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 烨

一份刊物与一种“谑评”

●文/白 烨

白烨出了一册新书，辑入一批旧稿。怪我等孤陋寡闻，竟不知其中一篇（写于2005年）关涉本刊。偶然读到，悦目之至。文中对《文学自由谈》口味的定性，很是吻合我们素来追逐的“文以载趣”。征得白同志同意，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责 编·

这里所说的“谑评”，有别于“酷评”，是指那种以戏谑的态度、诙谐的文笔，对某些对象所进行的批评，有点类乎于历史题材电视剧中的不同于“正说”的“戏说”。这种批评在内在意蕴上虽依然不失其严厉，但由于外在表述上的寓刚于柔，谑浪笑敖，批评中有意藏匿了怒气与火气，而更多地表现出夹杂在顽皮与俏皮中的机智与机敏。它旨在于嘲讽与挖苦之中揭示所批对象的问题所在，因而读来有趣而痛快，常常给人以特殊的阅读感受。

近年以来，有关“谑评”的批评文章，主要表现在天津的《文学自由谈》杂志上。这份原以文学的理论批评为主的刊物，近年来已渐渐演变成为以刊载各种文学随笔、杂感为主，尤其是以各种争鸣甚至是抬杠的文章见长的杂志。2005年的《文学自由谈》既发表了一些青年学者对文坛名家的“谑评”性文章，又对发在自家刊物上名家文章进行了“谑评”性的“反弹”。可以说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谑评”风潮。此后，在《山西文学》等刊物，也有此类“谑评”性文章间或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连结起来，便使得“谑评”在2005年的文坛格外惹人眼目。

这里首先要说到《文学自由谈》的“常客”韩石山。作家韩石山自从由写小说改为搞批评之后，名声比过去大了许多，也响了很多，并赢得了不少文学读者的喜爱；因此而明显受益的，还有他主编的《山西文学》，据说受欢迎的程度也直线上升。韩石山一般不管对方是何方神圣，只要是自己觉着不对劲和不对味的，就放胆陈言，直批不讳，而且嬉笑怒骂，不一而足。他总是把老成与老辣、尖锐与尖刻交融于一起；他的批评总是既要打到痛处又要挠到痒处，常常让你哭笑不得，爱恨交加。这样的批评无疑属于典型的“谑评”。在第一期《文学自由谈》上，韩石山写了篇《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的文章，细述了自己的一个烦心遭际，那就是书海出版社即将一次推出他的三本评论集子，当他“心情好到极点”时，“惩罚就来了”，“有人发现书中有政治问题”，“还真的查出不少问题”；而后修改没完没了，出版遥遥无期；因而，“心中郁闷难以排遣”的韩石山，由钱钟书的“大作家在那边”的话题说起，感叹自己“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我还在这边”，并反问：“我怎么总渡不到那边？”文章在诉苦衷、发牢骚之余，也捎带着对出版方在严苛审稿中对自己不信任、不放心的批评与讽喻。在第二期《文学自由谈》上，他又写了《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一文。此文由各省、市、区的作家组织在宣传自己的作家和创作时，竞相言必称“军”和以“军”自诩，以及爱用诸如“晋军崛起”，“陕军东征”，“豫军突围”，“滇军北伐”，“琼军初见端倪”，“宁军正在形成”等军事术语比喻文学创作行为与现象，把人们习焉不察的怪异现象用梳理的方式显现出来。在他的描述之下，好像全国大部分省、区的作家都入伍当兵了。这种情形如果是个别现象，还有情可原，而成为了一种竞相效仿和比照的普遍现象，便不能不让人觉着存有某种荒诞性。应该说，韩石山的眼光很“贼”，确实发见了别人没有注意的现象；但有关“军”的种种称谓，是否真的发展到了“军事建制”的地步，而且必须要予以“粉碎”，这就是韩石山在用他的逻辑推演和批评处理，把说法当成了事实，又把事实做了夸大。但在“平庸的作家喜欢这种军事建制”，“各地作家机构领导喜欢这一套”的评说里，韩石山道出了他真正想说的话。

