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歆耕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文/陈歆耕

2014年6月2日，是《文学报·新批评》创刊三周年纪念日。而这一天，恰好是伟大诗人屈原的纪念日端午节。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巧合，似乎寓意着一种来自几千年前历史深处的呼唤——这呼唤声中有伤时感世忧国忧民的胸襟，有让天下遍植香草的情怀，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著……

此刻，我久久地凝视着新一期《新批评》的版面。从第一期到最新一期，内容期期更新，但每期封面下方的一排中外批评大家的如雕塑般的头像始终未变：刘勰、鲁迅、茅盾、别林斯基……但没有屈原，因为屈原是伟大的诗人，不是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这不要紧，不影响我们在继续前行的旅程中，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

因为，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批评家，他们无论曾是盟友还是“敌人”，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者！

立场与平台

当有些人看到《新批评》“光鲜”的一面时，又有几人了解它曾经历的艰辛？三年风雨路，足足可以写成一部书。

我曾对参与《新批评》编审的韩石山先生半开玩笑地说过一句话：“等我离开现职岗位了，准备写一部叫《“新批评”备忘录》的书。”说是这么说，这部书我会不会去写，我也不知道。因为要全面真实地呈现《新批评》走过的旅程，必然要涉及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现象。从“向善”的角度考量，有些“真话”是不能全讲的。我非常理解季羡林先生那句名言“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难言之隐。

在这里，我只能有限度地介绍一些情况，谈一点纯属个人的感受和思考。

众所周知，2013年初曾有人通过微博，用非常尖刻的词语质疑批评家李建军的一篇文章。

有媒体采访我，问我对李建军文章的看法。我回答：“《新批评》的文章不代表本报立场，那是批评家在细读文本后自己做出的艺术判断。”最初刊发报道的《新京报》算较准确地传递了我的观点，标题是《“新批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立场》。但很多媒体在转述这篇报道时，略去了标题中的“文章”二字，把我要表达的观点就完全弄拧了。说《新批评》文章不代表《文学报》立场，肯定没有什么不当。因为《新批评》上刊发的文章各种声音都有，对某一部作品，评论者持有完全对立的意见也是常态，那么《文学报》该站在谁的立场上呢？或谁有资格对不同意见的评论做一锤定音的裁判呢？

因此我认为，《新批评》只是提供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平台，只要在文学艺术的框架内，各路“神仙”都可以登台发表一己之见，公公婆婆各说各话也无妨。一己之见，很难说都是真知灼见。但如果说“《新批评》不代表文学报立场”是有问题的，《新批评》当然有自己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最初在征稿启事中反复申明的“三提倡三反对”：“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后来，编辑部又将之概括为六个字：“真诚、善意、锐利。”汉字就是如此精妙，略去两个字，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读。

《文学报》为何要创办《新批评》，又为何要持有这样的办刊宗旨和立场？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清的。在它诞生之前，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批评文艺评论生态出现的严重“污染”和恶化。但如何改变恶化的文艺评论生态，也几乎没有人拿出可践行的方案。当有人提出要加强文艺评论时，他自己恐怕也不完全清楚，需要加强什么样的文艺批评。从数量看，全国有为数众多的文艺理论评论刊物，报纸也在刊登各类文艺评论的文章和类似文艺评论的文化报道。但人们又感到真正的文艺评论非常稀缺，文艺评论到底在哪里出现了问题？单从数量看，中国并不缺少文艺评论，缺少的是真正敢讲真话的纯粹的文艺批评。

编辑部曾就《新批评》的办刊宗旨和定位，分别在上海、南京、北京召开专家座谈会，问计于一些专业人士。实际上也就是寻找《新批评》的“靶标”在哪里？如要匡正文艺批评的时弊，当然首先要弄清楚文艺批评的“病灶”在哪里？经过考察和梳理，我们觉得“症结”有三：一是“胡吹乱捧”。受人情面子、“红包”等因素影响，只说好话，不说问题，甚至把“丑小鸭”吹成“白天鹅”，“和事佬”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类作品研讨会上；二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成为很多批评家的批评策略。他们在谈宏观文学现状时，对普遍存在的问题义愤填膺，而一谈到某人某部作品，尤其是名家新作，则完全转换成另一套话语，几乎全是肉麻的溢美之词；三是大量毫无章法，只从个人好恶出发、缺少专业分析的跟帖式“草根评论”充斥网络。正因如此，文艺批评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听起来“众声喧哗”，但满耳皆“垃圾噪音”。

