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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来闽籍徙温移民的四个契机

2014-03-19陈辰立

关键词:浙南温州福建

陈辰立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0)

南宋以来闽籍徙温移民的四个契机

陈辰立

(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0)

南宋以来,温州地区经历了以闽籍徙温移民族群为主导的四次移民浪潮,分别是南宋时期因为“淳熙水患”而造成的补籍移民浪潮、明代初期卫所制度下的卫戍移民浪潮、明代中后期出于生存压力而出现的移民浪潮以及清代初期动乱所导致的移民浪潮,这四次移民浪潮使温州南部的平阳、苍南等地至今仍保留丰富的闽文化遗存和完整的闽文化社会形态,这四个时段成为南宋以来闽籍徙温移民的四个重要契机。对这四次移民契机形成原因及具体状况的探讨,有利于后人进一步研究南宋以来闽籍徙温移民宗族社会的发展与嬗变。

南宋;明代;清代;闽籍徙温移民

南宋以降徙温的移民族群,延续了西汉至唐末五代浙南地区三次大移民浪潮的余波,表现为南方的闽籍移民逐渐代替北方南下族群成为徙温移民的主流。陈丽霞曾在其博士论文[1]中对温州平阳县历代外来家族作了分时段的统计,她对明清时期几次重要移民高潮的分期可谓恰到好处,即将宋元划作第一个高潮、明初至嘉靖中期为第二个高潮、嘉靖至明末则是第三个高潮,而清初至康熙年间被列为最后一个高潮,这与笔者据《苍南百家姓》及族谱所统计的该时间段移民分布的四次主要高潮相切合,清晰地反映了南宋以降闽籍徙温移民的四个重要的契机。

一、自然的催动:南宋水患所造成的补籍移民

自宋肇始,温州的地理区位价值持续升高,如果说北宋初年温州还是“僻远下州”的话,那么到了靖康之后,已然如陈傅良所言“自中兴,永嘉为次辅郡,其选守盖多名卿大夫”[2],而宋末温州由州升府:“咸淳元年(1265年)以度宗潜邸,升府”[3]2176,则彻底奠定了温州作为浙南闽北第一重镇的地位。相应地,宋代温州也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期,最高时达91万[4],其中移民占绝大多数。实际上早在宋初的太平兴国年间(976 – 984年),温州的客户(24 658户)就已经超越主户(16 082户),使温州自此成为多元化的移民社会。

宋代闽籍徙温的移民高潮主要发生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 – 1189年),不少族谱以及地方志都记录了该次移民高潮,可以说这一时期为闽籍徙温移民的第一个重要契机。该时期福建移民的动因主要源自乾道年间的大水,据《宋史》载:“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海溢,漂民庐、盐场、龙朔寺,覆舟溺死二万余人,江滨胔骼尚千余。”[3]1130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民国平阳县志》等史籍,对于此次强台风,名儒薛季宣曾评价道:“去岁风涛之啬,虽幸以天而免。孤单之族绝者五房,亲戚故人半入鬼录,而又家乏粒食,漂泛无复遗馀,妻啼儿号,日日相似,虽无佳况,然视死者将十万辈,其亦厚矣。”①参见: [宋]薛季宣. 浪语集: 卷二四: 与刘复之.由此之故,温州地区的人口锐减,基于此,温州知州传檄福建移民进行补籍,“以后数年,闽人北迁甚众”②参见: [明]刘畿, 朱绰. 嘉靖瑞安县志[M]. 上海: 上海图书馆藏,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抄本.。

关于此次补籍大移民,笔者在浙南碑刻资料中也能见其端倪,如《有宋黄公圹志》刻:“黄氏先自福州宁德霍桐山徙居温州平阳唐夏里,南宋淳佑六年(1246年)入窆,凡三百余年”[5]26;又如《梅江默庵陈公墓表》录:“按,公讳兴宗,字世隆,其先世自闽徙昆阳夏材……其支讳均,宋太中大夫,徙亲仁乡,因名其地曰“西陈”。暨岁,徙居港下。曾王父仁,王父碧,复分居梅江,遂世其业”[5]58(陈公之父碧生于南北宋之交);再如《处士林君墓志》记:“先君讳己千,字仲能。其先居闽,八世祖庈徙温平阳,乡曰亲仁,里曰林坳”[5]23。

