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歌三论

2013-08-15孙慧玲

文艺评论 2013年2期

孙慧玲

朱熹（1130-1200），本字元晦，后自易为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人，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他的一生，未及弱冠便开始做诗，诗歌创作长达五十年之久，存诗达一千三百多首。①在他四十一岁时，曾被胡铨以诗人之目推荐到朝庭，宋孝宗专门下诏召见。宋人李耆卿也称：“晦庵先生诗，则《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②明代胡应麟也曾说：“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体无出陈去非。”③之后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都对朱熹诗评价极高。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也有评论：“北宋如邵康节，明代如陈白沙，皆好诗，然皆不脱理学气。阳明亦能诗，而才情奔放，亦朱子所谓今人之诗也。惟朱子诗渊源《选》学，雅澹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朱子傥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④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刘子翚短论”条中也至推朱子为“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⑤日本学者泽田总清原也高度评价了朱熹五古，认为其凌驾唐诗，根据于《诗》，并融化古诗，性情优厚，有才思横溢之妙。⑥

可见，从古到今，由中而外，朱熹诗歌是不断受到研究者好评的。但可惜的是，其诗名终为道学所掩。朱熹诗歌的成就至今也没有得到全面中肯的评价，研究者队伍也还寥寥乏人。对于他存世的一千三百多首诗歌，近年虽不断有人涉足，但总体情况仍是重视不够，研究不多。束景南先生曾说过：“最生动反映他的生平交游、道学性格与文化心态的十卷一千余首诗词，至今还几乎是一片未垦的荒地。”⑦这不能不说是朱熹研究的一个缺陷。

一

作为一位理学先生，朱熹继承了程颐恭敬端肃的言行作风。反映在诗歌中，是有一些宣讲义理之作，如《斋居感兴二十首》。即使如此，这些诗中还有一些讲理朴实，如人生箴言，让人读而有获。如《感事有叹》：“荣华难久恃，代谢安可量？宿昔堂上饮，今归荒草乡……。”语言浅易明畅，由物之理推及人之理，真切朴实。

但这并不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诗歌中最有特色的部分，甚至此类诗歌占朱熹诗不到十分之一。而最动人、最有特色的诗歌是他对自己斋居生活的描写与体悟。

“端居惜春晚，庭树绿已深。重门掩昼静，高馆正阴沈。披衣步前除，悟物怀贞心，澹泊方自适，好鸟鸣高林。”（《试院即事》）这是他对自己幽静寂清的斋居生活的描写。在诗中，可以体悟到作者澹泊自守，身融自然，心与物接，意与化同的生活状态。“端居感时序，驾言谁适从？聊携二三子，杖屦此日同。悠哉素心人，宴坐空岩中……”（《奉和公济留周宾》）可见其端居生活的清静与淡然。这样的诗句在朱熹诗中比比皆是：“始悟端居乐，复理北窗书。”（《病中呈诸友》）“端居独无寐，林扉空掩关。”（《又闻琴作》）“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久雨斋居诵经》）等，都是他直言“端居”生活的诗句。这些诗句清淡自然，意境幽闲，语言清畅，情趣雅致，可见理学先生生活中的居常面目。

当然，他描写端居生活的诗歌并非全要出现“端居”、“斋居”两词。朱熹许多诗中，不言此而意却在此。“晨起候前障，白烟眇林端。雨意方未已，后土何时干？倚竹听箫瑟，俯涧闻警湍。景物岂不佳，所嗟岁已阑。守道无物役，安时且盘桓。翳然陶兹理，贫悴非所叹。”（《晨起对雨》）由写景而悟理，显示了他端居生活的内容。“杜门守贞操，养素安冲漠。寂寂闷林园，心空境无作。细雨被新筠，微风动幽箨。聊成五字句，吟罢山花落。浩然与谁期？放情遗所託。”（《杜门》）言志与写景间杂行进，表现出斋居生活的静寂与安然。在《杂记草木九首》中也反映了他这样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境界。作者在描写了天门冬、红蕉、扶留、竹、榴花、萱草等草木后，又描写自己的居止活动：“端居春向残，夏气已清穆。睡起悄无人，风警满窗绿。”（《独觉》）表现了一位理学先生的幽静自适生活。

