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晓冬 胡大年

（1.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北京100048；2.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纽约）

王竹溪留学剑桥

尹晓冬1胡大年2

（1.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北京100048；2.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历史系，纽约）

根据最近在剑桥大学和清华大学发现的相关档案史料，重构了王竹溪先生赴剑桥大学求学过程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经历，从而丰富了我们对王竹溪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学习和研究情况的了解。王竹溪的故事，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物理学家与狄拉克、福勒和罗伯茨等英国物理学家的交往情况，而且体现了周培源、王守竞、叶企孙和梅贻琦等人对年轻物理学家的精心培养与热情支持。更重要的是，明确地展示了周培源等为了培育未来中国理论物理研究的带头人，而有针对性地将优秀的理论物理工作者派往海外，在西方物理大师身边学习和成长的远见卓识。历史证明，周培源等人的谋略的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并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王竹溪 周培源 剑桥大学 狄拉克 福勒 王守竞 罗伯茨

王竹溪（1911～1983），本名治淇，字竹溪，祖籍江西南昌，生长于湖北公安，是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王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以后转入物理系学习。1933年取得学士学位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于1934年取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庚款”留英名额，1935年赴剑桥大学留学，其间深受福勒（R.H.Fow ler，1889～1944）等人的影响，193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回到正在奋起抗击日寇入侵的祖国，受聘担任流亡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物理学教授。

在王竹溪的学术生涯中，留学英国的三年对其成长有重大影响，在剑桥的学习和研究为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物理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决定了其后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在清华研究院时，王竹溪本来是随周培源（1902～1993）①周培源，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919年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4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硕士学位（1926）和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8）。毕业后，于1928年秋前往欧洲，先后师从于海森堡和泡利。1929年，受聘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详见周如玲《我的父亲周培源与清华大学》（杨舰、戴吾三：《清华大学与中国近现代科技》，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研究流体力学中的湍流问题。来到剑桥大学之后，由于福勒及其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王竹溪也转而将统计物理和热力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被认为是“福勒学派”的第一位中国学者［1］，在表面吸附和超点阵统计理论②气体在金属表面形成的薄膜是一种吸附膜，可看作一个热力学体系，吸附膜与相应气体处于热平衡状态时，用温度、压强和覆盖率等来进行描述；超点阵是有序固溶体结构的通称。当固溶体有序化后，晶胞中的各个座位变得不等同，不同组元的原子分别优先占有特定的座位。这样就导致原来等同的平行原子平面变得不等同，有序固溶体的多（或单）晶衍射图样中出现一些原先所没有的线（或斑点），通称为超结构线（或斑点）。方面做了许多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然而，在剑桥大学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显示，王竹溪最初并非想投奔福勒门下而是要师从狄拉克（P.A.M.Dirac，1902～1984），他原先想学的专业也不是统计物理而是量子力学，其在剑桥大学学习和研究工作的主要指导者是罗伯茨博士（J.K.Roberts）而不是福勒。基于这些新发现的原始史料，本文重构了王竹溪赴剑桥留学，从申请入学与寻找导师到毕业答辩和获得学位，这一过程中许多前所未知的细节。

1 向往剑桥

1934年夏天，王竹溪本来已先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届留美物理专业③关于王竹溪报考留美选择的专业，目前没有文献提及。但是他获得公费助学金是由当时中美、中英、中法、中比庚款委员会助学金物理学方面的评定人严济慈先生评定的，严济慈评语为“王竹溪可以出国深造”。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他是想去美国攻读物理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公安县委员会编撰《王竹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年，第30页）。公费生，并于1934年11月签写了“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志愿书”（图1）④王竹溪“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志愿书”，清华大学档案馆。内容为：“具志愿人王竹溪，今承国立清华大学考选资送赴美留学，志愿遵守国立清华大学现在暨将来所订关于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并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随时所发训示，决不违背，特具志愿书送呈。中华民国廿三年十一月，学生：王竹溪，英译名：Wang Chu-Chi。”，由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担任保证人⑤叶企孙“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保证书”，清华大学档案馆。。然而，王后来并未留美，而是转为留英数学专业公费生［2］。王竹溪选择留英而不是留美，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年庚款留美理科学科项目没有王所想研究的物理学［3］；第二，王当时最想学的是量子力学⑥周培源在1935年致狄拉克的信中提到，王竹溪渴望攻读“现代量子理论（Modern Quantum Theory）”的博士。相对于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等人发展的早期量子论，所谓“现代量子理论”应该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常说的量子力学。见：周培源致狄拉克信，1935年4月22日，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丘吉尔档案馆。，而在这方面英国特别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工作要比美国更先进。比如剑桥的狄拉克就是新兴的量子力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1933年底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知的庚款留英学生名单中，并没有王竹溪的名字［4］，这显示资助其留学剑桥的并非留英庚款。根据梅贻琦校长给剑桥大学的推荐信，王竹溪1934年获得一份“大学奖学金（University Scholarship）”，该奖金很可能出自留美庚款，却可用于资助学生赴欧留学，此乃叶企孙先生的一项“高瞻远瞩的安排”①王正行先生曾指出，清华大学学生“考取留美的学生很多，考取留美后，却用此经费改赴欧洲留学，这是当时清华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的安排”（王正行：《严谨与简洁之美：王竹溪一生的物理追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页）。王正行先生认为，王竹溪的情况就属于用留美庚款去留英（电话访谈，2014年11月2日）。。该“大学奖学金”通过清华大学所主持的全国性考试选拔获奖者。王竹溪能考取该奖学金，也证明了其个人出众的才华。已经获得公费留学奖金的王竹溪仍然面临如何联系最佳院校和导师的难题，档案材料表明，王在这些方面得到了周培源和王守竞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对王竹溪帮助最多的是他在清华研究院的指导教授周培源。周培源与王竹溪初识于1930年，那年王在清华由土木系转入物理系。1933年，王竹溪物理系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周培源的研究生，是周培源最早和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周比王仅年长9岁，两人后来又长期共事，在50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培源视王竹溪为“一代相知”。在追思王竹溪的悼文中，周曾经充满感情地回忆道：

他听过我讲授的每一门理论物理的课程。我当时发现这位青年读书勤奋，善于思考，学习态度严肃认真，能深入理解物理概念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5］

