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南北学风中的缪凤林

2013-11-14颜克成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5期

颜克成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民国学风地分南北，学界已有所关注。北方多指以北大为中心的趋新学人，南方则大抵以南高师/东南大学为据点，多被称为传统派。缪凤林(1899-1959)浙江富阳人，于1919年入南高师学习，师从柳诒徵、吴宓等人，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陈独秀、胡适等号召国人向西方学习，宣扬民主与科学，倡白话而抑文言，痛批儒家思想误国误民，在社会中掀起批判狂飙。但在新文化运动前，“国粹派”学人就认为:

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独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

“国粹派”的复兴传统文化言论是以证明我国文明中存在着活力，是具有“甘泉”的源头活水，但其言说已不是孤立状态的复兴运动，而是“籍西学证明中学”叙事话语下的积极阐说。十数年后新文化运动之时，作为传统派代表的柳诒徵在《史地学报》创刊号序中曾言:清季迄今，校有史地之科，人知图表之目。其学宜蒸蒸日进矣，顾师不善教，弟不悦学，尽教科讲义为封畛。历史地理知识

几乎由小而将于零。国有珍闻，家有瑰宝，

叩之学者，举之不知。而唯震眩于殊方绝国钜人硕学之浩博。即沾溉于殊方绝国者，亦不外教科讲义之常识，甚至掇拾剽末稗贩糟粕，并教科讲义之常识而不全，而吾国遂以无学问于世。

柳氏之论亦承认西方学术有精微之处，但又痛恨西化学者贩其糟粕，仅以一隅之见而迷惑国人，而失其真、精，以至于使我国无学问于世，故对西化思潮提出批评，这也是后世学者目之为“守旧”的原因所在。然细察之，其时南北学界各有新派和传统派，如当时在北方的陈寅恪、王国维等就颇对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有理解之同情，但他们的治史方法却多与趋新学人所契合。传统派与新派有相互批评，亦有认同与交流，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流动之风，这既是新学术体制建立后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也是在当时社会政治形势下的利益抉择。但在随后所面临空前民族危机中，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南北学人则暂时求同存异，掀起学术救亡的热潮。

缪凤林在其师承柳诒徵、吴宓从学过程中，在民国学术界多重面向的背景下扮演怎样的角色，仍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本文欲籍研究缪氏，来管窥民国学人的交往脉象与生态，并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双维视角下，来研讨缪氏等传统派学人在谋求中国学术文化发展上与新派学人的离合路径。

一

缪凤林求学南高时，读书极勤，其勤奋好学被誉为“南高门下第一”。胡适于1920年7月往南高讲学，缪氏始识胡适，并有书信往返。《时事新报》曾发表了一通缪氏致胡适的信函，提到胡适购得方玉润《〈诗经〉原始》书一部，希望“籍先生(胡适)的力，把这书介绍出来，给大家一个读真正诗经的机会。”

但缪信主旨是探讨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问题》，此文对中学古文及文学科目的教法做了详细的规划，缪氏赞成之处颇多。但缪氏认为“轰动一时的新文学，现在还没有产出，要创造新文学，有赖于旧文学之处正多……读古文学书并不是保持旧社会，反对新改革:因为文学家和社会常常立于反对的地位。……要想真正改革现有的社会，非根据历史的研究，寻出他的弊端，对症下药不可，那就非读古书不行。”文章又对胡适提出的古文选的文本提出意见，如在对古典小说的选择上，缪指出:“先生对于小说，主张用expurgated edition(删节版)来做科本，比到禁看的办法，自胜一筹，可是仍逃不出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弊病，水浒将潘金莲一段删改了，难道学生就不去买original edition(原版)了吗?我并不是反对expurgated edition，乃是说这也不是彻底的办法。我以为这个时期，(学生)性欲极炽，用消极的方法来防制，不如用积极的训育来诱导。教者于此，最好将生理上的道理，和心理上的关系，向学生剴切详明的讲道，使他明白其中的厉害。”以上缪氏所言，许是作为一个学子对教师讲授方法的殷切希望，但其中所提中学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状况，恐是胡适所始料未及，也证明作为传统派聚集的大本营非是用“守旧”两字所能概括尽之，而是始终观察新文化运动的动向，对其偏失之处提出建议加以矫正而已。

