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潇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一、问题的提出：比较优势原理的一个隐含假定

比较优势原理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大支柱。本义是指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从这一原理出发，当前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很低，因此在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拥有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事实也正是如此。然而，比较优势原理的存在却有一个隐含的假定：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必须得到必要的补充。劳动要素是在任何生产方式下从事任何产业都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在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要素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一旦劳动要素的供给出现了相对减少，那么比较优势的作用将被削弱。出现上述情况，部分地是由于制造业生产规模将由此缩小，挤压制造业利润的绝对空间；部分地是由于劳动要素的价格将受供求关系影响上涨，挤压制造业利润的相对空间，甚至还有可能出现劳动要素供给中断这种极端的情形，此时比较优势将不复存在。劳动要素供给的减少，既可以在数量上体现为劳动力数量较之于延续比较优势所必须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减少，又可以在质量上体现为劳动力素质的下降。因此，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要想持续发挥下去，前提就是劳动要素从质和量上自始至终都能得到必要的补充。其实，这一前提正是马克思工资理论中劳动力实现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工资只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的特种名称”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页。，本质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代表了劳动要素的价格，但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工资并不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一种，“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而且，劳动力又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商品。虽然“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但是“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人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产资料。”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199页。因此，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还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有一个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即“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如果劳动力的价值，也即工资降到这个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以下，劳动者的最低生活水平就无法得到保障，“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从马克思关于工资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为了保证制造业劳动力的再生产，制造业的工资至少要达到某个特定的水平。

二、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及现状

图1 制造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与制造业人均工资占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比重组合散点图

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十年间快速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制造业的增加值由1990年的6858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10118.5亿元，19年间增长了15.06倍；从事制造业的法人单位数由1996年的125.63万个增加到2010年的209.84万个，14年间增长了67.03%；制造业产品出口额由1980年的90.05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4960.69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165.14倍；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占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50.30%上升到2010年的94.82%；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2010年达到3637.2万人，这些使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注]文章中的数据来源如未作特殊说明，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然而，从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绝对和相对变动趋势来看，制造业工资的平均增速不仅落后于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之间的差距也基本上在逐年拉大。1980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工资为752元，当年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为762元；2010年我国制造业人均工资为30916元，当年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为36539元。在这30年间制造业人均工资增长了40.11倍，而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在同期增长了46.95倍；制造业人均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3.09%，而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平均增长13.69%，比前者高出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人均工资占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的比重由1980年的98.69%下降到2010年的84.61%。如果将其与同期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相联系，则不难发现其中有较为明显的相关关系。国际上通常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来测量制造业比较优势强度的大小，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越高，则代表国际竞争力越强。[注]制造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的测算方法为：RCA ，数据来源：程承坪、张旭、程莉：《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80-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4期，并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进行修正后递补2009、2010年数据，其中2010年数据为假定世界制造业产品出口规模维持2009年水平估算得出。如果将1980至2010年中有统计资料的27个年度制造业人均工资占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比重与当年制造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组合做成散点图(见图1)，则可以呈现出二者具有较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制造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越高，制造业人均工资占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比重越低。特别地，制造业人均工资占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制造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上升0.037。[注]如以制造业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制造业人均工资占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比重为解释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得到方程为：，判定系数，斜率项t值为-5.37。如果从制造业工资的总量上进行考察， 199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6858亿元，制造业工资总额为1089.3亿元；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估计约为129596.4亿元，制造业工资总额为11140.8亿元。20年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7.90倍，而制造业工资总额仅增长了9.23倍；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5.52%，而制造业工资总额年均增速为11.75%，低于前者3.7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就业人员工资总额由2951.1亿元上升到47269.9亿元，增长了15.02倍，年均增速为14.51%。如以制造业工资总额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代表制造业的分配率，以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似代表国民经济整体分配率，则通过图2可以看出20年间制造业的分配率一直低于国民经济整体分配率，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前15年逐年拉大，到2005年时，制造业的分配率比国民经济整体分配率低出4.58个百分点，这一趋势仅在2006年之后有所缩小。另外，从增长速度来看，制造业人均工资的增长速度也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不相适应。如果粗略地以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代表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从图3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10年的21个年份里，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有15个年份高于制造业人均工资的增速。因此，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尽管在绝对量上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在相对量上却是不断减少，在增长速度上长期滞后。

图2 制造业工资总额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与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变化趋势(1990-2010)

图3 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与人均工资增速比较(1990-2010)

