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广庆

明鉴苏联兴亡之道，夺取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圆满成功
——读高放《苏联兴亡通鉴》

奚广庆

《苏联兴亡通鉴》把苏联兴亡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给出了10个方面的深刻总结，既包括成功经验，也涵盖失败教训。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社会长期的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苏联历届领导人对此认识不到，更无法妥善加以解决，终于酿成全面危机，导致亡党、亡国和亡制。把苏联崩溃这样重大历史事变，归结为个人错误是可悲的难心史观。苏联的失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坚持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灾难。苏联不是毁于改革，而是毁于拒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与时俱进、变革创新的社会，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复兴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高放教授总结历史教训，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前景充满信心、矢志不渝。

高放;《苏联兴亡通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在苏联垮台20周年之际，我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著名学者高放教授出版了《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一书 (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版)。这部56万言的史著，汇编了作者60年来跟踪研究苏联和苏共兴亡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的66篇精选文稿。除自序，全部文稿按历史逻辑分作四编:苏共是苏联兴起的源头;十月革命是苏联振兴的起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苏联灭亡的进程、原因和教训。本书集中了作者关于苏共、苏联研究的重要学术建树，对苏联兴亡事变中许多重要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给出了科学的总结。这部书的重头戏在自序和第四编对苏共、苏联崩溃的原因和教训的总结研究上。不仅有深刻的理论剖析，更有对难点、焦点问题的回答，是全书的学术制高点。

作为高放老师的学生，笔者拜读这部书，进一步体认高老师60年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全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宏伟事业，殚精竭虑、思索不辍的高尚情怀和敬业精神，不能不对85岁高龄的恩师表示极大的崇敬。

显然全面评述这部历史性著述，不是一篇书评可以完成的。这里只就笔者较为熟悉的几个问题作些评介，谈些认识。

一

在世界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为什么还要选编这部系统的《苏联兴亡通鉴》?正如作者自序所说:“刻意选编《苏联兴亡通鉴》，切实明鉴苏联兴亡之道。”这凸显了该书对苏联兴亡74年全部实践和历史地位的科学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作者把苏联兴亡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给出了10个方面的深刻总结，既包括成功经验，也涵盖失败教训。一个核心观点是，十月革命开辟的伟大历史变革和社会建设，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苏联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党人带领下，进行的波澜壮阔的争取解放、民主自由、创建美好社会的复杂艰难的伟大尝试。它不仅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推进了苏联的工业化现代化，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面貌，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极大地开拓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党人的历史视野，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发达世界劳动群众争取权利、改善劳动与生活条件的斗争、不发达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奋斗进程。可以说，20世纪的世界，如果没有苏联，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迈尔认为，没有“现实社会主义”就不可能驯使资本主义接受社会民主的改良措施。〔1〕而且它的崩溃及其历史教训，也为先进阶级怎样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创造历史、改变世界的斗争，提供了难得的借鉴，特别是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结合自己的国情吸取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去建设新的社会组织斗争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人们看到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党人通过对苏共和苏联兴亡的历史总结，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把以人为本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把批判与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和历史运动蓬勃地推向前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吸取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中走向新的历史阶段。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坚持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灾害。〔2〕这就强有力地驳斥了借苏联失败完全否定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的反共主义观点，为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观。

二

关于苏共解体和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研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之后几代苏共领导人的背叛和错误。针对这种片面认识，高老师指出，苏东剧变有内因和外因，远因和近因，上层的原因和下层的原因，浅层的原因和深层的原因，要综合进行分析，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3〕长期“左”、后期“右”，先“左”后右、内外夹攻，合葬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其中内因和远因更带根本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来分析，根本原因就在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过“左”的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自由民主与法治的矛盾，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族人民的矛盾这三大矛盾。由于苏共历届领导人对此认识不到，更无法妥善加以解决，终于酿成全面经济危机、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导致亡党、亡国和亡制。这是非常独到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分析。如著名学者徐葵教授所评述，“高放同志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梳理和归纳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三大矛盾，从这三大矛盾去寻找导致苏联剧变的深刻原因，这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4〕恩格斯早在1851年就指出:研究和揭示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应当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5〕显然，把苏联崩溃这样重大历史事变，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犯错误是可悲的唯心史观。坚持唯物史观必须全面分析事变发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真正搞清楚其根本原因和历史教训，从而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和战略。

