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律吕纂要》内容来源初探*

王 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

文章试图探讨来华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著述的《律吕纂要》的内容来源，认为：德国著名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与来华耶稣会士的交往，以及他的许多著作流传到中国，很可能导致了《律吕纂要》中的一些内容取材于基歇尔的著作《音乐全书》。其结果是《律吕纂要》将中世纪晚期至17世纪的欧洲音乐理论，即有关记谱法、音、音程、音阶、拍子、节奏、速度等方面的乐理基本知识，最早介绍到中国。

《律吕纂要》 徐日升 《音乐全书》 基歇尔

1 徐日升和《律吕纂要》

1.1 生平简介

徐日升（Tomás Pereira，1645～1708），字寅公，来华葡萄牙耶稣会士。原名桑切.佩雷拉（Sanche Pereira），1645年11月1日出生在葡萄牙北部布拉加省（Braga）的圣.马丁诺.德瓦莱（S.Martinho de Valle），是当地贵族科斯塔-佩雷拉（Costa-Pereira）的后裔。少年时代在布拉加的学校学习。1663年9月25日入耶稣会，在科英布拉（Coimbra）修道院学习，并改名为托马斯（Tomás）。他于1666年4月15日由里斯本登舟赴印度，之后在卧亚（Goa）继续其学业。［1，2］

徐日升是清代初期著名的来华传教士。1672年，徐日升抵达中国澳门。此时在北京，任“钦天监治理历法”的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正指导和监督观象台天文仪器改造的宏大工程。因为在一年前（1671）康熙皇帝曾向南怀仁询问有关欧洲音乐方面的问题，所以当南怀仁得知徐日升精通音乐，即以“通晓历法”为由举荐之。1672年9月11日（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二十日）礼部与钦天监奉上谕，派官员各二人前往澳门迎取徐日升。1673年1月6日（康熙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日升到达北京。此后他供职钦天监，协助南怀仁治历。1688年初南怀仁去世，清廷任命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继任其职。然而当时闵明我正身负清廷外交使命在赴欧洲途中，徐日升和比利时耶稣会士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于是代理其职，直至1694年闵明我返回中国。

徐日升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当1688年以洪若（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为首的法国科学家传教团一行五人抵达北京后，康熙皇帝命令将他们交与徐日升引见和考察。徐日升为康熙皇帝进讲科学，扈驾前往塞北，并多次得到赏赐和褒奖。

徐日升曾参与清政府的重要的外交活动。根据南怀仁生前的推荐，1688年康熙皇帝命徐日升赴俄罗斯［3］。1689年，徐日升和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一起，作为由大臣索额图、佟国纲率领的谈判使团的拉丁文译员，参加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他们在谈判期间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清政府的命令和意图，为保卫中国疆土、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较为长久的和平，作出了贡献。

作为一名忠诚的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曾多次上疏，为谋求天主教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作出了努力。17世纪晚期葡萄牙在东方的势力迅速衰落，南怀仁恳请耶稣会总会派遣法国耶稣会士来华，而身为葡萄牙人的徐日升曾强烈反对这一建议（［3］，136～137页）。1691年在得悉浙江新建教堂被巡抚所禁后，徐日升和安多于1692年2月2日（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上疏康熙皇帝，陈述传教士在治理历法、翻译书籍、制造军器、办理外交等方面的功绩，恳求弛禁，致使康熙皇帝于次年（康熙三十一年）颁布了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和宗教史上著名的“容教谕旨”。1705年，他反对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1700～1721年在位）要求中国天主教徒禁绝中国敬孔祭祖礼仪的命令。徐日升1692～1695年任耶稣会中国教区教务副巡按使和中国副省会长，1700～1705年任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2］，200、318页）。

1708年12月24日，徐日升在北京病逝。康熙皇帝闻逝悼惜，特颁谕表彰：

上谕：朕念徐日升赍诚远来，效力岁久，渊通律历，制造咸宜，扈从惟勤，任使尽职，秉性贞朴，无间始终，夙夜殚心，忠悃日著，朕嘉许久矣。忽闻抱病，犹望医治痊可，遽而溘逝，朕怀深为轸恻。特赐银二百两、大缎十端，以示优恤远臣之意。特谕。［4，5］

