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 新

（1．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021；2．江苏省苏州中学，江苏 苏州215007）

王昶，号述庵、兰泉，青浦人。乾隆年间进士，后历任内阁中书、刑部郎中等。他中年辞官回乡，并主讲于江苏娄东书院和浙江敷文书院，于诗词、金石、经史均有所得，著作等身。王氏曾编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青浦诗传》等，主修《青浦县志》、《直隶太仓州志》、《天下书院志》十卷，著有《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云南铜政全书》、《征缅纪闻》三卷，其著作多见于《春融堂集》中。《春融堂集》共六十八卷，其中诗二十四卷，共二千余首。

一、王昶的诗学观：以温柔敦厚为尊

王昶作为吴中七子中的一员大将，也因其集被沈德潜收入《七子诗选》而闻名，其在京城时候也与朱筠共主诗坛，并有“南王北朱”的称号。因为师缘，王昶论诗多尊崇沈氏，可以说七子之中，王昶是最得沈德潜真传之人。但是受时代和其本身经历、环境的影响，王昶并未完全传习沈氏的史学主张，其在不断交游、探讨的过程中，兼容并蓄，博百家之长，进而形成了自己的诗学思想和创作技法。同其他论诗者不同，王昶并没有专列一书讲述诗法。其观点散落在各个序跋或书札中，只言片语，略显零碎。总体观之，王氏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诗学思想，但这并不影响其博通今古之诗作、试论，并对其进行总结和探讨。所以，我们将由这些只言片语，一窥王氏的诗学观。

严迪昌先生认为，王昶是沈氏一脉继传者，是一代通儒［1］。这一观点是毋庸置疑的。首先，就七子与沈氏来观之，七子中最能诗者是王鸣盛、钱大昕和王昶，王鸣盛与钱大昕在环境的变化中，虽仍以“温柔敦厚”为诗旨，但其论诗、著诗的风格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二人所尊崇的风格已由沈德潜“格调”之说，渐渐偏向“神韵”，或有“性灵”间杂其中。而就王昶来看，虽然其亦随着时代之变迁而逐渐转变着诗学主张，但是其一直对沈德潜的“格调”推崇备至，后期的转变或是偏离，也仍以“温柔敦厚”为根基。在这一点上，有论者以王昶为格调副将，或论其在沈氏之后主盟诗坛则十分准确。同为七子的吴泰来论王昶诗言：“余尝闻其绪论：‘诗之为道，偏至者多，兼工者少，分茆设蕝，各据所获以自矜。学陶韦者，斥盘空硬语、妥帖排奡为麁；学杜韩者又指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弱，入主出奴。二者恒相笑亦互相绌也。吾五言诗期于抒写性情，清真微妙；而七言诗颇欲拟于大海回澜，纵横变化。世之偏至者或可无讥也欤？’又曰：‘士大夫略解五七字，辄以诗自命，故诗教日卑。吾之言诗也，曰学、曰才、曰气、曰声。以经史为主，才以运之，气以行之，声以宣之，四者兼二弇陋生涩者，庶几不敢妄厕于坛坫乎？’”［2］吴泰来对王昶的评价颇为中肯，从中亦能看出王昶诗学的主要观点。

从诗旨上，王昶倡导温柔敦厚。在《胡安公吟石诗序》中，王氏对“温柔敦厚”的解释大体如此：“大抵古诗宗汉魏，近体效晚唐，皆谑谐慢易，宽裕肉好。及俯仰身世间，效次山、乐天，所作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绝对无抉摘刻削、凌厉愤慨之概，迥与东野、二李不同，使其登于朝，著从容簪笔以颺盛世之音，岂不伟欤？”［3］他指出所谓温柔敦厚，即既要有宗汉魏、近晚唐的格调，亦要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气质。其随后又以古“风”为例，具体阐述了“温柔敦厚”之中的恭俭、正直，以及要秉持诗之原本的为诗之道。其专论“风”也因为雅、颂略杂，而风为诗之本原也。

对于诗与史的讨论，王昶也继承沈氏，其言“史之体，善者传之，恶者用以为戒，故穷其梼杌，不惜具载于书，以有裨于人心世道”、“善者引与为友，因而有赠答酬和之章；其人不足与，其名不足传，则弗见于吾之诗也可，且弗克见于吾之诗，则为恶者惧，为庸众者愧，用以力奋于善”［4］王氏最终将诗与史归为相同，是因为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这与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相与吻合。两者结合来看，对于诗和史的讨论是为其诗教观服务的，同时也包含在其温柔敦厚的诗旨之内。仔细剖析王氏的“温柔敦厚”，实不过两个取向。一为上溯风雅，以史为鉴，避开唐宋，以三百篇为古诗之权舆，确立诗业之本源，以及诗教之方向，这又与其诗之本相契合；另一方面，温柔敦厚在王氏论点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其诗教是以现世为基本，为现世服务的，诗歌本身与史学相同，必须承担现实的社会责任，其美刺功能不能缺失。

