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吴明华

《决策》：在挂职的10年中，我们看到您做的事情非常多。通过这10年的实践，您有没有找到一条乡村建设的道路？

何慧丽：我们一开始就是以“农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为宗旨，10年来探索的核心是“农民合作与城乡合作”。

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发现现实的探索具有综合性，农民思想文化不统一。怎么合作？于是发动乡土文化。在发动喜闻乐见的乡土文艺过程中，感到应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扬，从秧歌、腰鼓和盘鼓等表现形式，转型到以“孝亲”为本的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改善等，乡土伦理道德重建上来。

我觉得，方向是正确的，但路线可以根据条件、资源和宏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适。我们的一个策略叫“关注当下”。

《决策》：在您的乡建探索中，我觉得有两点非常值得敬佩，一是走“红军路线”；二是“能做多少是多少”的心态，尽自己最大能力做些事情。

何慧丽：我们在乡建中注意到了“乡土社会”中金钱交易的不当之处。我们学会了很多与老乡打交道过程中又不欠老乡的，同时又让老乡满意的做法，比如以物换物、以劳动参与换物，等等。

除了走“红军路线”，另外，我们还总结出了“孝亲路线”，即传统文化路线，遵从“敬自己的父母是小孝，敬朋友的父母是大孝，敬天下所有人的父母是至孝”的道理。我们在与老乡打交道过程中，试图深入到传统乡土社会的根上去，从我做起，以行践之。

“能做多少是多少”的心态，是从事乡建事业的行动者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也是“事在人为”的意思。我作为知识分子参与的那些事情，本质上只是个方向意义和示范意义。合作的历史，无论是经验或者教训，都是群众为主体在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决策》：您在兰考做的这些事情，在您离开后是否还可持续？

何慧丽：10年来，我的真正作用有三个方面：

一是讲清农民经济社会合作的道理和政策，起到有关理念、政策、经验的宣讲者和教育者的作用；二是率先示范，在大家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情况下，我们来做；我们很清楚自己不是主体力量，只是示范和参与、支持力量而已；三是协调和沟通的作用，比如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协调起来；把中部和东、西部不同省份的农民朋友们，搭建起经验交流的平台；把农民的经验性努力和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度支持沟通起来。

其他真正持续性的努力探索，都是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带着他们的成员在做。早期我们起到“外发促内生”的作用，中后期他们的组织、人才和资金一旦有了基础，就必然地“内生促外联”。他们已经具备自主发展的能力和一定的条件。

说实话，知识分子的力量若从一个地方撤出，群众在操作中可能更为现实一些吧，虽然多少会从理想状态中偏离一些。因为村庄的力量太弱了，他们很容易受外界各种力量的左右。村庄是“风能进，雨能进，知识分子能进，企业家也能进，政府更能进”的地方，有所偏离和现实化都正常。

你看那黄河，虽说总体上是向东流的，但在过程中还是因地形、地势条件弯弯曲曲的。

《决策》：在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您有些另类。您自己怎么看？

何慧丽：我是想探索一下“从参与到经验，从经验再到概念”的学术之路。我在辛苦、积极、认真地探索着，我很庆幸、很踏实、很自信。我想走一条本土化的“回归中国，回归农民”的学问，做一做现代化背景下的“留守群体、留守学术”之路。但我不知道，我另类在哪儿。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睛雨表。我们有不忍之心，知道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哪儿，我们不想随波逐流，就想做该做和能做的一些乡村建设的事。应该说，10年来做的一些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是一群人做的。大家心思都一样，互相鼓励支持，共享经验教训。

《决策》：挂职的经历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您今后是如何规划的？

何慧丽：我感到，这10年是我人生中最为亮丽的一段时光，这段时光我主导参与了很多事情。这段经历对我今后的人生有着一些基础性的影响，它决定了我的学术和人生价值走向。今后做做学问，也可能会换一种做法搞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