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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不出土地的“炮孩子”:莫言的小伙伴们

2014-02-17苏晓明

中国新闻周刊 2014年5期
关键词:世家莫言方言

苏晓明

方言军今年61岁,除了种地,他和妻子还开了间豆腐坊,他每天早上骑着三轮摩的,到周围几个村子吆喝卖豆腐。

他另外一个身份,是莫言最要好的儿时玩伴和小学同学。但关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方言军很少提及,“有些话,说多了说少了,都不好”。

在过去几十年中,特别是莫言成名后,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偶尔见面,仅限于点头寒暄,不再像小时一样说个没完。在他心中,莫言已是名人,而自己是一辈子也没能走出农村的老百姓,他们之间除了同学情分,再无关联。

与方言军感受相同的还有许为明和张慕礼,他们都已年逾花甲,儿孙满堂,脸上刻满皱纹。他们还习惯称莫言为管谟业,还是那个满身泥土的黑孩儿。

“不让管谟业上,我也不上!”

1月24日,农历腊月二十四,高密东北乡逢四九赶大集,集市上熙熙攘攘,黑脸少年手里攥着鞭炮来回窜,冷不丁放一炮,让人“哎呀”一声跳起来;汽车灰头土脸穿梭在坑洼不平的乡间道路上,车上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

跟绝大多数单调乏味的中国农村一样,年关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方言军的豆腐坊也忙得不可开交,早上七点多,他匆忙吃了点馒头咸菜,骑上摩的,拉上一车豆腐就出门了。

方言军身材不高,健硕,肤色黝黑得好像深秋季节的红高粱;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缝,说起话来慢悠悠的,幽默感十足。他卖豆腐已经20年了,是土生土长平安庄村人,与莫言从小摸爬滚打一起长大。

方言军和莫言、许为明是村里出了名的“炮”孩子——调皮、碎嘴、吹牛撒谎。在莫言后来的小说《四十一炮》中,“炮”被这样描述:“‘炮是一种言说的状态,也是一种说话的腔调。是一种愉快,也是一种创造……情绪高涨,灵感大发,口齿利落,犹如大河奔流,滔滔不绝,手舞足蹈,眉飞色舞,忘乎所以。”

他们一起到河里抓蛤蟆,在课堂上放出来,十几只蛤蟆在教室里乱蹦;他们也经常是老师体罚的对象,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1959年时,方言军6岁,食物似乎一夜间就消失了,最后只能吃茅草。村里有一座土地庙,按习俗,死了人要到那里烧纸,哭哭啼啼向土地爷爷“报庙”,注销死者在人世间的户口。那些日子,土地庙前经常排着队,最严重时村里一天死去十几个。方言军家是贫农,莫言家为中农,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成为方言军无法抹去的记忆。

方言军和莫言的小学,原来是村里唯一的地主家的房子。地主姓单,土地和房子都被没收,单家兄弟中的一个跑到青岛,另一个逃到了台湾,成了反面典型。

在小学班上,莫言个子矮,坐在前面。方言军说,他很佩服莫言的聪明和才气,很多课文,莫言只看一遍就能背下来,之后绘声绘色讲给他听;有一次写作文,题目是《春天的果园》,莫言看到自己得了95分后,跑去找老师说:“我这篇作文应该得105分。”

莫言读书时很投入,根本听不见别人喊他,管家人常在吃饭时家人满村子找他,他却在生产队草垛里看书,什么也没听到,为此也挨了不少打。

1966年,这些农村“炮”孩子都成了红卫兵,戴上红袖标,自己觉得很神气。他们办了一张《蒺藜造反小报》,莫言是主编。“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砸烂砸烂全他妈的砸烂,砸烂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这是第一期内容,可惜只此一期,便被老师封杀。

为了对抗班主任,许为明记得,他们经常偷偷在黑板上写班主任的坏话、标语。还有一次,他们把一条板凳放在班主任必经之路上,害他摔了个大跟头。班主任不用想就知道是他们干的,找到莫言的父亲说:“这孩子学校管不了,不让他上了。”

方言军也趁机找到了不上学的借口:“不让管谟业上,我也不上!”他说觉得上学很没意思,那时他们五年级刚读了一半。

后来班主任找到方言军,希望他继续上学,但方言军拒绝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觉得可能是因为自己乒乓球打得好,在县里数一数二,老师想让他代表学校参加比赛。

