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新汉学＊

2014-03-20李松，姚纯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3期

李松，姚纯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海外汉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论著改写了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式。随着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海外汉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国际汉学》、《汉学世界》、《汉学研究》、《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等刊物的出版发行，“海外汉学丛书”（王元化主编）、“海外中国学研究”（刘东主编）、“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等系列翻译成果的涌现，以及海外汉学／中国学在中国高校进入课堂教学、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汉学逐步被视为一门崛起的新兴学科（discipline），将在中西学界形成方兴未艾的、持续不断的学术潮流。“汉学”和“中国学”的命名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的类似称谓更多了，如汉学、国际汉学、海外汉学、域外汉学、世界汉学、中国学、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国际中国文化，以及日本学界所称的支那学、东洋学，等等。基于对“汉学”（Sinology）／“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发展历史及其内涵的不同理解，中外学界对于这两种命名称谓，实际内涵及其歧异的辨析，也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分野。很多学者撰文对此现象进行深入论辩，并提出了一家之见。这些不同的论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一，“汉学”／“中国学”的国别史、通史研究或者部门研究的专著，几乎都不可避免要对这一学科自身的名称进行界定，而悬而未定的称谓将直接影响表述的明晰性与准确性。名正才能言顺，言顺才能事成。其二，为了推动“汉学”／“中国学”进入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有必要对其称谓的争议取得相对确定的共识。

关于这一辨名问题的研究述评，朱玉票曾经作过描述与分析［1］，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试图在对已有观点和论述进行梳理、消化的前提下，整理、归纳出各自的立场与思路，并且提出“走向新汉学”的理论主张。

一、“汉学”与“中国学”的异同

首先，这两者的学科历史和发展线索各各不同，因而也相应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归属。何培忠从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两个名称的“学科”内涵入手，认为Sinology中的ology表示这一称谓拥有一种独立的学科地位，一直以来Sinology就是语言系的一门学科，历史悠久，且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而Studies多指在学科体系中尚未成熟的跨学科综合研究，并未取得一种独立的学科地位［2］。特别是Chinese Studies一开始就只是美国的区域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和“印度研究”、“日本研究”并无地位上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将一个有着漫长的独立学科地位的“汉学”划归到“中国学”，在学科归属的层面上难以成立。

其次，这两者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在学术界形成了共识。“汉学”一般指“外国人对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文化思想进行的专门性研究，亦称‘海外汉学’，以区别于中国本土对于此项研究已经约定俗成的‘国学研究’”［3］，具有浓厚的古典意味。对于“中国学”，“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中国研究’关注的领域都已不同于早期的汉学。‘中国研究’聚焦于中国各个方面的鲜活经验，而不仅仅关注文学、哲学和历史的古典传统。这种新视角在本质上是‘后工业时代’的，并将中国发展置于更广阔的全球学术语境之中”［4］。

可见“中国学”更加趋向于对现代中国的研究，重点是现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社会等方面，现代学科的特征更加明显。

就研究方法而言，在阎纯德看来，传统汉学家有着渊博的知识和触类旁通的学术敏感，在理论思辨、社会学参照模式、直到历史语言学的对音勘同等专业知识方面造诣也很深［5］。而刘杉则认为，汉学家们除了具有严谨的学风和缜密的研究方法之外，他们也有汉语语言和社会人文知识的严格训练，汉学家一般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我们说“汉学”的称谓具有古典的意味，也是由于“汉学”的一种纯学术性的理论诉求，有考据学的缜密思路，也有注重资料整理、版本辨析的严谨学风［6］。

针对“中国学”的研究方法，朱玉票认为，“中国学”作为二战后从美国兴起的一种新兴学术潮流，本质上是对传统汉学的一种反驳，采取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以地区研究为特征，更加注重近代中国的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往往不大注重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1］。刘杉指出，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具有浮躁性，过分追求经世致用的实用效果，而且与政治有较强的联系，学术的功利性色彩鲜明，就学者本身的学养来说，他们很少有扎实的汉语基础，研究中也颇有不求甚解的学风，甚至在一些研究著作中出现了许多常识性的、肤浅的错误［6］。

