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发展与地域文化保护关系初探——兼议徽州古村落的保护<br/>

生态文明发展与地域文化保护关系初探——兼议徽州古村落的保护

2014-03-27钱俊杰

黄山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孔翔，钱俊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创新战略研究中心，上海200241）

传统文化一般是指历史时期的各种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无根”的人期望能从传统文化中找寻到心灵的归宿。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求“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1]。但传统文化毕竟有其局限性，在“文革”造成的文化断层尚未弥合、西方主流文化不断冲击的背景下，其传承面临更大挑战。数据显示，到2012年10月，全国仍保存着代表性民居和民俗的古村落只剩下两三千座，而在2005年还有约5 000座，7年消失近一半[2]。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3]，这就提示我们应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促进传统文化保护。对典型徽州古村落进行实地调研，初步探索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地域文化保护的内在联系。

一、传统地域文化保护的内涵与实现机理

传统地域文化是人类与地理环境长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特色价值观和符号体系。在我国，它们大多形成于农耕文明繁盛时期，记录着先民在生产生活中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过程或主要片段。它能传承至今表明其较好地适应了地理环境的特点，不仅具有旅游开发等经济价值，更对区域发展模式选择、地方凝聚力建设以及文化多样性保护等有借鉴意义。不少学者认为往日景观不仅提供了记忆的连续性[4]98-114，还体现了地方认同和意识形态[5]21-34，并承载着历史情感和民族信仰，从而有助于巩固个人对民族、甚至国家的认同[6]9-17。各国都日益重视对传统地域文化的保护。

传统地域文化保护应是系统、综合的，关键是要让作为文化根基以及认同纽带的文化精神得到传承[7]57-62，并发挥积极作用。倘若文化保护仅留下物质外壳，而未能延续其灵魂与精神，那么必将丧失其生命力。世界遗产委员会据此提出了“原真性”原则，强调维护“最早的状态”[8]20-23，并强调要注重延续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与情感[9]18-20。由此保护传统文化应使其不失去生活的真实性[10]452，得到“原生态性”的保留[11]1-4。这就要求将保护重点从“物”转向“人”，注重培养文化践行者“自珍”的意识[12]135-137，而所谓“自珍”意识则主要依赖于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认同。

当前，文化保护往往遭遇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困难。但如果当地人对传统文化有积极认同和自珍意识，那么在经济、技术和管理水平都明显提高的条件下，就不存在这些障碍。所谓地方文化认同是对所属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保持与创新所属文化的承诺[13]407-420，这是个不断被创造、被操纵的过程[14]67-80，个人意识和社会影响共同塑造着对地方文化的认同[15]56-60。无论历史传统、习惯传承或者个人在生活中所处场所、地位、交流网络和生活方式等都会影响到认同[16]120-143，因此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过程[17]74-80。在实践中，人们会保存和接受那些认同度高的文化特质，而摒弃不被认同的文化习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就表现为在跨文化比较中进行选择[18]1-36，而只有能展现独特魅力的传统地域文化才能得到认同和传承。因此，文化保护应重点传承那些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元素，以扬弃的方式留下文化的内核和灵魂。虽然传统文化必定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其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先进的人类创造物也会有许多闪光点可能对现代社会具有启示意义。活态传承传统文化的关键就要是深刻挖掘这些先进的文化精神和实践经验，从而增进现代人的地方文化认同。

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对传统地域文化认同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在面临资源环境更大约束条件下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所谓生态文明，是在建设高效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的总和。[19]96-98它以尊重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保障，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从而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20]30-32自觉建设生态文明的直接动力来自当地人深刻地感受到生态环境系统的极大约束，因此只要认识水平足够高，即使是欠发达地区也能自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然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应该选择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但总的看来都必须走出文化决定论的误区，真正确立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并使之内化为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以促成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必须致力于满足人类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依靠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地降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更加低耗高效地实现发展目标；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和发展要求，协调好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以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而这些都有可能从传统地域文化中汲取宝贵经验。

作为先民依托较低技术水平顺应自然环境特点较好满足人类需求的优秀成果，传统地域文化可能会对低成本、低污染地改善当地生产生活环境具有借鉴价值。具体地说，它们大多蕴含着人地关系大体平衡时期的自然观，既敬畏自然，更尝试顺应自然规律以更好地应对自然的挑战，这正是人地和谐共处的基本要求；而先民的文化创造，往往不仅是为了功能上的效益，更体现了其独有的审美观并赋予其文化价值[21]19-21，从而表现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受制于生产力水平，许多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和生活方式都更加注重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体现了因地制宜、低耗高效发展的要求；在利益协调方面，传统地域文化通常以基层组织的自治协调为基础，通过熟人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来规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对区域管治与环境治理同样具有借鉴价值。总之，传统地域文化蕴含丰富的潜在生态价值，如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被激活，将得到当地人的更多认同。