《史地学报》是南高群贤宣传其史学理念的主要阵地，该刊承袭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之风，既整理传统的史地之学，又大量输入西学，并把实地考察付诸于实践。缪凤林在史地研究会中处于骨干地位，其在第四届与第五届职员列表中为编辑部总编和干事一职，在《史地学报》刊文5篇:1921年第1卷第1期的《三代海权考证》、《历史与哲学》;1922年第1卷第2期的《中国史之宣传》、《研究历史之方法》;1923年第2卷第7期的《历史之意义与研究》。从以上缪文中可以看出其重视历史理论和史法的研究，王尔敏曾言:“在梁启超开先创制的新史学之新路，后来风从者，直惯20世纪全程，史家无不看重史学方法，故往往不忘兼做史学方法之探讨提示。大体自1921年起缪凤林、梁启超各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嗣后史家之兼著史学方法者无虑有数十家。”王氏提到缪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当为《研究历史之方法》一文。

缪氏在《研究历史之方法》中标的史家治史目的“仍在求真”，但是在论及科学与史学的区别时又说“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因“史事皆属唯一”，不能用普通科学学科那样归纳、演绎而证明其前提是否正确。史学“先收集所有之材料从事考证，一俟考证已毕，其所能为者，不过将史事依次排比，列成系统。在可能之范围，以再造古人之经验。”并认为用史事以求公例，“史家亦无此能力，盖既鲜公例，即不能预测方来，史事绵延，纵在事后可以因果解释，而在事前故非吾人所能置喙也。”梁启超也说现代的科学多从归纳法演绎而来，其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但应用在史学上，“却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历史知识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相反，专务求‘不共相’。”缪氏和梁氏的看法颇有契合处，不唯于此，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也表达了类似意见:“自然科学以求得因果定律为止境……历史之实质，则纯以求异的眼光，研究而组织之。”又言历史实具有“一事多质、有实有虚”的特点，与自然科学的于多种实物中究某一单纯原质考其究竟不同。以上三人所论历史的相异性，实则是历史的学科属性问题，此问题一直纠缠着新史学诞生以后的中国学界以至现在。

史地研究会中不唯缪氏是史学理论上的要角，刘掞藜的《史学通论》、陈训慈的《史学蠡测》亦是涵盖中西史学史与史学方法的导论之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预流”世界学术的做法、“表宣国史”的治学理念与北大胡适所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却“各不相谋”。

《学衡》创办后，这种不相谋的现象似更严重，胡适说:“我在南京时，曾戏做打油诗题《学衡》:老梅说，‘《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老胡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但胡适对此却更为自信:

《学衡》的议论，大致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的说，文学革命已经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

在文化思想理念的坚持和阐扬上，南北对峙、相互抗衡的局面遂逐渐表面化，在随后南北学人流动过程中皆利用学缘和地缘网络，博取学术话语权。缪凤林、景昌极1923年从南高毕业后皆由吴宓荐至东北大学教书，后吴遂往。1924年吴宓欲往清华学校任职，缪、景二人曾多次与之计议，“缪君力主对东北大学守信不渝。无论如何，终始以之，不可言去。景君以为事宜慎重。以我辈之志行，中国可容身之地甚寡，东北断不可轻弃。”从中可以体会吴、缪、景诸人颇有孤胆英雄无处容身的落寞之感，缪、景亦怕吴宓去清华会搅进与新文化运动学人斗争的漩涡之中，有某种独善其身之意。但吴仍在1925年2月执掌清华国学院主任职，国学院导师王国维、陈寅恪本就在文化理想上与吴宓声气相投，此后更不断有南方学人北上，汇于京华，赵万里、王庸、浦江清等皆为东南大学毕业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东北大学的缪凤林、景昌极二人与吴宓亦书信往返，吴有意帮缪、景二君进入北平学术界，1925年暑期欲邀其至京:“七月九日下午，王静安先生来。期缪不至。……七月十日，盼缪、景、郭(斌龢)不至。殊失望，彼等小孩子气，急于回家，乃失此间机会。甚矣，不联络呼应之为害也。”后吴宓曾想把南方学界耆宿柳诒徵推荐至清华国学研究院，柳氏未就;亦有意荐景昌极至清华任哲学系助教，未果。但在某种程度上清华国学研究院仍旧是南方学人会合的结果，而且吴宓亦计划把东北大学做一文化重镇来培养，将各地“学衡派”人士集于一处以壮大实力，共商志业。