二、王昶对“温柔敦厚”说的发展

王昶对于沈氏的推崇主要体现在其对“温柔敦厚”不遗余力的阐发上，而其就沈氏之诗论的发展，则体现在其对诗歌流派及创作技巧的论述中。王昶曾言：“昔钝翁言诗有台阁之体，有山林之体。磊落华赡，台阁之诗也；悲唏愤慨，山林之诗也。为台阁体者，宜贵，宜大其设施；为山林体者，宜不偶，宜无所表见。信斯言，以言诗将画为两戒，区为两人离而不可相兼，且何以处非山林、非台阁者欤？夫山林台阁时之异也。所以为诗则岂有异哉？譬诸水其出于山也，涌而为滥，悬而为沃，仄而为氿。其运于海也，朝而为潮，夕而为汐，大而为澜，小而为沦，求之于水，盖一而已矣。发之有源，汇之无尽，由是因物赋形，将怪变百出不可胜纪也。”［5］其中，王氏对诗本源的探讨十分明确，直宗沈氏，但对“因物赋形”、“怪变百出”的分派现象的理解，则十分具有发展的眼光。由自身出发，他认为同一时代的不同诗歌风貌，是由于人与人的差异而产生的，这是诗歌发展的必然现象，同时对流派的生硬划分，既与诗歌之发展规律不符合，还限制了诗人诗作本身的范畴，反而无法体现其人其诗的不同特点。王昶在《与赵升书》中还强调：“古之人之于诗、古文、辞，必有所规抚，缘以从人，至于究也，上下千古，含咀蕴酿，冲融演迤，汨汨然，洒洒然，随所之以出之，意与辞化，不自知其所自，而人亦卒莫得测其涯略。譬于水合众山之泉以为源，源既盛矣，放乎长流，又有诸水以汇之，故能如此也。不然割裂襞绩，句比而字倣焉，是真夷于奴隶已矣。”［6］王昶在其中提出了对经典的融会贯通，其反对刻意的仿古、复古，而强调将“古”意化在胸中的境界。这同样也是区别与沈氏对诗论的发展观点。就创作内容而言，王昶与其他七子相同，亦对经史入诗多加倡导。他指出：“孔子言：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尔雅》有《释亲》之篇。《尔雅》所无，必稽之诸史及唐大家之集而程式。之其余书官、书名、书字或书行辈，尤当各有所本，不宜沿俗所云，以资应酬之具。百余年来，惟亭林、渔洋、竹垞三先生诗文，称谓皆有依据，为承学者所当效。”［7］作诗要有凭有据，以学问为诗。而诗人则要有深厚的经世根底，这样才能做到更好的内化古风，实现温柔敦厚之诗旨。这亦是从“诗之本源”出发的。

就创作技巧而言，王昶较王鸣盛、钱大昕有更多的阐发，并且内容上更为具体、明确，但大体归纳来看，为“经、史、气、才”四字之说：“窃以足下所业计之，当先学七言古诗。要知洪河大江，九曲千里，奔腾汗漫中，烟云灭没，鱼龙吟啸，无所不有，经、史、云烟也，龙云也，以气运之，以才使之，如是乃为七言古诗之至。”［8］其在论述中对创作的条件、内容乃至格式都作了详细的描述。这与钱大昕“四长”之诗学观相近，但其规定更加详细，对格律要求更加明晰。鲁嗣光曾评王昶曰：“先生治经，博通注疏，精研义理，兼采诸家之说，而以汉唐为宗……盖才力原于天授而博观约取，其宗法一出于醇正，不袭古人之形貌，而神理气味无不与之符合，宜乎海内材艺之士倾心爱慕，争师事之惟恐不及也。”［9］鲁嗣光不仅指出其以汉唐为宗的主旨，更提出了其“不袭古人之形貌”，指出了其对于崇古的发展，实为精道。此外，王昶还对五古、七绝等诗歌体裁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将其一并整合到“经、史、气、才”四说当中，如对五言长古诗则提杜韩两家之铺陈排比，而言七言古诗，则论杜韩苏陆之至朱竹垞诸家，论七言绝句则“全主风神，或清丽芊眠，皆须事外远致。”［10］

