，以防意外”［2］(P334)，所注重的便是防范。期间曾有领兵官深入番地，结果被处分。几十年以后，康熙帝提起此事还说“昔年陕西番人擅过边界，领兵官理谕不听，遂领标兵五百人，深入番地剿之”。吏部即将领兵官议处革职，后康熙帝将之“从宽降级留任”［2］(P580)。康熙十四年，明朝反抗势力“窃据洮、河二州，番人乘隙肆掠”。明反抗势力与藏区势力的联合，将成为王朝大患，故清朝果断出兵，“恢复洮州、河州二城，番人詟服归巢”［2］(P714)。此时，对藏区的防守政策仍未改变，所以当“番人滚布，窥我兵调征河东，乘隙入内地，收掠番族人畜”时，康熙帝只是“严饬甘凉沿边将弁，加意防守”［2］(P803)。即便是有游牧番人进入陕甘地区，也是“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严饬边汛官兵各固守汛地，选干练人员至番人头目处，开诚晓谕，令彼退回”［2］(P903)，从来没有想因此扩大事端。康熙二十年，青海蒙古人与藏族人发生冲突，“番人竟将多尔济台吉祠庙拆毁，经卷焚烧，杀戮蒙古人口”。康熙帝依然没有听信一方，而是派遣兵部及理藩院的官员前往查看，原则就是“如曲在番人，将番人严惩。曲在蒙古，遣使严加谴责。使边人心服，边衅无可乘矣”［2］(P1228)。

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后，清王朝基本上已经是既无内忧，又无外患，遂趁机巩固王朝统治，对藏区的态度也从一味忍让，变得较为强硬。康熙三十五年，当清王朝得知噶尔丹有欲奔西藏的计划，就派出理藩院主事保柱为正使，赴藏责备第巴桑结嘉措对达赖喇嘛五世之死秘不发丧，欺骗部众，唆使噶尔丹兴兵启衅等罪，并且提出即刻奏明达赖五世去世始末;将派遣常驻噶尔丹牙帐的代表执来治罪;解送噶尔丹之女婿青海博硕克图济农之子来京;如果不遵从，将“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大兵，如破噶尔丹之例，或朕亲行讨尔”［2］(P893)。这种强硬的态度，也标志着清王朝对藏区政策，开始从以抚为主，向恩威并济的转变。

康熙五十五年，准噶尔的军队进入西藏。时在拉萨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德斯得利看到:“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那些加入他的部队的僧人，就是最为贪婪和残忍的强盗”。“这种洗劫连续两昼夜，直到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取走为止”［4］。清王朝当然不能够容忍准噶尔这种分裂的行径，所以毅然决然地出兵入藏。康熙五十七年，署西安将军、总督额伦特率兵进藏，然而遭受准噶尔军的袭击，额伦特力战受伤身死，出兵遭受惨败。康熙帝再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调集兵马，从青海、四川两路出师。岳钟琪率军，轻装急进，自抵拉萨，大败准噶尔军，进而护送六世达赖喇嘛入藏。在恢复藏区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清王朝对藏区的影响也进一步加强，恩威并济的政策也得以贯彻执行，虽然并不一帆风顺。

顺康时期，王朝对藏区的实际管辖较微弱，涉藏刑事案件则主要因藏区藏族进入王朝实际控制区而引起，故能够依据《大清律例》进行裁决。如康熙帝指示:“倘喇嘛等有犯法者，尔等即按律治罪，令知惩戒”［2］(P8)。再如康熙五十年，四川“生番罗都等，抢劫宁番卫居民，杀伤官兵”，康熙帝派“刑部右侍郎艾芳曾，前往会同该督抚，详明确审具奏”［2］(P445)。显然都是按照王朝之法律程序进行审理。

(二)以威为主的示恩

雍正帝即位，将抚远大将军允禵调回北京，给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提供了机会。而以平叛为名的战争，也使年羹尧得以立功青海，进而青海地区被纳入全面统治范围，行政建制出现重大变革。其中，《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禁约青海十二事》等法规的制定，也为涉藏刑案处理提供了依据。

雍正帝在理藩院书写匾额称“宣化遐方”，并立下庭训:“盛代声施，赫濯无远，弗届遐方，属国共效享王，务在弘宣德化，以尽怀柔之道”［5］。此乃冠冕堂皇之语。在处理涉藏刑案中，号称“凡中外民人，皆一视同仁”的雍正帝，往往也存在着偏袒，如其讲:“若蒙古中有不法之徒，抢掠番人者，许番人用力抵御，不必退缩”。这显然是鼓励藏族抗拒蒙古族，虽然他声称“朕自然以理断其曲直，分别赏罚”［2］(P445－446)，但“抑蒙扶番”的主旨明显，也导致以后青海蒙古族的衰微，而藏族势力逐渐扩大，导致其后处理涉藏刑案的政策与手段不明确，留下许多后遗症。