他是我最早的一位具有杰出才华的研究生。在短短几个月，他就出色地完成了一项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研究工作，并且把研究成果写成一篇学术论文，于次年在《清华大学理科报告》上发表。1935年竹溪考取了清华出国留学公费生，并申请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剑桥大学的一位流体力学家对竹溪那篇论文（“旋转体后之湍流尾流”，笔者注）进行了审查，给予“有水平”的评价，统计物理学家菲勒（即福勒，笔者注）根据这一评价，同意接受竹溪做博士研究生，从而使他在统计物理学的领域内开始进行学习与研究工作。［6］

周培源所提到的“流体力学家”很可能就是后面将要提到的泰勒（G.I.Taylor，1886～1975）教授。周的回忆显示，王竹溪在清华研究院的研究工作给剑桥的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帮助他赢得了剑桥大学的录取。有证据表明，周培源一直在努力安排王竹溪师从狄拉克，周甚至请他的清华同学和好友但已不进行物理学研究的王守竞帮忙促成此事。

1.1 王守竞力荐

王守竞（1904～1984），1924年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罕见地直接进入研究院，1926年获哈佛大学物理学硕士，192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麦迪逊分校物理系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后，于1929年回国。在攻读博士期间，王守竞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1944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拉比）成立了一个理论物理自学小组，密切关注量子力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王独立地发展了一种求解氢分子薛定谔方程的方法，使相关的能量计算值与实验值的误差大为降低。①关于王守竞的博士论文，参看戴念祖主编《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65～278页）、董光璧《中国现代物理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75～176页）。在美国，关于量子力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最早出现于1928年，一共有7篇，王守竞是这7位博士中唯一的中国人［7］。他也是加入20世纪20年代末所谓的量子力学研究“狂欢”的唯一一位中国人［8］。

王守竞与狄拉克于1929年春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相识。1929年3月中旬，王守竞曾函告正在德国莱比锡访学的哥大同学拉比（I.I.Rabi，1898～1988），狄拉克将于数周后访问麦迪逊。②王守竞致拉比信，1929年3月14日。Isidor I.Rabi，General Correspondence，Wang，S.C.，1928～1972，美国国会图书馆。事实上，狄拉克于当年5、6两月在威斯康星大学讲课③关于狄拉克访美的行程，见R.H.Dalitz.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the Life of Professor P.A.M.Dirac，OM，FRS.J.G.Taylor，ed.，Tributes to Paul Dirac.Bristol：A.Hilger，1987.10。，而王守竞到夏天（很可能是听完狄拉克的讲座后）才离开麦迪逊。可见，王在麦迪逊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与狄氏作密切接触和频繁交流。王守竞于1929年秋回国，曾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1929～1931）和北京大学（1931～1933）。后因种种原因，于1933年离开学术界，到国防部门任职。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加强国防和对日备战，包括组织中德兵工专家合作拟定军火工业的发展计划。④参见“德总顾问整理部队意见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0～151页）。1935年4月，民国政府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成立了资源委员会，王守竞调到资源委员会工作。［9］1936年2月民国政府派代表团秘密赴德国购买军械及兵工设备，王守竞是代表团团员，在此之前王已作为中国驻德国公使馆商务专员提前驻扎在德国⑤王守竞在致狄拉克的信中提到他将再赴柏林，但是与物理无关，而是作为中国公使馆商务办的技术专家（a technical assistant at the commercial attaché’soffice of the Chinese Legation），即指赴德购买军械一事。详见附录1：1935年3月24日，王守竞致狄拉克的信，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丘吉尔档案馆。，其间他曾造访美国新泽西州⑥关于王守竞1935年在德国其间又赴美的原因，可能是他也在同时参与中央机器厂的筹建，而资源委员会购买机器的总机构设在美国。参见张柏春《民国时期机电技术》（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页）。。

得知狄拉克正在新泽西州南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而且显然也由于受到了周培源的委托，王守竞于1935年3月24日从新泽西州北部的帕特森（Paterson）致函狄拉克。这是自威斯康星一别之后，5年来王头一次致函狄拉克（附录1）。在简述自己的近况之后，王转入正题：

有一件小事我想函告您。周培源博士是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和同班同学。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贝特曼［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又跟随泡利在苏黎世学习了一年左右，现在是北平清华大学的理论物理教授。清华大学是目前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的一个名叫王竹溪（C.C.Wang）的学生，一年半以前就已取得了学士学位，此后一直与周一起从事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现在王获得了奖学金，将被送往英国留学。王曾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普朗特的边界层理论的论文①指“Turbulentwake behind a body of revolution”（旋转体后之湍流尾流）一文。。这位王先生非常想去剑桥大学，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做您的研究生（我相信，是攻读博士学位）。我能够向您真正保证的是，王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这一年学习的水平，完全可以和一般美国大学的水平相提并论，比如说耶鲁大学或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工作水平］。我真的希望您能够考虑一下这件事，并且在王先生抵达剑桥［大学］时给他一个“试用”的机会。

王守竞从未在清华大学任教，在给狄拉克写信时显然也并不熟悉王竹溪。此时的王守竞也已离开了教学研究岗位，并无职责帮助一位研究生赴英留学。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断，是周培源希望利用自己与王守竞的友情以及王与狄拉克的私谊，帮助王竹溪实现其拜狄氏为师的夙愿。如王守竞自己在信中所述，他和周培源不仅是同学而且是好友。他们两人1924年一同赴美留学，又同于1928年夏获得博士学位。周请王帮忙，王倾力相助于周及其爱徒，都是情理之中的事。

1.2 梅贻琦支持

除了物理学家之间的私人联系，要获得剑桥大学的录取，当然还须递交正式的申请。在王竹溪的申请材料中，我们发现了以校长梅贻琦名义②原英文信件中梅贻琦手写签名前有“T.F.Tsen（Dean）”署名代写，疑是当时任梅贻琦秘书长的沈茀斋（沈履）。出具的一封正式的清华大学推荐信（附录2）：

尊敬的先生：

我很高兴为我们的一位1933级物理系毕业生王竹溪写信给你。王在这里完成了本科课程的学习后，又在同一［物理］系读了两年［硕士］研究生。去年夏天，在通过了本校主持的全国范围的竞争性考试后，他获得了一项大学奖学金。现在，经我们批准，他渴望申请进入贵校研究院，在P.A.M.狄拉克教授指导下从事现代物理学的高等研究。他还希望向G.I.泰勒教授学习流体动力学，向卢瑟福勋爵学习核物理，向R.H.福勒教授学习量子理论，并向A.S.爱丁顿爵士学习相对论。

