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Ⅰ沈 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坤）

石门坎是贵州近百年来最有文化活力和创造力的地区之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西方与东方、本土和世界文化交流的奇异花朵。近年来，笔者一次一次走进石门坎，聆听石门坎人的回忆和群山环抱中的空谷足音。

曾经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在生态版图上，石门坎原本边远洪荒之地，位于贵州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古时被称作乌撒蛮的乌蒙山区腹地——生态恶劣、稼穑艰难；古来瘴疠之地，贫病交加，生计难；大雾阴雨、沟壑纵横，行路难。到了机动车时代，石门乡处在贵州公路网末梢，与云南路网不衔接，退居边缘之边缘。

在文化版图上石门坎曾是未开化的村落，居住着所谓晦盲否塞、结绳刻木的苗族。苗族苦难数千年，迁到黔西北、滇东北的一支称大花苗，栖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盘上，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境地。迁来石门坎时，大花苗是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

20世纪初，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一个蛮荒不驯的小村落，异军突起，带领苗族和周边少数民族扫除文盲，勃兴教育，风云叱咤，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

随着研究的深入，石门坎（苗语称“卯岭南”）的涵义正在不断拓展中。我们发现它不仅指百年老校所在地那个村落，不限于目前石门乡行政区划范围，而且代表一种民族发展现象、一种文明交流的象征，是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文化网――跨越贵州、云南、四川三省行政边界的少数民族文化社区，辐射远近20个县的众多村寨，笔者称之为“石门坎文化圈”。作为卓有成就的民族文化中心，石门坎曾领导着黔西北、滇东北、川南少数民族地区近百所乡村学校，发育出20世纪上半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大的基础教育网和乡村宗教网络；作为民族文字网络，石门坎苗文也有诸多建树，甚至跨越民族分布边界，向彝族、傈僳族地区有效传播。21世纪的学者们正在研究石门坎所承载的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和宗教学意义、发生机制和变迁规律。

精神内涵和核心竞争力

石门坎进入笔者的研究，既因为生存在那里的苗族曾经承受的历史苦难的深重，又因为这个苗族为主体的社区在民族教育史上获得的成就，它是贫困社区和贫困族群谋求“跨越式发展”的早期实验区，其特殊的发展路径和变迁历程，为探讨中国西部发展提供了另类思路和多项借鉴。

笔者归纳了石门坎文化四个方面的精神内涵，它们共同构成石门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其一，文化创造，双向开放。石门坎的活力出自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融碰撞，以及民族社区对外对内的双向开放与交流。最体现文化创造力的是石门坎苗文的创制和传播，这种文字超越民族、地域的障碍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字网络；一所苗民学校发展壮大为乡村基础教育网络；一所山区教堂发育延展为影响广泛的乡村宗教网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石门坎苗文的跨界传播，帮助一些同样缺乏民族文字的贫困族群获得了初步文字权。

其二，苗族主体性，民族自觉。

石门坎文化唤醒了贫寒的苗族子弟的主体意识和民族自觉，既体现在他们自立自强、追求卓越的主人翁精神，以及绝境逢生、救同胞于危难的共同体使命感，也体现在学校尊重教师和学生的文化选择、信仰选择和流动自由等方面。

其三，以苗教苗，薪火相传。

石门坎文化和教育的自组织系统能够吸引本土人才回归、外部人才往来无阻，联体共生的学校－教会网络成为师资储备库，促成了以苗教苗、前赴后继、薪火相传的大规模教育实验，确保这一场平民教育运动得以有序有效地展开。

其四，西部乡村建设的向心力。

石门坎历史同样具有乡村建设实验特点，它引领了一场具有西部特色的乡村建设运动，堪与东部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相仲伯。石门坎文化圈的扩展与民国史上东部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共同之处是二者都在平民教育、社区公益设施、文化建构等方面开展了有效实践，其区别在于石门坎更重视苗民参与和集体行动，更具向心力，结果使苗族自己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石门坎文化圈如同磁场，影响波及西南多地，为贫困村寨带来新的生机。

