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跃 育

(西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无论历史对希特勒作何评价，无论我们将希特勒归类为“天才”或者“疯子”，但无可辩驳的是，他的确按照自己的方式改变了历史进程——他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大片土地并征服了成千上万的人民，当世界已经厌倦了他的虚张声势时，他却发起了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最残忍的战争，这场战争险些葬送了我们全部的文明—— 一个完全依靠个人的人格力量改变历史进程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中实为罕见。甚至可以认为，他的影响不亚于耶稣基督：自耶稣以来，西方文明史的进程极少受到某些个人人格的严重影响。然而，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曾一度袖里乾坤、掌上日月的时代统治者，在二十五岁之前只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的流浪汉：他满足于污秽的住所，只是为了明天的面包和房租才被迫工作，而一旦挣下了一些钱，就会马上过着挥霍的生活。他没有远大的志向，身边基本上没有亲人，无论是幼年还是成年早期的生活经历也体现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一战”时在军队中服役四年，军衔从未超过一等兵。然而，就是这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并且看似没有任何竞争能力的平庸之辈，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却能窃取到国家最高权力。他欺骗了经验丰富的大国领导人并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他把数百万的文明人变成了野蛮人，建立并控制着最强大最恐怖的战争机器，他的战火横扫欧亚大陆，并使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苦难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无所事事的流浪汉成为一个让世界战栗的狂人？是什么动机让一个素食主义者视人命为草芥并企图将世界引向毁灭甚至连人类的生命和苦难也无法融化他的铁石心肠？他的心理发展历程与变态的行为模式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为何成千上万的人民甘心沦为他的帮凶？这个疯狂的太岁将如何为自己上演的闹剧收场？

最初，人们还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表演。许多人以“他不可能长久”为由而对他的所作所为不加以严肃对待，这种养虎为患的态度最终使得这场消遣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如何平息这场灾难，如何对待和处理这场摆在眼前而又让人恍如梦境的变故，成为平息战争的当务之急。基于此，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心理传记学家沃尔特·C·兰格受战略情报局的陆军上校比尔·多诺万的邀请参与到对德军最高军事首领希特勒的心理状况与行为规律的分析中。通过历时一年的系统研究，兰格教授于1943年年底向军方提交了这份详细勾勒希特勒这位战争狂人心路发展历程和行为规律并精确预言希特勒必将自杀的战时秘密报告。这是一份“二战”期间唯一的一份对希特勒进行精神分析的报告，它为盟军高级指挥层提供了系统而有重要价值的心理传记分析。由于作者对希特勒精神状况的诸多判断在战争结束后因许多当时处于绝密档材料的逐渐解密而得到印证，使得兰格显名于美国的军方和政界。毫无疑问，这份报告改变了二战的进程，盟军高层最终将侧重于外交的策略转向军事，并在一年半之后取得了成功。但由于这份报告一直归于军方密档，外界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对这位神秘人物的心理传记分析材料。1969年当报告解密后，这份研究立即引起了史学界、文学界和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它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彰显了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在实际应用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为未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以通过对当代人物的深度心理传记分析为依据的心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更加幸运的是，这份报告的中文版已经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去年年底出版(《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美)兰格著，程洪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本文拟对兰格的分析思路作一个初步的介绍，以期引起学界和相关部门对心理传记学在军事和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的重视。

一、希特勒作为“个案”的意义

兰格博士首先对一个曾经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为什么能够煽动数以百万计的人并让这些人誓死效忠于他并投入到疯狂的战争中感到吃惊，这也许是我们每个试图探究希特勒的人的共同感受。于是，他首先把兴趣点集中到希特勒个人的人格以及影响其人格构成的心理发展历程之上。但是，心理学的专业素养告诉他，希特勒的疯狂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疯狂。个人引发的战争这一事实所体现的是希特勒和人民之间的特殊互动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希特勒的疯狂刺激了纳粹分子的疯狂，另一方面，纳粹分子疯狂的回应又进一步坚定了这位元首的信心，让他们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试想，如果仅仅是这位战争狂人的一厢情愿，那么历史上的希特勒只能生活在精神病院中而不可能被载入史册。于是，兰格进一步提出，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得不把希特勒这位元首看成是千百万人民的一种心理状态的表达，而不能只把他看作行为和哲学都很恶毒的魔鬼，因为这种心理状态不仅存在于德国，它还存在于所有文明国家之中，只是程度不同而已。[1]因此，对于受命指挥这场反德战争的人或那些受命处理战后事务的人来说，甚至对于避免将来任何类似情况发生的人来说，希特勒的疯狂只是某种共同期望的极端表现，我们必须认真清查并努力矫正那些造成这种危险现象的潜在因素，并努力疏导那些滋养这种破坏性心理状态的心理潜流，以防止类似的灾难再次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类似于希特勒这类极端的个案绝不仅仅是“个案”，对他的研究不仅仅具有文献的意义，这类研究将推进对普遍人性的探究，特别是对人类深层心理动力机制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至于以个案为基础的心理传记分析究竟能如何影响战争乃至社会发展进程，我们首先关注兰格博士对希特勒的心理动力模式的分析。