由此，我们大致可对王昶“温柔敦厚”的诗学主张及“经、史、气、才”的创作风格和要求有一初步了解。

三、才情并茂的王昶诗作

王昶诗作主要存于其《春融堂集》中。其中《兰泉书屋集》、《三泖渔庄集》、《郑学斋集》等创作于其早期游历吴地，入学紫阳书院之时。《履二斋集》最为闻名，因其被收入了《七子诗选》之中。《劳歌集》创作于罢官戍边之时，其中所囊括的边关风景和相关战事内容，较有价值。在归田之后，《杏花春雨书斋集》和《存养斋集》应运而生，多唱和交游或淡雅归田之作。论王氏之诗，李慈铭《越缦堂诗话》中总结最全：“其诗分《兰泉书屋集》、《琴德堂集》……共十二集二十四卷，计二千余首。自《兰泉书屋集》至《述庵集》，虽气稍若，而醇雅亲切，律绝尤有风致。盖皆其未仕以前所作，得于山水之趣者为多。《蒲褐山房集》至《闻思精舍集》，则召试官中书直军机房后所作，已不免沉滞沓冗。《劳歌集》三卷乃罢官后从征缅甸、金川时所作，戎马阅历，滇蜀烟云，多入歌咏，诗又较前为胜。《杏花春雨集》以后，则凯旋晋秩。自此扬厉中外，致位九卿，老于颓唐，可取者少矣。”［11］李氏根据王昶的生活经历，将其诗作进行了划分，大体上厘清了王氏的创作风格流变。

与其他乾嘉诗人相同，王昶的学人之诗作颇丰。其善于诗中用典、用经，并喜为诗作注。以学入诗的观点为其所推崇，并经其倾力实践，不断发展。如诗作《题王元照仿梅道人山水》：“小亭孤阁远重重，一幅云山似粤中。应与奉常相上下，不须更说学思翁。尚未分符到始与，中年山水已飞腾。缘知麟凤洲边住，临遍烟峦满刘藤。”“墨海珠林未有涯，偶逢奇字苦聱牙。三乘妙偈难能解，四句旁行尚恐差。当于什公翻秘密，兼同神拱辫声华。楞严流变华严宇，义学何人得共夸。”在“临遍烟峦满刘藤”句后，王昶自注：“考此帧自题已卯小春，盖崇祯十二年，其后始为康州太守，及遭兵变回吴，笔墨流传更少矣。兼值经咒馆时命将首楞严经重翻，国语、蒙古、梵字、汉文四种，用乌金纸分行横书之，送往前后印度谨藏，而经中汉魏六朝文义，僧人未能通悉，何从翻译。故先以朱竹君任其事，近竹君督学安徽，为昶代之。”［12］诗注中，王氏对画作进行了考证，并对其所成源流进行了分析，品鉴真伪。诗句亦是流畅自然，尽显学人风范。其另一力作即为《建昭雁足镫》：

雁足镫一形模奇，盘径三寸高倍之。厥底暨侧镌文辞，曰汉建昭三年遗。省中考工工辅为，右丞宫令职所治。啬夫护建咸其司，博福光相名次垂。迄阳朔岁星十期，阳平继封菁土贻。后厨秘置严屏帏，长安好畤同遗规。三斤八两区毫釐，勒字毋乃镵进锥。年深世远罕缺亏，蜡茶之色兼瓜皮。名类食器实则违，大羹非可调芳兹。想当禁御鼍更迟，宦官谒者相提携。燃以朱火沃以脂，金釭衔璧明彤闱。酣歌恒舞千蛾眉，拥髻讵照长门悲。渭陵多艺几文思，洞箫琴瑟工娱嬉。掖庭待诏归荒陲，新室文母本翠妫。绛缘诸子意稍怡，丙殿甲观森逶迤。画堂幸毓天人姿，外家恩泽数不赀。十侯武将雄宗支，将军司马尤崔巍。当时赐出群愕眙，黄雾四塞遮光曦。岂愿星弗昭干维，稽古治氏精虏锤。