随信附上王竹溪在［清华］大学本科和研究院的两份成绩单。从这些成绩单上，您可以看出，王竹溪从他的教授们那里获得了很高的分数。

我希望贵校可以批准此申请，并告知我们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学期能否将王先生录取为研究院的正式学生。我们将会很感谢您的早日回复，这样该生就能及早地为前往英国做好必要的准备。

又及：

王竹溪对于他应该进入哪个学院没有要求，他愿意作为非学院学生入学。③梅贻琦致剑桥大学的信，1935年4月4日，剑桥大学档案馆。

在这份以清华大学校长名义向剑桥大学发出的推荐信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王竹溪在剑桥大学的学习计划：他要以狄拉克为导师研究高等现代物理，另外还要随泰勒学流体动力学、向卢瑟福学习核物理、同福勒学量子理论以及跟爱丁顿学相对论。这份雄心勃勃的学习计划至少反映了两点：第一，该计划显然是周培源和王竹溪自己的设想；第二，周、王二人已经仔细研究过剑桥大学的几乎所有最著名的物理学家及其专长。然而，如我们后面将看到的，恐怕恰恰是这一过于宏伟的学习规划反而引起了剑桥大学方面的误会，并差一点影响了王竹溪的录取。

梅校长信中附有两张由清华大学出具的王竹溪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成绩单（中译文见附录3和附录4）。这些成绩单显示，王的大部分专业课分数都很高。本科阶段的普通物理、力、电磁、光、热力学等专业课都取得“优”，研究生阶段更是几乎所有课程的成绩都是“优”，其中包括一学期“量子论”、两学期“量子力学”和一学期“相对论”。另外，王的全部数学课程的成绩，包括微分方程、微分几何和积分理论，均为优等。这些都证实了周培源对王竹溪在清华就读时的评价：“能深入理解物理概念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在王竹溪选修的语言类课程中，除了中、英文，还有两年德语，而后者是迅速了解量子力学最新进展的必要工具。①王正行先生写的王竹溪传记中说，王竹溪“还选修了法语和意大利语”，应该不是在清华所学（王正行：《严谨与简洁之美：王竹溪一生的物理追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显然，王在清华大学的学习，为其后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理论物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 狄拉克无意收徒

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确认，王竹溪渴望成为狄拉克的博士生。然而，这却并非易事。王守竞的游说，显然未能说服狄拉克。

在剑桥档案中，我们发现了1935年4月22日（距王守竞致函狄氏已约一月），周培源寄给狄拉克的一封短笺：

亲爱的狄拉克教授：

谢谢您善意地给王竹溪提供的信息和建议，他希望今秋进入剑桥［大学］。我已经函告福勒教授此事，请他担任导师并安排王在剑桥的起居。

您真诚的

周培源②周培源致狄拉克的信，1935年4月22日，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丘吉尔档案馆。原文：“Dear Prof.Dirac，Thank you for your kind information and suggestion for Mr.C.C.Wangwhowishes to enter Cambridge in the coming fall.Ihavewritten already to Prof.Fowler about thismatter asking him to be the supervisor andmake arrangement for Mr.Wang to stay in Cambridge.Yours sincerely，P.Y.Chou.”

虽然我们没有见到狄拉克写给周培源的信，但是由周的回信我们可以推断，狄拉克没有同意担任王竹溪的博士导师，狄氏似乎转而建议王师从福勒，而周培源和王竹溪也都同意了。至于狄拉克为什么不愿意收王竹溪为徒，我们可以在法梅洛（G.Farmelo）为狄氏所作的传记中找到很好的答案。狄拉克从来不喜欢带研究生，在1935～1936学年（即王竹溪入剑桥大学的第一年）以前也从未带过研究生。就在该学年中，狄氏第一次正式担任了研究生的导师，但那也是出于不得已。因为玻恩（Max Born，1882～1970）要离开剑桥去爱丁堡大学任教，狄拉克只好接手指导玻恩在剑桥的两位尚未毕业的研究生。恐怕也正因为如此，狄氏更不可能再接受王竹溪作为他的博士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狄拉克自己深知，他几乎完全没有福勒那样的指导研究生的能力和技巧。福勒能够因人而异为学生选择研究课题，在他们需要时给予鼓励并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给予支持。而狄拉克认为，他的唯一职责是向他的学生指出某些有趣的理论概念，随后就是检查一下他们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至于怎么做，就全凭学生自己了。只有最聪明、最有独立见解的学生才能适应并受益于这种教学方式。出于其自知之明，狄拉克从来对招收新弟子不感兴趣。［10］

正像周培源函告狄拉克的那样，周在当天就以清华大学的名义致函福勒，向他介绍和推荐王竹溪，并恳请其担任王的导师：

亲爱的福勒教授，

我校学生王竹溪，去年通过全国性的选拔考试，已经获得了赴国外留学的奖学金。他希望作为正式研究生（regular Research Student）进入剑桥大学学习量子理论，并取得博士学位。约两周前他已经将入学申请寄往贵校注册处。

我通过邮件才刚刚得知要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需要有学院的［教授］成员作为他的导师。能否劳烦您作为他的导师？

我听说您已经带了许多研究生。但我仍希望您可以收下王先生，或尽可能地安排让他在您的指导下工作。

王先生有两年的奖学金，若表现好还可以再延长一年或更多。根据他的情况，他希望在剑桥作为非学院学生（non-collegiate student）。

在我的指导下，他去年写了一篇论文（论文已经发送给您）。目前他正根据狄拉克的电子理论建立正负电子在电场内部的联系。一旦有结果，我们会马上与您沟通。

如果被剑桥大学录取，王先生希望在7月中旬前往英国，以便能够尽早抵达剑桥并在开学前适应学校的环境。

您真诚的

周培源①周培源致福勒的信，1935年4月22日，剑桥大学档案馆。由于当时剑桥大学档案馆的限制，笔者未能完整地记录下此英文信的全文，但此中译文已包括了英文原件的主要内容。