然而南北人才的流动在这时却客观上促进了传统派与新派的互通有无，王国维执教清华，胡适与吴宓二人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北大毕业生亦有多人考入清华国学院，吴宓本人也曾数次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参观。其与新派文学家如梁实秋、沈从文、朱自清等也有所交往，在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后，对刊物的计划、体裁、标准等皆做了改变，并请朱自清为社员。反观这一时期的北大，亦出现传统派与新派学者并存的局面，黄侃、吴虞、朱希祖、张星烺、刘文典等人皆先后在北大执掌教鞭，中途人事虽屡有更换，但基本上继承了北大兼容并包之风气。胡适在1922年时曾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传统和趋新两派在中国面临西潮东风的激荡下，思想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泾渭分明的划分界限，或集中于领军人物一二言行的对立说辞，只会失历史之本来面目。

二

缪凤林于1928年南下移师中央大学，在学术建树上逐日增进，但对上述之学风，缪亦早有所感:

若干之留学生，平素以沟通中西文化自任，既不能介绍吾中国正确之历史，又不能正其谬而匡其失，……环顾今日国中，真能深知国史者，已如凤毛麟角，证之出版界无一完备之史书，当可明知。

此文乃缪氏详查国外史学著作如Thilly的《哲学史》、Paul Menroe的《教育史》等书，对中国历史无从所论或付之阙如，更或谬误百出的现象义愤填膺而做，其更痛心于国人对于西方理论贩卖失实，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非特组织史学会，造就专门人才”不可。缪氏同学陈训慈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中说:

国中学者，对于新学兴趣渐高，而未闻有专门组织学会者。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今试略言其任务：(1)整理旧史，如考证真伪、规定正本，分别门类，刊行秘本。(2)编订新书，如编辑通史、订定教本、发布书报、印刷影片。(3)探险考察，如考古旅行、采访古迹、掘地发藏、调查统计。(4)保存古物，如搜罗古钟鼎彝器、古币古瓦古书古器。(5)组织图书馆博览室。(6)参预近史，a、促进清史编订。b、发行年鉴及研究资料。c、搜集无人注意之物，可为最近史之资料者。

缪、陈所言皆是在深谙国际学界研究动向下所发，二人在文中都提到1921年来华的美国教育家Paul Menroe(孟禄)的《教育史》对中国古代教育情况描述有多处错误，为了向时人表宣国史，匡西人谬误，他们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呼吁学者建立正确的治史观念和学术机构来发扬史学，与西人争胜。当时北大国学门筹办前沈兼士也指出:

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关于东方学之参考材料，范围广大，搜求既非易事，整理又费工夫。……凡此种种，均非有负责之机关、充分之经费、相当之人才、长久之时日，莫能举办。

南北学人对设立专门机构来推动本国学术发展，皆有共同的自觉，只是北大当时领风气之先，在胡适的倡导下，发动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运动，在整理的成就上较南方更胜一筹。不过这种局面至国民政府北伐后迁都南京，亦有改观。时中央大学初成，柳诒徵门下弟子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郑鹤声等旧友重逢，他们于1929年创立“南京中国史学会”，发行《史学杂志》，缪凤林、陈训慈、张其昀等负责主要编务工作，其刊物风格较之20年代的《史地学报》更加新颖，对民族问题的重视、对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偏重、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发掘的关注成为刊物的取向，且每期都有中外新史籍出版情况和国际学术动态的介绍。

