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伟

(浙江传媒学院 电视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开头的修改

《碧血剑》旧版与修订版之开头部分差异明显，旧版以明末才子侯朝宗携书童游历开头，开篇简单交代了侯氏主仆二人的来历，接着叙述二人在陕西被公差劫财，在逃避公差追杀过程中，又误入山宗旧部为祭奠袁崇焕在老鸦山的聚会。体现了通俗小说情节性强的共性特征。与旧版快速进入情节且曲折生动的通俗小说笔法相比，修订版则明显是以历史小说的笔法开篇，以洋洋洒洒1000 字来交代与情节并无关联的渤泥国历史及其与明朝的关系，并将本土才子侯朝宗改为海外学子张朝唐。修订版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修改效果。

首先，修订版改正了旧版的逻辑错误。旧版中明末书生侯朝宗虽知天下大乱、盗贼横行，却仍在这一危险时刻前往当时农民军与官军对峙的主战场陕西游历，与情理不合。修订版将侯朝宗改为对中土时事不甚了解的渤泥国张朝唐，则自然地化解了这一矛盾。而旧版中山宗旧部将祭奠地选在与袁崇焕未曾发生过任何联系的陕西境内的老鸦山也令人感觉牵强，修订版将祭奠处改为袁崇焕故乡圣峰璋则显得合乎逻辑。

其次，渤泥国本是明朝海外属国，一向仰慕天朝上国风物，来自渤泥国的张朝唐眼见理想中的礼仪之邦现实之中却盗贼横行、朝不保夕，还不如作为其海外属国的人民安居乐业，所以此处修改显示了小说强烈的反讽意味。

最后，由传奇式的开头转向历史小说式的开头，显现了金庸欲提升个人武侠小说的文化层次，向历史小说靠拢的主观意向。金庸小说一大特色是历史气息浓重，尤其是后期作品，历史与武侠的结合可谓炉火纯青，以至在封笔之作《鹿鼎记》的后记中金庸自称“毋宁说是历史小说”。史学在中国自古享有崇高地位，历史小说由于和史学的近亲关系，传统观念上较之其他小说显得更为正式，也有更为突出的地位，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作家，金庸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如果再写小说便会写历史小说，其对历史的推崇和自信以及对历史小说的看重溢于言表。这种心态反映在修订作品中就是更加重视小说历史氛围的营造，修订版开头引用与小说情节基本没有关联的《明史》中对于渤泥国风土人情及与明朝关系的介绍，正是金庸力图使作品向历史小说靠拢的明显体现。

二、人物形象的修改

(一)袁承志

旧版中袁承志形象模糊，概念化明显而人性化不足。在修订版中金庸试图强化对袁承志的形象塑造。例如，袁承志在与闵子华及洞玄二人交手时边吃边打，还作出一篇《金蛇使者笑斗两傻记》，未免显得狂妄。修订版将《金蛇使者笑斗两傻记》改为青青所作，并对袁承志的行为作了合理解释，使袁承志的形象更为健康。

旧版中崔秋山传授袁承志武艺，并要求袁承志进行实战训练，在与豹子相斗一节，袁承志把豹子右眼挖了出来，这一血腥残忍的行为，明显与10岁儿童的禀性能力不符;修订版中改为袁承志手指伸向豹子右眼，豹子负痛、窜跳，惨状大减，更加合乎情理。

此外，修订版还增加了袁承志承继父志、忠义本色的一面。旧版中袁承志收服洪胜海一节所写的书法是杜甫的《兵车行》，修订版中袁承志所写的则是袁崇焕当年守卫辽东时给崇祯上的奏章，并说:“此刻要写字，又想起满洲国图谋日亟，边将无人，随手便写了出来。”［1］343再如，旧版中袁承志所看的《汉书》在修订版中换成了《忠义水浒传》。修订版中增加的袁承志率群豪伏击清兵的情节更突出了其承继父志、忠义报国的形象。

经过修订，袁承志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符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儒侠标准，袁承志形象的这一深化与金庸修订小说时的思想认识密切相关。金庸1959年创办《明报》之后，连载小说的同时也在《明报》上发表自己撰写的社评，而社评正是金庸思想的直接体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社评中大量引用儒家学说，且“只是在六七十年代，较多地引述儒家学说，在这个时期前后，他更多的是以史为鉴，从历史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2］236。可见，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在金庸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1975年完成的《碧血剑》修订版中，袁承志忠孝和兼济天下形象的塑造，正是这一时期金庸儒学思想观念在小说中的体现。

