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伦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从 “寡 人” 到 “朕”
——从帝王自称观称谓词发展

吴宇伦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称谓是社会中人际交往在语言中最系统、最直接的反映。称谓不仅能够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因素，还可以大致获悉使用者以及使用对象的地位以及精神风貌。而将作为封建社会中身份最为独特的历代帝王的自称词作为研究对象，我们更可以清楚地洞悉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及时代变迁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称谓语 自称 帝王 古人 朕

语言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它作为区别人类与其他灵长类生物的独特造物，是思想具象化的载体。历经数千年祖祖辈辈智慧的耕耘，语言中积淀了大量的社会文化现象，使用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联想习惯、审美情趣都一一投射到语言的各个方面。作为交际的首要手段的语言在使用的时候，往往蕴涵着社会乃至民族文化的精华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吸收，都要通过语言去实现。因而语言的历史往往同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

人际交往中首先涉及的用语就是称谓语，在任何社会中，称谓语都是人们建立和保持联系的不可缺少的语言手段。在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称谓语往往能体现使用者特定的文化传统习惯，以及民族心理，可以反映出交际者各自社团与职业的特点、地位和身份的差异等等多方面的状况。它绝非简单的记录符号，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仅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同时称谓语更是一种记录社会现象的证据。称谓的产生与种种的演变，总是不免具有鲜明的阶级、时代烙印，这一点在自古以来就强调秩序的中国社会尤甚。因此，传统称谓词是在古代宗法制度、伦理观念的土壤里滋生的。这些称谓词与民族文化、社会特征、时代风尚有密切关系。

传统文化强调“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古汉语中司空见惯的尊称和贱称就是在这种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古代传统礼节要求人们在称呼他人时不能轻易直呼其名。直呼其名是对对方的不恭敬。另一方面，在称谓词的使用上，古人遵循“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的基本原则。

中国早在夏朝就初步建立了君主体制的王朝，而当时也已经产生文字以及先进的技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在夏朝就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称谓已经产生了区分。而身为九五之尊的帝王，无论是出于象征还是实用意义考虑，自称都需要与他人产生区分。这种帝王的自称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也展现着不同的姿态。本文将选出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帝王自称词--“寡人”与“朕”，并进一步分析它们产生的背景以及实际含义，借以一窥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及时代风采。

寡人

在中国古代，除去特定的称谓，我们所熟知的自称词有“余”“吾”“予”“我”等，这也是广大民众所使用的，而且在少数场合也为帝王所使用。但是因为帝王身份特殊，某些场合的需要，以及各个时期对于自谦传统的规定有所差别，就产生或是被定为帝王专用的特殊自称。这具体体现在秦汉时期，便是以“寡人”最为出名。而“寡人”的说法的考证一般有以下三种：

第一，“少德之人”。“寡”本义是少，用于人事，本指老而失偶者，男女均可称，多用来称无夫的妇人。比如《管子·入国》“妇人无夫而寡”。但是，古时候的帝王们都选择用类似词义的“孤”“寡”作为自称，这通常被看做是一种谦称的证明。《老子》第三十九章说道“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外，在第四十二章中又说：“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就连宋代的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校注《孟子·梁惠王上》时，也将“寡人”定位为“寡德之人”。由此可见，谦称的称谓在古代人心中占有很深的比重。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认可这种观点，这便是第二点的由来。

第二，“嫡正”。春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发展起来的宗法制社会，宗法制又是森严的、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中国的古代社会讲究的是“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朝庭之理，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因此，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特定的等级身份，在言谈举止中，任何人都不能超越自己的等级身份，表现在称谓上就形成了这样一条规律：由高到低，层层制约，即称人和自称时一定要根据品级、地位、尊卑、贵贱。

从“寡人”一词在《左传》的使用情况来，在于身份或高贵的郡王或卑微的谋士面前，君王在先秦自称时都使用“寡人”。作为君侯的一国之长，在宗法制度森严的春秋等级制社会，诸侯身处自己封国内等级制度的顶端，是国家的最尊贵者。因此，在和自己的臣民言谈中，他只能使用傲称，根本也不可能使用什么表示“寡德之人”的“寡人”来自谦。从另一方面看，“寡人”一词广泛地使用于诸侯外交中，也说明“寡人”含有“嫡正”之意。以上的分析说明，诸侯对内自称时大多数不使用寡人，而对外言谈中全部使用“寡人”自称。这说明“寡人”是一个在外交中能够标明诸侯特定身份的词，即他的“嫡正”身份。这种自称方式说明，在国家内他是唯一的真正的“嫡长”的寡人，在外交中他是自己国家的唯一的发言人和国君，只有这种合法的嫡正身份，在外交中才能得到其他诸侯国的承认和尊重，才能名正言顺，继而言顺事成，否则在讲究等级和身份的春秋社会，没有嫡正的身份就不被人承认，不被人承认，在春秋社会就会被蠢蠢欲动的各国诸侯讨伐，因此诸侯在外交中随时、处处地表明自己嫡正的“寡人”身份是出于实用以及名望考虑的。