那些传统地域文化留存较好的地方，不仅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而且随着经济开发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面临明显的环境压力，如不及早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很可能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性后果。这些地方通常经济技术水平较低，应主要依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和实践经验来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这样将增进当地居民的经济和生态利益，从而增进居民的文化认同。

三、徽州典型古村落文化保护的实地调研

（一）徽州古村落文化保护的基本情况

徽州文化是中原文化以迁移扩散方式传播到徽州以后形成的特色地域文化，它形成于宋，繁盛于明清，既体现了徽州独特自然环境对人口结构和经济活动特征的影响，也展示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改造以及自身的文化追求。古徽州主要依托相对封闭的地貌环境，在战乱时期成为了中原世家大族和中原文化的避难地；但移民的迅速增加又造成了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迫使当时的徽州人依托便利的水运条件以及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独特的林木资源等“寄命于商”；而富裕起来的徽商既没有忘记先祖的文化精神，更不甘于“不入流”的社会地位，于是依托雄厚的财力基础，广泛借鉴各个时期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在徽州塑造了兼具富人文化和贵族文化特征的独特地域文化体系；不过随着晚清徽商的衰落，徽州文化重又借助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这虽然使今天的徽州相对落后，但也使传统地域文化在近代以来的历次战争和运动中较少受到破坏[22]153-156。徽文化兴起和传承的进程表明，它不仅是中原地区各个时期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在徽州以迁移扩散等方式积淀的宝贵成果，更是农耕文化条件下徽州人依赖独特地理环境通过以商业活动为支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人地和谐发展的具体显现。徽文化的独特价值不仅包括古村落、古牌坊等遗存的物质景观，更包含古徽州人适应当地地理环境创造和传承独特地域文化的精神追求和实践经验。虽然徽文化随着徽商的衰落难以保持繁盛期的“富贵”，同时残留着不少封建糟粕，但它仍然是特定历史时期徽州人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和谐共处的生动展现，不仅有助于解读和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精神，也能为生态文明发展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作为古民居、古牌坊和“三雕”的集聚之地，古村落不仅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徽文化最生动的展示场所。因为这里不仅有凝固的徽州物质文化景观，更有真实的生活和“活的文化”。近年来，各级政府非常重视保护徽州古村落，而古村落旅游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但更多的研究显示，徽州古村落保护不仅资金缺口大，而且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之间存在一定矛盾，不断发生“建设性”毁坏古村落文化的事件，许多古建筑的砖雕、木雕被洗劫一空，还有一些古民居被整体搬迁，例如上海宝山区罗店镇的卫斯嘉生态休闲公园就从休宁、歙县、屯溪等地“迁入”了12幢徽州古建筑精品[23]，而徽州古村落旅游开发中的无序竞争也使得各个村落的旅游活动都只是简单、雷同地展示水口、“三雕”、古牌坊、古建筑等物质景观，再加上一些或有或无的风水思想，并未深刻揭示徽文化在独特地理环境下追求人地和谐和人生价值的思想精髓，更难展现各个古村落的独特魅力[24]233-243，也无法增进居民和游客对徽文化的认同度和自豪感。

通过对典型徽州古村落的居民进行多次的文化感知调研得知，大多数当地居民并不能深刻理解徽文化的独特思想精髓，也并未从内心深处构建起对徽文化的认同。例如2011年11月，分别对宏村76位村民和许村80位村民进行访谈，结果表明他们最关注的只是徽文化在建筑方面的特色，而对徽商作为儒商在徽文化中的独特价值缺乏比较高的认知度，同时也较少关心宗族文化和风水思想在徽州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图1）；而在村民所感知到的徽文化典型景观中，三雕和楹联等富含徽文化思想精髓的景观同样较少受到关注（图2），一定程度折射出传承徽文化精神所面临的巨大困难。2012年6月，在宏村、许村、呈坎对村民做调研，主要关注不同年龄段村民对徽文化认同的差异。调研显示，年长男性居民对徽文化的认知水平较高且富有情感，而青年人对徽文化的了解大多来自书本或导游词，层次较浅且缺乏情感上的依恋，这也反映出急需增进青年一代对古村落文化的感知和认同。