雍正至乾隆的“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是基于王朝势力的强大。然而地方官在贯彻执行时，并未依“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的改流方针，而是主要采用武力压迫及勒献。这激起一些土司头目不满，进而联合起来进行反抗，迫使清王朝不得不动用大军进行平定。大小金川之战，前后两次，历时七年，耗费帑银七千余万两，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温福四员大臣，阵亡将士三万余人，所平定之地，不过是纵深仅仅二百余公里的深山荒野。看上去得不偿失，但改土归流政策得以实施，使清王朝对西南、西北的控制力得到加强。

乾隆时期，虽然仍坚持“损益随时，宽猛互济”［2］(P540)，但驾驭之道有所改变。乾隆帝认为:“驾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2］(P17)。因为“驾驭外藩若一味姑息，伊等必致骄肆，自当恩威并用，俾先知所惧，则甚感益深，足以预弭滋事之端”［2］(P641)。开始崇尚武功的同时，也总结恩威并用的妙处，“中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感而知畏，方为良法”［2］(P916)。在“恩威并施、偏之以威”方针指导下，不仅发兵进剿成为解决反叛、强盗等重案的手段，且刑罚也比前朝更加严厉。如乾隆四十四年，出现藏人惨杀撒拉回民多命之案。在处理过程中，乾隆帝对督抚“仅将主犯正法”大为不满，认为:“惨杀回民五命，且敢将被杀之尸，剥皮肢解，凶恶已极，自应将现获各犯严讯明确，即于番境集众正法枭示，庶足以警凶顽而戢残暴”［2］(P479)。在处理此案时，不但不分首从均予正法，为安抚回众，对管束不严的头人还要罚赎，其严厉程度在康雍时期极为罕见。

(三)恩威不能并济

嘉道时期基本上延续了“偏之以威”的策略，继续对涉藏刑事案件从严处理。如嘉庆四年，“青海贼番于七月中抢去蒙古牲畜等物，并枪毙章京巴特玛五人，带伤九人。又贝勒济克默特伊什，途遇番贼，将伊牲畜抢去二案”发生以后，嘉庆帝随即指示甘肃按察使“广厚带兵到彼后，须严切晓谕。如该番等心知畏惧，将凶犯及马匹什物，遵谕献出，审明后，即于彼处正法枭示，尚可就案完结。傥抗不遵依，则此等顽梗番人，岂可再事姑容，长其骄志，势不能不略示兵威，使知震慑”［2］(P654)。再如道光十八年，“番贼”朗札纠众滋事，戕害官兵。朝廷最终将擒获的“朗札等五犯，即行正法，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章国法而儆凶顽”，对于在逃的仁侵策旺等各犯，则仍严饬头人等“查明存亡，另行办理，毋任幸逃显戮”［2］(P898)。

嘉道时期，吏治腐败非常严重，“官无大小，吏无内外，均在以谄持禄，以庸固位”［6］。此外，财政捉襟见肘，军队士气低落，百姓生活拮据，也使王朝威主恩辅政策之推行力不从心。恩威并济的方针不能落实，也就失去主动性，边疆地区开始危机四伏。此时，就算不断加强威慑力度，也很难扭转对藏区统治力日趋减弱之形势。

(四)恩威均不能施行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逐渐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不得已对藏区采取姑息态度，以至于藏区也骚然不靖，劫掠频发。王朝乏兵可派，不能平等对待藏区各民族，加上捻军张宗禹部西进，联合回族反抗，青藏各民族间关系极度恶化，仇杀此起彼伏。清王朝虽然成功平息西北“回乱”，社会秩序得到一定恢复，但王朝威严已经不复当年，西北地方则陷于长期混乱动荡。而此时的剿抚并用，恩威并济，也适得其反。从此时涉藏刑案处理看，既不能够确保王朝主导权力的实施，也不能够使各民族心服口服。

因同治战乱导致的青海藏区失去治理，使得“清朝在甘肃的有效统治正在瓦解”［7］，整个藏区也在此情况下，逐渐失控。而涉藏刑案的处理，则是恩威都不能够施行，唯有被动“开导”，尽量地平息事态，甚至完全凭藉王朝及一些官员的影响力来化解纷争。

