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郭茂倩《乐府诗集》研究综述

2013-08-15陈瑞娟

文艺评论 2013年2期

陈瑞娟

宋代的乐府类典籍较多，惜多数散佚，部分典籍只能从其他文献的记载中得以窥见一二。然而宋人对乐府诗所作的总结功不可没，这也成为宋人对乐府诗史的巨大贡献之一，其中尤以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为人推崇，可以说“从目录书的著录来看，真正对乐府诗歌作全面总结的还是在宋代(尤其是北宋)。”①

《乐府诗集》收录汉至唐乐府诗，是重要的乐府诗歌总集，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该书自刊刻问世之后，人们便意识到它的价值。如宋陈振孙称：“《乐府诗集》一百卷，太原郭茂倩集，凡古今号称乐府者皆在焉。”②纪昀更是赞其“解题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③近人亦称之为“振古之伟业，传世之鸿编。”④有鉴于此，后世对其研究不断，现就主要问题简述如下。

一、编者

《乐府诗集》刊刻之后，从南宋开始围绕其编者生平的争论不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三种目录书对郭茂倩的生平介绍仅有只言片语，且有讹误。明代吴讷认为郭茂倩晚于郑樵，这一说法被梁启超、罗根泽、萧涤非所延续，清代王弈等人甚至认为郭茂倩为元人。197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和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乐府诗集》均未对郭茂倩的生平予以明确详实的说明。

清陆心源⑤、今人颜中其对郭茂倩生平有较为详细的考证，其结论基本相同。二人主要依据的材料为北宋苏颂所著《职方员外郎郭君墓志铭》（《苏魏公文集》卷五十九）。该墓志铭叙墓主郭源明，字潜亮，初名元赓，字永叔。郭源明长子就是《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颜中其《〈乐府诗集〉编者郭茂倩的家世》一文勾勒了郭茂倩的家世：郭茂倩的先世，自山西阳曲（府治太原）迁移至山东。高祖郭宁，祖父郭劝（字仲褒），父郭源明。文中还描述了郭茂倩父祖的履宦经历。作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材料对郭茂倩家世的描述有正确的一面，也有舛误。“郭茂倩本浑州须城人是对的。说他是侍读学士郭褒之孙，源中之子是错的。郭褒当系以字作名之误，又以‘仲褒’简作‘褒’。‘源中’当系‘源明’之误。可能岁月浸久，转辗引用，遂成错误。”⑥

此后的研究者也认同苏颂《职方员外郎郭君墓志铭》这一材料的可靠性。关于郭茂倩家世，汪俊⑦、喻意志⑧和孙尚勇⑨也持有相同观点，除了借助这篇《墓志铭》之外，喻意志还参阅《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资料阐述郭茂倩的生平、交游等问题，材料更为详尽。“郭茂倩约于仁宗庆历六年（1046）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家。其祖、父皆举进士，正直清廉，博学多识，故郭茂倩自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于元丰七年（1084）在任河南府法曹参军，时约三十八岁。可能在四十岁后始编《乐府诗集》。……郭茂倩能诗，除《乐府诗集》以外，他还编有与之相辅而行的《杂体诗集》。此外，他可能还编有《唐词纪》。”⑩对郭茂倩生平、著述等问题的考证，有助于学界准确深入地研究《乐府诗集》。

二、刊刻与版本

《乐府诗集》最早刻于北宋末成于南宋初，“始刊于靖康而成于绍兴”[11]，现存最早的刊本从版式、刻工姓名和避讳等方面可以断定为杭州官刻本。[12]“《乐府诗集》成书大概在郭茂倩居官浙江之时。当北宋末，是书编成之后付梓，寻遇靖康之变，遂延宕至绍兴初年乃告竣。”[13]

今传宋本有傅增湘藏本，存于国家图书馆，此外尚存两残本，分别藏于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据傅增湘考证明末清初还有钱谦益藏本、钦远游藏本两种宋本，它们对汲古阁本《乐府诗集》有重要影响，并认为钱藏本、钦藏本和傅藏本存在文字差异，应为不同的宋刻本。[14]尚丽新在傅增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钱藏本（也称绛宋本）与傅藏本存在巨大差异，二者可能出于不同的书板，也可能是同一系统的版本。钱藏本晚于傅藏本，且讹误多，版本价值不如傅本高。钦藏本更接近于傅藏本。[15]傅藏本是诸本中最接近郭茂倩原本的，故其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较高。元代有至正元年（1341）集庆路儒学刻本，明初有其抄本，明末毛晋校的汲古阁刻本不够完善，清代出现了毛氏后人参考他书勘正的汲古阁重校本。

尚丽新《〈乐府诗集〉的刊刻与流传》极为系统地对《乐府诗集》的宋本、元本、汲古阁本和校本作了详细的剖析。如纠正学界对元本的偏颇，认为“元本虽然继承了许多衰亡宋本的特征，但经过了细致的对校和他校，有其独立的版本价值”。[16]并强调了明清校本的史料价值。