上述各方面的差异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统一名称似乎也变得不可能，但是从宏观的定义上看，也就是在外国研究中国的意义上，两者似乎又可以归纳进一个学科，进行整体的学术史的观照。所以，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稿》和何培忠的《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也主张在同一学术史中作分期的处理，二战前的中国研究称之为汉学，二战后的中国研究称之为中国学，或者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划分的标准。可是，在这方面还是可以发现不少问题，例如当代国外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哲学的研究，称之为“中国学”合适吗？国内似乎也很少把这方面研究的学者称为“中国学家”，反而更愿意称之为汉学家，例如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李欧梵自称为汉学家［7］。“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以“汉学”命名，实际上是以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考虑到这些现象就会发现，不单单是通过学术史的分期就能解决汉学与中国学的边界问题。

如上所述，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汉学”与“中国学”存在种种差异。随着这一领域受到更多中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对这种国外的中国研究之再研究也将在中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学科界限不清晰，学科名称的争议现象在所难免，因而学者们感到有必要厘清学科名称，以促进学科发展。具体来说，目前有如下三种主张。

二、延续“汉学”的称谓

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东方的汉学和西方的汉学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果说西方的汉学的研究事实是在16、17世纪，那么东方的国家，特别是汉文化圈国家的汉学研究，例如日本，事实上就比西方早了很多。这些国家对中国文化几乎是一种膜拜和模仿的态度，甚至完全融入进了本土的文化历史之中。以日本为例，日本早在公元604年就根据各种汉文典籍所表达的思想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可见日本当时对中国的研究是完全接纳的态度，并且以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为本国的思想意识形态。而《论语》、《千字文》等汉文典籍早在公元270年就传到了日本，所以日本的汉学研究一般来说也是本国的文化、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日本的汉学追溯起来有了1700多年的历史，对于日本的汉学的研究，很多学者都达成了共识，由明治维新（19世纪中叶）大致将日本的中国研究分为两个阶段：“这一学术，在古代日本被称之为‘汉学’，在近代日本被称之为‘中国学’（战前被称之为‘支那学’）”［8］。前一个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文献方面，和中国的经学家类似，皓首穷经，撰写自己所得。而后一个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则受到欧美的影响较大，把中国完全作为一个他者来进行研究，研究的方向也与欧美近代中国研究中的“中国学”研究相似。

欧洲对中国的研究也比较早，经历了从游记汉学到传教士汉学、再到学院（专业）汉学的发展。不过就商人游记和旅行日记来说，更多的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对中国的状况并未作深入而细致的考察，研究价值并不高。一般认为，真正的欧洲汉学应当是以传教士来华为标志的，也就是从16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算起，到今天已经有近四百年的历史。来华的传教士出于传播宗教信仰的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不管是在语言文字还是民族风俗上都有很多研究成果。如利玛窦的《中国札记》，畏匡国的《中国先秦史》，钱德明的《多体文字对照词典》（梵文、藏文、满文、蒙文、汉文）。但是，一种纯粹的汉学学科的开端却是大学开办正式的汉学讲座。最早开设汉学讲座的是法国法兰西学院，1814年12月11日该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以此作为汉学这一学科的诞生标志。“直到1882年，《牛津辞典》第一次收录了由希腊语和拉丁文合成的单词‘Sinology’，并把它定义为‘关于中国事物的研究’。”［2］从此，欧洲各国都陆续开办了汉学讲座，形成了以法国这种崇尚古代历史和文化经典为中心的汉学形态，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传统汉学的坚实基础，海外汉学自此蔚为大观。“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曾撰文指出，中国学术界将‘Sinology’译为‘汉学’，始自中国近代思想家王韬（1828—1897）的可能性较大。”［9］既然选择中国既有的一种学科名称，在当时的学者看来，两者应当具有一定的同源性甚至是同质性。