二、两个不同的希特勒形象

通过对希特勒的历时性分析，兰格博士发现，希特勒是一个奇怪的人：从外貌上来讲，他个头偏低，并且肌肉松弛，两条短腿又细又廋，上半身比例较大，据说穿制服都要放上垫子才能把衣服撑起来。单纯从身体的角度，他连做卫兵的资格都没有。同时，在“一战”以前，他一直生活在苦难和贫穷之中，但他却能安于现状，如果不是迫于饥饿，他很少出去参加劳动。他安于生活在很脏的环境，并且不太注重个人形象。早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各方面表现平平，很多功课都只是勉强通过，完全体现不出这位未来元首的任何过人之处。那个时候，他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远大的理想，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人格魅力。在“一战”中，他作为志愿军加入巴伐利亚团，但在四年的战争中，他一直默默无闻，军衔从未超过一等兵。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很迷恋战争，因此在“一战”爆发的时候，他曾“发自内心地感谢上天”。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仍然尽可能地依附于军队。但自从他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之后，他又表现出非凡的个人才能，首先是他卓越的演讲能力。他似乎有一种神秘的魔力，能够感知到特定的听众想听什么并时时调整自己的演讲主题，以激发人们的情绪。此外，他还具有卓越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这在他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能很明显地体现出来。据说，他完全是个战术天才，他作决断和选取作战行动的时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可以说，他具有优秀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诸多优点。但是，使得希特勒的这两种形象发生转变的力量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个懒惰的维也纳流浪汉变成一个热衷于从一个集会奔向另一个集会并且能使成千上万的听众进入一种疯狂状态的精力充沛的政治家的？又是什么力量使得他在短时间内能够让自己进入一种忘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力量使他热衷于战争并试图毁灭全部的人类文明？

三、早年的生活经历及影响

兰格博士依据精神分析的观点，坚持认为早期的家庭生活、特别是与父母亲的互动方式，决定着未来的行为方式，因为幼年的生活经历影响着其基本需要在发展过程中的满足和缺失情况。因此，对于孩子来讲，幼年的家庭就是他幼年的世界，而且他将来就是根据这个世界来判断未来的世界的。对于男孩子来讲，父子关系尤其重要。如果父亲是个人格健全的人，能够表现出一致的行为模式，那么他就会成为孩子极力效仿的对象。因此，父亲的健全性格是孩子建构健康人格的基础。依据兰格博士的分析，这一点对希特勒来说似乎是不成功的。