三、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的价值构成

马克思在明确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之后，进一步地指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首先，劳动过程中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力等会有所耗费，这些耗费必须重新得到补偿，使其今后也能够以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继续劳动。因此，劳动力的价值构成中首先包括维持劳动者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范围，“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这其中同时也“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其次，劳动者不仅要依靠工资来补充自身的消耗，还必须依靠工资来养育后代。因为生产过程的持续性要求劳动者作为一个活的个体永远延续下去，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本身，使得“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200页。最后，要从事某项劳动，劳动者必须具备特定的素质和技能，因此必须要接受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因此，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不同，某种程度的“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但是，在当前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劳动力的价值构成既有马克思所指的劳动力的价值构成的一般性，又有在经济体制、社会变迁以及传统道德文化影响之下极为特殊的几个方面。首先，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多半由“农民工”构成。也就是说，我国制造业领域的“工人”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意义上的产业工人，他们在社会上的主体身份仍是农民，户籍、家庭、养老等社会关系等都还在农村，主要的社会依托是农村的自家承包地。他们即使在完全失业的条件下，依然能够依靠回家务农养活自己。因此，制造业劳动力的价值不能低于劳动力来源地农业劳动力的价值。其次，我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还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最高流动性的就业群体。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他们的工作地点与家庭所在地长期分离，在节假日期间为了与亲人团聚，就要付出一定甚至极高的旅行成本；而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他们不是工作所在城市的居民，没有城市居民权，无法享受城市人口的福利，即使在某些已经开始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城市，他们也会因为高额的定居成本而无法生存，不得不四处流动。因此，从现代化与城市化伴随发展的大趋势看，制造业劳动力的价值构成应包括制造业从业人员定居城市的成本，主要是租房或买房的成本；即便是仅从短期来看，也至少应包括他们流动就业所产生的迁移成本。再者，由于工作所在地与家庭所在地的分离，使得许多正处于青壮年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无法赡养老人和抚养子女。尽管近年来我国开始普遍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但是，我国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没有根本改变，而且当前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养老金十分微薄，因此仍需要在制造业劳动力的价值构成中填补这一空缺。同样，制造业从业人员子女也多半无法随父母一同居住，产生了额外的抚养成本，即使有少数子女能够随父母一同前往城市生活，也会由于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使正常的抚养成本提高，而且如果子女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话，抚养成本还会因此大大提高。此外，在现代化特别是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业从业人员在产业结构变迁的客观趋势下会不断产生跨行业甚至跨产业就业的内在要求，因此，面向他们的素质教育和职业发展教育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重要。不仅如此，随着制造业从业人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他们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强烈。所以，在制造业劳动力的价值构成中，用于教育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费用从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应大大提高。

四、当前我国制造业中的劳动力萎缩问题

制造业劳动力在数量上的萎缩是相对而言的，表现为制造业用工缺口的扩大。虽然近年来制造业的“用工荒”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出现的，但工资水平的相对下降，逼近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却是根本原因。新古典经济学对“用工荒”现象的分析往往采用供给——需求的范式，指出制造业工资的提高是由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相对扩大引致的，然而正是这一分析范式掩盖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其实，伴随着制造业就业量的下降，制造业的货币工资的确是在上升，但实际工资却是下降了。根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11年的12个月中，制造业仅有5个月的聘用量出现增长，整体聘用量全年呈下降趋势。在对4个重点行业的调查中，制造业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指数小于100，剔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劳动报酬指数仅为90.96，呈下降趋势。[注]李伯牙、宋斌：《制造业用工、薪酬双降 珠三角现“假性用工荒”?》，《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4月10日第5版。特别是在一些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物价上涨较快，在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急剧攀升，尽管制造业厂商提供的货币工资也有所上升，但依然无法弥补生活成本。因此，制造业的“用工荒”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假性用工荒”，是制造业就业量与工资水平的双重下降，而这一点是无法用供给——需求的分析范式进行解释的。从短期来看，由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下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产品大多附加值很低，或是仅仅从事简单的组装工序，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很弱；加之国内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众多，技术研发十分落后，造成产品同质化严重，相互竞争非常激烈，使得本就极其微薄的利润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甚至不得已依靠把工资水平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来维持相对于国内同行的竞争优势，因此，改变制造业劳动力在数量上的萎缩，前景并不乐观。

