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华鹏

葛浩文的批评

●文/石华鹏

葛浩文，一个美国教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友好地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小说的同时，还对用汉语写作的中国作家进行批评，他的批评真诚率性、直言不讳，且一针见血，其精神可嘉，其勇气可赞。

看着他风度翩翩地站在那里演讲的视频，我突然感到了一丝悲哀，这悲哀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我们这个一团和气、以表扬吹捧为主业的中国文学批评界里，站出来批评中国文学的“大咖”居然是个外国人；二是稍稍有些名气的中国作家非常在乎外国人的批评，锱铢必较，而对本来处于微弱的、边缘的中国批评家的批评声音却不屑一顾，置若罔闻。让我悲哀的，是中国批评家的堕落和中国作家既自高自大又极不自信的表现。

就如同一个外国人表扬中国作家的声音异常悦耳一样，一个外国人批评中国作家的声音也会异常刺耳。2014年4月底，上海，“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数量最多、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首席“接生婆”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中国文学“放炮”：

一、“近十多年来，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当代作家缺乏国际性视野，写作上几乎不考虑不同文化消费者的欣赏口味”；二、“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中国小说有着明显的倾向，即叙述以故事和行动来推动，对人物心灵的探索少之又少”；三、中国的小说不好看，“小说要好看，才有人买！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因为中国作家一般必须借助翻译来阅读其他国家文学，也可能是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作祟”；四、“顾彬认为这个缺失——中国作家几乎没人能看懂外文——导致中国小说视野过于狭隘，我同意他的说法”；五、中国许多作家写得太快太长，“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家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过于冗长，似乎不知见好就收的道理……是因为缺少能力判断什么需要舍去吗？”六、英文小说中常见不少名句，譬如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相比之下，中文小说就很难找到这么脍炙人口的句子。中国的小说一开始就是长篇大论介绍；七、中文作品里有许多陈词滥调的成语，“我个人的经验是，成语的滥用是中国小说无法进步的原因之一”……

外国人火辣辣地批评中国文学已不算什么新闻——早已有更狠的“角儿”顾彬先生在前——但是葛浩文先生批评的“杀伤力”还是有的，许多媒体夸张地用他的观点来做标题，期望引来或出自文学范畴内的或出自民族主义范畴内的争论。

或许，葛浩文的批评只是一次研讨会上随风而散的发言，也或许，他的观点缺乏学理的推敲只是出于一种长期与中国小说打交道的印象和感觉——而往往印象和感觉是靠谱的。毫无疑问，这是他对中国文学的真实观感和想法，他的批评是真诚的、开阔的，且尖锐的。对待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我们国人时常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姑且听之、泰然处之。认为中国汉语博大精深，老外只是略通皮毛，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文学；一种是逐条反驳，据理力争，全盘否定。你说中国文学是垃圾，我要证明不是垃圾，你说滥用成语，我要证明成语用得恰当，等等之类；还有一种是虚心听取，小心辨别，错则改之。

我以为对待葛浩文的批评，我们恰当的态度是第三种：虚心听取，小心辨别，错则改之。我觉得葛浩文有几点批评是很准的，打到了中国小说的“命门”上——比如中国小说人物缺少深度。的确如此，中国当代小说人物，不说深度，有的甚至连基本的人物都立不起来，“一个浅薄的头脑绝对产生不出一部深刻的小说来”（亨利·詹姆斯语），人物不深刻是因为作家的头脑浅薄，有的作家总是宣称小说家不是思想家，实乃浅薄之见，不是思想家，你一个小说家也应该有思想家的品质啊；——比如中国许多作家写得太快太长，常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出版后评论家和读者照单全收，不太会批评作品的缺失。这是实情，中国一些作家一年写一部长篇都嫌慢了，一部就是六十万字、一百万字、甚至几百万字，而且不忍卒读，简直是闹笑话。至于评论家不会批评已经是常态了。另外还有一个实情是，中国的文学编辑在名作家面前是没有发言权的，只是改改错别字而已，而且只是围着几个名作家转，缺少发现新人的眼光和担当……

老实说，葛浩文这些批评观点并非多么惊世骇俗，但是他把这些观点置于国际性视野下、置于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背景下，那么这些观点便变得“新”和“严重”起来，毕竟不是关起来门来谈论中国文学的“短板”，而是打开门来与世界横向比较——中国文学如同开屏的孔雀一样，美丽的羽毛和丑陋的屁股同时呈现出来，况且这些观点还出自一个外国人之口，值得我们反思。至于说葛浩文所说的“中国作家缺国际视野”、“中国小说不好看”、“成语滥用”等问题，仍然是可以争论和辨别的。

总之，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口无遮拦的真诚批评，我们应心存感激，虚心听取，他至少让我们明了：中国文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2014年6月 于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