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浩

(北京林业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 100083)

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曾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1](12～16)中国文化是一种独特而完整的文化传统，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心理学能够对现代心理学发展提供独特而又有普遍意义的视角。

对于有关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来说，需要考察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其次，什么是中国文化心理学？再次，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这是具有关联性的三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价值和意义、含义和内容、方式和方法问题。本文试图对三个问题进行初步讨论和回答。

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意义和价值问题

心理学本身是文化历史传统的产物，现代主流心理学则是西方文化历史传统的产物。主流心理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是西方文化传统精神的表达，是一种客观式的认知传统，这种心理学致力于寻求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属于一种知识论传统。所谓的知识论传统基于主客体的绝对分离，预设了获取知识的基本条件：第一，存在独立于人的真理，这种真理是实体性、超验性的；第二，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得到真理，即存在发现真理的客观途径；第三，获取真理的方法是普遍可验证的，不受认识主体、时空变化的影响[2](P20)。主流心理学就是在这一系列预设下产生、发展、演变而来的。在方法论上，主流心理学遵循方法论的行为主义，使用标准化程序进行研究，测验、问卷、实验是研究的主要手段，操作化定义、数量化资料、统计显著性是研究的基本特征。

“云南省云岭牛种源供应充足，已建成国家级云岭牛核心育种场1个，扩繁场6个，存栏纯种母牛1546头、纯种公牛133头，年供种能力达850头以上，年可提供冻精100万剂以上。目前，全省存栏纯种云岭牛7583头，其中，种公牛1380头、纯种母牛6203头。”云南省农业厅负责人介绍。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许多根本性差异，这使得中国文化之中的心理学体系也与西方主流心理学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文化心理学注重生活体验，属于实践论传统。所谓实践论传统并不预设外在于人的客观知识的存在，“真理”有赖于认识主体、特定情境、具体实践。正如“道”是在人的“行走”中形成的，“真理”也存在于人的实践和体验当中，并且因个体实践和历史情境不同，真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真理(truth)与相信(trust)存在密切关系，真理无法脱离具体实践而存在，其正确性有赖于人们实践的确认。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它可以成为西方心理学的重要参照系，为西方心理学对自身的反思与解构提供依据，进而通过二者的对话创造新的心理学理论体系。

一种心理学体系可以理解为一种话语(discourse)，一种已经形成但有待解释的文本(text)。文化作为一种话语论争的视角，可以发现心理学形态中潜隐的预设和偏见，促进心理学的文化间对话[3](65～78)。多种心理学话语的对话、融通构成心理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对话”的意义上。而要促进这种心理学体系间的对话，话语内容和话语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从话语内容来看，对话双方应该具有各自的叙述和文本，这构成对话的基础和平台。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文化心理学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体系。心理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中国现有的心理学基本是模仿西方心理学建立的。理清中国文化及其心理学的历史脉络就是必要而基本的工作，它思考的是如何把文化历史框架放入心理学研究之中，为现代心理寻找文化根基。中国心理学的创新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寻求的应该是研究的现实性，其核心特征体现在对现实社会心理生活的观照和指引中。

其次，在对话过程中，话语权力同样重要。这种话语权力不仅是学术的争论与对话，而且与经济、政治、历史、时代特征等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在目前世界心理学的舞台上，西方尤其美国心理学无疑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力，控制世界心理学的形态和走向。这种话语权制度化之后体现为主导性学术期刊、前沿性研究课题及学术语言、研究资金资助以及评价体系等方面。心理学学科的性质、研究课题及发展方向就这样被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强势话语所控制，并且逐渐被制度化，乃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要打破这种话语权力不均衡的状况，除了非西方心理学的自我努力和寻找对话文本，西方的主流心理学也应该有意地倾听他种文化的声音，把“东方主义”视野下的“他者”(otherness)还原为文化对话中的“他人”(others)。多元文化心理学的意义部分地体现为其道德色彩：西方心理学承认其种族中心主义以及话语霸权，也就是承认与肯定心理学边缘势力的存在和价值，提高他种心理学的尊严、地位和权力[4](609～621)。

二、 什么是中国文化心理学：含义与内容问题

那么，中国文化心理学具体指什么呢？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心理学是指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底蕴，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5](P2)。这种界定表述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内涵，即中国文化心理学探讨的是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是从中国文化视角考察心理学的理论、方法的研究取向。但是，这种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界定仍有许多值得深究和追问的问题：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以文化为底蕴？为什么强调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让我们对这几个问题逐一加以分析。