最初关注海外汉学的中国学者并没有一种自觉将海外汉学与中国国学进行区分的意识，史学家陈垣曾说过：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知名学者余英时在《海外汉学研究·余英时序》中认为：“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以来，中国原有经、史、子、集四部系统已全面崩解。代之而起的正是西方的科学分类系统。从此，中国的‘国学’和域外的‘汉学’在实质上更难分疆划界，唯一可实指的差异只剩下发表论著时所使用的语文了。”［10］12．2今天的学者已经自觉地从研究主体的跨文化经验、学术研究系统的不同归属、读者对象的不同等角度，对二者进行了区分。

“汉学”这一称谓由来已久，而且也让人联想到国内的汉学称谓，即国学的意思。在关于学科名称的辨析中，许多学者都表示应当延续“汉学”这一称谓。从计翔翔的《“汉学”正名》一文的论文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更中意于“汉学”这一名称，他从七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名称的合理性，特别是从一些边缘性的研究，比如海外学者对新加坡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也被收录进“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的国际会议论文集中。国外学者对新加坡文学的研究显然不能称为“中国学”，或者“中国研究”，因为同属汉文化圈，将其归纳为“汉学”，更具有合理性，而且对于蒙古学这样的学科也可以纳入汉学的范畴，但是称为中国学则也有不当之处，因为蒙古已经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另外，他认为“汉学”不是有些学者所说的是一时（汉代）一族（汉族）之学，而只是用一种借代的方式指关于中国的、甚至是受中国影响的汉文化圈的研究［11］。计翔翔通过对与汉学概念相关的边缘学科的考虑，认为汉学的外延显然大于中国学的外延［11］。

阎纯德是汉学命名的坚定主张者，长期关注汉学内涵边界的划定。他从2004年开始较为细致地考察了汉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美国的汉学与欧洲汉学的确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所谓的“中国学”也不过是一种“美国式的汉学”，是汉学的嬗变中的形态之一，可以纳入到汉学的现代形态中来。传统汉学与现代汉学也绝不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形态，两者还处在一种互动互融的状态之中［5］。2010年他重点表述了延续汉学这一称谓的立场，从继承学术传统的意义上指出：“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现在的Sinology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Chinese Studies较为广阔的内容。”［12］2012年他进一步以法国传统汉学与美国现代汉学为例，认为二者在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上，已经形成相互兼容并包的状态，就是说Sinology已经准确而全面地包含了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13］。因而，以汉学代替中国学的说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刘正在《图说汉学史》一书中表示，不能随着学科研究范畴的变化就随意更改学科名称，对于学科内部的变迁，他主张采用“古典派汉学”／“现代派汉学”［10］6的划分，而不是重新命名。显然，这一“古典”与“现代”不仅仅是时间的区分，还意味着不同的对象领域、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

以上几位学者在坚持延续“汉学”这一称谓的观点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或从“汉学”的外延、或从“汉学”的内涵上对这一学科名称进行界定和辩护，认为“汉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新的变化。

三、统称为“中国学”

学界通常认为海外“中国学”始于美国，如果说美国早期对中国的研究仍然延续了欧洲的学术传统而具有浓厚的古典汉学气息的话，那么美国的“中国学”的开创则是对欧洲汉学传统的一种深刻背离。侯且岸认为，美国的中国学绕不开两个学会的建立——1830年东方学会和1930年的太平洋学会，这两者对中国的研究路向，表明了美国中国学的建立与强烈的政治意识相关［14］。而范志慧、朱静则重点提到费正清作为“中国学之父”对美国中国学的贡献。费正清开创的一种全新的中国研究路向打破了传统汉学的束缚，改变了以往汉学研究重历史、轻当代，重人文科学、轻社会科学，重西方观点、轻中国现实的状况，同时他也致力于“中国学”的学科建设，他于1955年在哈佛大学建立东亚研究中心，确立了当代中国学的学术标准［15］。从对日本的中国研究分析看来，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早于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但是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范式在二战后成为了海外中国学的主流。