徐日升去世后，葬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又称马尾沟）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他的墓碑，正面的右侧镌刻康熙皇帝的特谕；背面的文字，由三个重要文件组成：徐日升和安多1692年的奏疏、康熙皇帝次年3月19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的谕旨，以及礼部尚书顾八代等人3月20日（康熙三十一年二月初三日）的奏疏。［6］

古语道：“盖棺论定”。徐日升墓碑的碑文，表明了对他的功绩的官方正式评价。

1.2 著述《律吕纂要》

徐日升是17世纪在中国介绍和传播西方音乐知识的代表人物。他以清廷乐师、尤其以康熙皇帝的音乐教师而闻名中外。他进行了有关音乐的许多实践活动，撰著了论述欧洲音乐理论的重要著作。［7］

众所周知，在清代康熙年间敕令编纂的100卷本《律历渊源》的第三部分《律吕正义》中，记载了徐日升和意大利遣使会士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1670～1746）介绍的有关声律节奏等方面的西方音乐知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解题曰：

《御定律吕正义》五卷，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三部也。凡分三编。上编二卷，曰《正律审音》，以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幂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清浊旋宫之法。下编二卷，曰《和声定乐》，以明八音制器之要，器各有图有说，而于各篇之中，详考古今诸乐之同异。续编一卷，曰《协均度曲》，则取西洋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壹大里呀国人德礼格所讲声律节奏，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亦有图有说。［8］

这一解题明确说明了，这部1713年成书的、汇集古今中外音乐知识之大成的《律吕正义》，其上编和下编论述的是中国传统的音乐知识：上编（2卷）“正律审音”，论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清浊旋宫之法；下编（2卷）“和声定乐”，论乐器制造之要点、详考古今诸乐之同异。而其续编（1卷）“协均度曲”的内容，则来自徐日升和德理格介绍的有关声律节奏等方面的西方音乐知识。显然，《律吕正义》的上下编与续编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

在《律吕正义.续编》“续编总说”的后半部分，还可以读到如下文字：

……我朝定鼎以来，四海尽入版图，远人慕化而来者渐多。有西洋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者，精于音乐，其法专以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和声为本。其书之大要有二：一则论管律弦度生声之由，声字相合不相合之故；一则定审音合度之规，用刚柔二记以辨阴阳二调之异，用长短迟速等号以节声字之分。从此法入门，实为简径。后相继又有壹大里呀国人德礼格者，亦精律学，与徐日升所传源流无二。以其所讲声律节奏，核之经史所载律吕宫调，实相表里，故取其条例形号，分配于阴阳二均高低字谱，编集成图，使谈理者有实据，而入用者亦有所持循云。［9］

“续编总说”的这段文字又明确告诉我们：徐日升曾著有讲述音乐理论的“书”，后来德理格也有著作，他们所讲述的音乐理论一脉相承、同出一源。而《律吕正义.续编》正是根据徐日升和德理格“所讲声律节奏”，“取其条例形号”，编集成的。

通常人们都以《律吕正义.续编》，作为徐日升介绍西方乐理知识的证据，并且认为以此为最早。然而，根据《律吕正义.续编》首节“续编总说”的文字，可以确定无疑地知道，在此之前，徐日升曾著“书”。研究表明，这部书应是《律吕纂要》。

历史学家吴相湘于1936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发现了清康熙年间的抄本《律吕纂要》，并就此撰文。他将《律吕纂要》与《律吕正义.续编》进行比较，认为前者早于后者成书，后者显然是删节前者而成，且《律吕纂要》应出自徐日升之手笔。［10，11］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吴相湘以及后来的学者对于《律吕纂要》的论述均较为简略且不甚确切。

《律吕纂要》（图1）分上下两篇，每篇各13节，在每篇的开始各有一简短的总说。上篇论述“音乐之高下”，“欲分高下之节，则用五线与声音之六名等号”。下篇论述“音乐之长短”，“欲分长短之度，则用八形号与三迟速等号”。可知该书阐述的内容，包括乐音的生成、音高关系、音程及协和问题、乐音的长短、乐曲的迟速等内容，即包括五线谱、六声音阶的六个音、音高关系、音程及协和问题、乐音的长短、八种音符形式、乐曲的迟速、三种拍子记号等欧洲乐理知识。《律吕纂要》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后来作为“续编”，被编入著名的《御制律吕正义》。