此信明显地透露出了周培源的强烈愿望：在狄氏不能成为王竹溪的导师的情况下，一定要让王师从福勒。为达此目的，周甚至已经在鼓励王进行量子力学方面的探索。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福勒其人，因为国内的读者对其了解不多。实际上，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福勒是推动量子理论发展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福勒是一位伦敦商人的长子，191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学士学位。在校期间，他在高尔夫、板球和数学竞赛中表现突出。因在微分方程方面的成就，他于1914年被选为三一学院院士。一战期间，福勒服役于皇家海军陆战队炮兵并负伤。战争中接触应用数学的经历，让他对物理问题发生兴趣。1919年返回剑桥后，与新任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的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1871～1937）成为好友，并于1921年与后者的独女结婚。1922年，福勒发表了一系列统计力学的论文，发展了量子系统中能量分布的计算方法。1925年他当选皇家学会会士，次年他率先将费米和狄拉克创立的新“量子统计学”应用于白矮星的研究，他也因此成为现代理论天体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迄20世纪20年代早期，福勒是在剑桥的极少数几位持续关注于量子理论进展的科学家之一。通过通信和访问哥本哈根，福勒密切跟踪着量子物理的新发展。他的许多学生，如狄拉克等，因受其鼓励和引导才转而研究量子理论。由于行政方面的规定，剑桥的理论物理学家都在数学系，与卡文迪什实验室不大往来，但福勒是一个突出的例外。由于他与卢瑟福的特殊关系，使其在剑桥成为联系理论工作者和卡文迪什实验工作者的独特而重要的纽带。福勒1929年出版的《统计力学》，在英语国家被作为标准参考书达10年之久。1932年他被选为新创建的热力学物理的普鲁默讲席教授（Plummer Chair）。［11—16］

福勒是一位杰出并富有成效的导师。1922年他成为剑桥新设立的数学物理博士学位中唯一一位研究生导师。1922至1939年担任导师期间，根据注册记录他有64名研究生，其中包括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狄拉克、莫特（N.F.Mott）、钱德拉赛卡（S.Chandrasekhar）。1935年福勒招收了5位博士生，王竹溪（J.S.Wang）①王竹溪在留学剑桥时，将其名字的西文拼写由Chu ChiWang改为Jwu ShiWang，详见后文。名列其中。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T.S.Chang）是福勒1936年招收的6名研究生之一。［17］不过由于福勒太忙，很少有时间具体指导学生，学生想见到他都很难，更甭提与其讨论了。［11］这很可能就是为什么王竹溪后来主要由另外一位导师具体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1.4 录取中的争议

从北京发信到剑桥，最快恐怕也得3周左右。王竹溪的剑桥申请材料，包括梅校长的推荐信，是4月上旬发出的，比周培源致福勒的信早两周。所以，王的申请材料可能于5月初前后抵达剑桥。显然，材料寄达不久，剑桥的工作人员即已开始处理了，因为到5月14日时，剑桥大学学术研究董事会的秘书桑德斯（J.T.Saunders）已经致函该校克莱尔学院的总督导瑟基尔（H.Thirkill）②瑟基尔，物理学家，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1920～1939年担任克莱尔学院的督导（Tutor）。参见：Sir Harry Godwin.Cambridge and Cla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66，143；Richard Eden. Clare College and the founding of Clare Hall.Cambridge：Clare Hall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8.35；http：//pglcambs.homestead.com/Thirkill.htm l。，讨论王竹溪的申请。

桑德斯认为“这份申请似乎说服力不强”。他询问瑟基尔所属的克莱尔学院学位委员会的意见，“如果你们学位委员会也这么认为，我会将王竹溪（Wang Chu-Chi）的文件退回并拒绝他的申请。”③桑德斯致瑟基尔的信，1935年5月14日，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Dear Thirkill，Before writing to China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boutWang Chu-Chi，I should be glad if you would ask your Degree Committee if there is any chance of his being accepted.Itdoes not appear to be a strong case，and if your Degree Committee thinks the same，Iwill return Mr.Wang Chu-Chi’s papers to China and refuse his application.Yours sincerely，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Research Studies.”

两天后，5月16日，瑟基尔回信质疑道：

亲爱的桑德斯，

我通读了所附的通信，［但］尚未搞清楚王竹溪（Wang Chu-Chi）是真的希望成为一名研究生（Research Student）还是只想听一些高等课程。然而，如果他想成为保罗·狄拉克的研究生，难道这份申请不应该送交数学学位委员会吗？［笔者注：因为狄拉克属于数学系①剑桥大学实行学院制，大学（University）、学院（College）、系科（Faculty）是三个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单位。大学须协调各学院和系科，负责考试和颁发学位；各学院要遵守大学的章程，同时又高度自治，有各自的图书馆、宿舍、导师等等；学生按系科选课及从事研究。20世纪30年代，狄拉克、泰勒等人都在剑桥大学数学系。详情请参见剑桥大学数学系介绍：http：//www.maths.cam.ac.uk/about/history/.］

您真诚的瑟基尔②瑟基尔致桑德斯的信，1935年5月16日，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Dear Saunders，On reading throughout the attached correspondence，Iam wonderingwhetherWang Chu-Chi really wishes to be a Research Studentor simply to attend advanced courses of lectures.If，however，hewishes to be a Research Student under Paul Dirac should this application not go to the Degree Committee of Mathematics？Yours sincerely，H.Thirkill.”

瑟基尔很可能被梅贻琦信中所述的宏伟学习规划搞糊涂了，因此怀疑王竹溪只是来剑桥听听各位名教授的课程，而并非想成为攻读学位的研究生。另一方面，瑟基尔也指出，既然王竹溪想做狄拉克的研究生，其申请应该由数学学位委员会审查。因此，桑德斯于5月20日又致信数学学位委员会秘书戈德斯坦（S.Goldstein），询问数学学位委员会对王竹溪的评价。

两周之后，6月5日，戈德斯坦代表数学学位委员会回复桑德斯：

尊敬的先生：

请允许我通知您，数学系学位委员会建议批准王竹溪（C.C.Wang）先生成为本校研究生的申请。学位委员会已安排他在狄拉克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

您真诚地，

戈德斯坦③戈德斯坦致桑德斯的信，1935年6月5日，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Dear Sir，Ibeg leave to inform you that the Degree Committee of the Faculty of Mathematics recommend for approval the application ofMr.C.C.Wang to be admitted to a Course of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The Degree Committee have arranged that the studentshall pursue a Course of Research under the dir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aul Dirac.I am，Yours very truly，S.Goldstein.”

