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霞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422000）

论冯至新时代诗歌人称话语之再变奏

陈美霞

（邵阳学院 中文系，湖南 邵阳 422000）

告别40年代对生命存在的沉思鸣唱，50年代的诗人冯至又一次来到诗艺道路的十字路口。在强大的时代潮流面前，诗人与存在主义内省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渐行渐远，不由自主亦是心悦诚服地随波逐流，被时代之流裹挟而前。由是其诗性自我消融在时代意识和集体意识的洪流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导致艺术水平的滑坡。这一退变映射到人称话语运用上，虽然其表面形式与40年代相比并无二致，均以“我们”为核心，但其内涵实质已然发生巨变：由40年代存在主义“形而上”的言说主体沦为平庸功利的政治话语的代言人。

“我们”，退变，“大我”

自1941年冯至鸣唱出他生命中的最高音——《十四行集》以后，突然停止了歌唱，几近于沉默，这种状态差不多持续了将近10年之久。在此期间，随着抗日战争和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的发展，诗人逐渐割裂了与林场茅屋，与草木自然的深切联系、转向关注现实，用匕首、投枪一样的杂文形式对黑暗现实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直到新中国诞生，诗人才又重拾诗笔，高唱赞歌，完全抛弃诗性自我，彻底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淹没在时代大合唱的滚滚洪流中。这一转变反映到诗歌人称话语的运用上，也由40年代诗中存在主义言说主体的“我们”转向50年代服务于时代社会的高唱颂歌的另一个“我们”。

一、 在个人与现实之间——蜕变的阵痛

虽然，在1940－1941年之间，冯至已经找到了一条完全适合于本身的艺术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树立起了一座丰碑—《十四行集》，但是，外界的战火纷飞、炮声隆隆和强大的为抗战而写作的热潮都使得冯至的创作难以为继。“1941年秋，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职的著名作家老舍，应罗常培之邀到昆明小住，在联大作了关于大敌当前，应为抗战而作文的讲演。冯至曾专程去看望老舍，在看了他的讲演记录后，内心感到歉疚，认为自己虽然在思索宇宙和人生的问题，但的确没有为抗战而写作。”[1]作为任何一个正直、有良知、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面对诸如老舍这样的批评，都会感到自责、感到愧疚，虽然冯至并没有如老舍所批评的那样“在小花小草中寻求趣味”。在当时，类似的批评批判可谓比比皆是，诸如穆木天所说：“现时代的诗歌，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呼声……那种没有现实性的个人抒情小诗……只好同木乃伊为伍了。”[2]在这种严酷的生存现实中，个人主义是没有生存的土壤的，只有牺牲自我，走向现实、走向大众，才能获得承认，得到认同；否则就只有噤声，只能放弃言说。于是，冯至那带有强烈个性化色彩的“我们”的沉思停止了，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做出一些自我调整和新的选择。而正当这时，冯至一家因为种种原因，又从林场茅屋搬回城内钱局街敬节堂巷居住，所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现实，从而转向对现实的关注。他说：“自从三十一年以后……我就很少写《山水》这类的文字了……起始写一些关于眼前现实的杂文……直到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才好像告了一个结束。”[3]也就是说，在1942年以后，冯至开始了现实的转向。