本文作者曾深入探讨《律吕纂要》，指出：该书是在中国最早介绍欧洲音乐理论的著述。它未曾刊刻印行，但至今仍有稿本和抄本传世。它成书于17世纪80年代至1707年之间，很可能是在17世纪80年代末期前后。徐日升是其撰著者。《律吕纂要》将中世纪晚期至17世纪的欧洲音乐理论，即有关记谱法、音、音程、音阶、拍子、节奏、速度等方面的乐理基本知识，最早介绍到中国。［12，7］

2 基歇尔及其《音乐全书》

2.1 生平概述［13］

德国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1601年5月2日生于德国的富尔达（Fulda），1680年11月28日卒于意大利的罗马。他早年在家乡富尔达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在科隆（Cologne）等地学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接受17世纪有关数学、哲学及神学的教育。1618年他16岁时加入了耶稣会，1628年在美因茨（Mainz）接受圣职。1631年离开德国，先后在维尔茨堡（Würzburg）、阿维尼翁（Avignon）、维也纳（Vienna）等地教授数学、哲学等课程，并进行科学研究。1634年定居罗马。

基歇尔（图2）兴趣广泛，知识广博，著述丰富①他有大约44部著作，并有2000多件信件和手稿存世。。他本人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天文学、地学（地理学、地质学）、数学（算术、几何学）、物理学（磁学、光学、声学）、化学、博物学、机械学、建筑学、哲学、神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东方学、医学和音乐理论等等。研究的方法，从传统的学院式研究、直观地进行猜测，直到大胆地进行实验，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誉为是他那个时代最博学多才的耶稣会士。

基歇尔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传播知识。他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与同时代欧洲著名科学家以及各国社会政要多有交往。他不仅收集欧洲有关科学文化发展的材料，而且收集遍及世界的耶稣会士活动的各种资料。广泛的联系，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和文化信息交流的中心。

2.2 基歇尔与来华耶稣会士的交往

基歇尔与许多到达东方的传教士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来华耶稣会士当中，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白乃心（Johann Grueber，1623～1680），在罗马学习时都是基歇尔的学生，他们来华后又曾先后返抵欧洲。卫匡国、卜弥格因“礼仪之争”奉使欧洲时，均曾与基歇尔晤面，提供给他许多有关中国和亚洲的第一手的材料。白乃心在派赴中国和返还欧洲途中，也将在东方和旅途的情况函告基歇尔。①参阅文献［1］中各人的传记，256～262、269～276、319～321页。南怀仁于1652～1653年在耶稣会罗马学院专攻神学，正是在这所著名的学院，他结识了基歇尔及其助手肖特（Gaspar Schottus）。后来，南怀仁虽然离开了罗马，但他与在那里的基歇尔保持联系，并请他寄赠近期的一些著作。［14］

基歇尔正是利用了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卫匡国、卜弥格、白乃心等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提供的文献和材料，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撰写了他的名著《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Amsterdam，1667）。该书是基歇尔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认识之大成，也开创了欧洲汉学研究的热潮。

2.3 基歇尔的著作流传到中国

基歇尔在世时，他的许多著作就已经被耶稣会士携带来华。在惠泽霖（H.Verhaeren）的《北堂书目》（Catalogue de la Bibliothèque du Pé-t’ang，Peking，1949）中，收录有基歇尔的著作21种，31部。编号为（法文类）373～374，（拉丁文类）1143，1905～1931，2716。其中包括他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①例如：Arsmagna lucisetumbrae（Romae，1646）；Arsmagna sciendi（Amstelodami，1669）；China illustrata（Amstelodami，1667）；Itinerarium exstaticum（Romae，1656）；Magnes，sive de artemagnetica oPus triPartitum（Romae，1654）；Magneticum naturae regnum（Romae，1667）；Mundussubterraneus（Amstelodami，1665，1678）；Musurgia Universalis（Romae，1650）；Organum mathematicum（1668）.。毫无疑问，《中国图说》是基歇尔著作之中一部最为中国人熟悉和注意的著作。

1650年，基歇尔的《音乐全书》（Musurgia Universalis）②该书书名至今尚无中文定译。此为本文作者的暂用译名。（图3）——欧洲同时代音乐研究之集大成者，在罗马出版③该书有德国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1970年重印本。。这部书在基歇尔的数十部著作之中，并不十分重要。但即便如此，该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极为丰富，包括了与发声和听觉有关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与乐律有关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古代和近代（到他那个时代）欧洲（及中亚和阿拉伯地区）的音乐和乐器方面的知识，语言学和诗词格律知识等等。