说了这些，质疑《新批评》的先生该明白了吧？所谓“三提倡、三反对”，所谓“真诚、善意、锐利”，都不是一拍脑袋就“灵光乍现”出来的。

痉挛与阵痛

虽然《新批评》创刊初期就有明确的定位和宗旨，但在具体的办刊实践中仍然不断经历痉挛和阵痛。这样一种“阵痛”，至今仍在延续……

一切问题都可落实到一个实在而具体的问题上来——即符合《新批评》定位的稿件从何而来？在普遍害怕得罪人的情境下，有哪些批评家能够成为《新批评》的作者队伍？

当时，我们就想，目前活跃在文学界的大多批评家，大概很难成为我们的主要作者，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跟作家 “称兄道弟”，“厮混”得很熟，怎么可能抹开面子“开火”呢？在南京、北京，编辑部邀请一些高校的教授和博士生研究生帮助策划选题，我们寄望于那些对文坛还很陌生的年轻人能够冲锋陷阵，打破沉闷的僵局。这一想法，果然是有效的。《新批评》第一期三篇批评贾平凹《古炉》的文章，有两篇出自在读博士研究生之手。不断地发现和挖掘新人，则是编辑部所有人都有的强烈意识。后来获《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的唐小林，是从四川到深圳打工的农民，但长期爱好文学写作。编辑从邮箱自发来稿中发现了这个作者，于是主动联系他，请他改稿。后来唐小林频频在《新批评》亮相，成为文学界有影响的“打工评论家”。编辑部几乎每天都在用雷达扫描仪，搜寻各类媒体上适合给《新批评》撰稿的作者，一旦发现，立即“收编”。文坛圈内人经常纳闷，看到《新批评》上一篇妙文，但对作者名字却很陌生，于是好奇者便向编辑部打听，某文作者是“何方神圣”？

“阵痛”还表现在编辑部高水准文艺评论人才的稀缺。一个专业的有共同理念的优秀编辑团队，是创办好一份专刊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文学报》的采编队伍非常优秀，他们都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但为了节约人力成本，编辑部人手少而工作量大，为了保证每期16版正刊正常出报就已经疲累不堪，如再增加隔周8个版的《新批评》，显然具有难以承受之重。

吸纳外才，则是当时不得不采取的唯一之道。最初，我曾经动员刚退休的《文汇报》笔会主编、评论家刘绪源先生来加盟我们的团队。但绪源先生正忙于与李泽厚搞对话，平日学术活动又很多，无暇来参与这类为他人作嫁衣的编务。至于儒雅敦厚的绪源先生，是否有担心得罪人的忌惮，就不得而知了。但绪源先生的一大功劳是向我推荐了同样也已退休的“山西刀客”、评论家韩石山先生。韩先生开始是一口回绝的，因他以为要承担选题策划和组稿的任务，觉得工作量太大太辛苦，难以承受；后来我说，主要是请他对稿件进行专业上的审读把关，他这才应允。

韩先生的加盟，对《新批评》保持较高的专业水准，以及尽量避免犯一些低级差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此前，我与韩先生只有一面之交，但我们与韩先生的合作非常愉快，他深厚的学养和过人的识见，每每使我获益匪浅。有些重要稿件，常常是我先发给他看，听了他的意见后我们再进入编辑流程。令我尤为感佩的是，韩先生的严谨和敬业精神。他在2012年8月，因突发心脏病两次住院，在病中还在坚持给我们审稿。无论病前还是病后，他除了用电子邮件回复意见，有时还用精致的毛笔小楷把审稿意见写成书面信函寄来。除了韩先生，后又有余之先生、编辑部内部人员等陆续加盟，才形成了现在的编辑阵容。

编辑部人员对批评理念的不同认知以及带来的碰撞，也曾是缠绕我们前行的“阵痛”因素。诸如有人担心，批评了那些“名家”，会不会影响报社未来的发展？（担心不无道理，但事实证明，报社发展不但不受影响，而且进入了更良性的发展轨道。）有人认为批评（指出问题）是“破坏”，我们还是多做点建设性的工作？（一位理论期刊主编也曾当我面谈类似观点，我立即回应：批评即建设。我们指出一部作品文本存在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写作者的注意和改进，这是“破坏”还是建设？）而外界的各种议论和被批评者的情绪反弹，也难免要牵制办刊人员的心态。面对这一切，如何保持清醒自觉的追求和定力，时时在检验我这个当主编的基本判断力。因批评一位名家而激起强烈反弹，有人背后讥刺我为“疯子”。我将此在电话中告知《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他哈哈一笑：“恭喜你！我干这活儿几十年，才被人称为‘傻子’，你刚干几年却已经晋级到‘疯子’了！”