又过了一个星期，6月12日，剑桥大学学术研究董事会正式回复王竹溪本人：

亲爱的王先生：

在6月11日举行的学术研究董事会会议上，你被录取为一名研究生，1935年10月1日入学，师从狄拉克教授。我附上一份研究生备忘录，一份董事会的年度报告。

又及：您的研究生资格还要取决于您被某一学院的录取或者作为非学院学生。

您真诚的桑德斯④桑德斯致王竹溪的信，1935年6月12日，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Dear Mr.Wang，At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Research Studiesheld on June11，youwere admitted as a Research Student from 1 October1935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P.A.M.Dirac.Ienclose a Memorandum to Research Student，and a copy of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P.S.Your admission as a Research Student is depending upon your obtaining admission to a college or as a non-collegiate student.Yours sincerely，J.T.Saunders 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Research Studies.”

至此，王竹溪留学剑桥大学的申请已得到了正式的批准。如桑德斯在此信末尾暗示，王必须要加入剑桥大学中的一所学院，王竹溪在10月入学时选择了菲茨威廉屋学院（Fitzwilliam House）。①桑德斯致撒切尔的信，1935年10月8日，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Dear Thatcher，At the request of Mr.Chu-ChiWang Iwrite to inform you that he was admitted as a Research Student on June 11，from 1 October 1935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P.A.M.Dirac.Yours sincerely，Secretary of the Board of Research Studies.”

1.5 狄拉克清华讲学，王竹溪负责记录

王守竞因举荐王竹溪，于1935年春与同在新泽西州的狄拉克重建了联系。在他们互动的过程中，王守竞得知狄拉克要去日本讲学，然后经西伯利亚回英格兰。王守竞将此消息迅速转告周培源。得此信息后，周培源与清华物理系当时的系主任吴有训，于5月7日联名起草了致狄拉克的邀请函（附录5）：

亲爱的狄拉克教授：

我们从王守竞博士处得知，您将经西伯利亚返回英格兰：我们诚挚地希望，您完成在日本的讲学后，可以到北平访问几周。

近五百年来，北平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但是在古老的城墙之内，您将发现近年来迅速成长起来的现代物理学研究。此时此刻，我们尤其渴望有像您这样的外国学者来访，因为您的出现本身，就将给予在探索之路上的我们以信心和启示。

如您可以安排时间来访，请函告我们您抵达的大致日期。然后，待您抵达东京后，我们再就进一步的细节与您沟通。清华大学将承担您的食宿和（其它）额外旅行费用，我们还将陪同您游览这一古都的名胜。我们的暑假始于六月底，但是我们大多数人今年夏天都会在此。

顺致最美好的祝愿，

您真诚的，

吴有训

周培源

为了让狄氏立刻得知清华的邀请，第二天，周、吴二人又致电身处普林斯顿的狄拉克：

请接受访问北平的邀请。邀请函随后［寄到］，副本由东京的仁科［芳雄］博士代转。北平清华大学周培源、吴有训。②1935年5月8日电报，丘吉尔档案馆，剑桥大学，档案号：Dirac 1/1。原文：“KINDLY ACCEPT OUR INVITATION VISIT PEIPING LETTER FOLLOWING COPY CARE DR NISHINA TOKYO PYCHOU YHWOO TSINGHUA UNIVERSITY PEIPING.”

电报抵达普林斯顿的时间是5月8日早上6点23分。在电报原件上，有一行手迹应该是狄拉克的：“接受邀请——约于7月8日抵达（accept invitation—arriving approximately July 8）。”该手迹的文字精炼，应是狄氏复电的草稿。由于周、吴只在邀请函中请狄拉克告知抵华的大致日期，而狄氏的复电回应了该请求，所以狄拉克应是在收到邀请函之后，才复电接受了邀请。

狄拉克在日本访问三周之后，由神户乘船赴天津，然后改乘火车于1935年7月12日抵达北平①关于狄氏在日停留的时间及由日赴华的旅行路线，参见Helge Kragh.Dirac：a scientific biograPhy.New-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153.［18］。周培源本来想请狄拉克在北平访问数周，但狄氏“因事不克在平久留”，仅仅逗留了一周，19日晚便匆匆“乘平沈通车赴东北转西伯利亚，至莫斯科”。［19］这里所谓的“因事”，就是因为此时的狄拉克正急于赶往莫斯科看望、陪伴和安慰其“最要好的朋友”、最近刚刚被斯大林软禁的物理学家卡皮查（P.L.Kapitza，1894～1984）。②详情参见Graham Farmelo.The Strangest Man：The Hidden Lifeof Paul Dirac，Mystic of the Atom.New York：Basic Books，2009.263～269。引文在第269页。

在北平期间，狄拉克访问参观了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7月16日，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欢迎狄拉克。参加欢迎会的中国物理学家有李书华、饶毓泰、吴有训、夏元瑮和严济慈等30余人。［19，20］狄拉克还分别于7月15日和7月17日在清华大学科学馆做了两次学术演讲，分别题为“电子之理论”和“阳电子之理论”。这两次演讲均由王竹溪做了详细记录，该记录后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21］王原计划于7月中旬即离华赴英，很可能因要接待狄氏访华而推迟了。7月19日，王竹溪就陪同狄拉克游览了长城（图2）。我们有理由推测，这些都是周培源等人有意安排的，以便让王竹溪有机会与狄拉克见面并直接交流，这也是王与狄氏建立个人关系的好机会。王竹溪本人对狄拉克来华做了认真的准备，他认真研读了狄拉克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尤其是1928年发表的建立电子相对论性波动方程的论文，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因而王竹溪相当熟悉狄拉克在清华演讲的内容，使得他顺利完成了记录狄拉克演讲的工作。

2 负笈剑桥

1935年8月底，王竹溪从北京出发，由东北出境，乘火车自东向西穿越苏联和欧洲大陆，最后抵达英国剑桥，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屋学院注册入学③剑桥大学档案馆中保存的王竹溪在剑桥大学注册处记录，其中注明王竹溪是作为研究生（RS）入学的。。在注册时，王竹溪将其名字的拼写，由Chu ChiWang正式变更为Jwu ShiWang。剑桥大学注册处在王离华之前就已向王建议此更改，以免混淆王和另外一名中国学生的姓名，而王也同意了。①1935年10月8日信，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Mr.Thatcher rangme up thismorning to ask about the nomenclature ofWang.Wang is a Chinaman who has just arrived，and if his name is spelt Chu ChiWang，he will have the same initials as anotherWangwhowashere a littlewhile ago.Thatcher suggests he should be called Jwu ShiWang，which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in the end，butgives him the initials J.S.Wang.Itold him that Iwould agree to this ifWang himself agreed，and also agreed to sign his name in the book when hematriculated in this fashion.”（撒切尔先生今早打电话给我，询问王竹溪姓名的拼写。王是一个刚刚抵达剑桥大学的中国人，如果他的名字拼为Chu ChiWang，他的首字母将与另一个不久以前在这儿的王姓［学生］相同。撒切尔建议他应该改称为Jwu ShiWang，［名字的发音］最终还是一样的，但首字母将变成J.S.Wang。我告诉他，如果王本人同意我将赞成这样做，当王前来注册入学时，我愿意在注册簿上按此方式署其名。）王竹溪开始了三年充实的求学生活。（图3、图4）