主—客：主位研究方式重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历史线索，以内部视角观察中国心理学的历史、现状与趋势；客位研究方式重视以现代心理学审视、批判中国传统心理学的价值。主位与客位作为一种研究方略，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讨论。但实际上主位与客位是一对共生性概念[10](P165～171)，在实际研究中是互补关系，都是心理学研究所需要的。无论认为心理学应该以主位方略或是客位方略为研究手段，实际上都没有理解主位与客位的内在联系。而只有出入于主客之间的研究，才能够真正把握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核心。

首先，什么是中国文化？文化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属性的概念。文化随时间变化流动、绵延不绝，传统与现代并不是隔绝的、无关的两种文化，无法以先进与落后来进行区分。文化又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文化的意义突显于国家、区域之间。中国文化不是一个确定性的概念，绝不能以静态化、本质化的方式理解。实际上，用概括化、抽象化的方式概括中国文化，本身就是违背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化是流动的、具体的，中国文化应该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因此，强调中国文化不意味着回归传统，也不意味着刻意拉大中西文化的距离，现实社会心理生活中体现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文化意义。

纵—横：纵向的考察重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资源，横向的考察重视中西心理学体系的关系。这是当前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两种基本路径，一种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一种是中西文化心理学的比较研究。目前看来，这两种研究方向还缺乏有效的沟通，中国心理学思想史研究还未能为中西心理学比较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两种研究方向的整合必将是今后心理学的重要方向。也唯有如此，心理学研究才能有望“纵横天下”、获得学科地位和权威。

再次，中国文化心理学必须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吗？其实，中国文化心理学并不一定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也不一定以获取关于中国人的心理知识为研究目标。从根本上说，中国文化心理学思考的是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以中国文化作为心理学创新的途径和背景，这应该是一种心理学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式上的改变，而并非一种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的特定学问。何友晖等就曾经指出：“成熟的亚洲社会心理学的标志，不是它获得的有关亚洲人的知识本身，而是它用来创造关于社会行为的一般性知识的特殊方法。”[8]

那么，中国文化心理学如何开展这种“特殊而又具有一般性”的研究呢？从研究策略看，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从系统角度，二是从历史角度。

所谓系统角度是从中国文化及其心理学与西方文化及其心理学比较、参照的关系中理解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特有性质，并获得现有心理学边界的开放和拓展途径。这里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避免盲目用西方心理学体系衡量中国文化心理学。二是避免盲目用中国文化心理学否定西方心理学。如上所述，不同心理学体系之间需要的是对话和交流，需要的是从历史脉络中理解一种心理学体系发展形成的过程，盲目武断地划定边界是无利于任何心理学体系发展的。

1.3.3 粗多糖含量及提取率的测定 。将所得粗多糖溶液稀释至适当倍数后得样品溶液，精密移取样品溶液2 mL，按测定标准曲线的方法测定吸光度，由回归方程计算树舌灵芝粗多糖溶液中多糖的浓度，按下式计算树舌灵芝粗多糖溶液中多糖的含量：多糖含量(m0)=C·V·X；多糖得率(%)=m0/m×100%。式中，C为样品溶液中多糖的浓度(mg/mL)，V为样品溶液体积(mL)，X为稀释倍数，m为树舌灵芝干重(g)，m0为多糖含量(mg)。

所谓历史的角度是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考察中国文化与民众心理的相互影响和型塑过程，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学思想的现代意义。理解历史和文化传统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回溯式，一种可以称为对话式。回溯式指在认识历史文化时限于传统框架，试图恢复文化传统的“本来面目”，这显然是一种陷入故纸堆的本质化思维方式。而对话式则把传统理解为一种参照系统，注重传统与现实的对话，寻求在对话中生长出新的理解方式。显然，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必须避免回溯式理解，而应该主张在传统与现实的对话和比照中获得启示，建构新的心理学形态。

三、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方式和方法问题

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来说，从应然到实然、从理想到现实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需要扎实而长期的、具体而基础的研究作保证。这也符合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道”本来就在“路”上，中国文化心理学的道路是在实践中展现的。

中—西：如果要进行心理学创新、创造中国本土的心理学体系，那么如何审视西方心理学的强势传播，如何认识中西文化心理学的关系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今天的心理学面临的是文化并置的局面，多种文化传统的心理学形态和体系并存，各种心理学体系间的关系尚待澄清。毫无疑问，无论中国心理学还是西方心理学都是心理学创新的基础和资源，而由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很多异质性，中西心理学的相互参照就更具积极意义。

在考察中国文化心理学时无法回避几个基本的争论，可以简单概括为几个维度的问题，即：古—今、中—西、纵—横、主—客、异—同。这是研究中国文化、考察中西文化差异通常必须讨论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式。

