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Ⅰ图 温春来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李 坤）

远在北京日理万机的皇帝，经常同朝中显要与云贵封疆大吏讨论如何将大定府的铅锌运到京城与全国各地。清初的黔西北，“土苗人稀地广”，以非汉民族为主体，到清中期以后逐渐变成以汉人为主体的人口稠密的社会，矿业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今天的黔西北尽管发展迅猛，但在全国经济格局中仍然无足轻重。很难有人会想到，这片崇山峻岭连绵起伏的地方，在清代曾经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王朝的军事装备。远在北京日理万机的皇帝，时时将这块土地纳入他的战略考量之中，经常同朝中显要与云贵封疆大吏讨论如何将大定府（范围大体相当于今毕节市加上六盘水市水城县）的铅锌运到京城与全国各地。

全国最主要的铅锌生产地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贵州省境自东往西，由造山环境变为非造山环境，不同构造环境及不同演化阶段的岩浆活动，形成了贵州的各种金属矿藏的分布特征。在黔西北的大山之中，埋藏着银、铜、铅、锌、铁等多种金属，但该地区长期以来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政治权力架构，同中央王朝及内地的关系较为疏离，并未有采矿的传统。清初的改土归流加速了当地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过程，为内地百姓大量移入创造了前提。这一切加上清王朝对铜、铅的巨大而强烈的需求，使得黔西北的千山万水间涌动着大量寻觅、采冶矿藏的人群，许多矿产都得到开发，其中铅矿业的发展很快具有了左右全国的意义。

清人所称的铅有白、黑二种，前者其实是锌，后者才是我们熟悉的铅。铅与锌是清帝国的战略物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清代银、钱共同行使货币职能，二者各有用途，难以相互替代。白银用作通货，只论成色与重量，不问形状；钱则由政府专门铸造，其成分因时因地而有变化，但大体上是由铜、锌（比例通常为6：4或7：3）或铜、锌、铅、锡（比例一般为50：41.5：6.5：2）配铸。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铸钱不但为交换活动提供了一般等价物，而且还从中获利，正如时人所云：“国家正赋之外，充军国之用，惟盐政、关税与钱法而已。”其次，康雍乾时期清王朝武功极一时之盛，部分要归因于火器的大量运用，清代宫廷中有鸟枪处，京城一带先后设有汉军火器营、八旗火器营、内火器营、外火器营，并且每个行省都有不少使用抬枪、鸟枪的兵弁，沿江、沿海、沿边等要害处炮台林立。火器运用离不开矿业的发展，铸造枪、炮需要铜、铁，铅子则是最常用的弹丸，工部为此专门设有铅子库。

清代铜主要产于云南，锌的最大产地则在贵州。黔锌产量长期占全国的70%以上，最高时甚至超过80%。贵州锌的最大产地在大定府，著名矿厂有妈姑厂（位于今赫章县）、福集厂（位于今水城县）、大鸡厂（位于今毕节县）、大兴厂（位于今大方县）、马鬃岭厂（位于今大方县）、兴发厂（位于今赫章县）等，其中以妈姑厂能长期维持高产量最为著名，堪称清代诸锌厂之首。总计黔西北锌年产量在数百万斤至一千多万斤之间，占了全省总量的七八成乃至更多，而妈姑厂的最高年产量，竟然达到了900多万斤，这在传统时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黔西北铅的产量相对较低，主要铅厂有柞子厂、白蜡厂等（均位于今威宁县），年产量最高近300万斤，最低时只有二三十万斤，但总体上看亦领先全国，只在某些时期被湖南赶超。而柞子厂雍正七年（1729）高达230多万斤的产量，可能超过了当年全国其它铅厂产量的总和。

自贵州铅锌矿业初兴的雍正三年（1725）至矿业已经走向衰落的道光八年（1828）的百余年间，黔省铅锌总产量约87200万斤，平均每年生产黑白铅839万斤。如果我们将其中的80%视为黔西北矿厂的贡献，则可算出在此期间黔西北铅锌矿厂的总产量为69760万斤，平均年产671.2万斤。