2.1 师从福勒与罗伯茨

在剑桥的三年里，王竹溪先后在福勒和罗伯茨（John Keith Roberts，1897～1944）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第一学期的指导导师是福勒，以后的两年半则是由罗伯茨博士指导的。根据剑桥大学研究生条例第17条，学生提交博士论文时须有指导导师的证明，在剑桥大学王竹溪的博士论文档案中附有罗伯茨签名提交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证明书：

我证明菲茨威廉屋学院王竹溪以下几学期在我的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1936年的四旬节学期、复活节学期、米迦勒学期；1937年的四旬节学期、复活节学期、米迦勒学期；1938年四旬节学期、复活节学期。1935年的米迦勒学期王竹溪在福勒教授指导下学习。

签字：导师J.K.罗伯茨②CERTIFICATE OF SUPERVISOR，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I certify that Jwu Shi Wang of FITZWILLIAM HOUSE，has pursued a course of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undermy supervision for the following terms：Lent term 1936，Easter term 1936，Michaelmas term 1936，Lent term 1937，Easter term 1937，Michaelmas term 1937，Lent term 1938，Easter term 1938.During the Michaelmas term of 1935 Jwu Shi Wang worked under Professor R.H. Fowler’s supervision.Signed：J.K.Roberts，Supervisor.”

剑桥大学的一学年分为三个学期：10月到12月的米迦勒学期（Michaelmas term）、1月至3月的四旬节学期（Lent term）以及4月至6月的复活节学期（Easter term）。王竹溪1935年9月到达剑桥，赶上当年的米迦勒学期，并且只有在那个学期是在福勒直接指导下学习和研究的。在此学期中，王竹溪选修了4门课：福勒的“统计力学”、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哈代（Hardy）的“发散级数”和戈德斯坦（Goldstein）的“流体动力学”。初到英国，王竹溪由于在语言和生活上都不太习惯，因此在第一学期主要集中精力于听课，直至该学期快结束时才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因福勒于1936年1月底启程赴美普林斯顿讲学，直到8月初才返英，在1935～1936学年的后两个学期中，王竹溪的学习和研究都由罗伯茨博士代为指导。在第二学期，王继续选修了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和戈德斯坦的“流体动力学”，并加选了哈代的“傅立叶级数”、勒纳德-琼斯的“原子与分子的量子力学”，以及侯沃斯（Howarth）的“流体动力学：湍流”。档案史料显示，即使在福勒访美归来后，王竹溪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仍大都由罗伯茨直接指导。从王1936年底给梅贻琦的汇报信中我们可以了解，福勒返英后继续担任其导师，但王“仍时与Roberts讨论，故Roberts知生最详，以后将继续与之常接触。”显然，王竹溪与罗氏的合作相当愉快，在王以后的剑桥岁月中，一直是罗氏经常与王讨论并直接指导王的研究。①王竹溪给梅贻琦的汇报信，清华大学档案馆，卷宗号：1-2：1-89：4-118，4-120，4-121，4-125。王竹溪的两年奖学金于1937年夏到期，王于1936年底申请延期一年，清华大学评议会于翌年3月15日议决批准了王的申请。（同上：4-124）王竹溪于1938年荣获博士之后按期于1938年8月归国。关于罗伯茨，由于其英年早逝，在西方知道他的人就不多，在国内可能就更少，因此有必要多说两句。

罗伯茨，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在墨尔本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1918）和科学硕士学位（1920）。在“1851年世博会科研奖学金”的资助下，罗伯茨得以前往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在卢瑟福指导下于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②“1851年世博会科研奖学金”是用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世博会所获之巨额盈利所设立的，其目的包括“拓展科学和艺术对实业的影响”（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al-Commission-for-the-Exhibition-of-1851，2014年10月14日访问）。卢瑟福本人也是因获此奖学金才得以离开新西兰，前往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师从汤姆逊。参见：Lawrence Badash.Rutherford Ernest.Charles Gillispie（Eds）.ComPlet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Vol.12.Detroit：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8.26（http：//go.galegroup.com/ps/i.do？id=GALE%7CCX2830903798&v=2.1&u=cuny-main&it=r&p=GVRL&sw=w，2014年10月8日阅览）。罗曾任职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专门负责精确测量金属晶体的热性质。因患髋关节结核，罗在瑞士医院的病床上躺了4年，却在此期间完成了一部名著《热与热动力学》（伦敦，1928）。康复后的罗伯茨于1928年返回卡文迪什实验室。罗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和认真细致的教师。1933年他从卡文迪什实验室调到剑桥的胶体科学实验室（Cambridge’s colloid science laboratory），任研究主任助理（assistant-director of research）。在此他开始了长期而又高度成功的金属表面吸附气体的研究，1939年他出版了一部专著《吸附作用中的问题》（Some Problems in AdsorPtion），3年后罗因其关于吸附作用的研究成就当选皇家学会会士。二战期间，罗服务于皇家海军，他的表现证明他是庞大而复杂项目的出色领导人，但不幸于1944年2月病故。罗伯茨是个无私、热情而又幽默的人，他在朋友和同事们当中有很高的声誉。泰晤士报上刊登的罗氏讣告中曾强调，“如果他活着，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未来将主要靠他了。”③R.W.Home.Roberts，John Keith（1897—1944）.John Richie，Gillispie，Charles Coulston（Eds）.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Vol.16.Melbourn：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2002（http：//adb.anu.edu.au/biography/roberts-john-keith-11537/text20583，2014年10月8日阅览）。罗氏的专著J.K.Roberts.Some Problems in AdsorP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9。