蔬菜穴盘育苗联合播种机是工厂化育苗的核心设备，包括穴盘供送、底料填充、压穴、播种、二次覆料和淋水等工作。填料及压穴装置与传送装置及播种设备构成完善的穴盘育苗播种机，按照工作顺序是：传送装置、填料装置、压穴装置、播种装置、覆土装置、浇水装置。底料填充应保证填料量精确、均匀，填充后压穴便于播种并使基质紧实度保持一致[5]。填料和压穴工序可保证投种位置和埋种深度，为播种机的精密播种做好准备。本文主要对填料装置和压穴装置进行介绍。

(一)考察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基本维度

其次，文化如何作为底蕴？所谓以中国文化为底蕴，是相对于把中国文化作为考察对象而言。余德慧先生就主张以文化为底蕴和论述背景，而不是以文化作为论述的对象[6](146～202)。但是这种理解是有前提的。以文化为底蕴的潜在假设是研究者必须对于文化具有了相当的把握，研究者能够与研究对象“心心相印”，产生“默会之知”，研究者可以自如地运用文化去共情式地理解研究对象。但当今的问题恰恰是往往研究者本身对于文化并不了解，文化未能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底蕴”，反而造成了“无文化的文化心理学”这一悖论[7](218～238)。以中国文化为论述底蕴的含义是，首先必须充分挖掘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研究者能够把握其中社会心理生活的运作方式，然后在阐释中国人的心理行为时自主运用，进而创造具有特色的研究路径。

1.3.2 密度试验 设置4个密度：75 000，90 000，105 000，120 000 株/hm2，4月 5日播种。分别采用大小行种植：（1）大行距60.0 cm，小行距40.0 cm，株距26.6 cm。（2）大行距 60.0 cm，小行距 40.0 cm，株距22.2 cm。（3）大行距 60.0 cm，小行距 40.0 cm，株距19.0 cm。（4）大行距 60.0 cm，小行距 40.0 cm，株距16.6 cm。4个密度处理均为人工三角穴播，每穴3～5粒，重复3次，随机排列，小区面积60 m2。

古—今：中国文化传统中蕴涵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种思想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宝贵财富。那么如何理解传统的心理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心理学不是与中国文化传统发展同步演进的，而是与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断裂。在中国心理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经过了几次大的挫折和断裂[9]，中国的心理学并不是紧贴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到今天的。心理学研究必须考虑历史维度和时间维度，重视文化传统的演化过程。

异—同：重视发现中西文化心理学的差异，还是力图寻找二者的共同点，即求异还是求同。从价值与意义来说，发现不同文化的心理学体系的差异无疑具有更大的启示性。但另一方面，如果单纯以寻找差异为研究导向，则很容易无意识地受到对立思维的控制，在某种心理学系统的对立面建构新的心理学体系。例如集体主义—个体主义的解释框架就内隐着一种对立化思维，是一种所谓“东方主义”的建构，实质仍然是西方文化看待问题的方式。许多学者也表示，集体主义并不适合解释中国人的心理行为[11](P248～289)。异与同的论断不应是研究者的主观假设，而应该基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具体考察。

实际上，以上这些争论的出现根本上是由于中国文化心理学只能处在一个由西化(westernized)心理学到本土化(indigenized)心理学的道路上，而已经不可能是一种本土(indigenous)心理学[12](P13)。这种具有“文化补偿”性质的心理学发展必然遇到以上问题，这是历史实践形成的不可回避的道路。但是如果把这些争论当作中国文化心理学本身，试图证明中、西、古、今等哪一种视角更为正确，则这种争论就陷入了西方式的二元对立思维。毫无疑问，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必定是多维一体的事情，具备越多的视角与眼光，就能获得越开阔和宏大的理论背景，才越有可能避免比较方法的失衡与偏见。

由公式可以看出，每个个体被选中的概率与其适应度成正比。适应度比例法是最常用的方法，但此方法也存在不足之处：适应度值大的个体被选中的概率大，反之适应度值较低但基因优良的个体被选中的概率较小，这会导致适应度值很高的个体被大量繁殖，种群多样性下降，易产生早熟现象。

(二)考察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原则

以中西文化心理学关系的研究为例，当前的中西心理学比较研究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立场，这给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增添了不必要的理论困境。

一是强加客位式解释。所谓强加客位式解释，是指在进行中西心理学比较研究中，以一方理论为基准去描述、解析其他心理学传统。在实际研究中，常常表现为以西方心理学框架切割、筛淘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13]。不同心理学系统的理论、概念、方法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外在的理解常常是以熟悉的理论替代了陌生的思想，从而导致其他心理学思想的同质化、镜像化。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研究方式的改变，力图转变西化心理学的主客对立思维。