有论者完全不懂得苏联的整个历史发展，说什么苏联解体发源于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是罪魁，戈尔巴乔夫是祸首。按照他们的逻辑我们批评和坚决改革苏联模式是错误的，应当退回去搞斯大林模式。对这种无视历史事实的有害的看法，本书的多篇文章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和澄清，用确凿的历史事实阐明，赫鲁晓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人都一脉相承地坚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并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推入了绝境。一个建立了74年之久、有两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容易地被几个人摧毁，正好说明其体制已经衰朽、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因此只有深入细致地透视斯大林及其坚持的错误体制，才能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除了高度集中的僵化的没有生机活力的经济社会体制外，特别要强调的是，斯大林开创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斯大林实行的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党专政制、消灭异己制、监视干群制、以党代政制、等级授职制、控制选举制、官员特权制等一整套的政治体制，深深地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祸根。〔6〕实践表明，斯大林的独裁领导和消灭异己的体制和作法，恶果极大。它不仅无法培养出大批忠于人民的、精通科学社会主义的、具有创新变革精神的、才华横溢的领导人，而且把这样的人才消灭殆尽，最后剩下的就是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这些蠢才庸人和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些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利益的利禄钻营之徒，来充任最高领导人，无法挽救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正是深刻总结这个历史教训，高老师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真正认清斯大林体制的种种严重弊端，从发展党内民主入手，不搞西方那种党派纷争的多党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走一条体制内改革的成功之路。〔7〕这就坚定有力地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

本书坚持历史的、具体分析的观点，批评斯大林的错误体制，但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的功过给出了一个符合历史的新界定。在过去三七开评断的基础上，把斯大林的功过分为:在苏联发展方面功大于过，在国际共运发展方面过大于功。这个评价深化了我们的认识，得到了同行的赞许。这说明，对斯大林的研究，对苏联兴亡史的研究，都需要不断加深，获取新的认识。比如二战后的苏联，国内外条件都有很大变化，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变革也成为各国党和人民的期待，但是晚年斯大林思想僵化、个人专断达到顶点，国外镇压南斯拉夫铁托的变革创新，国内扼杀任何的改革，把沃兹涅先斯基等一些主张经济改革的领导人给镇压了，丧失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大好契机，是导致苏联东欧最终垮台的致命性大错误。这个错误教训需要更好总结，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独裁专断，防止僵化停滞，发展党内民主，允许自由讨论，对党内不同意见、路线之争，必须严格地依据党章审慎对待，不允许肆意打击压制，更不允许超越法律随意抓人杀人。只有真正建设起思想政治组织统一又充满活力的、民主科学依法执政的强大的党，才能够永葆党的战斗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使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发展繁荣，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

本书关于苏共官僚特权集团形成和作用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很值得重视和讨论。事实表明，这个特权统治阶层是“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真正掘墓人，党的几代领导人无非是这个官僚集团的首脑”〔8〕。这是必须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它什么时间形成和怎样形成的。国内外都有论者宣称苏联特权官僚集团是赫鲁晓夫上台后，推进改革而造就出来的。针对这个错误观点，本书运用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就违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提出的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实行选举制、罢免制和取消高薪的基本原则，在苏共干部中实行了高薪制度和等级授职制等。1934年薪酬差别是30倍，1953年达到44—56倍。勃列日涅夫时期更达到顶点，超过了100倍。同时在过度集权体制下，党政干部垄断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切大权，进而形成了具有稳定特殊利益和特权地位的官僚统治阶层，终于堕落为背弃社会主义、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骄奢淫逸的新贵族阶层。人们还看到，二战后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多效法苏共程度不一地建立了这种官僚特权统治体制，这成为那时现实社会主义的一大特征。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M·吉拉斯的“新阶级论”，就尖锐批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官僚特权统治体制和阶层的现象。可见是斯大林体制的根本弊端造就了特权官僚阶层，把苏联官僚特权统治阶层的形成归罪于改革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对苏共领导集团蜕变为官僚特权利益阶层、社会主义的掘墓人的社会历史根源问题作些讨论。有论者肤浅而简陋地认为，这只是苏共领导人的背叛。笔者认为，依据唯物史观分析，这是斯大林以来苏共领导在错误理论指导下实行错误制度和错误路线的历史产物。需要很好进行研究。