南宋时期除了此次补籍大移民以外,各个时期出于其他动因而徙温的福建移民也不在少数。从《潋溪弘农杨氏族谱瑞安新谱序》可知杨氏族人徙温是源自于先祖之宦居:“杨氏自唐咸通司马府君,徙居闽之长溪村,今十有八世,凡五百余年…始予得大尹伯父所藏图谱,断自朝奉龙桂公始,但云先祖闽之长溪潋川人,从其兄宗旦知瑞安县事,游学于止斋陈先生之门,因家于东湾,故朝奉公为瑞安始祖也……”[6]22;而从《平阳鲍洋薛氏谱·薛纳言墓志》所记“有宋薛府君,讳纳言,字师龙。其先荣河人,徙闽。怀干府君设自闽徙温,家平阳,号南湖诸薛”[6]250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薛氏宗族是其先祖于宋代归隐至温,繁衍并发展而来的。当然,更多的则是像《故梅轩处士林君碣铭》所载:“林氏系出莆田阙下,初迁长溪,再迁平阳。居平阳者非一族,人因其所居地望为别。而居岭门者,是为岭门林氏。岭门之族,始于宋某路帅府参议遵,至其子光禄大夫指谏院季伦而益显,以科目宦学相继迭起,洽于宋季六世而得故元梅轩处士”[5]46,或是像《永嘉朱氏联宗谱·永嘉尉操隐翁公墓志》所载:“迨我大宋太祖高皇帝黄袍加身,世遂升平,公乃欢呼,终日陶然林下……去闽居温,为温之甲族”[6]245,这些都是迁徙目的不明的闽籍移民。

二、王朝的政策:明初卫所体制下的卫戍移民

闽籍徙温移民第二个契机出现在明初的洪武年间至明中期的嘉靖初年。明初是朱氏政权建立和巩固的时期,朱元璋采取打击江南豪强、设立卫所制度以及严格户籍编审等手段,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并借此巩固中央权力,其中以设立卫所驻防制度而进行的卫戍移民运动影响最为深远。

曹树基先生据此认为:“明代的移民主要发生在明代初年,即洪武大移民。”[7]曹先生的论断有其合理性,然据笔者统计发现:该时期闽籍徙温移民有58个宗族,仅占所有明清闽籍徙温714个宗族的8.1%,相比有明一代之宗族也只占其13.8%。可见明前期卫戍移民虽然属于明清闽浙区域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其比重并不如其他区域来得大。

明前期卫戍移民对于闽籍徙温移民的影响随着温州地区卫所的兴衰而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主要分为前后两个时间段。

首先是明初洪武时期的大移民浪潮。明代温州的卫所规模是以信国公汤和对浙江沿海所经略的建置为主要基础,如孙延钊所载:“……国初惩倭之诈,缘海备御几千万里,其大为卫,……其次为所,……又次为巡检司,……皆大小相维,经纬相错”,“……备战有船,守瞭有寨,传警有烽火台……”,“……明沿海卫所,每千户所设备倭船十只,每一百户船一只,每卫五所共船五十只,每船旗军一百名,春夏出哨,秋冬回守。……”[8]

当时的兵源及屯民主要徙自于安徽、宁波一带,如《金乡李氏谱序》载:“……李本皋陶苗裔。明初,觉坚公自四明来官,授金镇卫镇抚。阙后由官籍保世兹大,为金镇巨族……”[6]52徽籍移民大多出自朱元璋之亲兵队,士兵素质较高,以调拨驻防军官为主;而宁波曾是方国珍的割据所在地,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其士兵水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强悍,是为全国卫戍移民的主要兵员输出地,因此,温州地区在明初吸收了一大批的徽、甬籍驻兵。由于要供应全国的卫所驻防,徽、甬两地的兵源又相对有限,各地卫所都出现驻防缺口,温州地区当然也不例外,基于此,从人口密集且地域相近的福建进行移民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洪武元年,征进福建延平长乐等处(至温州蒲歧所)”[9]宗谱资料也对该时期闽籍移民作了一定的记录,如《王氏宗谱》载:“始迁祖王飞星,明代初自福建福鼎县迁居苍南县金乡镇”①参见: [苍南]太原郡王氏宗谱: 卷首: 谱序.;又如《云衢公墓碑记》录:“吾华氏自前朝洪武年间自闽卜居于蒲(蒲壮所城),历五世后始分孟、仲季三房,本房六世祖云衢公其仲也”[5]83。这些记载中并未显示闽籍卫戍移民具有徽、甬两地移民的军事背景或者作战经历,仅为普通的民众,因此他们当时很可能是被作为卫所的屯民以及预备役的补充之用。