以缪凤林为例，如对其在1929年第1卷第1期至1930年第2卷第4期的发文情况进行统计，通讯约有14篇，包括:图志、史籍、书目的发布，如《影印金陵古今图考》、《日本图纂——八千卷楼旧藏抄本郑开阳杂著本》等;国外学术研究动态，如《敦煌出土古经录未著录之〈比丘尼戒本〉》(日人辑佚)、《中美合作探险蒙古协定决裂记略》等;考古学消息，如《考古学论丛(一)》、《南京明故宫发掘古物记》等。学术专文约有20篇:对于我国民族起源的探研，如《中国民族由来论》、《中国民族史序论》;对于中日关系及日本史的关注，如《中日民族论》、《日本军阀论》、《评戴季陶〈日本论〉》;对于古史问题讨论，如《三皇五帝说探源》、《古史研究之过去与现在》等。以上可见其治学已跨越了旧史学的藩篱，对历史论题的方向性也已突破了传统史家所浸润的领域。其中《敦煌出土古经录未著录之〈比丘尼戒本〉》介绍了敦煌出土而流落于日本大谷大学所藏《鸣沙遗经》(三十卷)中之一部分新资料，兹定名为《敦煌出土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通过日本西木龙山考证为南北朝时后秦鸠摩罗什之作品，但缪氏认为此书是南北朝时代可下定论，但是否为鸠摩罗什所撰，证据尚显不足。中日史家虽对此材料源头皆没下定论，但缪氏特别指出:“吾人观日本佛学界近年来时有名著出版，而国内有价值之著作，寥若晨星。虽愤其言之无理，好学深思着，固宜取其言自警也。”缪氏以上做法，所要求的是通过日人之学，而反观中国学术，要求学者自警以达为吾国学术争荣的目的。这颇如傅斯年在创办中研院史语所时所说:

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些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材料越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教等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

傅斯年所希望的是与之有相同旨趣的同仁，齐心协力用科学的方法找出材料，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缪傅二人在这里无疑都站在中西学术比较的前提下来号召学人，二人对新材料的重视也有共识，但在1930年，以缪氏为骨干的《史学杂志》同仁却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安阳殷墟发掘工作却产生了矛盾。

按全回归分析方法，自变量M=135，样本量N=50，此回归模型无法求解。由于有的自变量——结构特征参数对其响应参数不显著，特别是分子描述符参数之间普遍存在共线性关系，所以结构特征参数的提取、筛选是构效关系研究的关键。应用数据处理方法，本例经筛选进入模型的自变量m=9，大大简化了模型。本例M=135，选用最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可能构成的模型有2M-1=2135-1；如果选用二次多项式回归，仅考虑一次项和二次项，可能构成模型有（22M-1）个。采用穷举法时计算工作难以操作，由此研究产生若干变量筛选算法。

1929年春李济主持第二次安阳殷墟发掘工作，但中原大地战火不宁，发掘工作被迫停工，本次发掘出土大量甲骨、古器物、陶片等，李济、董作宾曾“携带一小部分文物返回北平，准备开始整理研究，此举本事因战事突发，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不料竟然授人以柄。”因发掘队与河南地方当局有协议在先，不得私自运送出土之物出豫，故引起流言蜚语蔓生。后河南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要求河南古物当由河南发掘，不用他人越俎代庖，何亦成立自己的工作队在原来李济发掘的地方继续工作，致使史语所工作一度中断，并在1929年12月著有《发掘安阳殷墟甲骨文之经过》文，广为散发，使李、董携文物出走河南一事不胫而走。1930年，《史学杂志》发表柳诒徵的《论文化事业之争执》，对李、董二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也质疑了史语所田野发掘的正当性。此事引起了傅斯年的注意，遂致函《史学杂志》，澄清此事:“李济之先生在漳河桥炸五小时前携数骨类陶类来北平本所，以求工作之不断，更以便北平专门学者之参与研究。”对何日章在殷墟的发掘工作表达了鄙视，“遇一墓葬，见头取头，见脚取脚，积而成之，不知谁之头。其葬式之记载，更无论也!陶片则一往弃置。”傅称此举为真殷墟之悲剧矣。并要求《史学杂志》发表史语所的《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文，以正视听。

