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舒影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意大利性格的分化与《法尼娜·法尼尼》悲剧之必然

孙舒影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本文从司汤达一贯推崇的意大利性格入手，探讨《法尼娜·法尼尼》爱情悲剧的必然性。意大利性格的核心是激情与力，其表现的形式则是激情之爱与自由意志，此二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地发生分化背离，主人公法尼娜与米西芮里恰代表了这走向两极的力量，他们之间的冲突融合了意大利性格极端化的特点，在表现悲剧必然性的同时彰显了意大利性格激情壮美的力量。

法尼娜·法尼尼 意大利性格 激情之爱 悲剧

司汤达的《法尼娜·法尼尼》集中体现了其所推崇的“意大利人性格”。小说中年轻的郡主法尼娜与烧炭党人米西芮里的爱情悲剧无疑使人深痛扼腕，但更令人唏嘘的是其中由爱生恨、热烈至焚毁的意大利式激情。他们的爱情悲剧看似由无知的冲动与社会矛盾造成，然而其背后是意大利性格中激情之爱与自由意志在特定环境下同源相背的力量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性格悲剧。法尼娜与米西芮里两人恰好代表了意大利性格中相背的两股力量分支，他们之间的爱情悲剧有不可调和的必然性。

一、意大利性格：“激情之爱”与“自由意志”的统一与背离

贯穿司汤达中后期作品序列的，是他移居意大利后所推崇的“意大利性格”与“激情之爱”，此二者包含了司汤达对意大利人文的特殊感情和细致体验。

“意大利性格”不仅是意大利民族在文化上所表现出的一致个性特征，同时也是司汤达致力于挖掘和运用到作品中的精神内蕴，并构成了其为评论界所公认的创作特色。“朗松指出，司汤达全部作品的核心就是描写人的激情、力对幸福的执著追求：而在司汤达看来，世界各民族中最能体现这种‘激情’和‘力’以及‘幸福’观的是意大利民族。”［1］纵观《意大利遗事》和《帕尔马修道院》，可知司汤达所推崇的“意大利性格”表现为不惜一切代价寻求个人的幸福，敢于冲破、挑战一切阻碍。由此可见，意大利性格的核心是激情，这激情源于对个人幸福至高无上的推崇。在具体时代背景下，这种激情又演化成不屈的自由意志和奔放的爱情两种具体表达。前者如《帕尔马修道院》中的法布里斯，后者如《法尼娜·法尼尼》中的年轻郡主。不屈的自由和奔放的爱情这两种意大利激情构成了支撑司汤达笔下所有人物的行动基础。

同时，浓烈的情感总寻求剧烈的表达方式加以宣泄，这也导致了意大利性格的一个特征同时也是缺点，即容易极端化。这极端尤其在追求个人幸福的矛盾不可调和时以激进的姿态展现。《法尼娜·法尼尼》的悲剧原因之一正是走向极端的情感。

“激情之爱”的概念出自司汤达的爱情论著《论爱情》，他将人的爱情从高至劣分为四种：激情之爱，情趣之爱，肉体之爱和虚荣之爱。其中激情之爱最为精纯，以爱情为起因与目的，激情之爱会违背人们的兴趣，使人忘记肉体的欢娱。“爱情如同身体发烧，其产生与消失丝毫不以人的意志转移。”［2］司汤达尤其探讨了激情之爱对女性心理的影响，坠入爱网的女子不仅更加骄傲，而且有极具爆发性的勇气：“一位高贵的女子宁可牺牲她的全部幸福，也不让恋人对她咄咄逼人的傲气有半点怀疑。”“比起男子来，女子的勇气有一个更大的武库，往往在危险的情况下激发出她们的自尊。”［3］

“激情之爱”与意大利性格有着高度的同一性，前者源于后者，激情之爱正是由意大利激情中奔放的爱情观产生，契合点是意大利性格中的“激情”。此外《论爱情》的灵感与素材均来源于司汤达旅居意大利的所见所闻，所以 “激情之爱”可以说是专门描写意大利人的爱情。正是意大利性格中的激情因素产生了激情之爱，而爱情的力量又更加鼓舞人们不顾一切遵循激情的指引。《法尼娜·法尼尼》中法尼娜炽热至焚毁的爱情正是激情之爱的写照。