三、校勘与整理

宋本《乐府诗集》中便已出现夹注，元代至正元年（1341）彭叔仪有校本，明清诸校本中，冯班、陆贻典和劳权校本尤为突出，其中陆校本的价值有：“一、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冯校。冯校是复原绛宋本的主要依据之一。二、保留了钦校，为钦宋本研究提供了惟一的材料。三、客观地记录了明末清初常熟文人校勘《乐府诗集》的状况。四、展示了明末清初《乐府诗集》诸版本的流传状况。五、它是研究汲古阁本的一个重要参照。”[17]

《四部丛刊》、《四部备要》都以汲古阁重校本为底本，整理《乐府诗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傅增湘藏配宋本，并参照汲古阁重校本进行补描。[18]1979年，中华书局以傅藏本为底本，参以汲古阁重校本等书进行校改，点校出版四卷本《乐府诗集》，繁体竖排，该点校本的影响较大。[19]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四部丛刊》影印汲古阁刊本为底本，出版了一册校点本，简体横排，除了少量明显讹误，参以他书校正外，其他均保持底本原貌。[20]

目前所出版的几种点校本，各自存在不同程度的疏漏之处，亟需完善，孙尚勇就此问题予以总结，他认为《四部丛刊》影印汲古阁重校本时应尽量保存底本原貌，而不应予以涂描。中华书局校点本“既未网罗传世元本等版本，也未充分利用各家校本尤其是陆贻典校本的成果，更未充分了解和尊重《乐府诗集》不同于一般总集的独特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点校本仍保留了中华书局本存在的点断之误。[21]对此，孙尚勇针对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的一些共同的失误和未尽之处，逐一作了考订。[22]

四、编选作品

《乐府诗集》的编选保存了大量的汉魏至唐代的乐府诗，结合历史文化背景，有学者认为郭茂倩编纂的目的是“通过总结汉代至唐代礼乐文化的发展，为当时的礼乐文化建设提供借鉴，时当王安石等人对源于先秦传统的‘声依永’的诗乐结合模式大力维护，此举与此声息相通”[23]。由此可以表明《乐府诗集》超越了其他的乐府类典籍。郭茂倩在编纂过程中“遵循采诗入乐、诗之‘六义’的原则，贯彻了他的声诗观，表现了对古代诗乐传统的维护”[24]。

郭茂倩针对不同情况利用各种文献来编选《乐府诗集》。日本学者中津滨涉《〈乐府诗集〉研究》[25]统计了《乐府诗集》的引书，并详列这些典籍的刊本、著者及其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情况。喻意志认为“音乐类和正史类典籍是郭茂倩撰写《乐府诗集》题解的主要资料来源，所引用168种文献多见于北宋目录书的著录”[26]。郭茂倩对《乐府诗集》解题文献的处理方式是“或援引前人的直接记载，或采用文人诗歌及其序、注、引与整理者所撰说明，或自行勾稽史料以撰写解题”[27]。郭茂倩编纂时也非简单抄录所据底本，《乐府诗集》中小注只有少部分是出自底本，“大部分则是《乐府诗集》在成书过程中，编者参考其他文献时所标之异文”[28]。无名氏作品主要来源于《古今乐录》、《古乐府》、正史乐志等乐类典籍，作家作品则多源于别集。郭茂倩编选时搜集材料广泛，转引材料时态度审慎，如《乐府诗集》不仅参考李善注《文选》，而且参考了五臣注或六臣注，[29]这也是《乐府诗集》成书后为人推崇的原因之一。

《乐府诗集》收录内容和分类方式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乐府诗集》辑录宋以前音乐文学作品共5290首，除去无名氏作品1497首，有明确作者的作品3793首，作者576人。[30]此外，《乐府诗集》还兼收古辞与拟作，“每题以古词居前，拟作居后，使同一曲调，而诸格毕备，不相沿袭，可以药剽窃形似之失”[31]。“既维护乐府古辞的经典性，又兼顾后世文人的拟作”[32]，保存了乐府诗发展的真实面貌。《乐府诗集》“主要以智匠《古今乐录》与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分类为参考”[33]，分为十二大类，每个门类下有序，类下又细分小类，附有序、解题，可以说《乐府诗集》具有极高的诗学价值和文献价值。学界普遍认同音乐性是《乐府诗集》的重要辑录和分类标准。除了音乐标准之外，元末李孝光曾为《乐府诗集》作序言：“太原郭茂倩所辑乐府诗百卷，上采尧舜时歌谣，下迄于唐，而置次起汉郊祀，茂倩欲因以为四诗之续耳。郊祀若颂，铙歌鼓吹若雅，琴曲杂诗若国风。”[34]该序其实已经指出郭茂倩同时以颂、雅、风的观念进行编排，今人更是阐明“《乐府诗集》十二类的先后排列形式，则隐然体现了颂、雅、风三分的观念”[35]。此外，有学界认为《乐府诗集》还兼具第三种分类方式，即“以礼乐制作为背景”[36]。喻意志总结性地认为郭茂倩对乐府诗的分类是立足于材料的分类，按照历史、礼仪、音乐三重标准对乐府诗进行分类。[37]乐府诗集》的编纂方式对后世乐府诗选本多有影响，如元左克明《古乐府》、明梅鼎祚《古乐苑》、清朱嘉徵《乐府广序》等多取法《乐府诗集》的编纂体例。学界能从多角度分析《乐府诗集》的分类方式，不局限于单一的音乐标准，无疑有利于开拓研究视域，挖掘其深层次的价值。

