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羽

2014年，对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而言，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

在1月12日由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举办的金球奖典礼上，伍迪被授予终身成就奖。可就在同一时间，伍迪的儿子罗兰·法罗在推特上公开发难，提及当年伍迪·艾伦被控猥亵自己的养女一事。此后，众多直接和间接的当事人都参与进来，双方申明与反申明不断，观众作为看客，在被各种信息轰炸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加入讨论，最终将一件二十年前的旧事，演变成2014年北美文艺圈的头等八卦。

在探讨本次事件发酵过程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作为源头的历史：从1980年开始，伍迪·艾伦开始与女演员米亚·法罗保持浪漫关系，但直到他们90年代初正式分开，两人都没登记结婚。在与伍迪发生关系前，米亚与前夫生育了三个子女，同时收养了三个，后来成为伍迪·艾伦妻子的宋宜，正是米亚与前夫收养的子女之一。在米亚与伍迪保持情人关系期间，两人生育有一个儿子罗兰，此外又收养了一男一女，而这位收养的女孩迪伦·法罗，就是伍迪涉嫌猥亵的对象。

从1992年8月迪伦的儿子向有关机构报告可能存在虐待事件，到伍迪同月向纽约高等法院申请对他与米亚共同生养的三个子女的监护权，再到康纳迪克州检察官声称有“很可能的”证据定罪伍迪、但同时为避免对迪伦造成进一步伤害而不提起诉讼，以及1993年和1994年纽约高等法院一审及上诉庭两次判决伍迪监护权案败诉，最后伍迪对康纳迪克州检察官提起违纪诉讼，但于1997年6月被驳回，这中间围绕可能的威胁事件，控辩双方的纠葛长达五年。

这当中，媒体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不仅全程跟踪报道，还对直接及间接当事人进行了地毯式的挖料报道。时隔十五年，此事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还是媒体在推波助澜。

媒体的态度

早在金球奖风波前的2013年10月，《名利场》杂志刊登了一篇对米亚·法罗及子女现状的报道，内含成年的迪伦首次接受采访谈当年事件。而真正让现阶段争论走向白热化的，是专题片《记录伍迪·艾伦》的导演罗伯特·韦德1月27日在网络资讯平台The Daily Beast发表的长文，罗列诸多“事实”以证明米亚对伍迪猥亵迪伦的指控是可笑而荒谬的。

2014年2月1日，伍迪·艾伦的养女迪伦选择在《纽约时报》的网络专栏中，由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代为发表公开信，不仅坚持当年被伍迪侵犯的说法，还首次公布了其中“细节”，一时间舆论大哗。随着伍迪本人于2月7日在《纽约时报》发表自己的公开回应，以及之后迪伦通过《好莱坞报道》更迅捷的反驳，所有关注此事的媒体和公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队，事实却更迷糊了。

在事件引发首轮风波的1992至1997年，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传统纸媒是追踪报道的主力。从涵盖控辩双方的观点来看，他们当时的报道，基本上还是不偏不倚。比如说《纽约时报》在事件最高潮的1992-1993年间的报道，对双方的正、负面新闻都有覆盖。在当前新一轮报道中，《纽约时报》也在极力保持中立。在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发布迪伦的公开信之后，《纽约时报》发表编辑申明，在认可尼古拉斯有表达内容的自由的同时，质疑发布倾向性过强的单方面言辞的合理性。也许正是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纽约时报》之后选择了发表伍迪·艾伦同样是单方面的声明。

与《纽约时报》的做法相仿，其他老牌媒体也选择了尽量客观的报道方式，比如《华盛顿邮报》，基本上只是援引其他来源的报道而不作自己的评论；此外，为帮助新时代读者理清思路，该报唯一的自主报道，不过是回顾了整个事件的时间线。与伍迪·艾伦有着长久合作关系的《纽约客》，在尽量收集控辩双方的支持言论的同时，非常小心翼翼地透露出“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

但还是有些传统媒体很旗帜鲜明地站了队。比如说，在事件当年和今次讨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名利场》杂志，从其报道内容来看，就一直是站在米亚及迪伦一方，至少旗下记者莫瑞恩·奥斯是如此，她在1992年11月发表的长篇报道《米亚的故事》，以及前文提及的2013年11月的专题稿件《妈妈咪呀》，都通过采访详实呈现了米亚及迪伦一方对伍迪·艾伦的指控。在此次争论中，面对伍迪一方“报道不公”的责难，莫瑞恩还在网上公布了《伍迪·艾伦涉嫌性侵犯的10条无法否认的证据》，在力证自己的报道并无偏向性的同时，对包括韦德在内的支持伍迪一方的言论一一反击。