他的端居生活中并非只有花草丛木，也有诸生同好。来看他的《示四弟》：“十日一洗沐，诸生各归休。虚斋息群响，兀坐心悠悠。雨久苔径荒，林深鸟啼幽。阶前树萱草，与子俱忘忧。”诗中既有自然之境，又有人事之境，两境谐和一致，共归静寂，反映出了理学家生活的自在状态。在《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诸生》中，更可见作者对这种自在之境的追求及对纷扰尘间的回避：“端居托穷巷，廪食守微官。事少心虑怡，吏休庭宇宽。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良朋夙所敦，精义时一殚。壶餐虽牢落，此亦非所难。”在端居生活中，作者当然不止是静坐体物，外在的静并不代表内在的心枯如井。来看他的《梵天观雨》：“持身乏古节，寸禄久棲迟。暂寄灵山寺，空吟招隐诗。读书清磬外，看雨暮钟时。渐喜凉秋近，沧洲去有期。”作者不断内省、自责，读书喜节而心多归山之意，可见他端居生活中对自己不断的规整与调节。

在这样的斋居读书生活中，朱熹以超绝的天分把他心灵的感端延伸向了极深而邃的时空，达到了与物融一而两忘的境界。“沈沈苍山郭，暮景含余清。春蔼起林际，满空寒雨生。投装即虚馆，檐响通夕鸣。遥想山斋夜，萧萧木叶声。”（《客舍听雨》）这种境界实际上与唐代道教人物司马祯的“主静去欲”学说是一脉相承的。“静则生慧，动则生昏”，“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着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⑧朱熹也因此而了悟，而注意了内在的宁静与外在的安静。正是这样外在与内在的“静”使朱熹诗歌创造出了一种廖廓静远，泠然虚清的境界。“世情日以疏，庭树日以密。我心自悠悠，两忘喧与寂。门开山叠翠，雨罢云绝迹。天涯此兴同，万里寄消息。”（《山居即事》）语言平畅如话，雅正明洁，却塑造了人与境的相融相谐，表现了一种静寂中的永恒。“刀笔常时箧笥盈，斋祠今喜骨毛清。与君此日俱无事，共爱寒阶滴雨声。”（《祠事斋居听雨呈刘子晋》）闲暇之余寒阶听雨，透出了沉寂中的活泼之色，显示出诗人的才情与灵性，也隐透了朱熹不同于一般理学家之特点。

二

有了诗人的灵性与才情，朱熹又的确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了。他诗歌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放情山水，寄意风月，吟弄花草，表现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与放逸行止，全然不同于前之端居缓行的理学家形象，这些成为朱熹诗歌中最有魅力的部分。

“空堂寒夜月华清，独宿凄凉梦不成。欲向阶前舞凌乱，手持杯酒为谁倾？”（《宿传舍见月》）诗中描写了自己空堂难寐、欲舞而饮的寂寞狂颠之状，的确有诗人之味。在《观西山怀岳麓以为莫能相上下也聊赋此云》一诗中，诗人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声：“风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华供转徙，眼界得清新。试问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也表现出了一位着意风月、放浪江湖的诗者面目。在《和人游西岩》中，作者更清楚明白地道出了这一心迹：“平生壮志浩无穷，老寄寒泉乱石中。闲去披襟弄清泚，静来合眼听玲珑。不知涧寺晴时雨，何似溪亭落处风。吟罢君诗自潇洒，此心端不限西东。”在《登庐峰》一诗中更可见作者的好山之意：“行到庐峰最上头，几回振策又还休。因君好句撩孤兴，却恨云烟未肯收。”