(二)李自成

从旧版到修订版，对李自成形象的塑造经历了由美化到客观的转变。

旧版第23 回回目是“碧血染宝剑，黄甲入名都”。该回明军与李自成军队激战之时，书中写道:“承志与青青、何惕守、程青竹、沙天广等化装明兵，齐到城头眺望，只见义军都穿着黄衣黄甲，数十万人犹如黄云蔽野，炮火不断往城上轰来。”［3］687而在修订版中该回回目改为“朱颜罹宝剑，黑甲入名都”。明军与李自成军队激战之时是:“袁承志与青青、何惕守、程青竹、沙天广等化装明兵，齐到城头眺望，只见义军都穿黑衣黑甲，数十万人犹如乌云蔽野，不见尽处。……成千成万身披黑甲的兵将涌入城门。袁承志站在城头向下望去，见闯军便如一条大黑龙蜿蜒而进北京，威不可挡。”［1］652－653

李自成军队的颜色由旧版中的黄色改成了修订版中的黑色。根据色彩心理学的研究，黄色是亮度最高的颜色，黄色的灿烂、辉煌有着太阳般的光辉，因此象征着照亮黑暗的智慧之光。而根据俄裔法国画家和文艺理论家康定斯基的理论，黑色意味空无，像太阳的毁灭，像永恒的沉默，没有未来，失去希望。另外，中国传统理念中黄龙是皇帝的象征，而黑龙则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强大和邪恶的象征。由黄到黑的转变，自然显示了金庸对于李自成及其军队的情感变化。

旧版中李自成见到袁承志时均称其为“袁兄弟”，而修订版中初时李自成称呼袁承志为“袁兄弟”，自从“李自成走上城头，眼望城外，但见成千成万部将士卒正从各处城门入城，不由得志得意满”［3］693之后，几乎没有称呼其为“袁兄弟”，而是由旧版中的:“袁兄弟，你去年在陕西见到我时，可曾想到会有今日?”［3］693修改为修订版中的:“你去年在陕西见到我时，可曾想到会有今日?……你快带人去拿来。”［1］661李自成对袁承志由亲切的兄弟口气转变为命令式上下级的口气，说明金庸意在层次分明地刻画李自成随着地位的变化而由亲切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形象开始转变为与部下疏离的领导人形象。

旧版中涉及李自成军队时基本都写作“义军”，而修订版中基本都修改为“闯军”，由褒义的“义军”改为中性的“闯军”隐藏了作者的情感态度;旧版中对李自成进入明宫后的叙述人称均为“自成”，修订版中则均改为“李自成”，根据中国人的呼名习惯，直呼名字代表的是一种亲近，金庸在旧版中直呼“自成”，无疑显露了当时创作小说时作者个人对李自成的好感，而修订版的称呼则显得客观。

金庸1948－1958年供职于香港具有左派背景的《大公报》，1956年创作《碧血剑》时对李自成形象的美化自然与当时的左派立场密切相关。1959年金庸自立门户创办《明报》后，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立场，政治取向上保持中立，初期尚与《大公报》等左派报纸友好相处。但自从《明报》在“灾民逃亡潮”发生后支持港府遣返难民政策、批评内地之后，迅速引起了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左派报纸的不满，双方矛盾激化，直至发展到1964年的金庸笔战《大公报》，与左派彻底决裂。那么之后修订《碧血剑》时，李自成形象塑造的变化也正是金庸此时政治思想变化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4］。

三、情节的修改

情节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是通俗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金庸小说从初创时就以精彩、曲折的情节深深吸引着读者。但由于受当时报刊连载写作方式的限制，旧版中存在不少情节矛盾及缺陷，在修订时金庸进行了重新规划，情节密度更大，环环相扣，波澜迭起。情节修改基本以增加为主，具体来说主要增加了袁承志率众伏击清兵，刺杀皇太极，李自成进京等三大情节。

(一)袁承志率众伏击清兵

修订版对旧版中袁承志成为南北七省总盟主之后增加了约3000 字，叙述了袁承志率江湖群豪伏击并全歼阿巴泰部下清军前锋千余人这一情节。承志之名本便具有继承父亲袁崇焕报效国家和民族之志的意思。旧版中袁承志初期却只是浪迹江湖，后来北上，稍显明确的目的也只是为报父仇刺杀崇祯，并没有为国家民族做出任何实际的行动。增加率众伏击清兵这一情节，一方面，突出了袁承志继承父亲之志的忠义本色，强化了袁承志兼济天下的儒侠风范;另一方面，金庸从小说艺术性因素考虑，增加这一情节意在将中原江湖豪杰与清朝的对立由概念化转变为具体现实的矛盾，使情节冲突更为剧烈。