图1 村民对徽文化整体特征的感知

图2 村民对古村落典型文化景观的感知

（二）徽州古村落文化的潜在生态价值

徽州古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繁盛时期留存的典型地域文化系统，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许多理念；而作为历史上居民生产生活的中心，更承载着许多人地和谐的宝贵经验。从其形成和发展看，正是因为徽州先民懂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才使徽州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不是通过盲目开垦，而是依托地方物产和水运交通条件，在商业活动中养活了大量移民，更创造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成果。而徽州人在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它们不仅有助于减轻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压力，还能改善人居环境，因此也会深深镌刻在留存至今的许多文化景观中。例如，长春社等自然崇拜的遗存景观和风水思想的普遍流传都反映着古徽州人对自然的敬畏，而古村落选址中“山厚人肥、山清人秀、山驻人宁”的标准，不仅使得村落和住宅按照“枕山、环水、面屏、朝阳”的要求布局，还更多选择在地势较高的台地、缓坡之上，从而获得了较好的生态基础条件，同时也为保护山水环境塑造了文化氛围。天井是徽州古民居的代表性结构，在高墙和较少对外开窗的背景下，它不仅有助于改善古民居内部的通风条件，也能使居室较少受到阳光直射，而以天井为基础构建的内部水循环结构还能一定程度调节室温，这对于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环境中的古徽州人更好地度过炎热潮湿的夏季无疑是很有益处的。同时，徽州古村落有不少狭窄街巷，甚至是“一尺巷”，这不仅有助于夏季遮阳，还能为节约土地做出贡献。而因为古徽州人大多聚族而居，成年男子又大多外出经商，因此徽州人防火、防盗的意识特别强，“封火墙”以及各种民间防盗措施都影响深远。此外，以两层为主的木质徽州古建筑大多使用的是本地木材，徽州“三雕”的发展也得益于本地盛产竹、木和石材，至于徽菜、徽派盆景等也是以本地动植物资源为基础创造的文化成果，它们都显现出因地制宜发展地域文化的思想意识。

另外，徽文化也注重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志趣追求，并创设出能促进持续、和谐发展的思想理念。例如，天井不仅改善了徽州古民居的宜居条件，也承载着“聚财”的文化内涵，而“如日中天”等特殊样式的天井设计，不仅为封建时代贵族小姐寻找理想夫婿创造了条件，也寄托着主人对家庭和事业兴旺发达的美好期盼。为方便行人车辆通过村落里的狭窄街巷，位于街巷交叉口的不少古建筑特意将外墙下部的棱角改造成凹进去的斜面；而街边的水沟也每隔一段距离便设置 “让路石”，从而方便行人避让耕牛、车辆或其他宽体的物什。通常古村落都设有水口，这不仅是因为“水能聚财”，也因为水口能改善风水，并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为生活用水和灭火提供便利。至于徽州古建筑丰富的楹联和在门楼、窗棂甚至柱础和天花板等处精心设置的雕刻、图案，更是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象，寄托着主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此外，徽州古村落还善于通过村规族约在“熟人社会”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科学治理，例如宏村就有不成文的规定，水圳中不可抛杂物、洗污物；而西递胡氏家族也制定了严格的分时用水制度；在呈坎村则不仅规定众川河的不同河段分别用于洗菜、洗衣服、冲马桶等，而且“公禁河渔”的石碑至今仍在，这都有助于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总之，徽州古村落作为徽文化的重要载体，处处体现着人地关系大体平衡时期人类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理念与经验，对于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保护和传承古村落文化不仅要留下那些珍贵的物质文化景观，更要借鉴古村落因地制宜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成功经验。这不仅有助于展现徽文化的独特迷人魅力，也能促进古村落真正实现低耗、高效地发展，而当地居民也能从中进一步增强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优化徽州古村落文化保护

徽州古村落的地理位置大多相对封闭，生态环境相对较好，但因长期在人多地少的环境中发展，其生态承载力已经接近极限，而目前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比较迫切。由此，徽州古村落急需以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为基础，加快实现经济发展，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就要求古村落尽量避免低水平的工业化，主要通过发掘传统文化资源的潜在价值以及汲取传统文化中应对自然条件约束的有益经验，实现低耗高效的发展。然而实地调研显示，居民虽对古村落文化的生态价值有一定了解，但认识水平较低。仍以2011年11月在宏村和许村的调研为例，两村均有一半以上的受访居民认为徽州先民是敬畏自然的，另有三成以上的受访者觉得在古徽州人看来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几乎没有受访居民感到徽州有征服自然的传统。关于古民居设计，虽有不少村民注意到防火需求，但对采光、通风和与周围环境协调的关注度还不高（图3），而就古村落选址布局，不少村民只认识到风水很重要，对节约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地貌等缺少深层次的认识（图4）。这表明，村民对徽文化的思想精髓和蕴含的朴素生态文明观还缺乏深刻理解，大多数受访村民将生态文明简单理解为保护环境、洁净水源，因而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都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徽州古村落急需从传统文化中借鉴有益经验，力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领先地位，以此让居民从较丰厚的利益回报中增进对徽文化的认同，从而增强保护古村落文化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

