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沛怡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是沈从文先生的姨妹张充和对他的评价。尽管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沈从文始终带着一颗赤子之心真诚地活着，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活在追梦的路上。他努力地想通过构建一个理想的人生形式去弥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的理想体现了对家乡、对民族、对人类的大爱，体现了他独特的思想魅力和人格魅力。

沈从文出生于湘西古城凤凰，这是一个保持着近乎原始的生活方式，近代物质、精神文明之风几乎吹不到的边陲之地。作为其中的一员，沈从文不但十分熟悉这种原始形态的湘西生活，而且完整地继承了具有湘西特点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形成了他天生的“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的价值观和对故乡优美的自然风光、古朴的民风民俗深深的热爱之情。然而故乡留给他的记忆并不都是美好的，沈从文在十四五岁入伍后，经历了湘黔川军阀之间数年战乱，亲眼看到沅州城南门的斑斑血迹，保靖城西门的累累尸骨和一次杀人五千的惨象。这个被残酷政治扭曲了的世界与湘西的秀丽风光、古朴民俗以及历史文明形成了太大的差距，让沈从文感受到了恶势力的可怕和卑劣人性的可憎，于是，他怀着强烈的渴望和对新生活的憧憬，离开了湘西，来到了大城市北京，到外面的世界谋求新的人生。但在深入的观察和体验之后，他美好的憧憬消失了。他看到的是上流社会的虚伪、庸俗、卑劣、伦理道德的丧失还有下层人民的贫穷、落魄和饱受苦难。灯红酒绿、人欲横流和在卑微中挣扎这两种人生形式都让沈从文对现代文明充满了失望和鄙夷，他深刻地感觉到，“文明”在营造出繁华高贵的表象背后，是人性的空前危机，它衍生出人的生存环境、人的本质的变异。而传统文化中“事故”、“懒惰”等因素更是加速了人性的沦落。

这一系列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体验，一方面使沈从文认识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矛盾，另一方面使他看到了文明与自然的矛盾，看到了伴随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有悖于人性健康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给自然健全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人生美造成的退化和伤害。作为一个对故乡、对民族有着强烈的热爱之情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带着一种对湘西社会和民族的“悲悯心和责任心”［1］，构建了一个理想的人生形式，去引导人们“将过去和当前对照”［2］，思考“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塑，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3］。于是他把追求理想生活的眼光又转向他记忆中美好的湘西故土。生活中受到城市冷遇而产生的不满心理，使得沈从文的乡土情绪愈加浓烈，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湘西的丑恶，幻化出湘西的美丽，所以他投回湘西的目光，更多的带有自己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体现出独特的社会批判和人生批判。当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求交织在文字的海洋里，就有了其代表作《边城》中所表现的爱与美相结合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4］的理想的人生形式。

沈从文从正面提取了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人生形式，把自我饱满的情绪投注到变成子民的身上，不仅表现了自然美，更有与自然合二为一的人情美、人性美。《边城》开头花了三章的笔墨集中描绘了边城的山水图画与风俗习惯，呈现出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边城生活风貌。满目苍翠的大山、青翠的竹林，清澈见底的碧水，古老的青石，绿水中的船只，还有掩映绿水间的吊脚楼，俨然够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杰往往源于地灵，茶峒的青山绿水翠竹把茶峒人熏染得醇厚恬淡而富有灵气，始终保持着人性的美好与本真。这在主人公翠翠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小说在描写翠翠时，着重从自然气质的角度去展示她的生存状态与内心情绪，突出她与大自然、与青山绿水的相容性，从中显示出她的自然人性之美与内在的神性之美：“翠翠在风里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翠翠对爱情始终如一的执着与期盼，完全是出自自然本心和质朴美好的善良天性，她不急不怒，也不怨天尤人，而是顺乎自然地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执着而深情。翠翠身上存在着一种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的人性美，其性格发展与生命状态都建立在这种自然气质的基础上。这样的翠翠也只会孕育在湘西这样神奇而充满牧歌性的地方。翠翠身上寄予了沈从文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表现了湘西生命形式的优异品质与诗意内涵。

边城人民身上不仅有与自然相融合的气质，更有用生命和爱诠释的人性光辉。老船夫是纯朴民性的集中体现者，他对于外孙女的关心疼爱，体现了他的宽厚仁爱，他对待钱财重义忘利的态度与助人为乐、恪尽职守的处事方式，体现了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浸染下的理想化人性形态，代表了一种符合民族传统美德的生命形式。船总顺顺也是一个像老船夫一样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物，他“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一面从水上赚来钱，一面就这样洒脱散去”，“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当老船夫猝然离世后，他放下心中对老船夫的一丝埋怨，积极为老船夫筹备丧事，对翠翠的关照也无微不至。顺顺的身上表现出淳朴、仁厚的侠义品格，显示出一种自然、健康的人性美。沈从文的很多作品中都表现了对于这种纯真自然人性的礼赞，如《长河》中的夭夭，虽然是家中最小、最受宠爱的娇女，既不仗势骄横，也不恃宠耍蛮，对人温和善良，对那个无家无室、无儿无女的老水手满满，像亲人一样处处照顾，呵护有加；即使从不相识的路人走过橘园，夭夭也会选最大最好的橘子给人吃，分文不取。他们总是用天真无瑕的眼睛看待万事万物，用无私的胸怀和满腔的热情对待他人。