明代沿海卫所军政的废弛开始于永乐年间,至嘉靖海寇啸聚之际,卫所驻军日渐消亡,世袭军官久疏战阵,各路海寇(主要为倭寇)乘虚而入。面对这些进犯之寇,当时已然衰朽的卫所驻军几乎束手无策。

于是“温州沿海卫所议添募民兵,择要设寨,选民间稍知兵者,充名色把总”[8]93,这也就进入了卫戍移民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据《英宗实录》记:“巡按御史陶承学等言:倭势日炽,非江南脆弱之兵,承平纨绔之将所可办者,请得以便宜调山东、福建等处劲兵…上俱允之。”[10]可知当时从福建征兵的计划得到中央和地方的一致认可,在笔者所收录的714个宗族中,徙于嘉靖前中期的有37个,数量相当可观,占该时期闽籍移民总数的一半以上,对于这一情况,各种文献中也多有相关记载,如“我林氏始祖元泗公于前嘉靖初年间自福闽安溪迁平邑之蒲门,择中魁以奠居”[5]84,“公讳东明,字启生,号服周,其先福建安溪人,明正统中始迁平”[5]92,“余与罗浮林氏,世亲也…翁族大盛于闽之莆矣,及翁世居罗浮…见其源源本本,自莆之阙下孝子攒公后,至曾公始居温之玉环乡,自玉环转徙郡南花柳塘,再传而五马街,又再传而罗浮。罗浮迁后,族其繁昌滋大矣…”[6]41。笔者还发现这37个宗族大多都为漳州籍,他们很可能是俞大猷所招募的漳州藤甲兵的后裔②关于漳州藤甲兵的记载, 参见: [明]郑若曾. 筹海图编.。

三、生存的压力:明代中后期的移民高潮

在笔者统计的714个闽籍宗族中,有300个宗族于明代嘉靖末年及崇祯初期迁徙至温州,在数量上为所有统计时段之首,闽籍徙温移民迎来了历史上的最高潮时期,此时也是笔者所谓的闽籍徙温移民的第三个契机。据《平阳冯翊雷氏宗谱·迁徙录》载:“明万历时,其祖有兄弟五人:仰观、仰舞、仰宇、仰善、仰甫,皆居罗源。仰观由罗源迁居福鼎塘岐顶牛程下;仰舞以下皆俱迁平阳,仰舞居王家坑,仰宇、仰善、仰甫居桥墩,其后世系衍为北港、蒲门两派”[11]370;又据《苏氏宗谱·赠序》录:“横阳苏氏,自前明万历间怀泉公自泉徙平,迄今凡十有三世”[6]64;再如《瑞安高楼高公墓志》记:“祖植仁,曾祖淳紫,自闽省泉郡迁居瑞安之四十八都玉壶,成村落焉”[11]288,当然,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足见该时段移民数量之众。

然而,关于此次“大移民”活动无论是在正史还是方志资料里都甚少出现,笔者认为此次“大移民”的失载与该时期移民的动因有着很重要的联系。明代初期户籍政策的管理登记实行之始,就有虚报(主要是漏报)人口的情况,而到了嘉靖末期,官方的户籍政策几近崩溃,万历年间,温州府及其下属各县甚至连续三十年出现户口停滞的状况[1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福建地区,陈支平老师利用大量的福建族谱与契约文书佐证了明代中后期福建户籍的失控,郑振满先生则从家族内部的成员结构考证出每一个户籍背后实际上存在的大量的失载人口,并由此衍生出明代中后期人地矛盾激化的情况①参见: 陈支平. 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M]. 安徽: 黄山书社, 2004. 郑振满. 明清福建的里甲户籍与家族组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J]. 1989, (2): 38-45.。

与此同时,明代中后期,福建土地的买卖也已经成为常态,可耕田地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中,失地人口不断增多,这一状况从明代福建地区土地契约文书的记载可见一斑[13]2:

立卖契张仕经,承租置有民田贰号,坐产十四都上演地方,土名前洋、沙姑坂等处,年载租米陆石正,民苗正耗米伍斗。今因乏用,送卖房侄…月台边为业,三面言议,得讫时价纹广银肆拾贰两正……立契为照……

