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可欣

（南京师范大学 12级汉语言文科基地班，江苏 南京 210097）

沈从文写作《边城》的动机说得很明白：“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于人性”是他所想表现出的人生形式的完美状态。而这种状态在《边城》中也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诠释。

作为小说，沈从文在《边城》中表现的湘西世界是虚构的。虽然他的湘西世界融入了家乡的真实，也表现了乡土作家的乡愁，但在《边城》中展现的人性美、人情美和自然环境美还是从它们的过分理想化中明显看出了虚构的成分。

可以说，“边城”是沈从文虚构出来的，他心目中的“桃花源”。陶渊明的桃花源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场面，在沈从文的“边城”中多有体现。比较来说，二者都有道家“无为”“道法自然”的思想意识存在，陶渊明表现的这些主要从民风中得以体现，沈从文则是从民风民俗到个人品性都做了具体生动的阐述。而我所认为的沈从文笔下的理想人生形式最主要的就是 “自然”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既是产生于自然，与自然和谐相融，也是不悖于人性的。

一、自然的生活环境

《边城》开篇对环境的描写花了大量的篇幅：“小溪流下去，绕山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的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这些富有韵律美的环境描写中，表现出的是一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是一个“人类诗意的栖居地”。这样的环境才孕育出健康自然的湘西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谓自然的环境，并不仅仅是完全“大自然”的，这其中无处没有人类的身影：“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仅从这一点来看，沈从文的描写与魏晋陶渊明的描写异曲同工：“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湘西世界中，人类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正与陶渊明笔下的“外人”一样，湘西世界的人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在当世动荡，人心不古的时局之外，保持着出世的淳善和原始。这与现实形成的对比鲜明地展现了作者的理想。

因此这种所谓的“自然”，是相对于沈从文另一类小说中病态的都市来说的。在外人眼中，这样的环境中，人类自然地融合其间，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而正如误入桃园的武陵人（或者说是陶渊明自己）一样，沈从文对于这样的自然环境也是无比向往的。

二、自然的民风民俗

自然环境的优美健康孕育出了茶峒田园牧歌式的风土人情，他们“聪明，正直，勇敢，耐劳”，“也好利，也仗义”，养成了一种乐天知命，不怨不尤的性格。文章中最不乏对于茶峒民风民俗的描写。

民风方面，文章中有大段关于地方特殊风情的正面描写：“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这段遭遇洪水冲击下的茶峒描写尤其突出了这个湘西小镇上的人们“自然”的性情，他们安于接受自然的安排，不怨天不尤人，像动物群族一样在灾难中互相扶持，却又区别于野性的拥有重利的本性，这样的人性是最自然的人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文中对妓女、水手和军人这些特殊人群的描写。“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遇不相熟的人，做生意时得先交钱，再关门撒野，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这样对于妓女的称赞实在少有，足可见边城民风是多么的淳朴，也可看出茶峒社会环境不仅没有沾染上现代文明，就是传统儒家正统思想和等级观念也是十分稀薄的。这便也反应了边城百姓的自然之美。

这种自然的民风正是沈从文所憧憬的社会美。对于社会美，罗宗宇在《沈从文思想研究》中将其界定为“一种不悖于人性的社会生活，存在在湘西社会中尚未受到现代文明侵蚀亦少有封建儒文化影响的‘边城’社会是其典型”。沈从文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年代，旧文化腐朽麻木，摧残人性，新文化又过分偏激，他在这样的社会中所幻想的理想人生形式正是返璞归真的自然人性，是一种少有文化熏陶而多由自然生成的人性。

民俗方面，“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这里具体描写的赛船和赶鸭子，不仅推动了文章情节，成为文中的一条时间线索，也将湘西的民俗展现无遗。湘西人依水而居，文中展现的民俗无不与水有关。这些民俗都彰显了湘西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以及在湘西的山水中怡然自得、快活健康的神态。

三、自然的人物个性

老船夫，翠翠，大老天保，二老傩送，顺顺，杨总兵……这些人物的个性鲜明，也正是这一个个自然健康的个体，组成了湘西自然健康的民风。“沈从文‘回归自然’中的‘自然’指文化意义上的自然而然，即人性与人格的自然。”（罗宗宇《沈从文思想研究》）

这种自然人格的典型就是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的性格正如文中所说，是由自然孕育而成的。她生活在老船夫的身边，没有玩伴，只有黄狗和周边的环境，这样的生活经历使她成为了一个“小兽”一般纯真的女孩。她从不动气也不发愁，但当她误认为傩送轻薄她时表现出的防备又是那么地自然可爱。对待爱情，没有人教授她如何处理，她只能稚嫩地羞涩地回应祖父一次次的试探。但尽管如此，她却还是表现出了对傩送爱情的专一。她的性格没有一丝做作忸怩，完全是女孩子最真实的表现。但也是这种自然的表现，成为了她爱情悲剧的一个重大成因。

傩送、天保和顺顺作为父子三人，虽然性格大有不同，但父子三人却是一脉相承了湘西人民的“健美”。“沈从文对人的精神信仰的强调，目的在使人实现从‘生活’向‘生命’的提升。在健康人性的探求中，他还强调个体人格扬雄性去阴性，希望用生命意志去反抗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对人的压抑，使人格走向健美。”（罗宗宇《沈从文思想研究》）现代文明建立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商业成为金钱的重大来源。顺顺作为一个商人，却没有资本主义文明中商人苛刻薄情的形象，反之他“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他富有威望，同时继承了湘西人擅长泅水的本领。他的形象正是湘西人 “健美人格”的完全体现。而他的两个儿子更是承继了父亲健美的人格，成为了充满血性的好男儿。当二人同时爱上翠翠后，他们既没有酸腐地互相谦让，也没有反目成仇，反而光明磊落地公平竞争，这样正直健康的性格正是沈从文想表达的人类自然的个性。这种个性来自于自然健康地滋养，不受文化的侵蚀。

四、自然的命运悲剧

亚里士多德的命运悲剧认为悲剧应当是良善者因错误而受到惩罚结果，使人们产生同情与害怕。

而在《边城》中，傩送天保和翠翠之间的爱情悲剧主要来源于个人性格综合的结果。无疑，他们都是善良健康的人，那么他们的悲剧就只能用“自然”的悲剧来解释了。老船夫的处处试探是悲剧的成因之一，但老船夫的试探却完全出于人性中最自然的自尊与对翠翠真挚的爱，这些本都无可厚非。而最大的悲剧天保之死除却其负气离去来说，更多是造化弄人。但这些都是导致傩送出走的不可或缺的原因。文中人根本无法掌控命运，因为人生来的自然个性往往就是命运悲剧的始作俑者，这正是自然命运最大的悲哀。

“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在于带在人物的气质里。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样的结局似乎有种顺应天命的含义，使全文都笼罩在哀而不伤的基调中。这样的结局也正是自然赋予的充满希望的结局。

总之，“沈从文的人性理念，即‘人性即自然’、‘人性美在自然’、‘人性美在生命’的人性理念，既是湘西文化的自然精神，又是对湘西文化自然精神的提炼和升华。”（郑英杰《沈从文与湘西自然精神》）

《边城》正是作者在这样的人性理念中虚构出的理想人生形式，而这种形式由自然产生，其核心也正是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