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成功主办奥运会、世界博览会等一系列全球大型活动后，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中美两国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从两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具体问题上升为认识和理解当今国际格局的重大问题。2010年以后，随着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再次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中甚嚣尘上。明确中国的国际定位、阐明中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成了中国实现自身和平崛起的外交要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在2012年上任初期就对中美关系提出了中方的观点。两年以后，也即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接受《世界邮报》专访时再次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由此，“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的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传媒曝光率颇高的新名词。

修昔底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被尊称为是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的鼻祖，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典故最初出自他的这部传世之作。该书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位于希腊的两大军事、政治强国雅典与斯巴达及其同盟者之间爆发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断断续续前后进行了27年。曾在波希战争中通力合作的海上强国雅典与陆上强国斯巴达因为各自的利益彼此兵戎相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名义上是以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实际上是两败俱伤，挑战者雅典与霸权国家斯巴达均因为这场战争而实力大减。在探讨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时，尽管作者将重点落在了对直接原因的叙述分析——如爱皮丹努斯事件、波提迪亚事件以及之后的麦加拉事件——上，但在修昔底德看来，“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掩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拉栖代梦人（指斯巴达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

这一论断虽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仅仅是为了解释发生在雅典与斯巴达人之间的这场具体的战争，但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的研究，被视为西方国际政治学的源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但在两极格局的冷战背景下，它也曾多次被美国官员与学者用于影射美国与苏联间的关系。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遭到破坏，西方国家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的热情有所下降。而随着与美国意识形态极具差异的中国的崛起，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拉汉姆·艾利森再次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来吸引大众的注意， 而这也成为“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由来。

在艾利森发表于《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作者首次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其文章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Thucydides’straphas beensprunginthePacific)，借古喻今的意味十分明显。而《金融时报》编辑则为这一作品添加了指向性更为明确的副标题——“中国与美国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达”。在行文过程中，作者援引了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根本原因的分析作为他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出处，并提出，“未来数十年有关全球秩序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将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这位历史学家提醒我们（注意），当一个冉冉上升的力量同位居统治地位的力量相竞争时，双方所面对的诸多危险” 。而“如果我们基于历史来进行打赌的话，则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答案将非常明显”，因为“自1500年起，在15个新兴力量出现去挑战统治国家的事例中，有11个的结果是爆发了战争”。但就现实而言，作者本人并不认为“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就像艾利森所说，国家的领导人们绝非历史铁律的囚徒 。在他看来，领导人的表现能否超越古希腊时期的诸多精英将成为灾难能否得到避免的重要因素，领导人间的有效沟通将可能降低战争爆发的危险 。

上述观点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中美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讨论的范围大多集中于学理层面。时隔两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正式场合谈及“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国领导人对这一问题作出的首次回应。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乃是大势所趋，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因此，竭力避免霸权国美国对中国产生恐惧将成为中美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要点。中国领导人对发展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多次阐述皆是中方努力减轻美方疑虑与恐惧的一种有益尝试。中国因其所处的地缘位置、幅员面积、人口规模以及发展体量必然会对整个亚洲产生影响，相应的，也会对将自身利益定位全球的霸权国美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当前的世界政治并非零和博弈，当代的国际政治学者和政治家们对此皆有高度的认知。这是现在与希腊时期政治家以及二战前的诸多政治家间极大的不同。基于上述认识，中方屡次强调自身的和平崛起不会对美方产生威胁，并希望通过多方的合作，努力架构和平共赢的和谐世界。应该说，凭借中美等多国政治家的智慧，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