但激情之爱并不能完全与意大利性格合并，二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背离性。意大利激情的另一核心是自由，对自由的追求成了支撑整个民族的意志，一旦遇到民族危机或时代动荡，这种意志总是呈现出惊人的“力”，体现之一便是轰轰烈烈的烧炭党人运动。为祖国不惜献出一切的冲动、崇高的使命感使意大利人愿意抛弃一切寻求自由，甚至舍弃爱情的自由。这时意大利性格与激情之爱便产生了巨大的背驰力量。

综上所述，意大利性格的核心因素是激情，激情一方面衍生出了男女间的激情之爱，另一方面又鼓舞了人们对自由的欲望，催生出剧烈的爱国情感。爱情与自由二者在根基处彼此相连，相辅相生，但在发展过程中又易二律背反，这尤其体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社会与时代的震荡分离出意大利性格中的激情之爱与自由意志，二者常走向相反的两极。司汤达在作品中总是描写这种分离的必然性，小说中的人物通常与社会环境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人物性格的激烈冲突中表现不同“力”的抗争。

二、法尼娜与米西芮里：两极力量的化身

《法尼娜·法尼尼》中的男女主人公恰好对应了二律背反中的两极，法尼娜·法尼尼是激情之爱的化身，米西芮里身上则倾注了自由的意志。

法尼娜·法尼尼坠入爱情的表现完全印证了司汤达在《论爱情》中阐释的七个阶段：初见米西芮里（克莱芒婷）时的惊叹，甚至不顾性别地一头坠入，经过怀疑和试探后爱情诞生，最后激情吞噬了理性。为了表现这种激情之爱的迅猛，司汤达直接描写人物坠入爱情的行动而略过了心理斗争的细致刻绘，爱情的拉锯并不是二人的主要羁绊，所以常常前一秒法尼娜还在恼怒于尊严的失去，后一秒又不管不顾投入爱人的怀抱。

法尼娜·法尼尼是一个饱含着过量生命激情的女子，身为郡主小姐，正值青春，美貌力压群芳，却过着19世纪贵族呆板的生活。她需要在爱情中消耗这过于饱和的激情，然而她的聪慧骄傲又使她凌驾于庸碌的贵族男人之上，她讨厌他们的虚浮与浅薄，声称宁愿爱上逃亡的烧炭党人，因为“他至少还做了点事”。然而她并不了解烧炭党人，在米西芮里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惊恐与愤怒，并且从她之后告密的行动上来看她并不真正关心所谓的革命事业。法尼娜所想的是摆脱沉闷贵族生活圈子的桎梏，宣泄自己的“激情”，烧炭党人离经叛道的舆论形象无形中给她刺激，让她潜意识里将烧炭党人与激情画了等号。她初见米西芮里，也是被“血”、“掩藏”等神秘气息所迅速吸引，从而陷入爱情。司汤达《论爱情》中阐述：“一个女子，如果说爱上一个人，不如说，她爱上的是她的想象。”［4］所以她爱上米西芮里的动因实际上很大程度归因于她自己关于激情的幻想。

其次，对法尼娜而言，不仅爱情的产生符合 “激情之爱”，而且在捍卫爱情时也显示出激情。如她所宣称的：“从今以后，我命里注定要无所不为。为了你，我要毁掉我自己。”［5］当米西芮里在祖国与爱情之间偏向前者时，法尼娜感到的是激情的无所回报。她在米西芮里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激情之爱，渴望在对方身上找到这种生命激情的印证，这印证便是米西芮里同等程度的激情之爱。他们曾短暂有过这种纯粹激情的爱，但米西芮里很快便将情感的天平偏向了自由意志。此刻法尼娜不仅感到骄傲被践踏，更多的是激情之爱无处安放的惶惑。烧炭党此时对于法尼娜来说只是一个与她抢夺米西芮里的情敌，所以她以告密这样一个幼稚而疯狂的举动来维护爱情。

而之后营救米西芮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激情之爱的变相持续。在她向米西芮里隐藏告密真相时，曾一度受谎言责难感到爱情的流失“同他说到爱情，她觉得她就象在做戏一样。”［6］而当米西芮里被捕后，这种激情之爱在危机的考验下又勃发起来，法尼娜通过营救米西芮里一方面以赎罪冲淡负疚感，另一方面在不择手段的营救中自我验证这种激情之爱。“不，我要你知道，我在爱你的心情之下，做了些什么。”“这都算不了什么。为了爱你，我还干别的事来的。”［7］这实际上暗含了某种夸耀，以行动的疯狂向情人，更是向自己证明自己的爱。