希特勒于1889年4月出生于奥地利北部的一个边境小镇。他的母亲曾是父亲的养女，而后成为老希特勒的第三任夫人，她比老希特勒小23岁。父亲把大部分的闲暇都花在酒馆或与邻居的闲谈中，他脾气暴躁，经常毒打妻子、孩子和狗。而母亲则是一位勤劳、能干、任劳任怨的人，她常年在家操持家务。很显然，基于二十多岁的年龄差距，父母的婚姻谈不上浪漫，尤其是对于一个25岁的女人而言。父亲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印象是，他常常喝醉在酒馆，然后母亲和他把父亲抬回来，而等着他们的却是父亲的谩骂和毒打。据说有一次，希特勒的哥哥差点被父亲打死。因此对希特勒而言，他难以认同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对于这个家庭构成的小世界来讲是十分危险和不公正的。就这样，在他父亲去世之前(即希特勒14岁之前)，这个本来应该提供爱、支持和安全感的地方，却让希特勒感受到焦虑、不安和不确定。因此，幼年的希特勒感到特别的困惑，他急切地希望找到一个足以让自己尊重和模仿的男性榜样——通常情况，这个角色应该由父亲来扮演。而在希特勒家中，父亲似乎承担不起这个“重任”。因此，榜样的缺失使得他急切地希望权威人物能出现在他的生活中。这种状况，在经历“一战”之后发生了变化。因为军营生活为他提供了幼年所不具有的他可以心甘情愿服从并获得其保护的男性领导。在这四年部队生活中，他在“服从”方面堪称模范士兵。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部队生活就是他一直渴望但却在家庭生活中未能满足的愿望的替代。按照兰格的分析，具体而言，这种满足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军营中能提供他认同的男性模范。第二，军人的身份认同使得他这个曾经的流浪汉，这个衣衫褴褛、居无定所的人能穿着制服，并且衣食也有了着落，并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此，在整个“一战”期间，他一改往日的作风，经常把靴子擦得干干净净，衣着也非常整洁。很显然，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军人形象。其三，在部队期间所从事的宣传工作使得他在演讲中找到了自信，并且使得他这方面的天赋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但军队对他的人格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不断地发现适合自己服从和效忠的人，或者让别人效忠自己。但是，一旦他发现自己效忠对象存在瑕疵，对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会下降并最终被否定。于是，随着效忠的人不断地被自己所否定，他所效忠的对象就只能被抽象成存在于想象中的“超人”，而这个人就只能是他自己。于是，他自己最终走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成为了全国人民效忠的对象。在这里，兰格博士特别提出，德国人之所以会表现出对希特勒的服从，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心理状态，即他们都愿意并且渴望服从于能够向他们证明有资格扮演“超人”角色的任何人。而这种心理状态根源于德国传统中的父子关系的特殊性。

在希特勒诞生之前，母亲曾生下并失去了两个孩子。因此，希特勒诞生之后，他很自然就成为了这位得不到丈夫关爱的母亲所关注的焦点。按照兰格博士的分析，希特勒与母亲之间存在着极为强烈的依恋关系。一方面，由于老希特勒经常不在家，母亲会从心理上将对丈夫的爱转移到儿子身上；另一方面，由于在希特勒诞生之前，母亲已经失去了两个孩子，并且希特勒刚出生时身体也很虚弱，母亲自然会尽一切可能防止悲剧重演，因而她就会不可避免地迎合儿子的任性，以至于溺爱。但是，当父亲回到家的时候，希特勒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他不能再在家里如此放肆，并且常常可能得到父亲不公正的待遇。于是，他对母亲和父亲体验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情绪：即对母亲极端的爱和对父亲极端的恨。不仅如此，父母的互动方式也使得早期原本应该对父亲的认同转向了母亲。在希特勒幼年的家庭中，父亲是他憎恨的对象，他爱自己的母亲，但当他发现母亲在父亲的打骂中只能默默屈从的时候，他从潜意识里认同了母亲的性格。于是，绝对服从和效忠就成为他心理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而这个阶段正好发生在“一战”期间。

在希特勒五岁的时候，他的弟弟埃德蒙诞生了。弟弟的出生势必影响希特勒与母亲的关系——更直接地说，弟弟将分享一部分原本属于希特勒的全部母爱。由于希特勒的受宠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对当时的生活环境不太适应。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到了学校，但这种期望回到母亲身边并重新获得原来受宠地位的愿望却被压抑在了潜意识中，这在潜意识中具体表现为期望弟弟死去。十一岁的时候，弟弟病逝，悲剧在这个不幸的家庭中再次发生。然而，这也许对希特勒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再次成为家庭的核心，另一方面他也直面到突然死亡的威胁，这两种状况都会对他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前一个影响的直接结果是，从这一年起，他的学习成绩在学校直线下降，很多功课都只能勉强及格。因为前一个结果直接激发了他对死亡恐惧的情绪。而后一个结果则激发了他的宗教情结，即因弟弟的去世所激发的恐惧情绪加强了自己确认自己是“神的选民”并因而受到神的特殊眷顾的信念——在母亲所生下的四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人活着。

弟弟去世后，他同父亲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慢慢地，他发现了年轻的德国与母亲之间的相似性以及衰老的奥地利君主国同父亲之间的相似性，于是，他加入了否定奥地利政府权威性的民族主义学生团体。这样，他的爱母憎父情结就可以通过象征的形式得以表达，而这种观念后来通过他在《我的奋斗》中的系统表达而成为构建第三帝国的理论基础。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从十六岁开始，他就退学了。这时候他母亲的工资很低，但他并没有出去参加工作，而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家里，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依据兰格博士的分析，这时希特勒正享受着战胜父亲的胜利果实，享受着母亲的溺爱。因为尽管这时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但她还是会尽可能地满足儿子的每一个要求。