王竹溪在剑桥攻读博士时（1935～1938），主要是在罗伯茨的具体指导下工作，而罗伯茨在此3年期间正专心研究吸附问题并且富有成果。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王竹溪的博士论文（1938）也研究吸附理论。王竹溪在英国发表的所有6篇文章中都感谢了罗伯茨（这6篇中有3篇在文后感谢了福勒），这6篇文章中的3篇递交人是罗伯茨，另外3篇的递交人是福勒，①6篇论文：（1）J.S.Wang.On the diffusion ofgases throughmetals.Proc.of the Cambridge Phil.Soc.，1936，32：657～662；（2）J.S.Wang.Properties of adsorbed films with repuls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dsorbed atoms. Proc.Royal Soc.of London，1937，A161：127～140；（3）J.S.Wang.Statistical theory of adsorption with longrange interaction.Proc.of the Cambridge Phil.Soc.，1938，34：238～252；（4）J.S.Wang.The kinetics of adsorption with long-range interaction between adsorbed particles.Proc.of the Cambridge Philo.Soc.，1938，34：412～423；（5）J.S.Wang.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 with long-range interaction I.General theory.Proc.of the Cambridge Phil.Soc.，1938，A168：56～67；（6）J.S.Wang.Statistical theory of superlatticeswith long-range interactions II.The simple cubic lattice and the body-centred cubic lattice.Proc.Roya1 Soc.of London，1938，A168：68～77.这表明福勒和罗伯茨都指导过王，但后者对王的具体指导可能更多且影响更深。这一点，可以在王的博士论文前言中找到佐证。王在前言中曾写道：

我要感谢罗伯茨博士对我的研究的指导，以及福勒教授第一学期对我的引导和对我工作的持续关注。②王竹溪博士论文，剑桥大学图书馆。“My thanksare due to Dr.J.K.Roberts for his supervision onmy research and to Professor R.H.Fowler for his guidance during the first term ofmy research and for his continued interest inmy work.”

王竹溪在剑桥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题为“气体通过金属的扩散”，其题目是福勒建议的，但是应该是福勒和罗伯茨共同指导的，因为王在论文的结尾向福、罗二人致谢。随后的几篇论文则主要或完全由罗伯茨指导完成。王在吸附理论、长程作用分子运动论、超点阵统计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上述研究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权威刊物上，先后发表在《剑桥哲学学会会刊》、《皇家学会会刊》等著名英国学术刊物上。［12］

2.2 荣获博士学位

1938年4月，王竹溪完成了题为《吸附理论及超点阵理论的推广》③王竹溪博士论文的英文题目全文为：The theory of adsorption：including the effect of short and long-range forces between the adsorbed particles；and，an extension of the theory of super lattices：to include long-range interactions，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吸附作用的统计理论，其中包括等温吸附线、吸附热的变化、超长距离作用的吸附理论、吸附动力学；第二部分是超晶格超距力的统计理论，主要介绍了普遍的原理并且分析了三格立方晶系的特例。

剑桥博士学位委员会收到王竹溪的论文后，指派派尔斯（Rudolf Peierls，1907～1995）④贝特（H.A.Bethe）1935年发表超点阵统计理论，假设原子间只有近邻相互作用，讨论两组元浓度相等的二元合金，不算配分函数而用间接办法近似求得了超点阵序及其他平衡值。这是超点阵问题的基础性工作，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1936年，派尔斯把它推广到组元浓度不相等的情形。在随后的两年里，王竹溪和张宗燧都从事与此相关、当时属于前沿性的研究。鉴于派尔斯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请他参加王竹溪的论文答辩是很合适的。和勒纳德-琼斯（John Lennard-Jones，1894～1954）⑤勒纳德-琼斯是位数学家，曾任布里斯托大学理论物理教授和剑桥大学的理论科学教授，被认为是现代计算化学的首倡者（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Lennard-Jones，2014年10月14日访问）。他在分子结构、化学价、分子作用力方面做了突出的研究，1933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士，1937年担任剑桥大学数学实验室（即今天的计算机实验室）的主任（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puter-Laboratory，-University-of-Cambridge，2014年10月16日访问）。两位教授为答辩口试的考官和博士论文审查人。王竹溪的博士论文答辩于1938年5月19日举行，两位考官在答辩结束后共同签署了一份报告：

我们今日就其论文的内容和相关领域的知识考察了王竹溪先生，对他所掌握的全面和良好的理论物理知识表示满意。①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We have this day examined Mr.Jwu-ShiWang on the subject of his dissertation and the field of knowledge in which it lies and are satisfied that he has a good，general knowledge of Theoretical Physics.R. Peierls.”

第二天，派尔斯又在其提交的论文审查报告中写道：

论文的第一部分涉及吸附理论。在讨论了其他人的方法后，王竹溪应用这些方法获得了一些迄今还没有得到过的结果。接着，他阐述了他自己设计的一种处理吸附原子之间的远程相互作用的新方法，而当相互作用力来自电偶极子时，此类远程相互作用就会发生。此方法已经推出一阶近似，并得到数值结果。该论文随后提出了吸附过程的运动学。在第二部分中，作者将其方法应用于超晶格中的远程力。

这些问题的本质要求会运用简化假设对配分函数赋值，而估算这些假设所引入的误差是非常困难的。但王先生的论述表明他对所使用的假设及其物理意义有清晰的认识。基于这些假设的数学处理，既有数学技巧又解释得很好。该论文是对协同现象理论的原创性和有意义的贡献。

该论文证明王竹溪有能力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熟悉有关的事实，以及吸附作用的统计理论。这一点，连同王先生昨天在我和勒纳德-琼斯教授对他的考试中所展现出来的良好的全面知识，表明该候选人已经达到了哲学博士学位所要求的水准。

我因此建议授予王先生哲学博士学位。②Report on the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Ph.D.by Jwu-ShiWang，剑桥大学档案馆。

勒纳德-琼斯教授在他5月24日撰写的论文审查报告中也指出，王竹溪的“论文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对派尔斯方法的推广，不仅考虑了直接相邻的原子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也考虑了相距较远些的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勒纳德-琼斯的报告最后得出结论：

该候选人对吸附过程的理论做出了有意义和重要的贡献，并清晰而又简要地陈述了他的结果。他在他的工作中显示了他对热力学与统计力学学科牢固的掌握，并且已经证明他将它们应用于［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的能力。我认为他已完成了一篇达到哲学博士学位水平的论文，因此我建议授予他该学位。③Report on the dissertation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Ph.D.by Jwu-ShiWang，剑桥大学图书馆，原文：“…The candidate hasmade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adsorption processes and has presented his result in a clear and concisemanner.He evincesby hiswork a firm grasp of the subjectsof thermodynamicsand statisticalmechanics and has shown his ability to apply them to problems of considerable complexity.I consider that he has produced a thesis which is of sufficiently high standard tomerit the Ph.D.degree，the award ofwhich Iaccordingly recommend.J.E.Lennard-Jones 24 May 1938.”