蜕变开始了，这一信息最早从历史讽喻小说《伍子胥》中透露出来。具体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决断”这一观念的高度重视。冯至曾说：小说的主旨是表现伍子胥为了倾覆腐朽的楚国政权而“不得不走的艰苦的途程”。[4]在艰苦的途程中，主人公不仅要独自承担孤独困苦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需要正确地选择、勇敢地决断，需要坚韧地克制，也需要果断地抛弃和割舍。“决断”对生命个体而言意义十分重大，作为真正的生存者，必须要“决断”，否则就只能在生活的表面滑行而不能体验到真实的生存的意义。事实上，冯至的这一思想主要来自歌德的“蜕变论”。歌德从自然哲学的“生物蜕变论”推演出“人的蜕变论”，认为人也跟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都在不断变化和运动，也和一切生命一样必然经历蜕变过程。对于人类自身而言，每一次蜕变，都是个体生命的自我选择，都可使生命获得新生。当然，蜕变并不是轻易可得的，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甚至以“前一阶段痛苦的死亡”来“换取后一阶段愉快的新生。”[5]对于歌德的这一思想，冯至心领神会、颇有同感。他后来回忆在战争年代读到歌德反映蜕变论思想的作品时说：“我经常感到有抛弃旧我迎来新吾的迫切需要……”[5]所谓抛弃旧我，即指抛弃思考生命和宇宙的那个旧我，而迎来新吾则指迎来关注现实、贴近时代的新我。冯至在接受了歌德“蜕变论”的影响之后，便找到了走出自我、转向现实的重要依据，在自我与外界、个人与现实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第二，对现实的影射和讽喻。对此，冯至曾提及抗战时期他在国统区所耳闻目睹的现实生活：国民党军队的黑暗，奸商的投机，特务的阴谋，文人的穷困，美军的趾高气扬，还有国民党御用教授的无耻等等，“这都不是春秋时代，而是眼前的现实。”[4]此后，冯至开始在大量杂文和少数诗歌创作中纳入对现实的直接关注。首先，从诗歌创作的情况来看，当下现实已悄然进入诗歌文本：“……我们越是向前走，/我们便有更多的/不得不割舍的道路。”（《歧路》）这首诗透露了诗人朝向现实转变的信息。而在同年所作的另一首诗——《我们的时代》中，则更加明确地表明了诗人的现实立场：虽然“‘我们曾经共同分担了/一个共同的人类的命运。’”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听见几个/坐在方舟里的人们说：‘我们延续了人类的文明。’”其次，杂文更是成为冯至揭露丑恶现实、抨击社会不良现象的主要武器。他往往通过一件小事、一种常见的不良习惯或不良现象生发开去，站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民族的立场上对个人的生存及生存的价值予以反思和批判，正视现实，直陈诟病，以民族的复兴为旨归。不仅如此，他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介绍提倡比如基尔克郭尔对时代的批评精神和杜甫的执着精神等。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略的——即从1943年至1948年之间，冯至在关注现实社会的同时，无法完全丢失自我，失却个人性。从他此间的杂文创作中，我们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比如在《工作而等待》这篇杂文中，冯至极力地称赞那些“不顾时代的艰虞，在幽暗处努力的人们。他们绝不是躲避现实，而是忍受着现实为将来工作”。[6]这些居于幽暗而努力的人是坚持自我，不随波逐流的，他们默默地、严肃地、真实地努力着，他们工作而忍耐，正是由于有了他们，中国才有希望。由此可见冯至对个人作用、个人地位的肯定。为此，冯至在1945年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名为《论个人的地位》的文章，他认为在任何集体社会里，只要努力认真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忠实于自己的工作，忠实于自己的见解，只要他是健康的，都不会否认个人的地位。或许这工作与狭义的时代需要不适应，这见解与时代精神不合拍，“但为人类的进步设想，是应该被容纳的。”[7]直到1948年冯至在《新年致辞》一文中还在坚持发出真实的生存者的声音，即使他处在一个“没有余裕来修饰自己的时代”，即使“他的声音像是半夜里的咳喘那样地不悦耳”，[7]但是因为它是真实的生存的声音，所以依然让人有所感悟，有所启发。这些都表明了冯至对自我、对个性的肯定、卫护和执着。

当然，冯至在转向现实的途中也是充满着矛盾、犹疑甚至痛苦的，就像何其芳所说的那样：“爱好我自己，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8]因为以前的那个自我在冯至的心里是如此深地扎了根，已经成为他身内的血和肉，是他所理解的生命意义之所在，所以，要抛弃旧我，并非轻而易举，而是极其痛苦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痛苦的自我调整阶段，冯至后来的“突然”转向才能让人理解。

二、《第一首歌》：核心人称话语的再变奏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新中国的伟大诞生，每个中国人都亲自经历了一次涅槃新生。作为诗人冯至也不例外，此时的他又得以重拾诗笔，重新把诗当做他“生命里的一部分，不肯割舍。”[4]并毅然抛弃自我，走向社会和民众，开始了新时期的颂歌高唱。