孙越生和李明德则认为，“中国学”比“汉学”显得更加宽泛，使用“中国学”这一称谓也不会与国内的学术相混淆［16］。何培忠在他的《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学科的称谓》、《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等论著中也特别注重两者的辨名，认为如今国外的中国学已经出现了与传统汉学的交融，因此在同样关注古代中国的基础上，他主张使用“中国学”这一更具有包容性和现代性的称谓［17］。朱玉票对汉学辨异进行述评之后认为，不管是“汉学”还是“中国学”，其称谓的分歧都只是具体内涵的不同看法，本质上不能改变学科性质的统一性。他认为，由体现了新的学科动态的“中国学”取代“汉学”这一称谓，是学科发展的合理选择［1］。

严绍璗是坚持“中国学”命名的代表性学者，并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论证。他认为使用“中国学”的概念与范畴是合适的。“我们应该确立‘中国学’的概念与范畴，把它作为世界近代文化中‘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核心与统摄。‘汉学’是它的历史承传，而诸如现在进行的蒙古学、满洲学、西藏学（即藏学）、西域学、西夏学乃至渤海学等等，都是它的分支层面，即中国学的‘二级学科’。”［18］然而，计翔翔之前发表的文章与他形成了驳难：“如果把藏学、满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那它们无论如何不可与‘中国学’并列，但完全可以与（狭义的）汉学并列。反过来，如果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作‘中国学’，那么，藏学、满学等等都应该是它的分支学科，但是与它们并列的研究汉族学问的学科又该叫什么呢？难道在‘中国学’的下面再设一个‘汉学’分支，以与藏学、满学等分支并列吗？”［11］可见，中国学与汉学有着不同的涵盖层次，这导致命名的尴尬。

严绍璗直截了当地指出“汉学”应正名为“国际中国学”。他的理由是：第一，应该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性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价值，因而，在21世纪仍然把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汉学”就不大合理。第二，应该从中西文化的关系角度来定位自身的文化内涵，不应该“把国际中国学仅仅看成国学的自然延伸，它是一门‘跨文化’的具有自我哲学本质的实证性学科，其具有的哲理性观念只有在理解对象国的总体哲学思维中才能把握和确认”。［19］严绍璗在很多的论述中都直接使用Sinology这一单词，他从sino－在别的词汇中都是表示“中国”的意义上，认为将其翻译为“汉学”就是一种不妥当的做法。在必须要进行翻译时，他主张无论是Sinology还是Chinese Studies都可以称为“中国学”，特别是新兴的Chinese Studies与汉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并且“汉学”一词已经无法涵括它本身的近代变迁，不应当再沿用旧的学科名称［20］。

吴兆路与严绍璗的观点十分相似，他认为：当今的“中国学”应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应该包括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应该包括国外对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学术等方面的研究，当然还应该包括我们国内在上述各个领域所作出的对等交流。他认为学理层面而言，严绍璗把国学研究或汉学研究统统称之为中国学研究，更符合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内涵［21］。

以上几位学者从Sinology的原义、“中国学”称谓的宽泛性和包容性、学科发展的新动态等方面为“中国学”这一称谓进行正名，也切合了当前学术发展的趋势。然而，有的学者为了正名的需要，而忽略了“汉学”本身的历史研究状况，以至限定“汉学”的说法是指称一时一族的学问。其实，从早期的汉学著作的事实来看，“汉学”研究范围并非局限于汉代或者汉民族，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习惯性的称谓，而深究这种借代的说法时，就会发现他们在“汉学”的预设性定义方面的缺陷。

四、“汉学”与“中国学”并用

“汉学”或“中国学”这一特殊的学科，它既是对于中国的研究，然而又是属于国外学术的一部分，它处在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边缘地带，而且这个学科本身也处在变化发展当中，那么辨名的思考自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规定，而更应该引进一种开放式的或者是兼顾式的思维。有许多学者更愿意采用“汉学（中国学）”或者“中国学（汉学）”这样的兼容方式，如张西平集中研究了传教士时期的汉学研究，对于辨名的现象，他认为“这种划分（汉学、中国学）和理解也都是相对的，有分歧是正常的，语言的特质之一就是‘约定俗成’，我们不必在学科的名称上长期争论”。［22］所以在一些文字表述上，他采用的就是上述“汉学（中国学）”的组合法表达。他并不十分关注海外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本身，更多的是对这种异质的理论，特别是比较文化研究视角的反思、借鉴，并且运用于我们自身的研究当中，他的思考体现了一种理论反思的自觉。