1938年6月6日，剑桥大学数学系学位委员会开会，讨论是否授予王竹溪博士学位。出席会议的共有9人（满足法定人数），包括福勒、派尔斯和勒纳德-琼斯，委员会主席是英国著名的相对论传播者坎宁安（E.Cunningham，1881～1977），出席的委员们当场投票表决，9名评委一致投了赞成票。①1938年6月6日记录，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Information required by paragraph 20 of the regulations for Research Students.Present and voting in favour：9 persons.Present and voting against：None.Present but not voting：None.Names of the examiners（2 persons）：Prof.R.Peierls，Prof.J.E.Lennard-Jones.”随后，坎宁安主席致书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推荐授予菲茨威廉屋学院的研究生王竹溪以哲学博士学位。②剑桥大学档案馆。原文：“At ameeting of the Degree Committee of the Faculty of Mathematics held on June 6，a quorum of the Degree Committee being present，and voting as shown below，itwas resolved to report to the Board of Research Studies that the dissertation of J.S.Wang，research student of Fitzwilliam House，is of sufficientmerit to entitle him to Ph.D.degree.The studentwas submitted to（awritten，an oral）examination which was pass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aminers.The reports of the examiners are forwarded herewith，togetherwith the copies of the dissertation submitted by the candidate.E.Cunningham，Chairman.”至此，留学剑桥三年的王竹溪终于修成正果，成为王竹溪博士!

3 结 语

王竹溪的故事，让我们对1930年代中国留英学生的构成、选拔过程、资助来源及其相关的规定，都有新的了解。它同时也揭示了留学生与他们的导师之间的复杂关系。纵观王竹溪留学剑桥大学的整个过程，无论是申请入学还是联系导师，周培源都显然是最主要的策划者。周想方设法，既委托好友王守竞联络狄氏，又敦请梅贻琦校长出面支持；当狄拉克因故不愿收王竹溪为徒时，周又亲自致函说服福勒，最终促成王竹溪留学剑桥。

无论是效法狄氏，还是师事福勒，周培源将王竹溪派往剑桥的目的都是一个：要为中国物理学界培养量子理论研究方面的人才!周培源以其在海森堡和泡利身边工作的亲身经历，自然了解量子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欧洲为中心的量子理论研究正方兴未艾。鉴于周自己回国后基本上没有发表这方面的研究，而最有希望成为中国量子研究事业领头人的王守竞又离开了研究工作，量子理论研究在当时的中国基本尚属空白。为谋划中国理论物理学的未来，周作为中国第一代理论物理学家，将培育人才以发展未来中国的量子物理理论研究视为己任。为此，周培源首先精心地挑选了像王竹溪这样的茁壮之苗，然后将他们培植于欧美量子物理大师身边的沃土中，期待他们成才后归国服务。

不仅仅是王竹溪，我们在许多其他周氏弟子的留学生涯中都可以发现周培源类似的良苦用心。例如，张宗燧先后留学剑桥、哥本哈根和苏黎世，师从福勒、狄拉克、玻尔和泡利；彭桓武赴爱丁堡、都柏林就教于玻恩和薛定谔；而胡宁曾在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追随艾普斯坦、泡利和薛定谔。张、彭和胡三位后来均在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中有所建树。彭桓武曾回忆周培源先生对他留学的安排：“1938年，有幸在昆明再见到周先生，他指示我考留英庚款，待考取后他又指示我不去剑桥而改去爱丁堡到M.波恩教授门下。他可能考虑到我的两位师兄王竹溪、张宗燧都已去了剑桥。”［22］

周培源安排王竹溪到剑桥学习统计物理，还有更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王竹溪在剑桥一毕业就立即返回战火中的祖国，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他将自己在统计物理研究中的心得又传授给他的中国学生，其中就包括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据杨回忆，他为了写硕士论文，去找王竹溪先生，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篇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就是这篇论文，将他引导到统计力学领域，而该领域此后也成为杨振宁学术生涯中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23］

周先生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也受到了叶企孙先生的影响。据钱临照回忆，“清华物理系首届毕业生，一个去德国（王淦昌），一个去法国（施士元），一个去美国（周同庆），这可能是叶老的安排”。［24］为振兴中国物理学而深谋远虑，似乎已成为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的传统。王竹溪自己也很注意为中国理论物理的发展选拔人才，为他们赴海外留学推荐学校和专业。根据杨振宁的特长，王于1944年10月向梅贻琦校长建议，让这位即将赴美的公费生去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原子核物理之理论”而不是政府原定的“高电压实验”（图5）。［25］这显然为杨赴美学习理论物理开了绿灯，使其有机会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纵横驰骋。①改变杨振宁留美专业一事，再次让我们想到政府与科学家，在优先发展应用技术还是理论科学的政策方面的矛盾。此课题很值得深入和全面地讨论。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无法亦无意深究。杨振宁日后在研究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中国物理学发展的诸多贡献早已众所周知，然而追根溯源，我们不能忘记周培源当年的远见与规划。为庆贺周培源先生90华诞，李政道曾献词：“培育桃李满天下，源自前辈种树人。”［26］本文考察的仅仅是周先生众多“桃李”中的一位王竹溪，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周培源这位“种树人”的重要贡献。

致 谢 感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戴念祖研究员审阅本文初稿并提出宝贵的建议；感谢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王作跃教授提供重要的原始史料并帮助辨识外文文献；感谢周如玲博士和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有益修改意见；感谢王正行教授解答我们的疑问并提供照片；感谢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莫菲特馆长、丹麦奥尔胡斯大学赫尔奇·克劳教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烈、孙显斌、高峰、徐丁丁、首都师范大学段菲菲、剑桥大学李苗所提供的各种帮助；感谢丘吉尔档案馆、剑桥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允许查阅有关档案材料；感谢李约瑟研究所梅隆基金会、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分别对本文两位作者的资助。

N092：K826.1

A

1000-1224（2014）04-0445-22

2014-02-16；

2014-11-16

尹晓冬，1974年生，女，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美国物理学会2014年贝勒讲席（Beller Lectureship），副教授，主要从事近现代物理学史和技术史研究；胡大年，1962年生，江西南昌人，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物理学史和中外比较科学史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量子力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1900～1950）（项目编号：11205105）；“中国科学院中外科技发展比较研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