图3 居民对徽州民居设计特点的认识

图4 居民对徽州古村落选址布局特点的认识

四、生态文明建设与传统地域文化保护互促发展的总体思路

传统地域文化保护关键要增强文化践行者的认同，以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而激活传统文化的潜在价值则是增进文化认同的有力保障。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很有必要激活传统地域文化中蕴含的朴素生态文明思想和实践经验，并配合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保障居民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回报，从而增进其文化认同。这不仅有助于传统地域文化的传承发展，更将促进传统文化留存比较丰富的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抢得先机。为此，建议相关部门着力推进如下四方面工作。

一是要加强各地对传统文化精神和实践经验的研究和总结，系统整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朴素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建设经验，并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加强对当地居民的传统文化教育，提高他们对传统地域文化的认知水平。强化认知是增进认同的基础，只有让大多数居民都深入理解传统地域文化的内涵和魅力，才能使他们产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依恋和保护的自觉性。徽文化等不少传统地域文化都拥有独特魅力，但当地居民却因为缺乏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深刻解读而忽视了其内在价值，这就难以产生高水平的认同。因此，有关各方很有必要帮助当地人深刻认识传统文化的思想和灵魂，以此凝聚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增进其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二是要建立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逐步完善生态产品市场和价格体系，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这对于当地居民深刻认识传统文化的潜在价值，增进对文化的认同具有积极影响。当然，这方面的制度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当前既可以从提高资源产品价格着手，引导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节约使用资源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可以通过构建和完善生态补偿体系，引导居民更加珍惜和爱护生态环境。

三是尊重居民改善人居环境的合理要求，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科学改进村容村貌，使当地居民更多感受到生态文明建设和传统文化保护带来的实惠。实地调研显示，不少徽州古村落卫生条件较差，人居环境很不理想，在居民日常生活的合理需求都难以被满足的条件下，要求他们爱护和保护古村落文化是不现实的。但古村落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之间并不存在突出矛盾，关键是要通过合理规划，科学进行村容村貌的整治。当前首先要从垃圾集中处理、河道整治等基本问题着手，切实让村民感受到实惠。

四是要促进高品质的旅游开发，将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紧密结合起来，通过高水平的生态文化旅游服务，为村民创造更好的增收条件。文化旅游的实质就是要让游客在鉴赏、体验旅游地文化的过程中感受到该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丰富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当前，我国传统文化旅游的发展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旅游者提高文化修养和水平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对传统文化的解读不深及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展示不多。如果能深度展示传统地域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当地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现实成果，不仅能使旅游者得到更多感悟和收获，也将扩大传统地域文化旅游的市场影响力和增值能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知名度提升。

[1]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1-10-26.

[2]王学涛.我国古村落7年消失近半,重开发轻保护成摇钱树[EB/OL].[2012-10-11].http://news.sina.com.cn/c/2012-10-11/172125338979.shtml.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4]（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Marc Antrop.Why landscapes of the past are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05,70(4).

[6]庄孔韶.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与实践的思考[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7]徐永志.加强保护、开发和利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民间文化资源刍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1(5).

[8]ICOMOS.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The Venice Charter）[Z].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 of Historic Monuments Venice，1964.

[9]WHC.Operational Guidelin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Z].2005

[10]阮仪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现状[J].同济大学学报,1990(4).

[11]祁庆富.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9(3).

[12]郑土有.“自鄙”、“自珍”与“自毁”——关于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J].云南社会科学,2007(2).

[13]杨宜音.文化认同的独立性和动力性:以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演进与创新为例[C]//张存武,汤熙勇.海外华族研究论集（第三卷）——文化教育与认同.台北：台北华侨协会总会,2002.

[14]Steele,F.The sense of place[M].Boston,MA:CBI Publishing,1981.

[15]蔡静瑜.地方营造形成过程之研究[D].台北:国立台湾大学,2002.

[16]Pred，A.Place,Practice and Structure:Social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rn Sweden,1750-1850[M].Totowa,N.J.：Barens and Nobel,1986.

[17]Said E.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Knopf,1994.

[18]Berry.Aboriginal Cultural Identity[J].The Canadian Journal of Native Studies,1999(1).

[19]路日亮,黄子恒.解读生态文明[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5).

[20]周生贤.积极建设生态文明[J].求是,2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