《音乐全书》在17世纪50年代就已经由来华耶稣会士带到了中国、并流传到了北京。1657年4月，卫匡国等一行自里斯本启程航海赴中国。同行者之中，有南怀仁和吴尔铎。据研究，吴尔铎携带了12部《音乐全书》前往中国［15］。在北京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10～1677）则从他的兄弟（Manoel de Magalhães）那里得到了一部。安文思的这部书，后来存北堂图书馆［16］，今存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在惠泽霖的《北堂书目》中，列有16～17世纪欧洲的音乐著作7种，共12部。④另外还列有18世纪的音乐著作3种：德理格的乐谱手稿，以及1739年出版的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的著作、1781年出版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著作，各1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种，它们是意大利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扎利诺（Gioseffo Zarlino，1517～1590）⑤他被认为是欧洲文艺复兴（1430～1650）全盛时期的著名音乐理论家，曾培养了许多著名音乐家。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希腊文、希伯来文、哲学、数学和物理学。的《和声规则》⑥参见文献［15］，编号为3542/1142。（Institutioni Harmoniche，1558）和德国著名学者基歇尔的《音乐全书》⑦参见文献［15］，编号为1921/743，1922/744，1923/745。。

2.4 《音乐全书》内容简介

《音乐全书》两大册，共10卷。正文（第1册前7卷共690页；第2册后3卷共462页）之前有序言，正文之后有各章节目录，以及全书的索引和勘误。

第1卷叙述声和音的定义、生成及性质，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动物发声，以及音响学的一些内容等。

第2卷叙述音乐的发明、科学定义和分类，古代希伯来人的音乐和乐器，圣歌音乐，希腊人的音乐和乐器，近代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音乐。

第3卷叙述数字和谐学说，即讨论音乐的数学问题。包括比例及其计算，算术级数，协和音程及其生成，音的分割，音阶及其生成，调式等内容。

第4卷叙述单弦的几何学分割，即讨论音乐的几何学问题。包括几何级数，单弦的几何学和代数学分割，全音音阶、半音音阶和等音音阶的生成，弦乐器，圆的几何学分割等内容。

第5卷主要叙述协和与不协和问题。包括谐音，协和与不协和音程，音与调式，对位法理论，作曲及其规则，等等。

第6卷叙述乐器。包括弦的性质、弦音及其艺术，多弦乐器（各种弦乐器），气动乐器（包括管风琴），敲击乐器等。

第7卷叙述古代和近代的音乐。包括希腊音乐的特性、乐器和音乐理论，忧伤音乐的情感类型及构成，半音音阶和等音音阶的作曲规则，调的变奏，古代和近代音乐的符号与数字，以及音乐速度的实验，等等。

第8卷主要叙述音乐的节奏韵律问题。包括音的组合，复调音乐，节奏和韵律，各种拍子及其应用，停顿，记谱法等内容。同时还涉及诗的格律，世界许多地区与民族的语言学方面的内容。

第9卷叙述谐和与不谐和问题。包括生理学方面的知识，神奇的现象，声音在介质中的传播和建筑声学，水力驱动的乐器装置，以及密码术，等等。

第10卷叙述普遍的谐和问题。涉及管风琴，宇宙模型、日月行星的谐和、人体与宇宙天体的谐和等等。

《音乐全书》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系严密。该书每卷内分若干章或若干部分（以下再分章），各章内有前言、定义、命题、公理、公设、假说、问题、规则、标示、准则、推理、推论、定理、示例、解释、实验、引理、实例、例证、实用、悖论、图、表、数据、纲要、题外话、附录等等，名目繁多。总之，该书继承了欧洲经典著作严格的逻辑论证和演绎推导的传统，并辅之以实验和说明。

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不足，更及时准确的发现潜在风险并进行预警，本文以客户交易过程交易数据为着手点开展分析建模工作。考虑到客户使用电子银行业务时，从点击进入功能开始到此笔交易成功完成结束，交易过程中提交的所有数据信息记录到应用日志中。正常客户交易会按照业务逻辑设计在日志中形成正常交易序列，而恶意客户在进行功能探测时会尝试破坏业务逻辑，通过黑客工具改变交易流程顺序，形成一套不同于多数客户的交易序列，而且交易时间间隔也与正常交易存在差异，可作为风险识别特征。以某商业银行的短信支付业务为例，功能主交易流程如下：