米西芮里的形象是“意大利性格”另一个分支，同样以激情作为驱动力，但米西芮里将激情全部倾注在祖国自由的争取上。从始至终，他对自己最根本的身份认定就是烧炭党人，这个身份与自由最紧密相连，这个身份给了他激情与驱动，同时也给了他责任与约束，当最后这个身份被剥夺时，他生命的激情便也随之枯槁。

通过小说中的描述可知烧炭党人人员参差不齐，武装落后，资金短缺，并不能形成有规模有计划的革命力量。但在这股激情的支撑下，即便面临此种情况，米西芮里的革命意志也依然毫不动摇。“那些混账的统治者，把我在监狱里头关了十三个月，不许我看见白昼的亮光，还以为摧毁了我的勇气！意大利，你真太不幸了，要是你的子女为了一点点小事就把你丢了的话！”［8］他的勇敢、正义、智慧等人格魅力都是在革命的过程中展现。

这自由的意志是排他的，绝不容许“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存在。他一直在革命与爱情中做艰难的选择，可见他身上同样有激情之爱的性格分支，他在与法尼娜的爱情纠缠中也表现出热恋的挣扎，但追求自由意志的巨大力量最终将他拉扯过去，这激情迫使他将一切精力都投注到自由事业中去，于是法尼娜才感到“只有谈起他的政治任务，他的声调才显出深厚的感情。”同时，凭着这股对自由的激情，米西芮里深深崇拜着拿破仑，拿破仑的确在当时的意大利掀起一股崇拜热潮，但须知任何崇拜与信仰都是外在理论与自身内在精神的契合，若米西芮里没有饱满的对自由的激情，没有使命感的巨大驱动力，那么拿破仑的“他们同他们的情妇谈自由”一句讽刺必然不会给他带来深深的痛苦。由此可见米西芮里抛却爱情投身革命，不仅是时代的需求在有志青年人身上的反映，同时更是意大利人自身性格中对自由巨大“激情”与“力”的主动诉求。

由此可见，法尼娜·法尼尼与米西芮里身上有意识的倾注了司汤达对意大利性格中两股力量分化背离的思索。法尼娜代表了纯粹的激情之爱，米西芮里代表了被激起的自由意志，而二者的背离是时代动荡的影响施加于意大利性格的必然结果。

三、悲剧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法尼娜·法尼尼与米西芮里的爱情悲剧不仅仅在于二者代表了向背驰的两股激情力量，更在于这两股力量在矛盾冲突面前都呈现出极端的解决方式，这极端化的激情与各自的人性弱点结合，最终导致了爱的无出路。而司汤达以此爱情悲剧不仅表现了意大利性格激情背后蛰伏的危险性，同时也揭示出烧炭党人革命的历史局限。

首先，法尼娜与米西芮里一直处于一个对立相持的力量对抗之中，这对抗主要表现为米西芮里与法尼娜的感情拉锯。法尼娜以灼热的爱情试图挽留米西芮里，欲擒故纵等技俩全部用上，甚至舍弃骄傲吐露衷肠。米西芮里无数次在法尼娜与烧炭党人之间徘徊，中途曾有过放弃的念头：“他又心软了，直想回罗马看看法尼娜在什么。这种疯狂的念头眼看就要战胜他所谓的责任了。”“啊！这件事要是不成功，再被政府破获的话，我就离开党不干了。”［9］但追求自由意志的力量最终占了上风。常有评论认为法尼娜与米西芮里分别代表了激情与理智之间的矛盾，其实法尼娜何尝没有计谋的理智，而米西芮里同样为另一种更广大的激情摄住。所以二者的冲突一开始就不是理性能够判夺的，它只关乎 “激情”与“力”。