这个世界大概也不能全部由“聪明人”组成，也需要几个“傻子”和“疯子”，这个世界才完整。

老凤与新雏

办刊三年，要说个人有什么最直接的感受和收获？那么，最主要的，我感觉自己似乎是在某位博士生导师的门下，完成了学位的提升。因为三年中，专刊所有文章我都认真仔细阅读过，由于职业性需要，有的文章而且不止读一遍。这些文章均出自当下中国最前沿锐利的优秀批评家之手，他们中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学养深厚文字老辣的学人，有的是80后才华横溢的青年学子……他们刊登在专刊上的文章，尽管风格各异，但有一点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文章，多是挣脱了人情的商业的羁绊，在仔细阅读文本后作出的自己的独立评判，是尊崇自己艺术感觉，从内心发出的铿锵有力的批评之声。

陈冲的幽默俏皮、李建军的缜密深刻、王彬彬的犀利严谨、郜元宝的绵里藏针、肖鹰的迅捷奋勇、吴亮的腾挪跳跃、韩石山的刻骨辛辣……都已经成为《新批评》靓丽的风景，拜读他们的文章，如同在影院接连看好莱坞大片，欲罢不能。当职业性阅读，变成快乐之旅时，就成了一种享受。

他们是“真的猛士”，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我是他们忠实的读者和“粉丝”。

河北老作家陈冲先生，可以视作批评界的老马和黑马，“正统”的学院派评论人士，一般不太接纳他的批评风格。用他的评论方式写博士论文，十有八九是难以通过评审关的。有人说他的文字太绕，但这个曾受过高等数学专业训练的作家兼批评家，如果他在表述时出现了“绕”，一定有它“绕”的理由，在他“绕”的背面是有严格的逻辑链条支撑的。还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严肃的话题，到了他的笔下，他都能轻松地让你饶有兴味地读下去。本刊在出刊两期后，曾在北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座谈会。他在电话中，对我们那个座谈会很不以为然，潜台词是你们自己大概没有弄明白怎么办《新批评》吧？我就说：“《新批评》该怎么办？请你发表高论。”时隔不久，他发来两万字的长文《我想要的“新批评”》，从批评的本质谈到当下批评的沉疴，然后又以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为例，说明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好的批评。文章虽长，却轻松好读，因此一次性占了《新批评》四个整版。在第三届《新批评》颁奖台上，陈冲先生又以妙文《你从“这边”看到了什么“风景”》第二次折桂。

李建军是唯一连续三届获得 《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的批评家，获奖作品分别是《〈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犹如泪珠射来颤抖的光芒》、《为顾彬先生辩诬》。《新批评》评奖有一个基本规则，对待处在同等水平线的好文章，优先考虑未获奖者，优先考虑年轻作者，以让更多的人获得激励。但《新批评》愿意重复奖励某位批评家，一定是评论本身成了该年度无法绕过去的重头文章。我注意到，李建军的批评文章在《新批评》刊发后，迄今尚未有人正面作出过有力的回应和反驳。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学理性的推论和判断，让每一个字都砸在实处，如同板上钉钉，要撼动它不是那么容易。

王彬彬的批评文章给人感觉数量不多，但他只要有文章出手，肯定是重量级的，每每总是成为学界热议关注的话题。与大多数学院派的评论不同，他的文章不仅犀利深刻、学识广博，而且清晰有力。

郜元宝先生性情温和，他的文风也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但读他的批评文章在如沐春风的同时，也可感觉到他的识见如同老中医的那根针，缓缓地扎入肌肤，在你尚未感觉疼痛时，针尖已经抵达穴位的最要害处。那篇曾获《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的《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对作家才能本质的评说分析实在精妙，令人拍案。

肖膺先生是写文化批评的快枪手。每有文化热点出现，他的文章几乎同步到达编辑部。他依托深厚的专业学养写时评，因此面对同一话题，他总比大多作者高出一筹。由于快，他的文章从发到编辑部到正式刊出，总是在不停地修订和补充之中。只有编辑才知，从最初的稿件到最后的定稿，肖先生经过了多少次打磨。

获益——不仅仅来自于拜读他们的妙文高论，还有通过各种渠道、方式的信息交流……

求真与向善

当一种办刊理念付诸实践时，常常因我们的专业水准不够，理念与实际操作会发生“摩擦”，使得实际效果偏离理念的轨道，是经常发生的现象。比如专刊倡导的“真诚、善意、锐利”的办刊理念，但落实到某篇文章中，如何具体地体现出来？编辑部常常为此困惑和苦恼。所谓“好处说好、差处说差”的公允、客观的批评，具体到某篇文章中，好差应该各占多少比重？谁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用来衡估所有文章的尺度？“锐利”地指出问题的批评，常常被人误解为是不怀好意的，更遑论被理解为“善意”。