综上所述，来华耶稣会士与基歇尔有交往，以及基歇尔的著作被携带来到中国，这很可能促成了耶稣会士将其著作中的一些内容介绍到中国。

3 《律吕纂要》与《音乐全书》内容之比较

关于《律吕纂要》一书内容的来源，迄今几乎无人涉及。本文试图就徐日升《律吕纂要》叙述的乐理基本知识来源于基歇尔《音乐全书》的内容，作一初步的探讨。

就传统的音乐理论而言，中国和欧洲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国近代音乐家王光祈（1891～1936）曾指出：西方近代乐谱主要由五线谱、谱号、音符、拍号、小节线、升音降音及复原符号、时间快慢符号等要素构成；而这7种要素之来源，则产生自中古时代。［17］

比较发现，《律吕纂要》①以下图示中，以LLZY表示该书（除特别标明外，其余均采自国家图书馆分馆藏清康熙年抄本），以I和II分别表示上篇和下篇。主要取材于《音乐全书》②以下图示中，以MU表示该书，以A和B分别表示第1册和第2册，后面的数字表示页码。第3～8等卷中的部分内容。本文在此，不可能给出全面广泛的比对，而是按前者的内容分几个方面、举若干典型的例子讨论之。

3.1 《律吕纂要》上篇

主要论述六声音阶体系（Hexachord System）的音高关系理论。

（1）五线谱的基本概念，表示音高的符号（第1～4节）

11世纪，意大利音乐理论家圭多（Guido d’Arezzo，约995～1050）首创了四线记谱法。即，在线和间上标示不同音高的音符，而且根据需要还可以在这些线的上方和下方加线。［18］这种记谱形式发展到17世纪时已趋于完善，也就是形成了五线谱。

徐日升在《律吕纂要》里介绍的就是当时欧洲的五线谱记谱法，它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记谱法，如工尺谱、减字谱等。在这几节里叙述了：记载音乐须用五线谱，谱表左首标有谱号以确定音位（高音、中音、低音），人发音的高低可分为四个声部（最高、高、中、低），以及音的升高和降低及其表示。这些可以在《音乐全书》中找到相应的内容。

（2）“乐音”，六声音阶的六个音的音高关系，以及音程与协和问题（第5～8节）

六声音阶体系的建立，应归功于圭多的工作。他将拉丁文《圣约翰赞美诗》前六行诗句的第一个音节，即ut，le，mi，fa，sol，la，确定为六声音阶的六个音的名称。

在《音乐全书》第3卷，第8章里述及（A 114）六个音的名称；第5章里述及乐音行进时的级进和跳进（A 130-132）。

在《律吕纂要》中称“乌、勒、鸣、乏、朔、拉”六个音为“乐音”。（图4～图6）

欧洲中古时代晚期，将上述六个音构成的六声音阶的音程构造，定为全音—全音—半音—全音—全音，即只有鸣（mi）和乏（fa）之间是半音。在《音乐全书》第3卷的第5章（A 95 ff.）和第6章（A 101ff.）里，叙述了全音和半音、大全音和小全音、大半音和小半音、最小音差等概念；在第3卷第9章（A 125）和第7卷第2部分第1章（A 557①但原著该页码误为617。）有关于音程的图示。（图7、图8）

关于音程与协和问题，在《音乐全书》第3卷和第4卷里多处详细谈到。第3卷的前言里，有音程、协和与不协和，以及特别协和与一般协和的定义（A 81）。该卷第5章叙述（A 95 ff.）协和音程，论述同度、大小三度、纯四度、纯五度、大小六度、八度等协和音程；第7章（A 103 ff.）叙述各种音程的生成，23种比例关系的计算；第14章（A 146 ff.）专门讨论特别协和的纯五度、纯四度和八度音程。第4卷第4章（A 171ff.）则又从几何学的角度对23种比例关系予以解释。