其次，法尼娜与米西芮里在矛盾无法寻求解决时都表现出了意大利性格中的极端化特征，以极端的方式对抗彼此。

法尼娜的极端表现为理性完全服从于激情之爱的摆控。法尼娜并不是传统小说中的贵族傻小姐，她有头脑与计谋，在营救米西芮里的过程中，法尼娜显示出了极大的女性智慧与魅力，她懂得如何发挥自己女性魅力中骄纵可爱的一面，让男人对她言听计从，最为精彩的一幕便是法尼娜与喀唐萨拉大人的斡旋，既凶蛮沉着又灵巧乖张，步步为营，计划周密。但法尼娜的理性是以激情为基础的，她用尽一切智慧与手段，只为了满足爱的需求，而激情之爱在这样一种极端化的追求下变成以占有为最终目的。激情是她一切行动的原动力，司汤达既褒奖颂扬了这种激情之爱的单纯与力量，同时也揭示了纯粹欲望驱使下的激情的破坏性。小说中最大的情节突转变是法尼娜的告密，在情爱欲望受到阻碍时，原本吸引她的烧炭党人与民主革命都成为她咒骂的对象。法尼娜的激情原于人最本质最原始的欲望，因此她可以冲破社会的条框界限，做出与米西芮里私自结合这样的惊世之举；但勇敢的背面是盲目，而在理智失去独立作用时，激情之爱往往招致焚毁。正是在这样极端幼稚与极端聪慧的强烈对比下，凸显出了激情之爱走向极端的疯狂。

米西芮里的极端不仅在于以排他的心态看待爱情，而且在于对革命盲目的冲动与牺牲。只因听到巡警辱骂烧炭党人便冲动上去打他一巴掌，导致全城搜捕；以直接杀宪兵的粗暴方式表现爱国激情。他对革命始终抱着一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内心深处希望以一种符合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完成革命。因此他拒绝法尼娜的求婚和金钱资助，同时常陷入无谓的感情折磨。

盲目的英雄主义冲动又极易转化为轻易的颓唐，在争取自由受阻时，便不顾一切地寻求牺牲，以证明自己的爱国激情。因此在革命同伴因告密而被抓捕后，作为仅存的革命希望，米西芮里选择的不是另谋计划，而是绝望地自首，“我对我们的事业灰心了。上天在同我们作对……”由于支撑他行动的是冲动的英雄主义激情，所以他不能容忍苟且偷安这样迂回的革命道路，同时革命的挫败使他激情无处宣泄，于是一蹶不振，最终熄灭，而一旦作为自由意志基础的激情垮塌，宗教伦理、封建等级又卷土重来，以致法尼娜将他救出来时，他冰冷而衰老，自怨自艾，自责自己“不符合基督精神”的爱情。

最后，法尼娜与米西芮里身上都有人性本身的缺陷，这缺陷与极端化的激情力量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爱情悲剧的无法挽回。

法尼娜的个性缺陷在于骄傲与自私，她自身的出色养成她强烈的自尊，贵族小姐的任性自私已成为她性格中的一部分，所以当米西芮里要离开她时她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平静的威仪。她始终秉持着这份骄傲，自信米西芮里一定会选择她。当米西芮里拒绝了她之后，她有一种骄傲被轻视的愤怒，“忽然法尼娜起了离开他、回罗马的心思。她责备自己方才说话软弱，她感到一种残酷的喜悦。”

同时，米西芮里极端的冲动下有自卑心理作祟，在两人相识的开端米西芮里就碍于自己“低微的出身”和“不愿抛弃的男子应有的尊严”而对法尼娜隐瞒自己爱情，这自卑一直横亘米西芮里心间，使他始终踌躇软弱，总是顾虑法尼娜身边的贵族青年们，不能坚定地追求爱情。

法尼娜·法尼尼与烧炭党人米西芮里的悲剧，是意大利性格不可调和的力量冲突，正因为如此浓烈、震荡的力的碰撞，才为这一爱情悲剧增添了壮美的力量。这样的激情拒绝中庸与调和，总在一种急速剧烈的燃烧中走向极端，司汤达虽然在《法尼娜·法尼尼》中表现了意大利性格易分化倾覆，但看得出作者对这样一种饱含生命力的激情依然持推崇态度。同时，作者对烧炭党人自身革命力量与心智的不成熟也做了客观描写，是一篇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杰作。

［1］朱维之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2］司汤达.十九世纪的爱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2: 16.

［3］司汤达.十九世纪的爱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2: 80.

［4］司汤达.十九世纪的爱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2: 21.

［5］［6］［7］［8］［9］法尼娜·法尼尼.外国短篇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