管永前则从包容性和深刻性的兼顾意义上，主张“中国学（汉学）”这一名称。他认为在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界限逐渐模糊的情况下，在我国学术界对国外有关中国研究的称谓尚未达成统一见解之前，使用“中国学（汉学）”的称谓，可以包容所有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使人们对历史的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现代的中国有更好的理解［23］。与张西平不同，注重国内对这一学科的命名的变化，他的理论基于这一领域的回顾与思考的前提。董海樱也比较详细地对“汉学”、“中国学”进行了辨析，他认为采用“汉学（中国学）”这样的称谓，是承继国内学术传统的需要，也是出于对不同学派的尊重［9］。

针对严绍璗坚持“中国学”称谓的观点，刘梦溪认为，近30年以来，欧洲汉学有一点跟美国中国学合流的趋势。美国中国学的特点是比较重视问题意识，欧洲汉学整体注重资料，现在欧洲汉学也开始重视问题。因而他认为，可不可以不把它统一，叫汉学可以，愿意叫中国学也可以［24］。也就是搁置争议，各人自行其是，各取所需。

虽然上述兼容式的称谓给学者的文字表述带来了一定的便利性，但是其实际可行性并不大，例如，国内许多研究中心如“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刊物如《国际汉学》、《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名称已经确立，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路向，不便随意更改，在一些高规格的学术会议或者媒体报道中，这种兼容式称谓反而显得不明晰。

五、走向新汉学

“汉学”与“中国学”的命名相持不下，传统汉学与当代学术的承续与融汇，却已是既成的事实，中国主流学术与海外汉学的沟通与对话，业已是大势所趋的必然走向。

威廉·施坚雅在上世纪60年代对汉学与中国学的分野及其二者的嬗递进行了说明，他说：“近时有一个口号：汉学死了，中国研究万岁！在这口号里，默示着汉学和它的原型相对照已有一个基本改变。旧时汉学是通过它的工具而形成，因而汉学的技巧决定其范围并成为其自己的目的，而中国研究是通过它的题材而成形，因而汉学的技巧只是为完成其分析目的的手段。传统的汉学是培养对一个文明的无批判性的研究，而中国研究至少还带来那为比较方法所应有的公平的超脱态度。汉学集中注意于中国的‘大传统’。今天的中国研究企图概括中国的整个社会与文化产物，此外还把它区域的‘小传统’与‘大传统’一并研究。汉学是限于本身的一种单一性的学科，现在代之以那具有特殊研究目的的多种学科性的中国研究。”［25］施坚雅作为美国汉学名家，身处汉学转型的北美语境，上述的分析相当精辟。这一称谓实际内涵的变化，还可以从余英时对于2005年获得克鲁格奖（有人文科学的诺贝尔奖之美誉）的感言而得知。余英时认为，非裔学者约翰·富兰克林与华人学者的他能够获奖，说明该奖项在美国内部已离开了白人主流学术圈，也表示奖项的西方评委已慢慢解除“西方中心”的观念，西方主流学术界已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这在5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研究从一种地域性研究到进入世界学术主流，也是汉学走向中国学研究的历程。余英时说：“18、19世纪时，世界上讲的‘汉学’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科，没有将哲学、历史、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这50多年来，西方的变化很大，欧洲汉学家受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已经从单纯考据式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追求知识的渊博，转向一种现代性的具有普遍学术视角的中国研究，在考据之外还提出解释，使历史真相慢慢还原、复活，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奇的对象来看待。”［26］余英时将西方的中国研究概括为从考据式的传统汉学到阐释性的现代中国研究，也就是从讲究知识宏博到追问背后因缘的学术理路。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带着涉奇猎趣的他者眼光想象中国，而是试图还原、复活历史本身。余英时在北美高校求学、任教大半辈子，见证了汉学演变历程，其评价十分精准到位。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汉学和中国学都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张西平从“汉学”或“中国学”本身的学术系统和哲学根源上认为，“汉学（中国学）在本质上是国外学术脉络中的一部分。国外学者虽然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的术语与思路主要是受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西方汉学是中西学术的一座桥梁，它既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又深深卷入了中国近代学术史。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汉学的研究必须在跨文化的角度展开，在多学科的交叉中展示它的多重性格。”［27］在“汉学”或“中国学”这一学科的跨文化语境的特征上，严绍璗和钱婉约都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汉学”或“中国学”，“是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和多边文化关系的边缘性学科，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它属于比较文化的性质”［28］。可以预见，跨文化、比较文化，以及歌德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将从文化的流动性、沟通性、通约性层面刷新汉学研究的面貌。