正因为如此好山好水，朱熹写下了大量的山水组诗，如《云谷二十六咏》、《百丈山六咏》、《庐山杂咏十四篇》等。《福建通志》载他：“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山水文字。南康之庐山，潭州之衡岳，建州之武夷、云谷，福州之石鼓、鸟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邱壑，虽迂途数十里，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竞日不倦，非徒效泥塑人以为居敬者。”⑨可见他又不完全以程颐之行止为准的，而确有濂溪“雅好佳山水，复喜吟咏”之风。“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曾点》）其悠然自在之态，确有曾点“春风沂水”之味。他同样也以诗歌自豪地宣称这一点：“我是溪山旧主人，归来鱼鸟便相亲。一杯与尔同生死，万事从渠更故新。”（《用丘子服弟韵呈储行之明府伯玉卓丈及坐上诸友》）。

“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和林择之凤凰山韵》）在山水林木的熏陶中，朱熹不再是一位冥坐枯思的理学先生形象。在千山万水、千林万壑中，他的心在自由徜徉，他的精神也在充分飞扬。他高蹈山水，兴致勃发，完全展示了一位浪漫的、才情勃发的诗人面目。“朝吟东渚风，夕弄西屿月。人境谅非遥，湖山自幽绝。”（《奉同张敬夫城南二十咏·西屿》）他朝朝夕夕风月相依，其情怡然，其怀潇洒。“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醉下祝融峰作》）作者情怀激荡，诗歌颇显雄豪之势。“穿林踏雪觅钟声，景物逢迎步步新。随处留情随处乐，未妨聊作苦吟人。”（《道中景物甚胜次敬夫韵》）诗中的作者才情放逸、行止洒脱，丝毫没有理学先生之正襟危坐、一派沉寂之形。

从上可见，朱熹不仅是一位冥坐深思、体悟自然天理、探索人、事、物之理的理学家。同样，他也是一位才情放逸的诗人、文者。陈衍曾评价说：“晦翁登山临水，处处有诗，盖道学中之最活泼者。”⑩此言不虚，走进了山水之中的朱熹，没有了一点儿端寂肃敬的夫子形象，他兴致盎然，性情豪荡，诗兴大发，甚至于忘乎所以。因而他常常醉中走笔，随口吟诗，诗兴起处，信手而写：“诗成无写处，绝壁藓痕斑。”（《次判院丈清湍之什》）显出了一位天才放逸的诗人形象。吕肖奂教授在《理学诗派：宋调的旁支》中认为，周敦颐和程颢代表了理学洒落派，程颐、朱熹代表了理学中的敬畏派。[11]但是在诗歌中，朱熹却流露出了内在的洒落与激情，与他素日的端庄谨严形成了迥然有异的一面，正是这一面却使得朱熹形象更充实、丰满，更亲切而有了更多的人情味。

三

既是卓著的理学家，又身兼诗人的才情与气质，于是朱熹身上出现了一些矛盾的现象。他常常诗兴大发，禁不住做诗几首，之后却又常常懊悔不已。《鹤林玉露》中记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做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12]这段佚事就生动地写出了一位热爱文学的理学家对诗歌创作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心态。他在作了《雪梅二阕奉怀敬夫》之后，深悔不已，写下了“久恶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间万事皆如此，两叶行将用斧柯。”（《题二阕后自是不复作矣》）