以上事情是1930年代的政局与学术、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相互缠绕、争执的一个例证，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及两年，对地方势力的控制鞭长莫及，史语所在安阳的工作是在一种与地方势力及学术团体间博弈情况下而行进，但最后仍被迫终止。今天不可否认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发展上的意义，其对中国古史研究的影响至深且巨，柳氏之文当然也是站在保护文化遗产的立场上而发，但多少或对傅斯年等人把持学术高位，以“中央”之名四处搜寻新材料的不满。但正是这种不满，却也更促使柳派学人更加注意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缪凤林在《史学界消息——〈考古学论丛(一)〉》中介绍了东方考古学会的成果，并认为东京、京都两大学与国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的联盟合作是“一唱百和，东方考古学协会告成，会分而为三，合而为一，分则各遂行独自研究，和则从事于共同研究，既不反学问独立之旨，又善和乎知的协力之义，可为学界美举矣。”缪氏本人也曾参加南京的一次考古发掘，写成《南京明故宫发掘古物记》，通过图志、地层论等方法推断出不同于其他人的结论。

三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势阽危，无论新派、传统派学人皆在思索“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缪凤林在学生时期就宣称要“纂编详备之欧人侵略亚洲史”，钱穆于1930年进入北方学界，曾被“新考据派”引为同道，但是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促使他的治学由疑转信、由做汉学到讲宋学、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由考据转向义理的探寻。钱氏在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驱动下饱含热情的写作《国史大纲》，是以确立民族文化自信。毕业于北大的萧一山，在写作《清史大纲》时，痛感于知识分子“不能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并说:“有些人埋首研究，‘为学问而治问’，褊鄙自是，忽视一切，不知指导社会，照顾人生。”其书也是以确立民族文化自信为己任。

而傅斯年、顾颉刚等新派学人“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宗旨在这时显然与国家的多重危机处于一种紧张而矛盾的关系中，傅、顾对学术的致用层面亦有所阐扬，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聚焦边疆和民族问题。傅氏甚至“针对留洋回来的民族学家吴文藻、费孝通仍在国内进行民族识别，承认中国本部即传统中国为长城以内十八省的说法，提出严厉批判，说这是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认为这样闹下去，对国家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官方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如站在吴文藻、费孝通的立场上看，他们无疑是进行纯学术的民族识别工作，也是以备日后国家所需，但傅氏却感到此活动显然不合时宜。

日本侵略东北，傅氏在及其仓促的情况下著成的《东北史纲》(第一卷)本是以备处理东北事件的国联调查团参考之用。缪凤林在读傅氏书后，发表《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一文，开篇直接批评傅氏道:“所著虽仅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谬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纪录也”，如缪评其第二章云:

历引史记、汉书、魏略等关于燕秦与东北关系之史料，不独引匈奴列传，其结论虽两引匈奴传谓：“综合以上之史料，可说明燕时辽东及朝鲜之一部皆读属燕。其建制之可考者，有辽东郡(见史记·匈奴传)，秦代东北境，有辽东郡、辽西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皆燕时所置(匈奴传)。”微论其上文所引之史料，并无匈奴传，“综合以上”云云，自语相违。而秦开之破走东胡及其与燕国拓境东北之关系，仍置而不论。又如批评傅氏未注意日本人最近在朝鲜新发现之钟刻、碑刻史料:

缪氏几乎在傅文的每一章节上都可找到舛误处，故才有开篇言傅纰漏处破纪录之语。但肯定傅斯年之语亦有，如“商之兴也自东北来”，“汤之先祖已据东北为大国”等说与缪所考证的结论相同，并于文章末尾说:“傅君此书之作，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篇首所述编此书之动机，吾人实具无限之同情。”并进一步提及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于日俄战争后就已注意东北朝鲜之史地状况，日人先后调查并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书，面对此种情况，缪表达出作此文的最终目的为:“吾民族今已与日人立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斗争之成功，必求全民族活动之任何方面皆能与日人之相当方面相抗衡。……窃愿后之治东北史者，慎重立言，民族前途，学术荣誉两利赖之矣。”

《东北史纲》一事，如用萧公权论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治学方法，颇能说明傅之错误在何处:

