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学谦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是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经典课题。对于“近代中国”的时限，学者观点各异，尽管如此，他们在断限方面至少在一个方面已达成共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段属于中国的近代。如果这样限定“近代”的上限与下限，从宏观层面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同学者便面对一系列相同问题，他们都要探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起点、动因、方向与性质”。中外学者围绕这类问题提出了三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因此就出现了“一段历史，三种进程”的局面。近代中国政治变迁以什么样的进程呈现在观察者眼中，这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三种叙事对应三种视角，能够同时兼顾这三种视角的第四种视角是否存在？探究第四种视角的努力有助于理论的发展，本文即尝试提出一种解释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综合的”叙事。

一、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三种叙事

首先来分析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三种叙事。李怀印在2013年发表的《近代中国的重新发明》一书中评述了两种“历史叙事”［1］：“革命叙事”（李书的用语是revolutionary narrative）与“现代化的叙事”（modernization narrative）。此书借鉴海登·怀特等人的理论，评述大陆和台湾学者对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进程的构建，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氏“在中国和美国研治中国近代史三十年的心得”［1］vii。1949年之前，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在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中盛行；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革命叙事在大陆成为主流解释，80年代以来，革命叙事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现代化叙事盛行。李怀印评述现代化叙事时选取的代表作是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以及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对于革命叙事，李氏重点讨论了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著作。主张革命（或现代化）叙事的不同学者的观点并非没有根本分歧，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概括这两种解释模式的要点。根据李书，革命叙事的要点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中国的社会发展同欧洲国家一样也要经历“历史发展五阶段”，即使没有外力影响，资本主义也会在帝制晚期的中国产生；二是列强入侵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三是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四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软弱、政治上妥协，没有能力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五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叙事的核心也可概括为五个方面［1］15－17：其一，中国在现代化之前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的落后源于内部原因，如文化传统等；其二，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输入；其三，现代化是精英主导的渐进过程；其四，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国家是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必备前提；其五，现代化的目的是民主政治。两种叙事的核心观点不同，相应地，二者对同一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也不同。例如对于列强入侵，支持现代化叙事者认为外力刺激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动力，认同革命叙事的评论者认为列强入侵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革命叙事认为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构成近代中国的革命高潮，而现代化叙事则强调这一系列运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消极影响；两种叙事对改良政策的评价也不同，现代化叙事主张改良比暴力革命更有利于近代中国的发展，而革命叙事的主张正好相反。

李书所评述的文献限于中国学者的成果，这两种叙事同样是外国学界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主要解释模式。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学者偏重革命叙事，对于现代化叙事，这里列举两位影响深远的学者。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长期受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影响，费正清以1842年为界区分“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认为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动力来自于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冲击。在费正清的叙事中，中国的现代化构成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背景或框架［2］。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在某些方面同样可以纳入现代化的解释模式。内藤思考传统中国的变迁趋势时潜在的参照物是欧洲，他与费正清均认为中国与欧洲国家都要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与费正清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因来自内部［3］。

在李书所概括的两种叙事之外，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还有第三种叙事，可称之为“长时段”叙事。作为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模式的长时段叙事发源于美国学界。关于美国学界近代中国研究的动向，罗威廉无疑是一位权威的评论者。罗威廉参编或主编学术期刊《帝制晚期的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1981年创刊，原名《清史问题》）将近20年，他于2009年发表的《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叙述清朝从创立到衰亡的历程，卷首“导言”是一篇美国学界近代中国研究的精彩综述［4］。据罗威廉的概述，19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近代中国研究出现三种重要转向：社会史转向 （social history turn）、内 亚 转 向 （inner Asia turn）与欧亚转向（Eurasian turn）。后两种转向从民族认同与空间—区域的角度拓宽近代中国研究的范围，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的是社会史转向。社会史转向的根本取向是“长时段”视角，建国初一些中国学者也从这个角度考察近代中国，例如历史学家尚钺主张中国的近代始于16世纪中叶明清之际，19世纪下半叶仅仅是近代的一个阶段［5］。长时段叙事从个别历史学家的主张变成各学科诸多学者共有的解释模式应归功于战后美国学者的努力。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的社会史转向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战后日本学者对中国经济社会史的“长时段”研究也推动了这一学术潮流。社会史转向促使学者从较长时段思考晚清政治，近代中国史不再是屈辱的历史。例如，根据传统观点，与日本相比，中国是政治、经济现代化的反面例子；近代中国研究的社会史转向之后，“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19世纪中国兴起”成为伪问题，一些社会史家认为，在18世纪中叶，与西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更加繁荣，同时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更高［4］1－10。