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N连跳”事件成为了近年来制造业劳动力质量上萎缩的真实写照。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富士康集团连续9年成为中国大陆制造业位居第一的出口商，但是它在劳资关系的问题上却一直是饱受非议。凭借“相对较高”的工资，富士康从未遭遇“用工荒”，但其对劳动力的掠夺性使用与流水线员工的工资相抵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富士康，全员加班是家常便饭，员工如果不加班，每月仅能获得相当于法定的最低工资的底薪，因此大多数员工会“自愿”加班。而且富士康 “自愿加班”的时间没有上限。根据调查显示，所有员工中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下的只占19%，如果把每天工作时间换算成每月工作时间，则员工每月平均工作时间达260小时。而根据劳动法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216小时大致可以作为每月工作时间的上限，以此为标准，富士康有85%的员工超时工作。如果把员工每月的工资收入与付出的总工时相比较，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为7.06元。[注]徐道稳：《生存境遇、心理压力与生活满意度——来自深圳富士康员工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4期。而且，与长时间的劳动伴随的是不断提高的劳动强度。富士康的工作产量指标制定得极为苛刻，甚至在制定时就已将员工的加班时间计入在内，员工则只能被动接受并尽力完成，否则就要拖班完成。而且只要产量达到指标预期，指标就会被提升，据员工反映，在订单量大的时候，为按时完成订单，产量指标经常每天增加一次。[注]程平源、潘毅、沈承、孔伟：《囚在富士康——富士康准军事化工厂体制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因此，员工的工资收入远远无法弥补在流水线上的体力消耗，尤其是超过特定劳动强度情形下的加速消耗。员工不仅要承受高强度、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而且还要忍受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富士康集团采取所谓的“准军事化”管理，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极其严格的惩罚性规定，员工稍有违犯，动辄就会遭到打骂和克扣工资。此外，员工被剥夺了一切业余文化生活，乃至于最基本的人际交往。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员工们每天相互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甚至出现同住几个月相互之间仍不认识的现象。在人际关系疏离的状态下，工作上的压抑和精神上的苦闷缺少最基本的排泄渠道，很容易使心理压力转化为过激的举动，而员工接二连三地跳楼自杀正是他们在身体与精神上不堪忍受的集中爆发。

与劳动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萎缩有所不同的是，劳动力的潜在萎缩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也能够从侧面表现出来。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仅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就已达2200万人。有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方均在制造业企业中打工，而他们自己却长时间无法与父母团聚。而作为潜在的制造业劳动力来源，“留守儿童”群体的成长状况却着实令人堪忧：一是亲情缺失的问题无法解决。调查发现“留守儿童”中33%的父亲、25%的母亲外出5年以上，而且多数是在外省打工，打电话成为留守儿童与在外父母联系的唯一方式，甚至有约2%的父母与孩子常年无联系。[注]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报告(节选)》，《中国妇运》2008年第6期。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 儿童在面对自身变化、学习压力、人际交往等问题时，缺少父母的关怀，很容易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造成影响。二是监护缺位的问题极其严重。大部分“留守儿童”由祖父母代为监护，而老一辈由于身体条件和文化水平上的制约，对孩子往往无法周到照顾，更无法监督孩子的学业，特别是对于低龄儿童普遍缺乏科学喂养。三是学校教育与管理长期滞后。由于家庭监护的缺位，更多的责任被转嫁给学校，但学校又由于教育和专业资源匮乏，面对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时常常是有心无力。从目前来看，对于留守儿童进行较好管护的措施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寄宿制，即将他们统一安排在学校住读，但大部分农村中小学缺乏寄宿条件，即使是有寄宿条件的学校，条件一般也都较差。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留守儿童”从心智、身体到学业各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如果任由现在的状况发展，必然会制约日后制造业劳动力整体素质改进与生产率的提升。

总而言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只要这个比较优势是依靠制造业劳动力的萎缩换取的，那么它必定是不可持续的，以此获得的经济增长也背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但是，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需要依靠制造业比较优势进行积累，至少是短时间内无法立即摆脱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此外，目前中国尚有50.1%的农村人口和36.7%的农业从业人口，有充足的劳动力储备，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仍将持续，人力资源的禀赋优势决定了我国必须把制造业定位为支柱产业。因而，解决制造业劳动力萎缩的问题迫在眉睫。笔者认为，当前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高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不仅要提高绝对量，也要提高相对量，遏止制造业人均工资与城镇就业人员人均工资差距逐渐拉大的态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分配原则在制造业中更应得到落实。其次，尽管与新兴工业化和转轨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人工成本优势仍比较明显，2010年，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制造业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小时工资率约为2美元，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小时工资率仅为1.3美元，[注]王宏：《制造业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的最新国际比较》，《中国劳动保障报》2012年11月14日第3版。当前制造业工资水平的提升理论上具有很大的空间，但由于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被动地位，使得工资水平的提升会挤压出口企业的正常利润，因此在提高工资的同时必须给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出口企业减税，达到劳资两利。最后，从长远看，一方面必须依靠科技发展提升制造业产品的技术含量，从而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为工资收入的进一步上升创造基本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全面发展，通过普及素质教育和职业发展教育，并开展丰富多彩文化生活，充实他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