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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中的自传性人物看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观

2014-03-06王玥琳

文教资料 2014年36期
关键词:列文卡列尼宗教观

王玥琳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从《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中的自传性人物看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观

王玥琳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作为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品,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书中两个主人公——“列文”和“聂赫柳朵夫”,正是托尔斯泰本人精神世界的倒影,被文学评论家称为“自传性人物”。本文将选择这一切入点,浅析其所反映出的托尔斯泰的宗教观。

自传性人物 生命价值 宗教

列夫·托尔斯泰对于生命价值的思索贯穿其一生,而最后却在宗教里找到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其宗教观,甚至是世界观的构建是经历了无数次推翻—重建后形成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早期质疑

早年,托尔斯泰同周围的孩子一样,都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然而做祷告、领圣餐在他看来,只是一种习惯的维持,并没有虔诚的信仰作为支撑。“由于我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因此他从十六岁开始便不做祷告,不主动上教堂。他对宗教始终保留着一份敬仰,然而因为“不清楚这些关于基督和他的学说的实质”,总归没有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

正是因为托尔斯泰自小对宗教的一份质疑,使得他更加热切地想探索人生的意义。他尝试着从知识的角度对人生意义进行解答。然而不论是从思辨哲学,还是自然科学中,他都没有找到答案。在托尔斯泰看来,思辨哲学对于生命因果现象的研究,只是虚伪地胡说八道,不论是法学、社会学、历史学,都只能基于本学科提出片面的观点。而自然科学只是对于生命的表象作出基本的阐释——“如果一个人真诚地问‘我该怎样生活?’他就不会满足于‘你去研究无限空间之内的无数粒子在时间和复杂性方面的无穷变化,就会理解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回答。”

在知识领域得不到解答的托尔斯泰,便去生活中寻找,然而他发现周围的人对于生命的探求,无外乎四种方式:浑浑噩噩、寻欢作乐、自杀或是无所作为。他自身就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之中,而纵观其他三种状态,只有自杀是唯一可借鉴的道路。他发现这条路也是无解的,是一条死路,因此痛苦不堪。

可以说,从少年到中年,托尔斯泰始终对宗教,对其中的教义以及上帝是否存在等一系列问题抱着一份自己的怀疑。

二、后期接受

写《安娜·卡列尼娜》之时,正是托尔斯泰世界观最激荡并进行着种种推翻、重建的过程。因此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很大一部分都反映在了书中的自传性人物——列文身上。列文因为和基蒂来之不易的婚姻而感到无比的幸福,暂时抛下了对于土地、农民关系的思考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一门心思地沉浸在幸福之中。而托尔斯泰也因为幸福的家庭生活,“撇下了对生命总目的的任何探索,进而全部集中在家庭、妻子、孩子,以及如何增加生活资料中了。”

在这一时期,列文对于宗教的态度是被动地接受,“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他全然因为不领忏悔证书便不能结婚而接受圣礼,在受圣礼的过程中也保持着怀疑的心情,但依旧老老实实地按照要求祷告、忏悔。在自己的婚礼上,虽然不甚清楚其中的程序,还是在神父的指导下完成了整个仪式。“既不相信所做事情的意义,也不能将此看为无聊的形式而淡然处之。”从中可以反映出,在这一阶段,托尔斯泰虽然依旧抱着对宗教的怀疑和坚定自己不是信徒的理念,却并未对宗教的仪式、流程有任何非议。

而到了《复活》之中,就存在着全然不同的面貌了。众所周知,在写《复活》之际,托尔斯泰已经是年过八十的垂垂老翁,他的世界观在早年的不断被推翻、重建的过程中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确立。在长时间的探索之后,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那就是信仰。“当我对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的时候,我就活不成。假如我没有必定会寻到上帝的这种朦胧的希望,我早就自杀了。只有当我感觉到他的存在,找到他的时候,我才会生活下去”。

之前的一系列的关于人生、存在意义的探索,他在知识与生活中均没有找到的答案,最终在宗教中得到了解答。“不会被死亡毁灭的意义是什么——和永恒的上帝结合。”如同一个在沙漠中行走良久而寻水不得的旅人,在焦渴难耐中终于发现清冽的甘泉一般,困扰托尔斯泰半生的问题,也最终在摸索中得到了解答。

三、对宗教仪式的态度

与其他信徒不同,托尔斯泰对于宗教并不盲从,具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这可以体现在其对宗教仪式的态度上。他不把圣礼中的红酒和面包看为上帝的血和肉,也不相信那些只为了生计,为了面包和享乐而担任圣职的司祭是来传播上帝的旨意的。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不是这些表面的、空洞而滑稽的仪式,而是对于人类生命意义的认知。

因此,在《复活》的第一部中,我们能够看到托尔斯泰用了三十九和四十这两个章节来描写犯人们在教堂里所做的礼拜,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是以基督的名义对基督本人的嘲弄。”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诵经士紧张而又古怪,司祭为犯人们所念的祷词单薄而乏味,充斥着感叹语气和虚张声势,他跪下去叩头,典狱长、看守、囚犯也必须学着他的样子下跪。脚铐声哗啦哗啦,和司祭尖利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滑稽。

司祭心安理得地做着这一切,是因为他靠着这种礼拜收入钱财,送儿女上学。典狱长和看守从不知道这些仪式的含义,只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而笃定非常。只有少数的犯人看透这类仪式“纯属骗局”。三种人,三种描写,便将三种心态体现地淋漓尽致。托尔斯泰对于这类宗教仪式的批判也有了更深的力度。