1907年，希特勒参加了全国艺术学校的入学考试，他落榜了。而这时他母亲刚刚做完乳腺癌手术，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并于年底病逝。母亲的病逝让希特勒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然而，置于死地而后生，当希特勒失去生活中最后的依靠的时候，也是他内在潜力即将爆发的时候。此刻，他的人生轨迹即将发生转换。

四、成年后的心路历程及发展

由于母亲的去世，希特勒彻底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他不得不去维也纳建筑工地工作。据说这期间他经常同工友们发生冲突。他觉得工友们的地位较低，成天和他们在一起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但即使这样，和工友们聊天的时候，他发现别人谈论的很多观点他没有力量去反驳，尽管他确信自己有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常常阅读各种政治小册子并参加各种政治集会。但当他有一天发现自己能成功反驳工友们的时候，这个建筑工地已经容不下他了，因为他的很多观点引起了别人的敌意。于是他从二十岁(1909年)开始，就过着乞讨或分配食物的生活。这段日子里，他经常吃着最黑的面包，穿着破烂的衣服，还常常因为交不起房租被人赶走。但即使这样，他也只等到挨饿的时候才会出去参加工作。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五年之后“一战”爆发。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他就激动地跪在地上感谢上苍的恩赐。按照兰格博士的分析，在无意识层面中，这场战争为他提供了一个拯救母亲(德国)并扮演一个男人角色的机会，最终，他成功地把这种“个人的战争”转化成了“民族战争”。于是，这进一步强化了他早年的“选民”意识：他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救世主，他不仅要拯救自己母亲，还要拯救自己。1914年，二十五岁的希特勒参加了志愿军，但在部队中他没什么名气。一方面，他所在的团本身就没什么名气，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从未干出出色的事情来。四年之中，他的军衔从未超过一等兵。但在战争期间，他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从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变成了一个身着制服、喜欢整洁的人。不仅如此，他并不满足于像普通士兵一样干净，他必须让自己异常干净。以至于每次从前线回来，他都一丝不苟地去掉身上的每一个泥点，这同他在维也纳流浪之时满足于肮脏的生活环境并常常穿着龌龊的衣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生活细节的变化上来看，他对这种生活是相当认可的。由于战争和军队生活改变了他的生命，尽管德国战败，他的梦想暂时破灭，但他确信自己还能通过战争实现梦想。于是从此以后，他迷恋上了军旅生活和战争。当一战结束后，他一直尽可能地让自己依附于军队生活。后来受到陆军的赏识，担任“政治教官”，从事着军队的宣传工作。在这个宣传的过程中，希特勒获得了自信并得到上司的赏识。于是他坚持通过充分发泄他对象征母亲的德国和象征父亲的奥地利的对立极端情绪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要想完全实现这个理想，只有通过自己所钟情的军队生活，因为只有在这个生活中，他才能找到自己所效忠的人和效忠自己的人，他才能发现真正的有尊严的自己。被这种观念武装起来之后，希特勒便寻找机会走上实现自己的通过政治和军事途径以拯救德国和自己的梦想的道路。1919年，希特勒参加了“德国工人党”，并很快成为该党主席团成员。第二年，希特勒将该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由于希特勒对政治的浓厚兴趣和杰出的演讲才能，使得他在党内的地位日益突出。1923年，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后因失败而入狱。在狱中，他于次年写成《我的奋斗》，其建立第三帝国、征服欧洲的野心跃然纸上。希特勒于1927年最终夺取了党的领导权，成为该党主席。在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并逐步实现着他的称霸世界的计划。次年，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同时兼任总统，掌握德国最高统治权。至此，德意志第三帝国形成。

虽然希特勒已经在本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一方面，如果要使这种地位得到巩固，如果要让自己永远保持这种救世主的身份，他必须让周围的国家都臣服于德国；另一方面，他要让所有的德国人都永远效忠于他，那么他自己必须为德国立下“不世之功”，那就是带领着被自己煽动起民族情绪的狂热分子们持续着狂热的战争以一直处于狂热状态。为此，正如他在《我的奋斗》中所说，“即便我们不征服他们，我们也会把一半世界和我们一起拖入毁灭，并且把能战胜德国的国家一起消灭。不会再有另一个1918年”。他不愿意看到德国再次战败，因为德国是他母亲的象征，同时，德国也是他自己意志的表达，他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战争转化为民族战争。他更不能容忍有谁能够挑战他的绝对权威，他所需要的是绝对的效忠和臣服。因此，他只能让世界一直处于战争之中。并且这种战争必然以自己的毁灭或者世界的毁灭而告终。