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观书的阶段。经过这一段工作之后，作者对于研究对象才有所认识，从而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回过来向“放眼看过”，以至

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

傅以“东北在历史上永远和日本找不到关系”这一大胆假设作文，但求证不足，显然缺少了“放眼观书”的过程。不独缪评此文，郑鹤声在随后写就的《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也说“以史家眼光观之，(为文)应以考出为当也……惟傅君为吾国学术界上有地位之人物，而本书又含有国际宣传之重要性，苟有纰漏，贻笑中外，总以力求美备为是。”但对傅文仍加赞赏:“且以新法做东北史，此为第一部，自有其相当之贡献。”傅文虽瑕疵颇多，但其开创之功也不可没，其实缪文亦不是无缺可寻，陶元珍在撰写《三国·食货志》时，详述了三国时期吴国与高句丽的关系，但“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及缪凤林《评东北史纲卷首》均未提及”，“傅固疏陋，缪亦失察矣。”

缪凤林曾作书与陈垣述说评《东北史纲》事:“两月以来，傅某因羞成怒，至谓誓必排林去中大而后已。其气度之褊狭，手段之卑陋，几非稍有理性者所能存想。例如介绍方欣安(方壮猷)、谢刚主(谢国桢)二君来中大以图代林。其(傅斯年)致方君信则谓林已辞去中大教职。一面又在京散步流言，谓中央大学史学系下半年度决实行改革，腐旧之缪某势在必去云云。”方、谢二人于此后就职中大，但当朱希祖于1934年春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时，发现“学生久受缪凤林教育，所编历史讲义以详瞻为主，且用文言，方壮猷、谢国桢二人多不能立足，以其讲义毫无计划，详略不均，文字亦有欠通处，故为学生反对而去。”

四

九·一八事变后，学界出现了通史编撰的热潮。顾颉刚对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评价道:“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可见，在时人的评价中，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较近理想”的重要通史著作。不过，缪氏此书在当时亦被一些人贴上“泥古”的标签，讥其食古不化。如夏鼐在比较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后评道:“吕作平凡、缪作泥古，皆非所取。”然事实情况却非如此。缪在此书的第二章“民族年代及其地理”和第三章“传疑时代(唐虞以前)”，在尽量收集甲骨、金文、封泥、碑阙、地质、生物学、人类学资料的基础上采众家之说融于一体。其论述中国民族起源问题力斥中国民族西来论，如在驳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时，举地理之阻碍、人种之不同、年代之悬殊、文物之各异、论证之不确五点，加以辨别。又如在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分布状况时，对章鸿钊《石雅》笃信西人洛乌弗尔、鸟居龙藏论中国无石器时代之说颇多辩驳，并详述安特生、李济在新旧石器分布上的考古成果。再如论上古时代部落种族争战一节，缪氏认为:“上古传说，以部落种族之争战，为最要而最可征信……后之学者每以上古之世寓其郅治之理想，与事实适相反也。”

从以上所论看缪氏史学，恐怕不能以“泥古”一语来加以概括。“古史辨”学人童书业在读此书后，给出的评价是:

现在一般人多以为缪先生是为极端“信古”、“是古”的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他实在只是受过民族主义洗礼的儒家正统派的历史家……他用了“民族主义的”和“崔述的”态度，从《尚书》之义，次唐虞以降为信史，而以唐虞以前为传疑时代，表阐旧史，考证传记去取成说，站在旧史的立场上看来，确是一部很成功的著作了。

若以信古就是完全尽信古书，对古书盲从到视而不见的地步来看，缪氏不属于信古，在民国学风下，“没有哪一位学者肯于承认自己是信古派，就通常的学术研究而言，也没有哪一个学者是出于信古的目的而会对史料‘不加审查’”。蒙文通在观“古史辨”运动兴起后，说“学者们常爱说这是伪书、那也是伪书，先秦旧籍《诗经》而外几乎无非伪书。但说是伪书，总得找出它作为伪书的原因。若找不出，是不足服人的。先秦文献不能也不必确指为谁所作，这些作品在流传中又常常都有篡改、增补，但其主体仍不失为先秦旧物。”缪凤林、蒙文通的《三皇五帝说探源》一文，把三皇、五帝一说形成的时代及名称做了条分缕析的辨别，而童书业看后则称二人为疑三皇五帝一说最著名的两位大师。在这样的语境下，缪、蒙却属于了“疑古派”。