“汉学”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沧桑，汉学的研究对象——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汉学这门学科自身也处在发展之中，所以，汉学的研究范围得到了一定的拓展，研究方法也多借鉴其他现代学科，并逐渐走向了综合创新。而“中国学”虽然始于一种政治的需要，但是随着二战和冷战的结束，国家之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中国学的政治色彩渐渐淡化，而学术性的因素得以加强。阎纯德认为，法国汉学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占据着欧洲汉学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在于它的悠久的传统，严谨的治学，另一方面也在于它的研究面的不断拓宽，不仅在人文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取得了较大的成绩［5］。管永前也认为国外“汉学”和“中国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融合的趋势：“‘Sinology’和‘Chinese Studies’的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已在相互接近和兼容，许多称为汉学家的人突破了传统‘汉学’的领域，也在研究属于当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许多称为中国学家的人超出了当代和社会科学的范围，开始向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延伸”［23］。正因为“汉学”与“中国学”两者研究对象的不断重叠，界限也逐渐模糊，也就有学者认为在名称上进行细化的区分已经没有必要，使用“汉学（中国学）”或“中国学（汉学）”这种名称具有合理性，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关于汉学与中国学的异同，以及二者从差异走向融通的问题，还可以参考美国著名华人学者王德威的看法。有记者问王德威：欧洲和美国的当代汉学研究有什么区分？王德威认为这是太大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但他还是概括了二者的差异与趋同。“虽欧洲延续以往汉学传统，严谨但也显得拘谨。美国则是兼容并蓄，特别重视方法学的多样性。但也许太强调多样性和跨科际研究，学者和学生关心的对象也可能变得驳杂，反而不像以往那样看到听到一家之言。这些年欧美大学和研究所的中国研究蓬勃，造就了许多人才，未来汉学研究的融通是必然趋势。”［29］他从二者的差异当中看到了现实研究过程中走向对话、融合的趋向。

基于上述命名的困境，以及当下的现实境况，即国际学界对中国的阐释与中国对国际学界的自我表达，已成为各自思想发展的相互需求，本文尝试对“新汉学”这一主张进行理论论证。新汉学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2010年左右［30］，201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提出了“大汉学”与“新汉学”的构想，希望振兴世界汉学研究。

第一，时代需求催生新汉学。当前中国经济力量的崛起，贡献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也成为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重要一翼，世界各国在国际关系的重组和调整中认识到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中国出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虑，也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功能。纵观汉学历史传统，通览全球文化格局，重新自我定位，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凝炼文化观念与思想主题。在西方的学术体系中，汉学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而今天中国经济起飞为中西方互相了解、建构新汉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因而在这一背景下，新汉学蕴涵了回应挑战、自我建构的意味。