而同一期《文学自由谈》上，孙德逊针对韩石山的《我怎么总是渡不到那边？》文章所作的《你想渡到那边去？》一文，也称得上是一篇“以治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的“谑评”。这篇文章，针对上一期的韩石山的《我怎么老是渡不到那边？》的文章，进行了反批评。孙德逊用一种认真又较劲的劲头，并站在一般读者的角度观察韩石山，觉得韩某人“文坛风流，官场得意”，“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神经过敏，尤其是冠上‘政治问题’这四个字”。文章在看似苦口婆心中又锋芒毕露，如针对韩石山的“我也是个老党员、老作家啦，怎么就这么不懂政策，就这么没有政治头脑，怎么就这么胡说八道，就这么成心要跟党的政策唱反调？”的自问，孙文反诘道：“请问韩先生，你怎么就不能犯错呢？看他都把自己当成‘真理“了！”应该说，因为角度不同，两篇文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对准焦点，但孙文也仿学韩石山批评别人的狠劲和辣味，用尽了挖苦的字眼和嘲讽的口气，文章写得诙谐而辛辣，调侃而犀利，读来也甚为有趣和有味。这篇檄文与其说是旨在批评韩石山，不如说是重在表现作者自己。但却说明擅于刻薄批评的，除过韩石山，也还大有人在。

接下来要说到的两起“谑评”，作者都是评坛新秀，又是学界女将，且都为李姓：一位是李美皆，一位是李梦。李美皆在《文学自由谈》第一期上发过《由陈思和教授看学术界》，在该刊第二期上发过《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两文虽然时有调侃性文字，但整体来看还都是严气正性的评论。而她在《文学自由谈》第三期上发表的《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一文，行文洒脱不羁，论说多有嘲意，“谑评”的诸般特点都表露无遗。此文从王小波的“生前寂寞”和“死后繁荣”的反差入手，通过论说“王小波时代的王小波”和“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的绝然不同，最终把话题落到李银河对“王小波现象”的“炒作”的得失上。文章先描述道：“自王小波去世后，关于他的纪念就没有消停过，给人一种王小波的灵堂迄今未撤的感觉”；而后又从“个人的怀念”如何变成“集体的怀念”，“神话”如何变成“童话”的经过，指出“王小波正在被偶像化”，而“李银河被自己神话王小波的欲望彻底打动了，在激情的驱使下象陀螺一样再也停不下来了。如此地不能自拔，除了因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精神寄托外，还是因为这是有回报的，王小波的折光已经照亮了李银河”。说到一个时期以来对王小波的这种种纪念，她不无调侃又极其形象地指出，“已经运动化了，已经变成一波一波 ‘向王小波同志学习’，‘向王小波同志致敬’的运动”。她认为，这不仅是越过了“鸡蛋”“盯住‘老母鸡’不放，而且还搞得鸡毛乱飞”。文章既在亦庄亦谐的语调之中，包裹着犀利的批评锋芒，又在不时地重复“可怜的王小波”的慨叹中，表达了对本色的王小波的真正同情。

李梦在《文学自由谈》上的首次亮相，是对该刊第三期上梅疾愚的《被迫过着很有“学问”的生活》一文的反批评，那主要是她作为当事人对某些问题的澄清和对某些说法的回应。她的第二次亮相，是针对韩石山发于《文学自由谈》第五期的《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一文，在第六期发表的《关于“小说”的请教》一文。文章几乎全用评中见讥、批中含讽的文笔，一路娓娓道来，犀利与戏谑联袂而至，幽默与尖刻相随相伴，读来好象是文学形式的“二人转”一般。文章把韩石山不叫韩老师，而是称作为“韩师傅”。论到韩石山低估了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随口提到曾鄙薄过鲁迅作品的王朔时说，“这丫的曾把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作为鲁迅不配作家称号的口实，王朔这么说，既符合他的身份，也够得上这种资格。人家自称‘流氓’，无知者无畏”。“韩师傅是有知识的，大小不济还有点头衔，倘若无知，上对不起组织，下对不起职员”。接着，李文依次就韩文提到的鲁迅小说因“借鉴魏晋小说笔法”，“不宜入选”，《社戏》、《故乡》“像散文不像小说”等问题，逐一予以批驳，提到韩文对《阿Q正传》的“说到怎样的深刻，怕都是评论者的附会，难说就是阅读者的体味”的说法时，李梦几乎是疾言厉色中夹棍带棒了：“韩师傅把把评论者看得忒牛X了，把阅读者看得也忒傻X了。”“阿Q红火了几十年，靠的还是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文章虽然“依着韩师傅的路数”，但又显然更见戏谑的功夫与淋漓的内力。

“谑评”的逐渐兴起，使得文学批评更显生动与活泼，也表明了文学批评还大有拓展的余地与空间。但这样的批评，也向有关各方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对于批评者来说，如何做到分寸得当，谑而不虐；对于被批评者来说，如何做到坦然承受，虚怀若谷；对于一般阅读者来说，如何做到把握其要，领会其妙，这都还需要在面对中适应，在适应中修炼，在修炼中提高。从根本上说，“谑评”在现时的出现，已经是各个方面调整自我的精神成果，从更大的方面说，它可能还是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在走向相对宽松和更具弹性之境界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反映。

（本文选自白烨新书《边看边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