第三，“孝敬”。古代王侯即位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先王驾崩的情况下，而继任者与先王通常有着强烈的血缘羁绊。在崇尚“宗法制”的古代封建社会中，孝顺是重于一切的，因此即使新王有着新继任的喜气，也必须收敛起来，而改自称“寡”，表示被已化身为神明的先王所遗弃的悲痛。而随着时间的演变逐渐被认为是自谦词。

朕

如果说“寡人”的适用范围广泛活跃在春秋战国。那么在古代，最为典型、众所周知的君主帝王的自称，当首推春秋战国之后统一天下的秦始皇从民众手中“夺走”的“朕”了。不过，早在殷周时期，帝王就有自称为“朕”的先例了。《书·汤誓》中“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就是明显的证据。

“朕”，第一人称代词，相当于“我”。《尔雅·释诂》对“朕”的解释是：朕，身也。在先秦时代，“朕”是第一人称代词，无论是尊卑贵贱，人人都可以自称“朕”的。战国时代楚国的屈原虽非一般庶民百姓，但也只不过是个大夫，绝不是帝王君主之属，可是千古传诵的《离骚》诗中，屈原便自称为“朕”：“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而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嬴政规定“天子自称曰朕”。从此，“朕”一词才在整个封建时代皇帝所专用。值得一提的是，不知为何，秦二世不自称为“朕”，这至今未能有确切的解释。

其实，秦始皇之前的统治者，相对还是比较谦虚的。那时的诸侯王常常自称“孤”“不谷”。“孤”本义是独，用于人事，本指无父之孤儿。如《左传·成公十八年》中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不谷”：《诗传》中说谷“善也”，不谷即为“不善”。如《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中“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王重耳：“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此不谷即楚王自称。由此可见，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后，统治者逐渐社舍去了谦卑了，但将“朕”也就应运而生走上了“唯我独尊”的不归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朕”虽然是皇帝的自称，但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它的意思更倾向于“我的”，譬如“勿废朕令”而非“勿废朕之令”，可以看做是的一种代词用法。其次，虽然“朕”字自秦始皇开始为皇帝的专用词，但有时别人也可偶尔一用。例如《后汉书·和殇帝纪》皇太后诏曰：“朕且佐助听政”，这表明“朕”是为实际掌权者所用的一个自称词。

此外，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朕小篆“月”字旁原作“舟”字旁，指木造船的两块木板间隙。以其极为细小譬喻寡德以自谦，类似“寡人”的第二种推测的词义。而根据其他的史料相对比，这恐怕也是许慎一人的望文生义吧。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此之后，“朕”一般只能用作皇帝的自称也代表了正统的地位。例如东汉末年，群雄争霸，割据局面出现，曹操虽然也是魏王，但汉献帝仍然在位，掌握朝廷大权的魏王曹操也只自称“孤”或“本王”，没有自称“朕”，因为他没有称帝；而毫无实权的汉献帝却可自称“朕”，因为汉献帝是皇帝。这也许是曹丕坚持立其父为魏武帝的原因吧，也算是一了曹操的心愿。

由此看来，无论是“寡人”还是“朕”，它们的实际意义都是标榜“嫡正”，号称“正统”，这多多少少也受到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秦始皇作为古代第一个把帝王的称谓提高到最重要地位的帝王，不仅统一各国文字、度量衡，还颁布诏书“命为制，号为诏，天子自称曰朕”。自此之后，我国关于帝王乃至社会各个方面的称谓愈加复杂、讲究、神话，体现出与秦汉之前截然不同的方面复杂的古代称谓词，也体现了人际间的各种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要素，其间充盈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表现了中华民族从古到今重亲情、重人伦、重宗法的道德纲常。古今称谓词也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不断的继承和变化中共存。

［1］袁庭栋.古人称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2］白芳.人际称谓与秦汉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0.

［3］杨立琴.汉语称谓的文化透视.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

［4］李树新.现代汉语称谓词与中国传统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

［5］田久川，田丽.朕字考.东北之窗，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