第二，研究主体开创新汉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批学者逐渐掌握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从而具备了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也具有了融汇中西思想文化的底气。张隆溪认为，多年以来，汉学或西方的中国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有忽略中国本土学术的倾向。在理解中国及其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方面，应整合汉学的知识与中国本土学术，这也属于“新汉学”的一个角度。此外，传统的汉学，只是从西方角度来研究中国，而现在中国学者开始把全世界的汉学学者请到中国，这也是一种“新汉学”研究现象［31］。研究主体之间亲和、便利的沟通，将破除过去长时期的信息障壁，大大促进彼此的理解和对话。

第三，研究对象孕育新汉学。从本土资源来说，中国近些年来古代文献的大量发现，提供了重新阐释历史的机会。李学勤教授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汉学。”［30］他说的“可以”既是一种愿景意义上的可能性，也是一种操作层面的现实性。

第四，中外学术熔铸新汉学。中外研究可以通过沟通现有的中西学术成就，从而全面图绘中国学术思想的整体面貌。李学勤教授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在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传统。如果说汉学本身是一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那么，这门学问从来就有，即我们常说的中学或国学，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国学在和西学接触之后，有了很大变化，今天再说国学，当然已经不是传统的、旧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学问，而是在全世界影响下，正在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些新的研究，是新汉学。”［30］现代化和世界化作为新汉学的核心特征，包括研究旨趣、思想观念、沟通方式等等诸多方面。

总之，新汉学的创建需要破除中西语言隔阂，跨越不同的历史传统，通过对话与协商理解各自的价值观念，从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新汉学主张双向返观的批判性研究，既看到西方视角的优越性可能具有的片面的深刻，又理性反思其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可能带来的盲视或偏见。我们有必要在知己知彼、双向返观、超越主客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第三者身份”。这一身份既然是建构的产物，不可避免有主体性色彩，但是存有“第三者身份”的意识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警惕偏见与盲视的作用。

六、结语

辨名意义何在？有不少学者认为，采用“汉学”这一称谓是出于习惯，没有辨名的需要，或者说辨名是本世纪初的事情，现在辨名已经不重要。即便如此，辨名的努力和这种种言说所带来的论争却一直没有停歇。细致地考察这些学者的文章及其观点，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了学者们对海外“汉学”或“中国学”这一学科的自觉反思，而且对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历史演变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这种辨名的现象也是学术界对国内的海外“汉学”或“中国学”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的高度重视的表现，应该肯定其学术价值。

本文是从学术规范、学科建制的角度出发，探讨采用何种称谓更为妥当，但是并不意味着在日常表述中硬性要求人们的做法定于一律。语言称谓原本就是约定俗成之物，毕竟每个人都有根据习惯或者需要采用何种称谓的权力。正如荀子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32］本文上述关于命名的争议的述评，并非意味着非此即彼、或者正确与错误的判断，与其说希望了解分歧的内容是什么，不如说更希望发现为什么存在这样的分歧。从不同角度的理解出发，清理并且反思这些争议也就不无价值。同时，也应该看到，虽然在日常表达中，如何命名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但是在学理层面而言，则需要达成某种共识，从而为学科建制打下论证的根基。本文提出的新汉学的命名设想也只是对前人观点的延续与扩充，期待抛砖引玉，求教于万家。

［1］朱玉票．基于学科性质的讨论：汉学与中国学辨名［J］．安徽史学，2008（3）：120－122．

［2］何培忠．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及学科的称谓［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8（5）：62－68．

［3］范方俊．海外汉学复兴对中国学术的冲击［N］．中国教育报，2006－03－23（007）．

［4］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从汉学到中国研究之变［J］．21世纪，2010（11）：12－13．

［5］阎纯德．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J］．文史哲，2004（5）：118－127．

［6］刘杉．西方当代中国研究的浮躁性：与欧洲传统汉学之比较［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5－25（013）．

［7］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48．

［8］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序：我和日本中国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9］董海樱．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J］．世界历史．2011（3）：125－133．

［10］刘正．图说汉学史：余英时先生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计翔翔．“汉学”正名［J］．浙江社会科学，2002（5）：143－146．

［12］阎纯德．莫随意给“汉学”更名换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2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