发展政策意涵

石门坎历史现象曾被归结为外国人效应、宗教效应，这种看法被极“左”话语利用带来长期的误读，曾经增加了对苗族的歧视与偏见，对这个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发展起到非常负面的作用，历史教训深刻。

实际上，石门坎文化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本土效应，通过吸纳广大贫困者参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极大激发了他们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杨光林先生指出，主体性的建设，是苗族发展包括文化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的根本支点，是苗族办好任何事情的内在动力源。我们需要的主体性，是能够主动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是主动增强竞争力的、志在谋取大发展的主体性。苗族教育是苗族整体性与主体性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

石门坎学校成立百年之后，这个地区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06年石门坎光华小学遗址被贵州省政府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09年石门乡石门坎获准评为贵州省历史文化名村；2011年包括石门坎文物保护规划在内的石门乡总体规划正在编制和修订中。这些百年后姗姗来迟的文化符号，不仅使一批残存的社区建筑得以免遭拆除的厄运，而且表明石门坎文化教育的历史价值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2009年国家启动“威宁喀斯特地区扶贫开发综合治理”试点工作，由国务院扶贫办牵头成立“威宁试点”工作协调小组，省地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指导威宁县开展扶贫开发，2010年以来每年中央安排威宁试点建设资金均过亿元，招商引资数十亿元。这些新的经济政策和扶贫发展格局对于石门坎这个威宁西北角的贫困之乡，意味着经济上走出贫困的新的机遇。

石门坎能否再次实现“跨越式发展”和“超常规发展”？威宁县扶贫政策提出整合资源，提高综合治理效益的措施，将易地移民搬迁资金、沼气建设资金、水利资金、畜牧发展资金、通村公路建设资金、义务教育资金、农村特困救助资金等一并规划到实施整村推进的计划中。这在现实中是合理的做法，不过，对外来项目资金的整合还不等同于对社区内部力量的整合。当年石门坎引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为贫困苗区带来了一系列社区公益福利事业，类似于扶贫政策中提倡的综合发展和整村推进的早期尝试。

虽然没有今天那么充足的发展资金，但那些小额项目却激发了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如广泛发动民众参与社区建设，石门坎领导班子当年没有采用如今常见的把项目承包给外来施工队、把本地村民排除在外的做法，这样做的合理性何在？又如，乡村卫生保健和体育相结合，建立贵州史上第一座游泳池、第一个足球运动场，倡导师生和村民全民参与的民间体育运动，在苗族传统节日端午节，学校举办规模盛大的运动会，石门坎因健儿辈出被誉为“贵州足球的摇篮”。今天的调查中我们很难观察到卫生保健与体育、体育与民族传统之间的关联互动。再如，对比一些地区以高消费人群为受益目标，脱离当地民生和民情、脱离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的产业开发规划造成的种种问题，石门坎历史启迪今人：是否以人为本、能否培育贫困者主体性，能否保证贫困村民的有效参与和受益，应成为检验贫困地区发展政策的试金石，尤其在新的扶贫发展机遇和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和实践中。

石门坎的现代教育和乡村建设试验，对研究者的启发是，站在地方性知识和小传统的立场上审视宏大叙事的主流话语对于石门坎苗族文化的排斥或否定；对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启发在于，拥有更为包容的发展视野和胸襟，来吸纳底层民众参与社会文化创造的成就。石门坎精神正是这一过程的凝聚。如果说石门坎文化是西部苗族贡献给20世纪中国的一份“试验区方案”，那么，由于其寓现代性于民族性之中，以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创新来推动社会发展，善于培育主体自觉和民族自觉，即使在21世纪我国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和增长方式政策中，石门坎历史仍不时闪现出乡土智慧以及清晰的现代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