二、对三种叙事的批评

美国政治学家通常把解释政治变迁的模式分为三类：偏重结构的解释、偏重行动者的解释与结构—行动者并重的解释［6］。上述三种叙事均偏重结构，在这三种叙事中，核心的自变量或中间变量分别是工业化（经济结构）、阶级关系以及社会结构；行动者在三种叙事中的分量不同，在革命叙事中，具备政治能动性的革命者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长时段叙事中，行动者——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退居幕后，现代化叙事对行动者的关注程度介于革命叙事与长时段叙事之间。三种叙事有各自的逻辑，对行动者与结构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取决于这些内在逻辑，因此“长时段叙事忽视行动者的选择与策略”、“革命或现代化叙事未充分考虑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之类的批评并不恰当，因为这些批评的出发点是“三种叙事没有关注（它们本来就不准备关注的）某些问题”。下文遵循马克思主义、以“事物的内在理路”作为批评准则，从两个密不可分的层面——这些叙事的理论预设、基于特定理论预设的具体研究所提供的学术成果——来批评三种叙事。

就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而言，以“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命题的革命叙事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革命叙事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具有简约的优点，不过用单一模式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难免导致对历史的理解过度简化。主张革命叙事的学者通常仅仅关注复杂历史现象的某个方面，或者夸大历史现象某一方面的重要性，这么做必然有意无意地遮蔽历史现象的其他方面。对于中英两国在本国工业化期间的政治变迁，比较政治学家有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19世纪中国政治变迁与18世纪英国的情形相比，前者激进、后者渐进。”他们的结论建基于国别研究的成果。英国政治传统推崇改革与渐变，并且政治史研究也偏重政治变迁中不变的因素，相应地，能够支撑“英国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具有保守倾向”等说法的学术文献自然非常丰富。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中国的政治史家按照革命叙事重构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关于社会冲突与阶级斗争的研究当然占学术文献的绝大比重。学术文献的这种分布状况影响比较政治学家的判断，假如两国的政治史研究取向对调，比较政治学家将在英国史上发现更多的激进革命，同时在中国史上发现更多的温和改良。

现代化叙事构建了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另一种进程。一位历史学家评论21世纪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时指出：“在史学著作中，现代化的观念本身基本上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化。”［7］近代中国研究的情形恰好相反，20世纪末以来，现代化作为一种观念或理论体系不仅没有从论文、专著中消失，它还成为研究中理所当然的指针。仔细考察现代化叙事的理论预设，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把研究引上歧途。现代化叙事的核心假设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二元区分。在二元区分的基础上，现代化叙事勾勒了社会发展的线性路径，换言之，现代化叙事认为任何社会均要经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上述观点已遭到诸多质疑，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的相对性，一个社会并不能被简单地目为“传统社会”或“现代社会”。既然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不成立，社会线性发展的叙事也不再具有说服力。

现代化叙事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它把“现代化”化约为“西化”乃至“美国化”。20世纪下半叶针对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现代化叙事的理论基础是冷战时期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兴起的现代化理论［8］。信奉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用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衡量非西方社会（如中国）的进程，在这些学者眼中，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就是这些国家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模仿。

“批判性缺失”是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现代化叙事的第三个不足。在现代化叙事中，现代化——具体言之，如工业化——是值得人们奋斗的目标，对现代化的向往使研究者对“现代化的阴影”缺乏足够的敏感与警惕。二战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家逐渐摆脱现代化迷信，“古典现代性的危机之年”（“Krisenjahr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Detlev Peukert 1987年著作的标题）、“反动的现代 主 义 ”（“Reactionary Modernism”，Jeffrey Herf 1984年著作的标题）等术语时常出现在反思现代性的著作中。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世界的改变，与现代化相伴生的还有人们内心的主观世界的转变，现代性的危机即产生于这一转变过程。从外省来到巴黎的于连必须重新构建自己的身份与生活世界，体验现代化的人同样面临重构身份与生活世界的挑战。现代化造成各种矛盾与悖谬：发达的经济秩序与传统的威权政治并存，享受现代科技的现代公民同时又是在私人领域服从家长、在公共领域服从政治权威的臣民，经济与科技的发达在服务于人的同时又形塑人的生活。体验到这些矛盾与悖谬的人内心焦躁不安，这就是现代性危机的症候。研究转型期的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不应回避这些悖谬与矛盾，而在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现代化叙事中，长久以来，“现代化的危机”却几乎没有进入研究日程。