许为明不久后也辍学归家。“炮”孩子们又聚在一起,割草、放牛、挣工分。当时劳力一天能挣12分,妇女挣10分、8分,小孩7分。

莫言后来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原型便是这时候的自己,不过方言军说,黑孩的身上也有他们饥饿、劳累、枯燥、乏味的童年。他们内心早早埋下了逃离的种子,根深蒂固。

命运的十字路口

张慕礼比莫言大三岁,如今头发稀疏,身形消瘦。他说:“国家所有的运动,我都摊上了,奋斗了一辈子,依旧两手空空。”

小学班上,他坐在莫言后面。文革时,由于校长妻子是资本家出身,他们经常把校长揪出来,让他低头认罪,“怎么能阶级不分呢?”

他们在街上经常跟人对口号。

“将革命——”

“进行到底!”

“毛主席——”

“万岁!”

他们喊上句,别人对下句;如果答不上来,就不让走。

他说现在来看是“瞎胡闹,有些幼稚”,但话锋一转,又说:“现在的人永远达不到那个境界,当时都是夜不闭户的,现在人心都复杂了。”

小伙伴们经过短暂的交集,便各奔前程。张慕礼有两个哥哥,家中不缺劳力,他得以一路读到高中。但几乎所有小伙伴的想法都是——离开家乡。“呆在农村种地能有啥出息?还是得去大城市,才有出息。”

方言军和许为明在生产队干了几年,都出去打工了;莫言通过关系进了高密第五棉油厂,成了临时工司磅员。这是临时工中的美差。然而莫言并没有满足,他曾描述过那时的心境:“白日做梦,也是如何冲出牢笼、离开家乡。”

莫言拉拢厂里有部队关系的同事,改小了一岁年龄,成功入伍。张慕礼在高一辍学也去参军。

招兵前,莫言找到方言军,拉他一起去。方言军也很想当兵,一是文革遗留的革命热情,二是想到城市落户,不过他父亲死活不同意。方言军也明白,母亲有病,他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4个弟弟,他一走,父亲的担子就太重了。

许为明的念头则是稍一出现便自己打消了。他8岁时死了父亲,母亲一个人养活兄弟三个,生活极为不易。

当兵,成为这些“炮”孩子们的人生路口。这一别过,便永远走上了不同的未来。管谟业后来成了作家莫言,方言军外出修铁路,许为明四处挖煤为生。

许为明先是去吉林挖煤,后来又到了兖州煤矿,一个月能挣三四十块钱,他很满足。他耿耿于怀的是,像他这样四处打工的农村人一开始被称为“盲流”。他觉得自己从未被城市接纳。

煤矿上常有事故、死人,每次下井,都有一种生怕不能活着回到光明世界、又只能在黑暗世界谋生的心惊胆战的绝望。他开始念着家乡的好,又回到了家乡。

在外漂流了15年后,方言军也回到了平安庄。他们到城市落户的心愿没有达成,最终继承父业,包了十几亩地,种小麦,日出即作,日落则息。

只有从军的张慕礼成功把户口转出了农村。他在济南当了6年又3个月工程兵,始终没能提干,便于1979年复员回家,在当地供销社当司机,从此成为事业单位正式职工。他和一个从未谋面的邻村姑娘结了婚,妻子是农村户口,家中还有些许土地,张慕礼依然忙着春种秋收,但名义上,他已逃离了乡村。

“你比我也好不了哪里去,不信你写写高密东北乡”

刚到棉油厂工作时,莫言谎称自己上到初一年级,不想被邻村一个小伙子当众拆穿。这个小伙子名叫张世家,后来成为莫言为数不多的挚友。

张世家住在东风村,离莫言住的平安庄村约3公里,也是个出了名的“炮”孩子。在报告文学《高密之光》里,莫言寥寥几笔勾画出张世家的形象:“瘦如猿猴,一双锐利的眼睛深深嵌在眼窝里,嘴里两排漆黑的被含氟水毒害了的牙齿,能说能写能喝酒能吸烟不洗衣服有济公风度挺可爱的。”

两人在棉油厂相识,一直较着劲。“批林批孔”那几年,两人各显神通,都成为厂里发言代表。

莫言参军后,张世家去乡党委给“秘书”当“秘书”,兼土记者,专为党委书记、乡镇长写报告、讲话稿和典型材料,有时也在报纸上发表几篇“豆腐块”。

时间步入80年代,莫言开始在文坛扬名。张世家写得一点不比莫言少,一年的文稿能装一麻袋,但大都千篇一面。张世家曾写过一篇文章《我与莫言》,文中充满悔恨:“(写的文章)到头来一文不值,后来翻翻,真想大哭一场,这10年我干了些什么?”