有关《乐府诗集》作品的分类研究，目前较为系统的研究有《乐府诗集分类研究》丛书。[38]该丛书对《乐府诗集》所收十二类乐府诗进行专门的文献研究，“从文献的考订到对诗歌史上的问题的关注，对《乐府诗集》的编辑和集中所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如《乐府诗集》收录标准、分类依据的辨析，所涉乐府制度、曲调、术语的考证，各类乐府诗流传、变化过程的描述，各类乐府诗的音乐特点及对作品题材、主题、艺术特点、语言形式乃至风格的影响，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等。”[39]类似的研究还有元娟莉《〈乐府诗集·琴曲歌辞〉研究》。[40]

五、流传

《乐府诗集》成书后，南宋始便开始流传，一方面可以从南宋各类文献中得以印证。据喻意志《〈乐府诗集〉在南宋的流传》一文考证，《乐府诗集》是南宋笔记、诗话、总集、别集等文献编纂、校注时的重要参考文献。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葛立方《韵语阳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王应麟《玉海》等文献都曾引用《乐府诗集》中的内容说明某些事物。洪迈《容斋四笔》、程大昌《演繁露》、严羽《沧浪诗话·考证》等“对《乐府诗集》中的记载加以考证，或用于事物考证”[41]，《文苑英华》也以《乐府诗集》作为参校本。这些做法无疑凸显了《乐府诗集》的文献学价值，也有利于该书的流传。另一方面，《乐府诗集》流传的历史较久，由宋至清，出现了不同版本，也可以据此考证它的流传情况。关于版本的问题，上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尚丽新《〈乐府诗集〉的刊刻与流传》从版本、著录、征引、评论等多个角度揭示《乐府诗集》的流传情况，不仅梳理了南宋时期，还延伸到清代。作者认为南宋时《乐府诗集》的流传情况近似于学术著作，被列于经部乐类。《乐府诗集》在元代曾遭到批判，被删选。此后受明代复古诗潮的影响，《乐府诗集》在诗学类著作中被广泛征引。《乐府诗集》的学术价值被普遍认可是在清代，成为研究乐府诗的经典之作。除了注重从时间的角度关照《乐府诗集》的流传影响情况，尚丽新一文的另一创新是从地域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这有利于学界准确判断历史上人们对《乐府诗集》的接受及其影响力。通过考证，作者认为从南宋至清代，“它一直集中于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这也表明这部书的影响和接受都极有局限”[42]。总之，《乐府诗集》的流传在每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时盛时衰，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等息息相关。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乐府诗集》的研究，不难发现其中的研究成果显著，但亦存在未尽之处，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在以下诸方面予以拓展：

首先，运用科学方法，客观看待问题。《乐府诗集》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如作品的分类编排、概念的界定等，对此一方面要从历史的角度探寻编选者本意，另一方面又不能囿于古人的观念，应以客观的态度分析，运用科学方法从理论层面予以归纳。

其次，校勘整理工作仍有待加强。今人据传世的几种版本，整理点校了《乐府诗集》，这些点校本仍有舛误与未尽之处，一个好的精校本是其他研究的基础，因而急需完善《乐府诗集》的校勘整理工作。

再次，多角度挖掘《乐府诗集》的价值。《乐府诗集》的作品、题解、序言等蕴含着丰富的风俗、制度、音乐等信息，很多资源尚未“开采”。总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方式，作品的编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时代的文学思潮，体现编选者的学术思想。

①喻意志《宋人对乐府诗所作的总结》，《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9年第4期，第32页。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

③[3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6、1696页。

④○[1214]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 911、911、913 页。

⑤陆心源《仪顾堂续跋》卷十四，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本，第41页。

⑥颜中其《〈乐府诗集〉编者郭茂倩的家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年第4期，第64页。

⑦汪俊《郭茂倩及其〈乐府诗集〉》，《江苏文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⑧⑩○[26][29][3337]喻意志《〈乐府诗集〉成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论文 2002 年，第 15、2-3、2-3、166、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