除田地外,山林也被放入土地交易之中,足见当时土地交易之频繁以及人地关系之严峻[13]312:

立卖山契人黄尧鼎,祖有税山壹座,坐址十五都香山院地方,土名洋头、墘仑尾等处,有吉地壹穴卖与界院张处,卖出山价银肆两正,其银随契交足,其吉地各四周壹丈贰尺,听张造坟管祭。自卖之后,亲房弟侄言说,系卖尧鼎知当,不干买主之事。今欲有凭,立卖山契……

陈春声先生则进一步指出了明代后期闽南地区向粤东大量买粮而导致潮汕粮价居高不下的史实②参见: 陈春声.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 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更直接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福建地区人多地少的窘境,由此而进行的生存性大移民就成为了必然。

因此之故,明王朝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应对土地资源不足的状况,其中以张居正改革差役以减轻农民对王朝的依附关系的“一条鞭法”最为重要,差役的折银让人民的流动性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唐文基先生指出:实际上,福建地区于嘉靖末年就由知府庞尚鹏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即所谓的“均派通州丁米”[14]。由此,我们可见该时期福建地区的人口压力与在这种压力下向外移民的必要性。

作为移民迁入地的浙南地区,由于嘉靖前中期倭患而造成的人口流失以及土地荒芜问题严重,这吸引了大量闽籍移民在此时进入温州进行垦荒。在温州的一些族谱与姓氏通览里③参见: 苍南沿浦乡潘氏族谱[M]. 苍南沪山台下庄氏族谱[M]. 苍南陈姓通览编纂委员会. 苍南陈氏通览[M].记载了包括郭以隆在内的几任平阳县令在明万历年间向福建地区招垦的情况,然在《明实录》以及存世的《平阳县志》与《温州府志》等官方文献中并没有出现类似记载,可见关于“招垦”的真伪性还是有待考证,然这一时期出现的闽浙移民的高潮是毋庸置疑的。

四、战争的影响:清初动乱所导致的移民问题

闽籍徙温移民的最后一次契机出现在明末清初时期,下限则一直延续至康熙末,“避乱”成为该时期闽籍徙温移民的主要原因,“明末农民战争”、“三藩之乱”、“收台战争”一再冲击着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其核心地带的浙南、福建以及潮汕地区受到的影响最深远,受迁界与战争的破坏也最彻底。《苍南林氏宗谱》中有一段记载,直观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浙南沿海的基本状况[11]390:

顺治戊子,江南陈仓倡义,山寇频兴…后顺治十一年甲午,甘本爵复乱。十七年,郑国姓艐船进取南京……参军谋者以沿海一带多接济粮食,爰议扦界。朝廷可其事,尽驱人民入内地。后康熙甲寅年,福州耿精忠谋叛……前扦界时,瘟毒流行,十家九绝,二伯父义、三伯父礼并妣等俱是年继没;祖妣刘氏亦卒是年……

当然位于战乱前线的福建沿海地区的动荡程度比之更甚。然相比较战乱而言,所谓“祸国殃民”的迁界禁海政策则对东南沿海的人口格局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5]:

迁界官至地,严限七日内尽行迁徙。当时人民受外扰内乱之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哀声遍野,惨不忍睹。沿途饿殍皆是,无人掩埋。迁至江口,男女糜集如云,各各争先竞渡,复舟甚夥,沉溺者不计其数。迁至界内屋少人多;贫而无亲者,凡庙宇及人家门外,皆设锅塌。饱经风露之摧残。男号女哭,四境相闻…继之瘟疫盛行,病卒者不知几何!幸免于死者微乎其微。可怜繁华富庶之江南,成为废墟,人烟绝迹。

通过与林拓所考证之当时福建迁界的边际以及范围[16]的对比,笔者发现温州“以茅竹岭为界,乐清弃地九十,存里四十二;瑞安迁弃五里;平阳迁弃十余里”[17]显得宽容了许多。因此,自然与社会环境与福建相近的浙南沿海地区再次成为闽籍移民理想的避难所,许多宗族至此定居,如:“祖讳茂镇,来自福建漳州府,移居浙江温州府平阳县五十三都赤溪南澳住居…祖生于顺治甲午年…卒于康熙戊戌年”[5]71;“明季间,我鼻祖永祥公由罗源迁居浙平桥墩。迨国朝定鼎之初,缘海氛迁界,合族移居北港等处”[6]54;“谱载始祖昆山公由同安程溪南坪,是别子为祖。康熙二年,倭寇沿海,居民遭害,次嗣伯音公及配李氏,挚家而来北港塔园,聚族而居,历有年所”[11]319。