1984年,莫言回家探亲,两人酒过三巡,郁郁不得志的张世家发表了一些对官场的愤恨和不满,莫言劝他少说为妙,“走自己的路,中国在变。”张世家立即回敬说:“你比我也好不了哪里去,发表的几个破小说在我看来,没啥了不起,哪个是你自己的经历?不信你写写高密东北乡,写写我们的童年?”

一句话似乎点醒了莫言。张世家给他讲了高密公婆庙大屠杀的故事,莫言很快写出了《红高粱》。莫言曾说:“《红高粱》是我写的,但高粱种子是张世家帮我种下的。”

张世家想过当官,但在乡党委十年,深知官路难为。作为具有乡绅气、有理想的乡镇文人,张世家明白自己不适合这条路。县里曾调他去担任报道组长,他也回绝了。

那几年,莫言十分高产,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张世家却放弃了文学梦,烧掉了十几麻袋稿子,走上了创业之路。莫言鼓励他:“树挪死,人挪活,大不了回你的大栏。”后来张世家创立天达药业,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农民企业家。

莫言写了数篇文章为张世家“捧场”,如《天达奇人》《奇人奇药》《故乡的药》《红高粱与张世家》等。张世家对莫言的作品每本必读,并最早预言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出身中医家庭,一直希望莫言能写一本关于乡村医生的书,最后他等到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

“千万不要把我写成反动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言军、许为明和张慕礼,与莫言的交集越来越少。

张慕礼在供销社时,莫言为了清净曾躲在那里写作,两人偶有见面。有一年,张慕礼驾驶供销社解放汽车进京拉塑料,因为没有进京证在通州被拦下。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找莫言帮忙,莫言没能帮上,两人坐着聊了一小会,张慕礼就匆匆离去,最终开着空车回到高密。他说,“我知道莫言说了不算。”

1991年,供销社倒闭,张慕礼被分派到高密棉油厂大栏分厂工作,8年后,棉油厂也倒闭了,他成了下岗职工,从2005年开始每月领230元失业金,自己缴纳养老金。

张慕礼有两个儿子。为了把大儿子户口迁入城市,他在儿子13岁那年,找人把孩子年龄改大了6岁。13岁的儿子成了棉油厂的职工,但还是无法上班,由张慕礼的妻子每天替儿子上班。二儿子则是超生,被罚了2000元钱。

两个儿子相继长大,到了结婚的年纪,张慕礼为两个儿子置办家业。2001年,他花4万元为大儿子在高密市买了一处平房,后来又经历了拆迁。10年后,该为二儿子置办婚房,花费已涨到20万元。他拿出所有积蓄,东拼西凑,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2014年1月23日,张慕礼还清了最后一笔债。他如释重负:“终于没有饥荒了!”

方言军有二女一子,都已成家,他经营着豆腐坊,含饴弄孙,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闲下来时,他常回忆起被批斗的小学校长,心里有点歉疚,“人家又没犯什么错,你说是吧?”

许为明过得比较清苦,几间瓦房内只有一套沙发算是像样的家具。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是诉毛泽东的苦,那时干一年打不着粮食。后来农村大包干就好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过得不好是你自己的事了,怎么能说共产党不好呢?”他不住强调,“千万不要把我写成反动的人。”

曾经“逃离农村”的梦想,他们都努力追求过,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他们偶尔也会想起同为“炮”孩子的莫言,“那时能做好伙伴就够了。”方言军脸上挤满了笑容,眼睛望向远处。

除了出了名作家莫言,高密东北乡另一大的变化是,那位逃到台湾的单姓地主在1990年代回来了,捐了近百万元,建了一所小学。他从反面典型变成了爱乡人士。

张世家于2010年4月因肺病辞世,临别时枕边还放着莫言的小说《蛙》。莫言写下一副挽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世家果然真君子;身在商海心系文坛吾兄到底是书生。”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方言军与莫言只见过一面,他远远地与莫言点了下头,微笑致意,莫言也远远地朝他点点头,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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