五、对未来的预测

基于如上的分析，兰格博士已经初步表明，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对德关系是徒劳的，因此，我们要想平息战争只能诉诸于战争。他进一步分析道，如果战争对希特勒不利，希特勒的结局会有八种可能，但在这八种可能中，除了自杀外，其他的选择都不大可能(其中在战争中阵亡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作者提出这种结果将对于盟军非常不利，而且更加容易夸大希特勒在德国民众中的神话色彩，因此要尽量避免让他死于战争中)。

不仅如此，兰格博士还预测到，随着战争的推进，德国所面临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希特勒将会不断用野蛮和残忍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脆弱。与此同时，他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最终，他将把自己龟缩在那个象征着子宫的环境中——一种再次体验母亲的爱的象征性行为。

一年半之后，兰格博士的预言得到验证：希特勒自杀于总理府的防空密室。

六、心理传记：重视那些把握重大决策的个人的力量

这份产生于战争期间对敌对国首领的心理传记分析，就当时而言至少具有如下意义：其一，通过对希特勒的心理动力结构的分析，揭露了希特勒引发战争的初衷，为如何平息战争并尽可能减少损失指明了方向。因为曾经有人天真地以为，纳粹德国的疯狂行为只是希特勒的个人行为，如果能以某种有效的方式(比如暗杀)除掉这个魔头，那么世界将恢复和平。而兰格博士的分析表明，如果希特勒死于战争中，那么他将如愿，而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使世界恢复和平，而且只能让整个形势变得更加糟糕。因为希特勒的疯狂只是这种文化所引发的疯狂的一个极端表现。在这里，个案不仅仅具有个体的意义，他是某种群体共同愿望的典型代表。因此，把握希特勒的心理动力结构并摧毁他所构建的“救世主”神话才是至关重要的。其二，通过对希特勒的行为模式的分析，对其未来在多种可能情况下的行为进行了预测，并对其可能的行为选择及结果进行了有效评估，为进一步与德国在政治和军事的交锋提供了依据。具体而言，曾经寄希于外交调和争端的梦想被打破，只有通过争取战争的胜利方能实现世界的和平。其三，为战争善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思路。事实上，这种对极端个体(特别是能够影响某一个区域甚至世界格局的极端个体)的心理传记分析对于维护未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甚至连兰格在提交这份报告的时候都遗憾地说，如果关于希特勒的研究能提前几年进行，那么可能就不会有慕尼黑事件。兰格的遗憾充分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当今复杂的政治格局中，由于技术不断地进步，革命和独裁者会越来越多，因而威胁世界和平的潜在因素也就越来越多。这时，如果我们的领袖把全部的信任都交给某些外交官的个人判断或新闻记者的报道，这势必非常危险。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需要专业的心理学家对那些敌对势力的领导人的心理状况的系统分析，才可能提高我们领导人判断的可靠性。事实上，美国曾因为对心理学家的作用不够重视吃过大亏。在1950年秋天，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警告——中方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干涉朝鲜，中国将可能动武。但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的胜利和当时中国国困民乏的局面让杜鲁门总统觉得中国只是在虚张声势。于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警告充耳不闻。试想，如果当时美国关注毛泽东的人格研究，那么他们完全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样，如果他们曾经注重对斯大林的人格进行心理传记分析，那么完全可能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雅尔塔宣言》；对吴庭艳的人格的研究完全可能避免让美国深深陷入越南战争；对本·拉登的心理动力的分析就可能避免9·11的惨剧……

尽管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民主化进程也在各国不断推进，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恰如心理学家所阐明的那样——尽管历史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推进，但历史在具体时空中的表现形式却取决于个别的天才领导人。因此，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缺乏对他国重要领导人人格的专业心理学分析，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为了让我们在重大决策中的判断更加准确，我们需要来自跨学科专业人士的精诚合作、专业系统的分析和谨慎的推测。因此，类似于兰格博士所作出的通过间接资料对他国领导人的专业心理传记分析和行为预测研究应该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尽可能降低影响和平与发展的潜在危险因素。

[1](美)兰格.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M].程洪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