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但这“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9〕。虽然采取革命手段消灭了剥削阶级，由于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方式与相应的社会条件，十月革命后从苏联到中国，都不能够超越分工的规律，消灭一切阶层差别，在从事体力的和服务的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始终存在一个脱离社会生产劳动的、掌管和从事劳动管理、社会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社会阶层。这就是说，不发达国家建立的新社会，事实上会长期存在着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本质性差别。吉拉斯观点的意义就在于看到了这个历史难题和社会风险。当然因此而否定社会主义学说的意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成果，放弃建设新社会的追求探索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不认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这个历史特殊性，不去探索新的道路和政策，正是后来陷入失败的一个社会历史根源。列宁看到了这一点，提出新经济政策，认为必须走一条改良的渐进的缓慢的迂回曲折的道路。问题在于自斯大林以来，执政的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忽视这个唯物史观的原理，不认识这个新统治阶层长期存在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更没有制定和实行相应的路线和有力对策。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后，经历斗争考验的头两代领导人，能够正确对待和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当社会公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保障人民福祉。而此后由于思想的僵化麻木和体制的缺陷漏洞，逐步形成一种官本位理念和制度，越来越多地追求升官发财、投机钻营之徒，进入了党政高级干部队伍，经过几代人的时间，这个社会主义的统治阶层就蜕变为一个背离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具有特殊利益和享有特权的官僚统治集团，成为埋葬社会主义苏联的掘墓人。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开拓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体制和新道路，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特别是解决好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建设问题，切实保证培养、选拔和任用那些真正忠于社会主义和人民的优秀人才，不让那些升官发财、投机钻营之徒成批进入干部队伍，占据领导岗位;既要按照社会分工的规律，保证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干部精英阶层的合理利益和必要权力，又必须建章立制，训练、规范、制约和监督他们正确运用权力，保证人民各项权益，防止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垄断权力，鱼肉民众，巧取豪夺，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成为官僚特权统治阶层，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和领域以权谋私、贪腐猖獗现象十分严重，就是加强改革体制、严防蜕化变质的响亮警钟。我们要高度重视苏共领导集团蜕变的教训，充分认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坚定不移地建设、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制度，发扬党内民主，防止个人崇拜，独裁专断，坚决整肃惩处一切贪腐，才能够保证党和国家的发展改革稳定推进，永不改变颜色。如果我们党忽视历史的教训和时代的变化，空谈什么关键在人，套搬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陈旧观点，放松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建设，把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位“永远圣明的君主”，中国共产党就必将重蹈苏共社会主义覆灭的命运。

四

最后笔者要特别强调，本书阐明的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毁于改革，而是毁于拒不进行改革这个最重要的观点。原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认为，苏联垮台于“激进”改革。美国学者大卫·科兹更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大肆宣扬，改革搞垮了苏联;改革在中国的主要作用是培育了新资产阶级。在我国也有一些人认为改革埋葬了苏联。高放老师尖锐指出，这些极端错误的看法，完全违背苏联发展历史事实、不认识苏联体制、斯大林模式根本弊端和历史祸害，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的荒谬观点。苏联体制的弊端、斯大林模式的错误，本不是不可以救药的。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成功转变充分证明这一点。问题在于斯大林以来苏共完全拒绝改革。由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上形成的具有特殊利益的官僚特权统治集团，僵化封闭、讳病忌医，忽视人民期待，落伍时代潮流，维护特权利益，压制一切革新，六次错过了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机遇，致使苏联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生机耗尽，经济每况愈下，政治日益僵滞，人民生活无以改善，社会主义变成贫困落后的同义语，使一个有近两千万党员的苏共落得个宣布自行解散、没有人起来维护和保卫它的悲惨下场。历史的事实和现实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都充分证明，僵化停滞没有出路，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与时俱进、变革创新的社会，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复兴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最为值得称道的是，高放老师深刻总结历史教训，精通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精髓和原则，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胜利前景，充满信心，矢志不渝。早在1984年他就坚信不移地阐明，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体制改革，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来并进入21世纪。只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取得全面成功，必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获得大发展。〔10〕进入21世纪以来，他更是及时总结我们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反复强调，一定要正确借鉴苏联灭亡的教训，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切实贯彻宪法党章，真正扩大人民言论、出版和创作自由，维护宪法赋予的各种人权，那么，中国就必能取得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圆满成功。〔11〕这极大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崇高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定胜利的思想精神理论的最坚实基础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1〕【德】托马斯·迈尔.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我们需要马克思的复兴吗?〔J〕.科学社会主义，2012，(6).

〔2〕〔3〕〔4〕〔6〕〔7〕〔8〕〔10〕〔11〕高放.苏联兴亡通鉴〔M〕.人民出版社，2011.478，537，538，419－430，431，541，280－281，54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2，756.

【责任编辑:刘彦武】

D351.23

A

1008－9187－ (2013)06－0054－05

奚广庆，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原司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