那是一个颂歌嘹亮的时代，空气里洋溢着发泄不尽的兴奋、激动和喜悦。人们试图穷尽一切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此时，冯至唱出了新时代里的《第一首歌》。这首诗是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五四”所作，诗中通过抒情主体“我们”激情地赞颂了“三十年前的一粒光/如今照亮了山川”，为“五四”唱了一首赞歌，赞颂“五四”所带来的开创性意义：“我们起始歌唱/我们的第一首歌，/像人类从木石里/第一回钻出来火……像人类才有了锄头/第一回到田里耕作……隔离久了的心/如今又融成一个。/脖子上没有了项链，/脸面上恢复了红颜：/三十年前的一粒光/如今照亮了山川。”与40年代的十四行诗相比较，这首诗显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完全失却了十四行诗内省式的沉思的哲理化抒情意味，而沦为一种现实的、具体的情感抒发，虽然它“仍明显地保留了不过于直露的长处”，[9]但是这一转变应属于质的变化，正如陆耀东先生所说：这首诗“是诗人欲彻底改变《十四行集》那种诗风的第一首诗”。[9]就抒情主体而言，“我们”这一复数人称再次进入诗歌成为核心抒情话语人称。与40年代沉思的“我们”相比，虽然表面形式没有任何变化，但事实上，这个主体已模糊了往日那个真实的生存者的背影，其个性也隐匿起来，不再鲜明如昔，缺失掉了那份深刻、那份独到与执着，而仅仅作为情感抒发的主体而已。在这里，“我们”作为抒情主体，已经返回现实，从此义无返顾地踏上了贴近时代，忠于现实，纵情讴歌的道路。所以，从《第一首歌》这首诗开始，“我们”已经从思索宇宙和人生进入到讴歌现实，标志着核心人称话语的再变奏。

如前所述，从40年代初那个思索宇宙和人生的“我们”一路走来，到1949年讴歌现实的“我们”，之间经历了一个既关注现实，又保持自我和个性的阶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诗人彻底抛弃自我、放弃个性，从而走上讴歌现实、歌颂时代的道路的呢？诗人之所以彻底放弃自我个性而转向讴歌现实，既与当时整个文艺界的客观形势有关，也体现了诗人由衷的、真诚的意愿。首先，从文艺界的客观形势来看，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在中共取得对文艺的领导权之后，延座讲话内容首先成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政策。根据这一方向，诗人作为知识分子唯有深入生活、深入人民大众，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可能使诗歌向大众靠拢，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在这种形势下，冯至只有彻底地摒弃自我，融入时代主潮。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要根据“人民的需要”， 如果群众需要的是火，“就把自己当作一片木屑，投入火里”；如果群众需要的是水，“就把自己当作极小的一滴，投入水里。”[7]总之，就是要融入大众，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其次，放弃个性，遵从于集体共性，投入颂歌浪潮，这也是冯至自我的选择，而且是真诚的、由衷的选择。“颂歌浪潮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革完成之后必然出现的社会情感和心理的符号化。经过几十年的渴望、期待、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终于天翻地覆，迎来了在辽阔大陆上的巨大胜利，翻开充满理想和希望的一页。此时此刻，那些参与这场革命和拥护这场革命的人们怎能抑制内心的激动之情？怎能不热泪纵横继而爆发出欢呼和歌唱之声？”[10]对于像冯至一样经历了黑暗的诗人来说，都会做出如是的选择。一旦诗人完全放弃了诗性自我，走向大众，鸣唱现实，集体话语人称“我们”便堂而皇之地进入诗歌文本。

三、新时代里“形而下”的“我们”的言说

自唱出新时代的《第一首歌》后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阶段，诗歌核心人称话语仍然是复数性人称“我们”，据统计，这一人称的出现率高达60%以上。那么，这个“我们”是指什么？它与40年代的核心人称“我们”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只有走进冯至此间的诗歌，才能获得问题的答案。