二是相对主义立场。所谓的相对主义立场指出，中西心理学属于不同的心理学传统，均有各自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两种心理学具有“不可通约性”，需要在各自文化传统中加以理解。这种相对主义立场在当前的中西心理学比较研究中非常流行，因为它保证了多种心理学体系各自的合法性，尤其对弱势心理学更具诱惑力。相对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在于它指出了中西心理学属于不同的理论文化传统，给予二者平等的发展空间。但是相对主义一旦与本质主义相连就容易导致被动性排斥意识，刻意筛选文化的特殊性。这基本是一种较消极的文化相对主义心态，其实是另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论调。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看作一组对立思维，是一种主观一元论，即使文化特殊论者，也是相对封闭系统下的本质观[14](P481)。相对主义立场错误地设定了某种先在性、实体性、封闭性，它把西方和中国心理学都视为具有固定边界的实体，这种相对主义人为地剥夺了文化间融通的机会，丧失了互相对照并产生新的理解的土壤。

综合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不难发现，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各大教育机构与高等院校逐渐开始应用大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了解受教育者的个性化需求、评估讲师的教学质量与水平、调整学习知识方法与技巧。此外，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个性化评估结果，各教育研究机构开始着手预测学生未来的学习态度与学习成效、检测学生的学习投入度、情感、学习策略等，从而让教师和教学研发人员能够根据学生评估结果进一步调整教学策略，改进教学课程，更好地达成有效教学的目的[5-6]。

三是比附式论述。所谓比附式论述是指，在某文化或历史条件下摘引出某些点滴论述，比附至较成熟体系身上，借此论证此文化或历史时期也有心理学思想存在。这种论述与强加式客位解释类似，但常常用于证明某种边缘心理学的合法性。比如指出中国古代就有关于某个心理学问题之论述，因此中国不缺乏心理学思想。甚至于说，中国很早就有了关于某某问题的论述，比西方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还早多少年。这种研究本质上是受西方心理学压制而产生的被动反应，是一种复古主义的心态，实际上依旧是在西方心理学体系映照下产生的被动性研究。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强调的是理解的现实性，这既不是被动地倾听研究对象的诉说，也不是利用经典文化的生搬硬套。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在进行中国文化心理学与西方主流心理学的比较时有两种基本的理论态度。一种可以称为先验主义，一种可以称为实用主义，两种比较方式基于不同的隐喻，即镜像隐喻与地图隐喻[15](P153)。镜像隐喻基于表象主义，人们的认识是映照(mirroring)事物，认识过程是对实体的再现；后者基于非表象主义，人们绘制(mapping)事物，去体认、实现未形成的“道”。

由于物体具体滑落没有固定时间，一旦线路重合时，物体还没有脱离输电线路，保护装置将视其为永久性故障，导致线路重合失败。

刘培峰:保护政策认可的传统工艺是现存的工艺,学术研究领域认可的传统工艺可以延伸到已经失传的技术。可以这样认为么?

先验主义是假定有一种先验的实体和本体，它存在于我们的思考之前，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发现。先验主义又可以分为两种，即先验主义的一元论和先验主义的多元论。前者认为实体或真理只有一个，后者则认为存在多个并行的实体。文化相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多元论的先验主义，它假定了先验实体的存在，只不过这种实体或真理有多个，它们共同平行存在，相互之间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实用主义则以解释学为哲学基础，认为真理有待人们去发明、去解释、去创造，而不是预先以固定的形态存在于某处，真理正是在人的寻找和解释中浮现和产生的。解释学打破了实体原则的静止性和普遍性，指出真理并不存在于预先设定的地方，而是存在于反复的理解、释义过程之中，这是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过程，这也是后现代思潮、社会建构论的基本主张。

从文化角度看，文化的意义存在于文化之间，文化就是“文化间性”，文化的本质存在于交流与对话之中。文化不是同质的，而是由诸多价值组成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复合体。西方心理学基于西方文化历史之上，但西方文化也并不是内在同质的，所说的西方心理学也有多种取向，例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就一直存在。中国文化心理学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但是中国文化并不能够用经典文化简单替代，中国文化应该是多种文化样式并存的状态。近年来的文化心理学研究开始关注文化的交流、融合，从文化的并置、文化的变化的角度来讨论文化与心理的关系，这是文化心理学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文化存在于日常经验和生活实践之中，存在于对经验的理解和解释之中，这应该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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