四、对异教的态度

托尔斯泰在宗教认知上的进步和宗教观的逐步成熟,还表现在对于其他宗教组织的理解上。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后一章里,列文领悟了教会是集中了一群对于神有相同理解,对于美有相同追求,并且笃信教义的教徒的组织。然而随后又质疑起了犹太人、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等所谓“异教徒”的存在。“难道这几亿人口就被剥夺了那种最高的幸福吗?没有那种幸福,人生就毫无意义了。”列文的疑问,也是托尔斯泰在看到教义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之后的疑问,“为什么真理不在路德教、天主教那里,而在正教这里呢?”显然,在这时,面对林立的其他宗教,以及同一宗教内部的不和与冲突,让托尔斯泰更深一层地考虑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对所谓“异教徒”需采取的态度。

而在《复活》之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在《复活》第三部第二十二章中,聂赫柳朵夫为革命者克雷里卓夫的死亡而伤怀不已,更因为玛斯洛娃最终选择了西蒙松却没有和他在一起而抑制不住的难受。此时,教堂里的钟声响起,所有人都脱下帽子,在胸前画着十字祷告,唯独一个头发蓬乱的老人没有祷告。聂赫柳朵夫注意到他,便问他为什么不祷告。老人却说他不信仰任何宗教,只信他自己。他认为世界上之所以存在各种宗教,是因为“人都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

“信仰有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大家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同舟共济。只要人人保持本色,就能齐心协力。”老人关于宗教的这一段话,恰巧是对于列文提问的最佳解答。信仰是多样的,每个人的选择有所不同,然而只要每个人心中存在着信仰,那么其所做的、所看到的其实是相同的。这是一个求同存异的理论。这一时期的托尔斯泰,视信仰为生存的前提,而对所谓的“异教”也抱有宽容的心态和包容的态度。

这也体现出了“托尔斯泰主义”中博爱,和反对暴力的特点。从中古时期的“十字军东征”、“火烧异端”等事件,可以看出一种宗教对于不同的教派,甚至是同一种宗教内部不同的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冲突有时仅限于宗教间的差异,有时却可以上升到民族甚至国家之间的问题。

托尔斯泰在构建其宗教世界观之时,对于教派林立这一现象也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如果两种信仰都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对方是谬误,那么,由于指望把同胞吸引到真理方面来,他们必然要宣扬自己的教义。”但他同时却大力反对运用强力来传播自己的宗教。因此后来形成了博爱的思想。即那个老翁所说的,只要人人都能保持本色,保持本心,所有的人,不论信仰的宗教是否相同,都可以齐心协力。

五、宗教倾向性

纵观《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虽然在此时依旧处于对宗教的质疑和世界观的建构之中,然而其思想却已经朝向宗教靠近,并认为宗教可以解决长久以来困惑他的问题了。书中的基蒂,在被弗龙斯基抛弃之后,走入了人生的低谷。在跟随家人到德国温泉疗养时,被一位叫瓦莲卡的姑娘的高尚的道德和情操所打动,感到自己的不足,并对她敞开被弗龙斯基伤害的心扉。而瓦莲卡照顾病人的耐心,对朋友的友善,都来自她笃定信奉的宗教,因此基蒂认为“这是一种崇高的、神秘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人不仅能够按照吩咐相信它,而且也能够热爱它。”这个帮助基蒂从低谷中走出来的瓦莲卡,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宗教力量,而这份力量,正是托尔斯泰所渴求的。

书中的另一个人物——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在妻子出轨时虽然做出挽救,但依旧无法挽回她渐行渐远的心,在社交界中更是因为这件事大失颜面,名誉受到威胁,因此仇恨安娜,甚至希望她在生产中死去。但后来,面对生产中憔悴的安娜,他心中的宗教情感使他产生了一种向善的力量,他饶恕了“不贞”的妻子,甚至对那个不是自己骨肉的小女孩产生了“一种特别慈爱感情”。

这两个例证,可以看出托尔斯泰虽然存疑,但不觉将宗教放到了极高的位置上,赞美宗教,讴歌上帝,这也是他崭新宗教观的萌芽。

到了《复活》中,宗教便已经变成了聂赫柳朵夫最终的心之归宿。在见到监狱中的种种恶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之后,他想:“问题的症结在于,那些人把不成其为法律的东西当做法律,却不承认上帝亲自铭刻在人们心里的永恒不变的律法才是法律。”如同《约翰福音》中所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因此没有惩罚别人的权利,这也是为什么在酷刑律法下依旧有无数的人犯罪、违法。他将希望寄托于建立福音书里所描绘的崭新的秩序,并认为可以通过其建立起地上的天国。这是托尔斯泰理想的寄托,更是他对于美好天国的探寻。

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自传性人物来摸索托尔斯泰对于宗教态度的逐步转变,到最终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宗教观以及虔诚实行的过程。

[1]列夫·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忏悔录[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

[2]罗曼·罗兰.托尔斯泰传[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3]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日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984.

[4]李晓卫.简论列夫·托尔斯泰宗教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关系[J].甘肃社会科学,1998.

[5]张兴宇.《复活》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哲学[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6]于洋.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及思想矛盾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体现[J].北方文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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