40年代冯诗的抒情主体“我们”是一个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沉思的形象，是冯至诗性自我的化身，具有强烈的自我个性意识和“形而上”的意义。但是，新时代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我们”的内涵以及整个诗歌创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从作品的主要内容来看，50年代的诗作不再是对宇宙、对人生的沉思，而是转向对党、对新社会新时代、对社会主义祖国发生的巨变的讴歌。对此，诗人也有清楚的自识，他指出这一时期诗里的主调与过去截然不同，其主要内容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事业。”[4]在实际创作中，对党、对领袖，冯至唱出了《我的感谢》：“你让祖国的山川/变得这样美丽、清新，/你让人人都恢复了青春，/你让我，一个知识分子，/又有了良心……你是党，你是毛主席，/你是我们再生的父母，/你是我们永久的恩人。”对社会主义的新事物、新气象，诗人也给予热情地赞颂：“我们的西郊天天在改变，/随时都变出来新的形象……我们却从这天天生长的西郊，/看见了祖国从首都到边疆/在千千万万劳动者的手里/转变成幸福的地上的天堂。”（《我们的西郊》）生活在幸福伟大的新时代新社会里，“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西安赠徐迟》）于是，诗人立志“在我们永远做不完的工作里/要唱出人间最美的高歌。”（《党的生活》）

从这一时期作品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中可见，诗人抒发的既是个人当时的真情实感，更是那个时代的“大我”的感情，这种情感通过抒情主体“我们”传达出来，于是，“我们”成为阶级的、人民的“大我”的化身。在“我们”那里，抒情主体的个性空间被完全泯灭或遮蔽，表现出的是千人一面的共性模式，往往仅止于粗线条的时代写意或拘泥于热烈生活场景的平面刻写或停浮在人物精神面貌的浮光掠影，远未触及生命本体的内心世界和个性化生活的复杂本质，流于肤浅和一般化的情感抒发。比如：“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要生产更多的钢铁，/我们要发出更多的电力，/我们要挖出更多的原油、原煤，/我们要制造更多的新机器……我们给社会主义打好物质基础，/让敌人在我们面前垂头丧气。”如果把这首诗与《十四行集》里的任一一首合放在一起，若对冯至不熟悉的人实难相信它们出自一人之手。诗中的“我们”单调、直白，流于空泛的符号化，根本不具备诗的品格。所以，对冯至此间的诗作，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何其芳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多数写得过于平淡，缺乏激情”。除《韩波砍柴》和《人皮鼓》两首叙事诗以外，“从其它的作品就很难再见到作者早期诗歌的特色了。”[11]应该说，何其芳的这一评价是准确而不失公允的。因此，50年代的话语人称“我们”与40年代的“我们”已经全然不同，50年代的“我们”作为阶级的、人民的“大我”的化身，再也不似40年代的“我们”一样，个性突出，棱角分明，而是戴上了大众化的脸谱，唱着现实的、浮浅的、粗糙的、整齐划一的颂歌，抒发着廉价的乐观主义，退至“形而下”的日常的非个性化的“我们”。抒情主体“我们”的个性缺失了，50年代冯诗的诗性也随之隐逸流失了。

[1] 周 棉.冯至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221.

[2] 穆木天.关于抗战诗歌运动[J].文艺阵地·第四卷,1939(2).转引自殷丽玉.论冯至四十年代对歌德思想的接受与转变[J].文学评论,2002, (4):125-131.

[3] 韩耀成等编.冯至全集·第三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73-74.

[4] 韩耀成等编.冯至全集·第二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33,179.

[5] 韩耀成等编.冯至全集·第八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7.

[6] 韩耀成等编.冯至全集·第四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99.

[7] 韩耀成等编.冯至全集·第五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88,340,342.

[8] 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253.

[9] 陆耀东.冯至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240.

[10] 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2.

[11] 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457.

On Variation of Person in Discourse of Feng Zhi’s New Era Poetry

CHEN Mei-xia

(Chinese Dept.,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Hunan, China)

Bidding farewell to meditation and extolling for life in the 1940s, Feng Zhi in the 1950s once again came to the crossroad of poetry. In face of the strong of the times, he, involuntarily but willingly, followed the trend and distanced himself further from existential introspection in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and thinking mode. Thus, his poetic self was drown in the fl ood of time and group consciousness, which, together with his loss of his own voice, consequently led to the decline of his poetic art due to this decline, the connotation of person, had dramatically changed, although superf i cially it was the same to that of 1940s in focusing on “the greater self”: descending to the spokesman for mediocre and utilitarian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the“metaphysical” speaking being of existentialism in the 1940s.

“We”; decline; the greater “Me”

I207.25

A

1673-9272(2014)05-0120-04

2014-06-16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国当代诗歌语境下冯至诗歌研究”（编号：11C1146）。

陈美霞（1977-），女，湖南常德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文编校：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