（3）“乐名序”，因半音的存在而产生的读音的变化，以及六声音阶的转调联结问题（第9～13节）

《律吕纂要》上篇讨论了六声音阶的转调问题。这是由于在三度和四度之间必须是半音而引起的，因此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六声音阶：开始于C音的“自然六声音阶”（hexachordum naturale）、开始于G音的含#的“硬六声音阶”（hexachordum durum）、开始于F音的含的“软六声音阶”（hexachordum molle）。［19］在大谱表中，一系列相互搭接的六声音阶构成了整个音域。从G到e2，总共有七个六声音阶：G A B c d e，c d e f g a，f g a b c1d1，g a b c1d1e1，c1d1e1f1g1a1，f1g1a1b1c2d2，g1a1b1c2d2e2。很显然，乐曲的进行肯定会超出一个六声音阶的范围，这时就需要用“转调”将两个以上的六声音阶联结起来。被联结两个的六声音阶（至少）有一音是共有的，但在从前一音阶转入后一音阶时，这个音的唱名就要改变，这就是《律吕纂要》介绍的所谓音名“易名”的情况。（图9）

基歇尔原著《音乐全书》的A 116图示了六声音阶的转调联结（图10、图11）。在图的中部偏右，可以清楚地看到，相互搭接的七个六声音阶，构成了从G到e2的整个音域。其中从G到f，如果横向读出同一音高的音，即为《律吕纂要》中所说的七个“乐名序”：朔勒乌（sol，re，ut）、拉鸣勒（la，mi，le）、乏鸣（fa，mi）、朔乏乌（sol，fa，ut）、拉朔勒（la，sol，re）、拉鸣（la，mi）、乏乌（fa，ut）。

这些内容的介绍来源于《音乐全书》第3卷第8章（A 115ff.）。原著A 115（图12）图示了所谓的“圭多掌”（Guidonian Hand）。这是圭多发明的便于六声音阶的教学和记忆的方法，即以人的左手手指的指尖和指关节象征一个音，包括从G到e2音域内所有自然七声音阶中的各个音。“圭多掌”的图形在欧洲文艺复兴及以后一个时期相当流行。［19，20］《律吕纂要》上篇“掌中乐名序说”（图13）一节介绍的正是“圭多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这也是有关“圭多掌”的知识在中国的唯一介绍，因为在后来编纂的《律吕正义.续编》中并无这一节内容。

3.2 《律吕纂要》下篇

主要论述乐音的时值关系，用有量记谱法（mensural notation）的符号和理论表述这种时值关系。

（1）乐音的长短，音符及其应用（第1～5节）

《律吕纂要》下篇首先叙述用八种音符表示乐音的长短。其名称和形式如下：“最长”、“长”、“短”、“短之半”、“小”、“小之半”、“速”、“最速”。其中，“短之半”所表示的音即对应全音符；“小”、“小之半”、“速”和“最速”则分别对应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事实上，这些是有量记谱法的“单音符”的符号：“最长音符”（maxima，缩写作Mx）、“长音符”（longa，缩写作L）、“古二全音符”（brevis，缩写作B）、“古全音符”（semibreve，缩写作S）、“古二分音符”（minima，缩写作M）、“古四分音符”（semiminima，缩写作Sm）、“古八分音符”（fusa，缩写作F）、“古十六分音符”（semifusa，缩写作Sf）。这些内容，取材于《音乐全书》第5卷第4章（A216 ff.）的叙述。比较《音乐全书》与《律吕纂要》中的音符的形式，后者“短之半”及其以下的各音符，使用了圆形符头；而前者“古全音符”及其以下的各音符（见A 217和B 52图示），仍是使用正规的有量记谱法的方形符头。这是两部著作在音符表示方面的主要差别。基歇尔原著A 217同时图示了“古二分音符”以下的音符在五线谱中的书写方法，亦即写符干的规则。这在《律吕纂要》里也有说明与图示。（图14～图16）

《律吕纂要》还介绍了符点音符和休止符。休止符的形式可见于《音乐全书》第8卷第3部分第2章（B 53）。

（2）关于乐曲的节奏和速度（第6～10节）

《律吕纂要》介绍了有关时间快慢的符号。叙述了乐谱的音符之间有二等分（“平分度”）和三等分（“三分度”）两种等分法。讨论了在这两种等分情况下的完全拍子和不完全拍子（普通拍子和分割拍子）。叙述在二等分时的三种拍子，即完全拍子“”、普通拍子“”和分割拍子“”；以及在三等分时的两种不完全拍子，即普通拍子“”和分割拍子“”。（图17）

在欧洲产生和发展的有量记谱法，各音符之间有“完全”和“不完全”两种等分法，“完全”是指三等分，“不完全”是指二等分。这样，两个音符连用时就有四种组合，产生四种拍子，以记号“”、“”、“”、“”分别记之。它们实际上分别表示九个八分音符的拍子、六个八分音符的拍子、三个四分音符的拍子、二个四分音符的拍子。这些内容可见于《音乐全书》第7卷第3部分第10章（A 676）。（图18）