虽不断警戒自己，但作为一位才情超逸的诗人，朱熹常常不可避免的诗兴勃发，才情放逸，却时时受到“重道轻文”思想的约束而不能全然放手，于是在朱熹身上就出现两者欲相融而不得的矛盾。然而，诗歌的魅力终究胜过了枯瘠的文道要求，朱熹也终不可避免地任由自己诗兴大发，同时在诗与道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而使两者相融起来。“惆怅春余几日光，从今风雨莫颠狂。急呼我辈穿花去，未觉诗情与道妨。萝带不须吟杜若，角弓聊复赋甘棠。淋浪坐客休辞醉，饮罢唏身向九阳。”（《次秀野韵》）诗情与道不再相妨而相得益彰，诗因道而邃，道因诗而活。诗情兴处，朱熹为自然美景而吸引，不禁写下了：“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出山道中口占》）诗中作者抛却“书册”，去向大自然“寻春”，这是朱子抛却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形象而直抒热爱自然美景的率直真情的流露，表现出了一个诗人的任情而动与放旷洒落。

有了理学家的冷静、理性与严谨，又有了诗人的浪漫、逸兴与想象力，朱熹诗歌就愈发显示出魅人的色彩，涌出了一些精彩之章。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以下几首：

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艦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第一首诗，作者撷取日常生活情景，以“半亩方塘”、“天光云影”做诗歌的意象，融入观书的体悟，以“水清”喻“心清”，以“源头活水”喻“用功读书”，从读书中悟道，又从自然景物中得到观照，从而创作出了这样平淡隽永，诗境盎然，清新活泼的哲理诗。第二首则继前首的日日用功，形象比拟力到之效。第三首同样也是借景喻理，深入浅出地阐明“圣贤之道，化育万物”的哲理。这里的“寻芳”，实际就是探究自然事理的契机，而“无边光景”“万紫千红”则是引导思理走向领悟之后的欢悦。这样深刻的道理在形象的诗歌语言中表现出来，达到“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无味，现相无相，言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13]

朱熹又有情悠韵美的武夷棹歌十首，语言清新质朴，格调明畅流丽，风格旖旎柔美，刻画景物秀美如画，颇具民间鼓词意味，展示了朱熹道学文化人格中生动活泼、意趣盎然的一面，深为人们称道。

理学诗派中成就最大的两个人是邵雍和朱熹。邵雍诗歌任情而动，不限声律，在诗体创新上的确实别有一功。但从传统的诗歌观点来看，邵雍诗歌不免过于散漫，太乏纪律，除在思想认识、诗歌境界上启人良多外，于传统的诗艺实在难以一谈。而朱熹幼习诗律，做诗甚是用功，特别崇慕陶渊明、杜甫诸人。“做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次诸家诗。”[14]朱熹自己也苦心做诗。曾有人示他十梅诗，风格清新，意寄深远。朱熹吟玩累日，欲和不能，于是终日萦绕在怀，一日自白鹿玉涧归而忽得数语，于是马上和作十梅诗。他也常与诗友切磋诗艺，学习借鉴，“借得新诗连夜读，要从苦淡识清妍”。（《夜读上封方丈次敬夫韵》）。更重要的，在朱熹的观念中，文道是统一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15]道为根本，文为枝叶，枝叶的枯与茂，完全取决于根的深与浅。因而作文，也需努力明理求道，而不只是在文章华采上滥费工夫。明理得道之后，自然有得于心。发之于外，自然会作出好文章。正因如此，朱熹诗歌在当时及后世都获得了好评。“花月平章二百载，诗名终是首文公。”这是清人沈嘉辙对朱熹诗歌的高度评价。此言甚是，在理学诗派中，朱熹的确成为了一位集大成者。

①傅璇琮等《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第27461-27682页。

②李涂《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王利器点校版，第80页。

③胡应麟《诗薮》卷5《杂编》，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312页。

④钱穆《朱子新学案·朱子之文学》，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714页。

⑤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⑥泽田总清原《中国韵文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1页。

⑦束景南《朱子大传》，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22页。

⑧陈正夫，何植立《朱熹评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⑨沈瑜庆，陈衍《福建通志》，民国27年（1938）刻本影印本，卷34。

⑩陈衍《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排印本，卷3。

[11]吕肖奂《宋诗体派论》，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288页。

[12]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王瑞来点校本，甲编卷6，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