笔者统计的闽籍移民宗族,分布在该阶段的共291户,数量直追明代中后期的移民高潮。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温州地区地理上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则是缘于浙南地区闽籍移民基础数量的优势,如“藻溪郑氏”的两个支脉分别于明代中后期与清初迁入温州平阳,迁出地同为“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五都沙建溪边”;再如“沪山半垟许氏”与“沪山台下许氏”,前者于明天启年间迁入温州平阳,而后者则是在康熙年间才徙来温州平阳,其迁出地也同为“福建漳州府南靖县二图马坪”①参见: 郑维国. 苍南百家姓[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2012.,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同一宗族后裔在他乡的再次合族现象。从中可见闽籍移民在移居浙南以后与原乡仍旧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也就为闽籍后续移民提供帮助和迁徙的方向。

在一些记载中,笔者还发现浙南地区比如温州苍南的“蒲门”延至康熙二十三年才复界,而清王朝早于康熙九年(1670)就下令“展界复井”,恢复迁界时的界外地,允许原沿海居民回乡耕种。这十多年的时间差正好使浙南某些地区成为一些因迁界与战乱而失去土地的闽籍人口的“垦荒区”。由此之故,该时期浙南地区涌入大量闽籍移民人口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结 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了解到:近世以来,闽籍徙温移民经历了南宋时期因自然灾害而进行的补籍移民、明代前中期的两次由明王朝倡导的卫戍移民、明代中后期由于人地矛盾激化而促成的生存大移民以及明末清初以“避乱”与“迁界”为主要动因的人口迁徙在浙南地区形成了成分丰富,基础庞大且发展成熟的闽籍移民聚集区。自此以后,闽籍徙温移民虽未停止,但已经流变为局部现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时间跨度上都难以与上述几次移民相提并论。上述四次移民契机,虽然所处的年代不同,主导因素各异,但都为浙南闽籍移民社会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现存浙南地区的闽籍移民社会很大一部分的闽文化遗存就是在这四次移民浪潮中不断变化与发展而来的。

参考文献

[1] 陈丽霞. 温州人地关系研究: 960 – 1840[D]. 杭州: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2005: 1-153.

[2] [宋]陈傅良. 温州重修南塘记录[C] // 周梦江. 陈傅良先生文集.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 494.

[3] [元]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4] 吴松弟. 中国人口史: 第三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28.

[5] 杨思好. 苍南金石志[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

[6] 郑笑笑, 潘猛补. 浙南谱牒文献: 第一辑[M]. 香港: 香港出版社, 2003.

[7] 曹树基. 中国移民史: 第五卷[M].福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10.

[8] [清]孙延钊. 孙延钊集[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3.

[9] [清]倪启辰. 蒲歧所志[C] // 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委员会. 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 25.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 915.

[10] 李国祥. 英宗实录[M]. 湖北: 武汉出版社, 1995: 779.

[11] 郑笑笑, 潘猛补. 浙南谱牒文献: 第三辑[M]. 香港: 香港出版社, 2008.

[12] [明]汤日昭. 万历温州府志[C] //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 18. 北京: 中国书店, 1992: 111-113.

[13]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14] 唐文基. 明代赋役制度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300.

[15] 刘绍宽. 民国平阳县志[M]. 台湾: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62.

[16] 林拓. 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 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374-376.

[17] [清]孙延钊. 明季温州抗清事纂[C] // 陈光熙. 明清之际温州史料集.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13.

Four Opportunities of Migration from Fujian to Wenzhou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EN Chenli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350000)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enzhou area has witnessed four waves of migration from Fujian to Wenzhou, happening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Mid-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eside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se four waves of migration have left rich relics of Min culture and intact social formations of Min culture in such south areas of Wenzhou as Pingyang, Cangnan, and so on, and the four times have become the four opportunities of migration from Fujian to Wenzhou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these migrations and specific situations will be of significance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developments and transmutation of tribal societies of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Wenzhou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outhern Song Dynasty;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 Migrants from Fujian to Wenzhou

K901.9

A

1674-3555(2014)03-0044-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4.03.006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2-05-16

陈辰立(1988- ),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移民史,区域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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