在专刊三年刊发的文章中，除了个别署笔名的文章，不排除有隐藏在背后的难以言说的个人动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并无哪位批评者因个人间有私仇而泄恨，故意与被批评者为“敌”。他们的文章是真诚的，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善意的。我理解，指出问题的批评，是从更高层面释放“善意”，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韩小蕙女士在《新批评》两周年的研讨会上说过一句话，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在生活中，批评往往只有在亲人间才会发生。因而批评其实也是明亮的阳光。”而那种出于各种个人目的而发出的谀词，听起来顺耳舒畅，其实却是一种 “伪善”。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世故的因子，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多是说好话、泛泛而论的历史。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全面梳理中国文学审美基本原理的理论经典著作，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批评著作。金圣叹是一位直接面对文本的天才的批评大家，但他也是以正面肯定为主的，至于腰斩《水浒》，也不涉及人情世故问题。施耐庵不会从棺材里爬出来，与他对“骂”，或打一场笔墨官司。到了现代鲁迅、李长之这里，批评的“火药味”才开始浓起来。但他们的这种批评精神几乎难以为续。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一直未能形成，“捧杀”与“棒杀”几成常态。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需要继续启蒙，而中国的文艺批评更需要启蒙。回到常识，回到文学本身，回到真正的文艺批评，需要文学界、知识界同心协力。《新批评》在这方面，只是做了一点尝试。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需要方方面面共同来浇水培土。

毋庸讳言，《新批评》确实是批评了一大批当代文学名家，这是因为名家、大家的作品具有示范、引领的作用，他们的优点会被放大，他们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更易被效仿，当然也就更具有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在《新批评》创刊初期，南京大学一位教授问我：“你们在上海，敢发批评王安忆作品的文章吗？”他大概没有想到，他的话音刚落，《新批评》第三期就刊发了两篇谈王安忆新作《天香》得失的文章。且不论文章所论是否精当，见仁见智，都很正常。我们也根本不会预设立场，引导批评家故意挑某位作家作品的刺。我们从来都充分尊重批评家自己的独立判断。其实，批评王安忆的作品，还有另一层意义在，《文学报》并不因为在上海出版，就对上海的作家尤其是名家网开一面。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只要公开出版发行，就得接受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各类读者的评说和检验。没有什么艺术的创造者，可以在这方面享受“豁免权”。如果有一天，《新批评》刊发了批评铁凝主席创作的新作，那也是一个正常的批评行为。没有真正的批评，要催化文艺创作的繁荣该从何谈起？批评从来就如阳光、空气和水，伴随着整个艺术创造的过程。

可以不夸张地说，在建立一个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方面，《新批评》的点点滴滴努力，已经产生一定的效应。

鲜花与板砖

风雨和阳光，鲜花与板砖，始终伴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

我想，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新批评》本来就是逆水行舟，与恶化的文艺批评生态为“敌”的。如果它受到所有人众口一词的赞誉，反倒是有悖常理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羊”给“狼”唱赞歌。如果我这里详细记录《新批评》受到的关注和褒奖，要用很长的篇幅。也有“自我表扬”之嫌，就如同在自传中大谈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会令人生厌。关心《新批评》的读者和专业人士，不难从各类媒体上搜索到对《新批评》评价，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我只想说说我亲历的两件小事：一是2013年底，我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研讨会，会间，坐在我身边的白烨先生告诉我，鲁迅文学院执行副院长白描跟他要了我的电话，说是要跟我联系，他说他有篇文章大概也只有《文学报·新批评》能发得出，想把文章发我。听了这话，我心中是怦然一动的。一份媒体能够得到作者如此信任，作为媒体人还有什么奖赏比这更珍贵？虽然白描先生的大名，我早就如雷贯耳，但此前我们却从未谋面，也没有相互的联系方式。隔了两天，白描先生把他的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发给了我，不久该文刊于《新批评》头条，题为《要有肚量听真话——我看文学陕军再出发》。这篇文章全票通过，获得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第二件事是，2013年夏我到西安，听陈忠实先生亲口对我说，他唯一一份自费订阅的报纸就是《文学报》，而订《文学报》就是因为喜欢看《新批评》上的那些文章。而这一细节，在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评论奖获得者李建军的“获奖感言”中，再次得到证实。说明陈忠实先生不止对一个人说起过他对《新批评》的喜爱……

《新批评》在风雨兼程中已经成长为一棵树，虽然它还不怎么粗壮，它的年轮才刚刚三圈，但从它的生命力看，相信它还将继续生长。在筹备它三周年的纪念活动时，我想起苏东坡词《定风波》中的两句，录此与《文学报》编辑部同仁共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在这里，我要衷心感恩、感谢一切给予它呵护、包容、扶助的各方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