如果从长时段考察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政治学家将发现一种新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相当稳定，19世纪的时代洪流对这一结构的冲击并没有达到使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运转原则彻底转型的程度。“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长时段叙事”与狭义的“近代中国社会史”不同，后者是“排除政治的、普通人的历史”。长时段与政治分析可以结合，但是用天文望远镜观察眼前的景致未必是最佳选择。前引罗威廉的著作征引魏斐德（Wakeman）1975年的论断，从这段话可见长时段叙事的基本思路，现试摘译于此：“社会史家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50年代（1550s）到20世纪30年代（1930s）构成一个时代。学者不再把清朝看成先前朝代的重现，也不再把1644年和1911年看成关键的分期年份，他们发现贯穿中国史四个世纪、下迄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过程。长江下游的城市化、劳务的货币报酬、区域贸易的发展、民间文艺的发达与士绅人数的增加、地方管理活动的商业化——晚明的这一系列现象导致行政和政治变动，此变动在清朝一直持续，就20世纪初的社会史而论，此变动在某些方面达到顶点。”［4］5魏斐德认为导致“行政和政治变动”的不是重大事件的冲击和政治精英的决策，经济、社会等方面较长时段的渐变才是政治变迁的动因。

长时段叙事的提倡者至少面临两方面的质疑：第一，19、20世纪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解释是否有必要上溯到16世纪“晚明的这一系列现象”？如果无此必要，长时段视角对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分析有何意义？第二，如果从上百年乃至数百年的视角研究一个社会的政治变迁，那么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内，研究者也许可以发现社会结构缓慢且难以觉察的变动，而具体政治事件反而像转瞬即逝的浪花那样被忽略。“长时段的社会变动”与“关机时刻的政治冲突与政治决断”在理论上以及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协调？

三、一种新型的解释模式

以上初步评价三种叙事之后，下面我们就转向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如何构建一种可以兼顾三种进程的解释模式”。这里所说的“兼顾”并非简单的折中，本文所考虑的新型模式不是一种面面俱到、涵盖上述三种叙事的第四种叙事。这种模式应当尽可能避免三种叙事的不足，同时又尽可能容纳三种叙事的视角。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诸多西方思想家那里获得启发与助益。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变迁足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不胜枚举，令人眼花缭乱，“博采众长”的观察者往往迷失在理论的汪洋大海中，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恰好可以作为理论探索之旅的灯塔［9］。

如果在法国大革命研究史与政治分析史的背景下阅读托克维尔，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汲取灵感。这部著作以法国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他国家的读者只有通过对文本的诠释才能从中获益。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的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不是“托克维尔在这本书中就法国旧制度说了些什么”，而是“从旧秩序到革命的变动是如何发生的”；前者属于政治思想史领域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理论问题。从这个理论问题出发，读者可以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去诠释《旧制度与大革命》，这种诠释是一个抽象化或理论提炼过程；研究甲领域的学者如果希望从研究乙领域的著作那里获得教益，前者总是需要对后者进行“抽象化解读”［10］。凭借“抽象化解读”，我们至少能够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获得四方面的启迪。

《旧制度与大革命》揭示了大革命前后法国政治的连续性，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法国的政治文化，而且旧制度时代的诸多具体制度在大革命之后仍然长期存续。例如，历代法国君主所致力的中央集权在大革命之后得以实现。革命——或自下而上反抗旧秩序的其他集体行动——前后政治格局的连续性不是18世纪末法国特有的现象。研究俄国革命的学者也发现这种连续性［11］。反观近代中国政治变迁，太平天国运动显然是一个分水岭，考虑到诸如法俄革命之类事件尚且没有彻底扭转政治变迁的轨道，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声势浩大却并未导致旧政权崩溃的事件对清朝统治秩序的冲击就不应高估。可以把上述分析概括为第一个命题：

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下，以现秩序为冲击对象的集体行动不会导致现秩序的根本变动。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一种后来称之为“托克维尔悖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革命通常在一个政权对被统治者的压迫缓解时爆发，革命爆发时，民众的生活水平往往比革命之前更高。”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一篇有名的论文中对托克维尔悖论提出了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解释［12］。戴维斯从行动者的期待与行动者需求的实际满足之间的差距解释为什么“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反而导致革命。”革命之前民众的生活境况相当恶劣，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减轻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推行改善民生的政策。民众生活改善的同时，他们对生活改善的期待变得更高，民众需求的实际满足与他们的期待之间必然存在差距，期待总是高于实际得以满足的需求，如果二者的差距达到“临界点”，革命便呼之即来。根据托克维尔悖论所描述的现象，我们可以提出第二个命题：