《边城》中描绘的湘西茶峒独特的风土人情，同样是美好而纯粹的人性的写真。比如端午时节的划船捉鸭的竞技，是茶峒乡俗中英雄诞生的方式，没有轰轰烈烈，也不需要惊涛骇浪，茶峒人一方面享受节日的喜庆与欢乐，另一方面寻找自己心目中的勇士英雄，表达对他们的敬意与自豪。“女人身上的交易”在风土人情中最为独特，虽言交易，但用情之真令人瞠目，“痴到无可形容”。正如文中所说的，“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耻辱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小说中还表现了青年人“走马路”、“走车路”两种找对象的方式。“走车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求婚方式。“走马路”则是由青年自己用对歌的方式选择对象。小说中男青年要唱三年六个月的歌，直到女孩满意为止。在天保、傩送兄弟二人同时爱上了翠翠时，二人对于爱情的追求并不作兴情人奉送也不大打出手，他们采用了“走马路”的方式：“两个轮流唱下去……大老不善于唱歌，轮到大老唱时也仍由二老代替，两人以运气命运来决定自己的幸福。”在面对具有自私属性的爱情时，他们不含任何私欲，不用任何伎俩，不选择任何有伤感情的方式，通过以“爱”为纽带的兄弟情展示了人性的善良无私、仁厚淳朴。沈从文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努力地建构心灵深处的人性乌托邦，讴歌古朴美好的人性而抨击异化的人性。

然而，作者并没有忽略30年代回乡时所看到的家乡的变化。他这样描述所看到的变化：“表面看来事物自然都有了很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神鬼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5］作者理性地认识到了那自由自在的生命背后隐藏着的生存危机，也看到了理想在现实面前的不堪一击。小说的后半部分充满着不凑巧，翠翠深爱着傩送，可顺顺偏偏派人为天保作媒；傩送深爱着翠翠，却不曾想团总以一座碾坊为嫁妆替自己的女儿提亲；傩送为翠翠唱了一夜情歌，偏偏翠翠睡着了，而老船夫又错以为唱歌的人是天保；天保眼看爱情无望，就把机会让给弟弟，自己下青浪滩却溺水身亡。老船夫在一个雷雨之夜离开了人世，而傩送也因为哥哥的死、翠翠的不理会、还有父亲强迫他接受却不愿接受的碾坊赌气离开了茶峒，只留下翠翠在碧溪咀无望地等待。

沈从文为自己理想的人生形式设置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一连串的不凑巧，足可以看出沈从文游移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心理。湘西人民最富有生命力，即使环境再恶劣，人生再不幸，他们也能执着倔犟地活着。作家在赞美这种精神的同时，也满怀着忧愁，“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到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6］。他们活在无人知道的地方，那么混沌，那么微不足道。沈从文悲悯他们的命运，继而担心他们的未来，“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制驭，终于衰亡消灭”［7］。事实上，沈从文的担心已变成了现实，传统的观念、世俗的心理、都市的文明，还有许许多多可知或不可知的东西，正在改变着湘西人民的生活，庄严与神圣正在褪色，庸俗正在占据人们的心。《边城》中天性豪爽侠义的顺顺，一直对那座碾坊很动心，拗不过傩送，才心痛地舍去，但心中总是耿耿于怀。碾坊作为物质的象征，隐喻了边城人已受到了物质文明的冲击，这让作者感到痛心和失望，对于心中的理想，他已经慢慢地失去了实现他的信心。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丑恶影响太强大，而人性的那层美好外壳又太脆弱，因此这种理想在现实面前得不到实现的哀痛，使得《边城》中故事内在的悲剧感更加增强。

故事的结局是那样耐人寻味：“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多么美丽而哀伤啊。或许，也许永远不会来也许明天回来的不仅仅是傩送，它包含了作者心中所有的理想与希望。作者对故事中的时间作了模糊的处理，他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这也许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在时间的不确定性中寄予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使这种理想的人生形式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它既存在于读者无法体验的“过去”与“未来”，也存在于读者可以体验到的“现在”，这种理想的人性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是沈从文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眷注。可以说，这样的结局仍然给人一丝希望，我想这和作者自身不悲观的赤诚性情以及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很大的关系。他的赤子之心，让他尽管产生了强烈的悲壮情绪，但依然保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此外，在心灵深处，作者还是期待着将这种理想化的人生形式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去重造民族的性格，重造美好的社会。他极力使读者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的倾心，对健康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庸俗自私的极端憎恶，以引起读者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种种自私虚伪庸俗的人生，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的因素也仍然保留在国民的性格里，因此年轻的我们更应该继承沈从文先生的文化理想，从自身做起对民族性格的改造、美好人性的回归贡献一份力量，不管理想有多遥远，只要通过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变成现实。

［1］散文选译·序.沈从文文集（第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

［2］［3］［5］《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7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4］《从文小说习作选》序.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VOL11.

［6］湘西·水云.沈从文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箱子岩.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VOL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