英国的《卫报》同样态度鲜明，不过，他们的报道是支持伍迪·艾伦的。在迈克·沃夫写的这篇专栏文章中，不仅声援了韦德对伍迪的辩护，还将矛头对准了《纽约时报》的尼古拉斯，质疑对方只不过用迪伦的案例来推进自己为让米亚成为世界级的明星活动家、以及哄抬罗兰·法罗新进媒体事业的公关行为；说白了，《卫报》明示米亚一方不过是在借当年事件炒作自己，不值得信任。

如果说《卫报》的激烈态度在传统媒体算少见的话，兴盛的网络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的口吻方面，则多数摒弃了圆滑，并隐隐形成对传统媒体权威的挑战之势。比如说，近年在网络社区影响力很大的郝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在报道此事件时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直接挖出了1993年6月7日纽约高等法院一审判决伍迪·艾伦对养子女监护权案败诉的法庭文件，来说明支持伍迪一方在援引具体证据时有误导公众的嫌疑。如果说这一举动不足以说明该媒体的倾向的话，接下来在伍迪·艾伦通过《纽约时报》发表公开回应之后，郝芬顿邮报干脆逐段分析、评论了伍迪的回应，并得出非常直白强硬的结论：“往好里说，伍迪·艾伦最多是一位清白但傲慢而冷漠的人；最坏的估计，他是性侵自己女儿的禽兽，还将当事人绵延二十年的痛苦转嫁给她的母亲。”

与郝芬顿邮报同样持坚定的“反伍迪”立场的，还有网络文艺杂志Slate，该网高级编辑杰西卡·温特于1月17日和2月4日两次发文，炮轰伍迪·艾伦及其支持者。在第一篇文章中，杰西卡梳理了伍迪方的主要论点并一一反驳，其结论部分更认为整个好莱坞都被伍迪的盛名及过往合作关系所“绑架”，以至于选择“眼不见心为净”的鸵鸟政策。而在第二篇文章中，杰西卡抨击了伍迪最有力的支持者韦德，称后者不仅与伍迪有直接利益关系而无法中立客观，韦德提出的所谓“有力证据”，也不过是经过一番粉饰的对米亚的人身攻击而已。

事实碎片与无法还原的真相

如相当一部分媒体报道或评论，表达出对伍迪·艾伦与米亚的养女宋宜谈恋爱、乃至最后结婚的“不适应”，并进而将这种“不接受”的观点带入对猥亵事件的猜测，认为伍迪很可能有恋童、甚至不伦的倾向。

正如韦德在他的长文中指出的，持这样观点的公众，可能混淆了“违法”和“道德”的概念。关于伍迪与宋宜的关系，基本事实是：宋宜在法律意义上并非伍迪的养女，伍迪只收养了米亚在与他保持情人关系期间的三个孩子。伍迪与宋宜发生关系时，后者已有20岁，在法律意义上完全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所以，将伍迪与宋宜的关系与他涉嫌对迪伦的猥亵之间建立很强的逻辑联系，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

然而，伍迪与宋宜的关系，尽管不像一部分人想象的那样不堪，但还是被法庭纳入判决依据中。在纽约高等法院1993年6月的一审和1994年5月的上诉判决中，都判定伍迪与宋宜的关系实际对包括迪伦在内的养子女造成了心理伤害，而伍迪对这一点的“不理解”，表明他还无法正确认同做父亲的身份意识，从而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法院两次判他败诉。

对于不太了解美国法律体系的人来说，这种判决可能令人迷惑：既然伍迪与宋宜的关系在法理上成立，为何又成为法庭驳回伍迪对养子女监护权的证据呢？这得还原到事件的具体情境来看，确切地说，伍迪与宋宜的关系，他涉嫌对养女迪伦的猥亵、以及他向法院申请监护权，这几件事发生的时间顺序颇耐人寻味。