诗前诗人自注：“建昭三年，考工工辅为内者，造铜鴈足镫，重三斤八两，护建佐博啬夫福椽光主右丞宫令相省，中宫内者弟五，故家唇旁刻云，令阳平家画一至三，阳朔元年赐足下，刻云，后大厨共六十一字。”［13］仅注中，就能看到王氏作为经世博通学者的严谨。是注条分缕析，将所述之物的总体和细节都叙述恰当，且条理极为清楚。诗中，王氏对雁足镫的形态、花纹、造型都作了陈述，并对与其相关的人物和事件都予以说明，其中夹杂金石考证之语，诗歌风格亦洋洋洒洒，堪为学人之诗的典范之作。

与其他诗人不同，王昶经历丰富，曾有数年戎马生涯。这也让其诗歌风格在中年入蜀之后骤传。远涉边南的王昶，以其苍劲豪迈的诗风吟咏边关风情。诗作《过滩夜泊晴见微月》、《舟泊晃州驿》、《泊舟玉屏北郭》、《相见坡》、《舟至玉屏》等均为南征之作。其中《过龙江铁索桥》以其所绘奇境而较为特别：“昨过兰沦森欲堕，铁索千寻颤如簸。龙川今到心徘徊，下瞰怒石溅风雷。昆仑冈前山势住，一线崩流莽迥注。传自春多不知处，上亘金绳作飞渡。六州铸错嘘炎烟，鸿炉鼓焰凌丹天。练成钩锁通关健，如猿接尾临崖悬。如蛇蜕骨绕树缠，谁听石窍深而圆。巨灵双手分经纬，忽居青冥作平地。缩版仍排雁齿斜，凭栏未惧蛟涎沸。寻撞度榨宁足豪，梯空荡漾凌奔涛。前轩后枉吾岂免，见惯不须愁脚软。”秉持学人之严谨，王氏在“传自春多不知处”句后注“龙川江之源，从喀木所属春多岭南流入滇。”［14］诗中，王昶并未选用较多生僻字以及奇崛的描叙，据实写景，却真实磅礴。“巨灵双手分经纬，忽居青冥作平地”句写出了景色的层次感，而“缩版仍排雁齿斜，凭栏未惧蛟涎沸”继而又将险境的奇带入其中，景色纵横交错，切换自然，以人物的感受和想象衬托景物，并以功力不菲的流畅语句描述出来，其中既可见王昶的治学治诗的功底，也可窥见其豪迈之胸怀。在《舟至玉屏》诗中，王昶又再现了一幅险境：“性命真悲一发轻，寒滩日日斗峥嵘。人从激箭流中坐，船在崩崖罅里行。喜见衫药围野逻，愁听风雨走山精。惊魂才定与人报，前路千峰剑戟横。”［15］其后诗人自注“时将陆行”。与性命之轻相对的是自然景观之奇险。王氏抓住了人之心态与自然磅礴进行比对，写景中时而夹杂“惊魂才定”之类的心态描写，使得诗歌所呈的场景丰富完备，不仅有雄浑的江山更有忽而命悬一线的人之心态。而诗人之心境则早已在壮阔的边陲得以凿炼，并尽显诗中。蜀地凯旋，过潼关时，王昶作诗云：“鹑首星芒照九垓，规模百二自秦开。关山苍莽争天险，文武飞腾出将才。日暖旌旗横戌逻，云连城堞抱烽台。登高立马休凭吊，看取三峰翠色来。”［13］是诗前段仍以雄浑为基础，辅以凯旋时更为宽阔兴奋的心境，但至末句“登高立马休凭吊，看取三峰翠色来”，磅礴之意似戛然而止，但却与前段首尾呼应，转折自然。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同样看到一个诗法纯熟且手法收放自然的王昶，其生活经历的丰富也造就了他诗歌取材之广博，得江山之助的同时，他更以比兴蕴藉的纯熟手法和清雅的诗风声名远播。

［1］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700．

［2］吴泰来．春融堂集总序［M］∥王昶．春融堂集．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3］王 昶．春融堂集：卷三十九［M］．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4］王 昶．与顾上舍禄百书［M］∥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5］王 昶．杨蓉裳吟翠楼稿序［M］∥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九．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6］王 昶．与赵升之书［M］∥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7］王 昶．与吴二匏书［M］∥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二．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8］王 昶．答门人陈太晖书［M］∥王昶．春融堂集：卷三十二．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9］鲁嗣光．春融堂集总序［M］∥王昶．春融堂集．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10］王 昶．示朱生林一［M］∥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十八．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1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967

［12］王 昶．春融堂集：卷九［M］．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13］王 昶．春融堂集：卷十八［M］．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14］王 昶．春融堂集：卷十一［M］．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

［15］王 昶．春融堂集：卷十［M］．嘉庆十二年塾南书舍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