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_潘向黎

情到真处，往往不讲道理，情到痴时，索性无理可讲。落到诗里，自然也可以看到许多这样“无理可喻”的痕迹。

明明是客居在外急于归乡而不得，却怪起了秋风——“秋风不相待，先到洛阳城。”（张说：《蜀道后期》）自己不能如期回到家乡，却怪罪秋风不肯等待，抢先到了洛阳城。当然无理，但将游子的心情写得多么曲折深沉。

还有怪春风的。“只言啼鸟堪求侣，无那春风欲送行。”（高适：《夜别韦司士》）“无那”就是“无奈”。依依惜别之际，偏偏春风不解人意，一再催促着出发，于是朋友只得无奈地分别。春风如果解语，肯定反驳：“何曾派定我送行差使？我自吹拂，尔等自离别，关我何事？”但是，这无理的感觉，将节令、氛围和惜别之情融合得何等自然。

皎洁的月亮也有被埋怨的时候。“谁为含愁独不见，空教明月照流黄。”（沈佺期：《独不见》）独自含愁不能和夫君相见，一轮明月偏偏照着我寂寞的帷帐。思念丈夫，独守空房，月明之夜，忧伤难当，怪谁？怪月亮。当然是迁怒，毫无道理，但是更加哀怨，且诗味更加悠长。

到了宋朝，苏东坡还因为手足之间不得相见而继续埋怨月亮：“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水调歌头》）当人们无法见到亲爱者的时候，似乎月亮就应该知趣地不圆不亮，免得被怪罪、被责问。幸亏月亮从来超然，以永恒的“无情”冷对人间阵发的“无理”。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金昌绪：《春怨》）这位少妇把一腔幽怨发泄到黄莺儿身上。这一无理，成就了一首名作。

同样的“心理症状”和奇特逻辑，在《啰唝曲》（又名“望夫歌”）中清晰可见：“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我不喜欢秦淮河水，讨厌死了长江上的船，因为是它们把我的丈夫载了去，一去就是一年又一年。这首诗是民歌风格，其中小女子的神态口吻任性娇俏，连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都说：“‘不喜’，‘生憎’，‘经岁’，‘经年’，重复可笑，的是儿女子口角。”读这段评语，似乎可以看到这位前贤忍俊不禁的模样。

李商隐的《蝉》表面咏蝉，其实自伤悲苦，被誉为“咏物最上乘”（朱彝尊语），其中“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一联——蝉整夜鸣叫，已经声嘶力竭断断续续，树却无动于衷，依然自顾自翠绿着。“碧无情”表面上怪树，其实是指有权有势者坐视诗人的潦倒痛苦，不肯施以援手。愁人、恨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树是绿的，李商隐不觉其生机，只觉其无情。看到梅花呢？也不觉其耐寒脱俗，而觉得：“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忆梅》）为什么“堪恨”？是因为李商隐特殊的身世。他聪颖早慧，少年就有文名，并登了科第，可是后来却连遭不幸，命运坎坷。看到非时而早秀、望春而先凋的寒梅，像看到自己的化身，黯然神伤，无法排解，岂能不怨？高才而潦倒至此，不讲理，似乎是最后的任性了。

一样“恨”花，郑谷的情绪比李商隐平和一些、“家常”许多——“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中年》）多情的人实在恼恨花不能共语，破除了愁闷才知道原来酒掌握着大权。这种时光无情、盛年不遇的伤感和无奈，似乎属于大多数中年人。当然，这种“迁怒”也是无理的。

多年前听家父说过：在常识上没道理的事情，到了诗里往往是有理的。（潘旭澜：《艺术断想·“无理”之理》）前人也有“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常有”之论，固然都极是，但我偏爱亦舒小说中的一句话：痴情司不是道理司。正是呢，写诗和感情一样，是不能论理的。情之所至，无理可喻，至情之语，无理而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