依据法律文书记载，伍迪于1991年12月正式收养了包括迪伦在内的米亚的三个子女。而1992年1月，米亚在伍迪的公寓发现养女宋宜的裸照，使得伍迪-宋宜的关系曝光。据伍迪自己的证词，裸照拍摄于1992年1月12日，他与宋宜在那约两周前发生了性关系；而之前更早一段时间，两人就开始发展属于情人之间的浪漫关系。

从判断伍迪是否能分得清他与米亚、宋宜、及迪伦的复杂情感关系来看，法庭认为他正式收养迪伦的行为，代表他愿意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因而有义务维护其父亲的形象。然而，与此同时，他又与其养子女的姐姐发生性关系，虽然后者并不违法，但在实际家庭关系中，特别是对迪伦等养子女而言，会造成严重的认同障碍和心理创伤。而从伍迪后来的证词来看，他将宋宜与米亚的其他养子女区别开来的做法，在当时的情形下，是不合时宜且不可接受的。所以，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法庭判决他不适宜担负几个养子女的监护责任。

但这和伍迪涉嫌猥亵迪伦案本身有何联系呢？据伍迪一方的说法，米亚是想报复他与宋宜的关系，所以教唆了当时7岁的迪伦。要还原事情的经过，还得看时间线：米亚发现伍迪与宋宜的关系，是在1992年1月；涉嫌的猥亵事件发生在当年8月4日，从报复时机的角度，以及从伍迪一方极力描绘的有关米亚的性情来看，都难以说明米亚是出于报复心理才策划出整个猥亵指控。也就是说，即使米亚想要报复，按其性情也不需要等到8月4日。而根据《名利场》的采访调查，早在8月4日前，伍迪·艾伦就在接受心理治疗，主要内容就是他对迪伦“不太寻常的关注”。即对于伍迪猥亵的指控，也并非来自米亚，而是迪伦的儿医依法上报司法系统。

此外，关于养子女监护权的诉讼，也不是米亚一方提起的，而是伍迪一方律师在涉嫌猥亵事件之后的8月13日向法院发出申请，控告理由是米亚不是称职的母亲。

纽约高等法院两次判决书中，都判定没有证据表明米亚教唆了迪伦来指控伍迪，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米亚方的控告是基于报复心理。当然，在相关诉讼过程中，米亚一方也无法证明伍迪的确有猥亵行为，缺乏视频、音频等直观证据，在医学上也无法提供物理证据，只能依据当事人迪伦和其他人的证词。而7岁的迪伦证词是否前后一致，尽管纽约高等法院与纽黑文心理诊所的专家意见不统一，还是没有充足证据能完全采纳迪伦的证词。受理此案刑事诉讼的康纳迪克州，尽管其检察官声称拥有“很可能”定罪的证据，但出于保护当事人迪伦不受进一步伤害的缘由而不予起诉。

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到其中最关键证据的缺失：没有任何直接物理证据表明伍迪对迪伦实施了猥亵，这不仅是因为没有视频、音频等客观记录性证据的存在，更是因为迪伦一方描述的“性侵”的程度——触摸私处的行为，如果没有造成物理损伤，是极难为医学检查所证实的。控方很难证明伍迪有罪，辩方也无法自证清白——因为存在实施“触摸式”猥亵但检查不出来的可能。

如此一来，整起事件就变成了一个僵局，即使都援引司法决定，伍迪一方可声称从未被司法定罪或起诉，而米亚和迪伦一方，也可证明法庭并不支持己方说谎的指责。至于事实真相如何，恐怕永远无从知晓——除非一方突然承认自己所言不实。

这种情形，让影迷们觉得像是在看一部现实版的《罗生门》。当年，伍迪·艾伦的创作生涯似乎并未受当年事件影响，他并没有放缓拍片的步伐，还是基本保持一年一部新片的节奏，今年还凭借几部“名城浪漫”系列（《情迷巴塞罗那》《午夜巴黎》《爱在罗马》）达到一个声誉的新高峰。也许，这也是刺激米亚、迪伦、罗兰一方、导致当年事件重新发酵的一个因素。

那么，“旧事重提”会对新时代观众欣赏伍迪·艾伦电影的意愿和接受程度有影响么？在能找到的仅有的两个民意调查中，结论是比较一致的——尽管这两项调查的样本都偏小，可能无法反映美国公众的整体感受：超过半数接受调查的人，明确表示今后难以像之前那般欣赏伍迪·艾伦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