民众心态的变动与政治变迁相伴生。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声誉经历了一个“著名—遗忘—著名”的起伏过程，20世纪下半叶，他的著作在西方学界“复兴”，在革命研究领域，《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修正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法国历史学家傅勒在托克维尔那里发现革命起源、进程的政治解释。政治解释的要义可用一句话概括：行动者（包括民众）的政治观念与他们面对的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导致革命，并且影响革命进程。英美学界的两种研究取向与政治解释相近：革命的“意识形态渊源”（Ideological Origins）与“智识渊源”（Intellectual Origins）研究。这类研究的侧重点从“外在”利益冲突转向“内在”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以及智识水准，它们拓宽了革命研究的视野，由此可以提出第三个命题：

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下，革命之类的集体行动源于行动者的观念。

英国史名家斯通在《英国革命的原因》一书中区分革命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和导火索，政治学家埃尔斯特借用斯通的术语来解说托克维尔的革命理论［13］。在托克维尔的分析框架中，革命的“前提条件”使革命有可能爆发，“必要条件”和“导火索”导致革命。革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如说革命是“制造的”（革命者能够采取策略以制造革命，掌权者同样能够采取策略以避免革命），不如说革命是“自发的”［14］。研究对象如果从革命现象扩展到政治变迁，那么我们可以提出第四个命题：

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下，自发的政治变迁不受主张或反对变迁者意志与行动的影响。

上述四个命题构成本文所主张的解释模式的基本假设，这一解释模式涉及四个主要自变量——行动者的心态、意识形态、历史事件与政治制度，而需要解释的因变量是政治变迁。在这两类变量之间可以建立一系列关联，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外生变量）导致各类行动者心态的变化，群体心理的变化导致抗争、改革等事件，政治制度及其运转原则随之改变，最后制度变化意味着政治的实质或形式变迁。从自变量到因变量的转化过程的实质是行动者的身份重构过程，因此可以把这一种解释模式称作“身份叙事”。身份叙事有三个特点：

第一，身份叙事与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长时段叙事关注的焦点不同。后三种叙事分别关注社会冲突、工业化、社会结构，身份叙事关注行动者的身份建构及其与政治变迁的相互作用。在身份叙事中，行动者不限于个体或政治精英，它还包括民众与各类团体。

第二，身份叙事能够避免三种叙事的不足之处。就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而言，革命叙事强调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等事件对旧秩序的冲击；在现代化叙事中，洋务运动、清末改革的推动者与参与者以正面形象走上历史舞台；长时段叙事则提供一副短期内几乎看不到变动的图景，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还是洋务运动、清末改革，它们只是数个世纪历史演变中的插曲。身份叙事能够避免“凸显某个侧面、淡化其他侧面”的倾向，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与洋务运动、清末改革这两类事件均与行动者的身份建构相互关联。此外，现代化叙事预设传统—现代的对立，把现代化化约为西化，身份叙事考察不同行动者——如政治精英、文化精英、普通民众，又如立宪派、革命派——身份构建的多样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上述预设所导致的简单化的倾向。长时段叙事超越“冲击—回应”模式，弱化乃至忽视外力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身份叙事则没有这个缺憾，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人“睁眼看世界”、部分知识分子鼓吹“西化”等现象的研究显然是身份叙事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身份叙事能够兼顾三种叙事的视角，换言之，对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基于行动者身份构建的解释与其他三种叙事有很强的兼容性。例如三种叙事对辛亥革命性质的探讨的立足点都是参与革命者、反对革命者以及普通民众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身份认同，身份叙事在探讨辛亥革命性质时自然可以协调、统合三种叙事。

四、结 语

从事经验研究的政治学家无法回避“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关系”之类的问题，他们需要权衡各种理论的利弊得失，思考这些理论的适用性。面向现实世界的政治学家不应当“运用某种或某些理论去解决某个问题”，恰当的思考过程应当反过来：政治学家从问题出发提出自己的理论，既有理论仅供参考；接下来再根据自己的理论去重构问题。本文即根据这一研究路径提出身份叙事的解释模式。身份叙事如果有助于我们融贯地理解中国近代政治变迁，那么它就是一种有适用性与解释力的理论，这一理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的充分论证是我们进一步专题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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