七七事变后，学者们播迁西南，重庆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南北学人在此聚集、交往的程度加大。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各地学者聚于一堂百余人，会议选举出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朱希祖、柳诒徵、缪凤林等21人组成理事会，而常务理事由傅斯年、顾颉刚、沈刚伯、缪凤林、黎东方。黎东方在回忆此次大会成立盛况时说:

为中国所未有，各地方各学派的历史家，有些早已不交谈，例如缪凤林与傅斯年，而此次竟能笑语一堂，象征了中国人的大团结。

缪、傅交恶，当始于评《东北史纲》一事，但此时能“一堂和气”，也可说明学术界在当时似有一种调和的风气。如从学术界发展的状况来分析此种现象的存在，窃认为理由除我国学术发展的内在路径中各派本有所宗、国事危机促使知识分子“学术救国”之心徒增外，当时考古学的成果证明了我国古书、古史中的合理成分也是其中之因。李济曾说:“由这几年古史辩论的趋向看，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而更加证实了。”如安阳遗址发掘中象遗骸的出土，使“殷人服象由此可得实物的证实了”;新出土的古人遗骸及古物拉长了中国古史的上限，“足使以三代为上古的中国古器物学家有所醒悟。”这些新发现不仅驳斥了中国民族西来之说，而且使人们对传统古书记载的可靠性重新燃起了信心，也使国人为我国民族历史的悠久而感到自豪。但是如细究缪氏与傅斯年等新派学者在对待学术和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虽都统一于民族主义，二者仍含有不同的侧重，缪氏所强调的仍是传统族类观念与文化主义的认同，这点在其《纲要》中仍承认禹的存在而能显现出来;而傅氏等人的民族主义情结则是站在五四以来民主和科学基点上，去构建现代性的国家和学术观念。他们对中国过去的理解和未来的展望都不一样，所以表面的“一团和气”，其实未能真正消弭心中的深层矛盾，朱家骅和顾孟余掌印中央大学时都曾邀顾颉刚来中大任职，顾颉刚认为自己出身北大，中大和北大不能沆瀣一气，如做史学系主任，恐怕又闹出麻烦来。但其听说缪凤林欲做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时，则多有不齿之语。以至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院长时，两派学人的纠葛依然存在。

结语

在民国学术语境中，政治鼓动着思想，思想关联着学术，西潮东风激越澎湃，新派学人以进化论为基础，以实证主义为职志，在某种意义上试图切断与传统学术母体的脐带，以革命之姿态创获“新”社会，其苦心孤诣让人感怀，只是这种获得“新生”的方式和速度如电影中的快镜头一样，让人应接不暇。傅斯年在设立中研院史语所的那篇“旨趣”及其他言论，则是“新之又新”的代表，他不仅否定传统派学人，而且于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和顾颉刚的“古史辨”都置语批评。但是“众从的主流派虽然人多势盛，学术路径往往不循正轨，把握近代中国学术转承的脉络，反而不能以此为限。”如缪凤林等传统派史家的治学取向，在接续传统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情况下放眼西东，亦有所成，若把眼光转换于此，则民国学界的全貌又将会另添新景。

［1］国粹学报发刊辞［J］.国粹学报，1905，(1).

［2］柳诒徵.史地学报·序［J］.史地学报，1922，1(1).

［3］王宏志.中大四年缪门琐记［J］.中外杂志，1971，9(2).

［4］缪凤林.对于适之先生“中学国文的教授”问题的讨论——回复适之先生的一封信［N］.时事新报，1920年9月15日，(2).

［5］王尔敏.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J］.史地学报，1922，1(2).

［7］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M］∥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中华书局，2009.

［8］何炳松.历史研究法［M］∥何炳松.何炳松文集4.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陈训慈.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J］.史地学报，1923，2(3).

［10］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2］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