（3）书写和识别乐谱的要领和方法（第11～13节）

《律吕纂要》的最后三节叙述书写和识别乐谱的要领和方法。在写乐谱时，首先须画出谱表，其次须在谱表的开始处依次标明谱号、升号或降号、拍号等，然后再排写乐音音符。在读乐谱时，应依次注意谱号、拍号、升号或降号、乐名序、因半音而须“易名”等。最后，该著作例举六声音阶的六个音的上行和下行、级进和跳进，再次概括说明音符在乐谱中所表示的音高与节奏等。

这几节的内容在《音乐全书》中几乎没有完全对应者。可以认为，它们是《律吕纂要》的作者徐日升所作的概括。

4 余 论

前面已经指出，《音乐全书》论古道今，内容包罗万象，它包括了与音乐有关联的其他方面的极为丰富的知识。显然，《律吕纂要》实际上仅只介绍了《音乐全书》内容的很少一部分。

其次，从《律吕纂要》叙述的内容来看，几乎可以肯定，其来源决不仅只是《音乐全书》中的内容。然而，徐日升在编纂《律吕纂要》时，很可能是以《音乐全书》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

从两书内容的编排顺序来看，《音乐全书》是：声音和音乐的一般概念——音乐的数理基础——音乐和乐器的理论问题——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广义谐和问题。《律吕纂要》则是：音乐和乐音的基本概念和表示方法——六声音阶体系的音高关系理论——乐音的时值关系理论及其表示方法。尽管两者的繁简程度差异很大，但在编排顺序上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

当然，我们现在无从判断徐日升在编纂《律吕纂要》时，关于章节的编排和内容的取舍，是如何考虑的。毕竟该书各节详略差异甚大。

另外，可以看出，《律吕纂要》中的某些内容相对于《音乐全书》已经有所改变。例如，音符采用圆形符头，而不是正规的有量记谱法的方形符头。这表明，不仅中古时代是欧洲乐谱演化最兴盛的时期，17世纪也是欧洲音乐知识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无论如何，欧洲记谱法在未曾刊刻的中文稿本《律吕纂要》之中首次被记载。

致 谢 本课题研究得到葡萄牙东方基金会资助，在葡萄牙阿维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完成。本文作者谨致衷心的感谢。

作者深切感谢阿维罗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M.C.S.Pinto教授对此项研究自始至终的关心和给予的极大支持。阿维罗大学艺术和传媒系Domingos Peixoto教授介绍的16—17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音乐教育以及管风琴的历史等，使作者受益匪浅；该系钢琴教师邵晓玲女士在收集和提供资料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给作者很大帮助。作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1 Pfister L.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M］. Chang-Hai.1932.38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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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缪天瑞.音乐百科词典［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227.

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LülüZuan Yao

WANG Bing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explore the sources of the contents of a work LülüZuan Yao（《律吕纂要》），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Portuguese Jesuit Tomás Pereira（1645—1708）before 1707，probably in the 1680’s，and unpublished while retaining itsmanuscript and transcripts.It points out that the German outstanding scholar 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0）was associated with some Jesuits who came to China，and a lot of his works were brought to China by Jesuits when he was living.These probably helped to bring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some contents in his Musurgia Universalis（Rome，1650）into China.The present author considers that some contents in LülüZuan Yao originated from Musurgia Universalis.In result，the work LülüZuan Yao first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elementary knowledge of musical theory in Europe，including notation，tone，interval，scale，metre，rhythm and tempo，dating from the late period of the Middle Ages to the 17th century.

LülüZuan Yao，Tomás Pereira，Musurgia Universalis，Athanasius Kircher

N091：O4-091

A

1000-1224（2014）04-0411-16

2014-09-10；

2014-10-27

王冰，女，1945年生，江苏昆山人，研究员，2001年退休，主要研究领域为物理学的中外交流与比较、中国明清时期物理学史、中国近代物理学史、传教士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活动等。

* 本文内容的核心部分，曾以英文稿“An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al Sources of LülüZuan Yao”提交在2010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12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发表于该会议文集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Proceedings of the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Edited by Liao Yuqun et al.，Science Press，Beijing，2012），pp.8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