三、恩威并济政策与官僚政治

“法律和政治是非常密切关联着的。人民对于法有所认识，有了习惯和素养，对于权利义务的相对关系有了一些明确的概念，那对于任意蹂躏人权，任意剥削榨取人民的专制官僚政体，就将成为一个阻碍”［8］(P42)。总体上看，官僚制度惟上是从与阳奉阴违的特点，构成了政策实施和案件处理的巨大障碍。

从惟上是从的角度来看，地方官员在处理涉藏案件的过程中，对皇帝的这种偏向必须十分清楚，且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否则将会受到谕令饬责甚至惩处。例如，乾隆初年，对待涉藏刑案处理的态度，乾隆帝认为是“慎重妥算为是，而尤以令其革面革心，永保无事为要也”［2］(P461)。负责处理郭罗克聚众抢夺案的四川提督郑文焕将其理解为“姑息迁就”，并草率进兵威慑，轻易接受郭罗克土目丹增等的不再侵犯保证。此举引发乾隆帝极大不满，后郑文焕被免职替换回京。从案件过程看，乾隆帝的“示以朝恩”实为“辅以兵威的基础上采取详妥、积极的制约措施，以期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然而，乾隆中期后，皇帝的态度由偏之以恩转变为偏之以威，是故处理案件官员便不可随便施恩。四川总督开泰则因此丢官。乾隆二十八年，“巴塘地方，番民与喇嘛一气，不服土司，聚众抢取银物”［2］(P645)，四川总督开泰依赖前期经验，“过度施恩”。乾隆帝认为边地重案自非一般案件可比，开泰不该“心怀思葸”、“措置乖谬”，遂令开泰对该案再严行处理。然而开泰仍未把握圣上之态度转变，依旧办案不力，最终深负皇帝信任，遂被革职，“赏给头等侍卫，自备鞍马，前往伊犁，随明瑞办事”［2］(P709)。在涉藏刑案处理中，官员可以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措施，但必须遵守朝廷恩威并施的总方针，特别是及时了解皇帝的主观侧重，达到统治者内心的满意。这本身便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从阳奉阴违的角度来看，地方官承办涉藏刑案时，为避免责任，常报喜不报忧。而隐瞒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也使得君主不能够得知真情，也就会在错误的情报上作出裁断，使谬误更加放大。如乾隆初年，“郭罗克番民，恃居险远，屡于口外抢夺夷商”，乾隆帝派四川提督郑文焕前往弹压，而郑文焕奏报“该酋等闻风知畏”，而且是“俱各俯首知罪，矢口输心，请以子侄为质，愿图自效”。这样的情况奏报上来，乾隆帝则认为:“看此光景，似易办”［2］(P461)。所以在宣示朝廷威严之后，就将兵撤回。“而番蛮人等，见有官兵在彼，不过一时畏惧，旋仍多事”［2］(P69)，最终，郭罗克抢掠升级，王朝不得不动用大兵，却仍无法解决此问题。类似这种情况，在清王朝是普遍存在的。

正如王亚南指出:“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弄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其私利了”［8］(P22)。这段论述，放在清王朝地方官处理涉藏刑事案件问题上，也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这样的非法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督抚用心行事的出发点，不在于为促进本地区的公共利益，而是对皇帝负责;道府州县用心行事的出发点，也不在于致力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对督抚负责”［9］。正是因为在藏区的大小官员，几乎没有为该地方长远发展考虑，所以在办理涉藏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也缺乏从根本上消除隐患的态度，得过且过，也就更凸显实质上的不公正，激化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影响清王朝统治的效果。

总之，清朝在处理涉藏案件时贯彻恩威并济的方针，恩多体现为笼络和安抚，威则多体现为军事镇压和严厉惩罚。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王朝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下，统治者运用这一方针过程中的倾向也有不同。在顺康朝，因王朝建立未久，国力并不强盛，故采取了相对容易取得好的效果的偏之以恩的策略。雍乾朝时，因国力渐强，且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业已巩固，故而倾向于武力威慑和从严处理。之后的朝代均沿袭了这种偏向，但因朝廷对藏区控制力的减弱，使得这种策略的执行并不顺利。但从总体上看，尽管恩威之间时有侧重，二者仍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对保障藏区稳定，化解具体纷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应该承认，统治者在此问题上有判断上的失误，而具体承办的官员也没有从本地区长远发展考虑，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并没有将恩威并济的政策落实到位。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官修．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2012．

［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杜文凯，编译．清代西人见闻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5］英廉．钦定日下旧闻考［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6］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8］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9］郭成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政治卷)［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