运销全国的黔西北铅锌

同今天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不同，清王朝在北京与各省广设铸局生产制钱，但位于京城的宝泉局（户部所管）、宝源局（工部所管）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是最主要的制钱发行者。雍正十一年（1733），鉴于黔西北莲花、砂朱二厂的兴盛，朝廷决定自雍正十三年（1735）始，宝泉、宝源二局所需白铅（锌）由二厂供应，此后一直到咸丰元年（1852）的117年间，京局铸钱所需之锌主要来自贵州。总计黔省解京局锌50047多万斤，年均解锌424多万斤。这些锌在大部分时期全数由大定府的锌厂提供，遵义府的月亮岩、新寨等锌厂曾短时期与大定府锌厂一起承担京局任务，但仅处于辅助地位。

乾隆五年（1740）至五十九年（1794）、嘉庆四年（1799）至咸丰二年（1852）间，为了防止私销制钱，清王朝改铸加少量黑铅的“青钱”，于是威宁的铅厂又开始长期为京局提供黑铅，总计有六十多年是威宁铅厂独自供给，二十三年全由湖南桂阳州、郴州铅厂提供，还有二十余年是威宁铅厂与湘省铅厂共同办解，总计黔西北共解京局黑铅3722多万斤，年均解黑铅33万多斤。

除京局外，外省铸钱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黔西北的铅、锌。这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贵州转运，即黔省官员将本省铅锌运至湖北汉口与四川永宁等地（主要是汉口）供各省购买。二是外省采买，主要是四川、广西、云南三省派员至黔西北购买（其中有几年是朝廷指定贵州运铅至云南铸钱解京）。通过第一种方式，贵州向各省输出锌约25000万斤，铅440多万斤。通过第二种方式，贵州输出锌3022多万斤，铅90多万斤。二者合计，贵州供应外省锌28022多万斤，铅530多万斤。这些铅锌绝大部分来自黔西北的矿厂。

贵州本省也铸钱。因为黔西北铅厂的兴旺，所以雍正八年（1730）贵州开设钱局（宝黔局）时，地点并非在省城贵阳，而是在毕节县城内。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59），才将宝黔局移至贵阳，但又分5个铸钱炉座（宝黔局共20炉座）于大定府城所在地（今大方县）。到咸丰二年（1852）全国币制混乱之前，总计贵州本省铸钱用锌3462多万斤，铅495多万斤，绝大部分由大定府的铅锌矿厂生产。

除铸钱外，铅尚有军事用途。清代贵州各营操演所用黑铅主要来自大定府威宁州柞子厂、黎平府清平县永兴厂等。自乾隆中期以后，四川军队所需黑铅主要由威宁柞子厂供应。但因资料所限，已很难知道黔西北黑铅供应军队的数量。

黔西北铅锌开发的意义

清代大定府铅锌矿业的开发，不仅有着全国性的货币与军事意义，在其它方面的影响同样重大，而且更为深远。

首先，矿业使黔西北成为国家的战略要地，而且另一种重要物资——滇铜也长期借道黔西北以进入京城与其它省份，政府必须在黔西北大力进行驿道方面的建设与维护，跬步皆山的黔西北甚至还于乾隆年间开通了水运——即疏浚赤水河以进入长江。交通的改善不但方便了铜铅运输，也推动了黔西北与内地的人员与商品交流。

其次，尽管矿业的利润大部分被中央政府拿走，但同样极大改善了黔省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成为清代贵州能够实行火耗归公改革的前提。矿业也普遍增加了一般百姓的就业机会（除了直接从事矿业外，他们还可从事与之相关的运输、娱乐、米粮贸易、土地出租等行业），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正如乾隆时期的一位贵州巡抚所称：“黔省全区山多田少，矿厂开济，实为闾阎日用攸资。”复次，黔西北原住民对矿藏勘寻、开采、冶炼的一整套技术是相当陌生的，也缺乏相应的资本，从事矿业的砂丁、炉户、炉丁等主要是外地徙入者，每个矿厂少则数千人，多则几万人，矿业移民的规模相当可观。十八世纪晚期，当矿业开始衰落时，移民的浪潮亦逐渐平息，这并非巧合。清初的黔西北，“土苗人稀地广”，以非汉民族为主体，到清中期以后逐渐变成以汉人为主体的人口稠密的社会，矿业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总之，铜、铅、锌矿业是清代云、贵地区开发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地区的发展缓解了东部的人口压力、促进了西南民族地区同内地的整合，加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不过，并非一切都那么正面，如果说矿区及周边地区的物价上涨对民生的影响等已成为历史，那么因开采和冶炼而导致的大面积的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则是一枚我们今天尚未消化完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