(二)李自成进京

旧版中对李自成进京一节着墨不多，前后共5600 字，只叙述了破城前夕的混乱形势，袁承志率群豪里应外合，迎接闯军进京，之后李自成宽大处置明朝太子等，对李自成形象刻画简单，且有美化之嫌。而修订版中这一节总共用了12200 字，增加了北京城破之后李自成纵容部下烧杀抢掠，李自成及其部下会见陈圆圆，李岩与牛金星、刘宗敏等人的矛盾冲突等情节。与旧版相比，修订版对城破前后风云巨变之际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描绘，不仅融入了金庸于战乱之时所经历的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的切身体验，也通过会见陈圆圆一节对李自成及其部下狭隘的政治视野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使李自成的形象更加深入和饱满。对李自成进京的再叙述也反映了金庸试图通过小说来探讨古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深层原因，从而显现出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中于娱乐之外希望能够体现更多的思想性和批判意识的文学主张。

(三)刺杀皇太极

修订版在旧版袁承志率群豪毁坏葡萄牙军士运往明军前线的红衣大炮这一情节之后增加了16000字，叙述袁承志独自潜入盛京刺杀皇太极，中间包括在崇政殿听到皇太极与范文程等人的对话，行刺过程中与玉真子交手失手被擒，以及再次进宫盗剑等情节。

“与修订版相比，旧版中袁承志自从下山之后未逢敌手，一帆风顺，成长经历较为简单，因此旧版文本相对单薄。而修订版增加前往盛京刺杀皇太极的情节也使旧版呈现的明朝与李自成两方的冲突，扩展为明朝、大顺王朝、清朝等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小说背景更显波澜壮阔，情节起伏跌宕、悬念大增，小说文本因此更显厚重，更富张力。”［4］

金庸因写武侠小说而成名，但是其初创小说纯属无心插柳，他只是将写小说作为当时的一种副业，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增加报纸的销量。金庸曾自谦称自己为一个讲故事人，作为一个“讲故事人”，自然是只要故事讲得精彩能够吸引读者，能够支撑报纸的发展即可。然而从连载《天龙八部》开始，《明报》的基业已经逐渐稳固，金庸已经“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5］273。1975年修订《碧血剑》时，一个直接因素是在小说中表达更多个人政治思想见解的写作姿态的延续，金庸通过皇太极与范文程等人论政，表达了自己对孔孟儒家的“忠恕仁爱”、“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推崇，从而显示了自己对于封建统治、政治与民生等问题的历史思考，深化了小说的思想意蕴。而更深层次的因素则反映了包括金庸在内的、从大陆前往香港的移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思想状况的变化。1949年前后，大量移民由大陆涌入香港，这些人大都是为避战乱而将香港作为暂时栖身之地，他们本身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本土意识，然而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五十年代经济全面转型，到六十年代初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亚洲重要的国际商业中心，生活安稳优越，因此移民们的思想状况逐渐发生变化。1967年5月10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直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住下来了，不想走了”。而历史上清朝对于明朝而言是异族，但客观上来说，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清朝之初也确实比明朝将亡时的统治要好得多，故尔，修订版增加这一情节，突出皇太极的明君形象，反映了这一时期金庸作为移民思想上的变化［4］。

四、语言的修改

(一)人物语言更个性化

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语言的个性化越是突出，人物形象也越是鲜明。例如，旧版中胡老三与安大娘交手不敌败逃之时狞笑道:“我是受你丈夫之托，阴魂不散，总有一天找上你。”［3］84修订版中胡老三被鸡蛋打中之后先是骂道:“他奶奶的，你不炒鸡蛋请老子吃，却用鸡蛋打老子!”［1］73接着逃走时狞笑道:“我是受你丈夫之托，来接他女儿回去。阴魂不散，总有一天再找上你。小泼妇，我们锦衣卫的人你也敢得罪，当真不怕王法吗?”［1］73“今天你请我吃生鸡蛋，老子下次捉了你关入天牢，请你屁股吃笋炒肉，十根竹签插进你的指甲缝。那时你才知道滋味!今日瞧在你老公份上，且饶你一遭。”［1］73－74胡老三作为锦衣卫，平日里飞扬跋扈，语言恶俗合乎身份，修订版增加这些语言之后，一个粗俗、歹毒的恶人嘴脸便跃然纸上，更突出了胡老三的恶人形象。

再如，小说中有一人物黄真，绰号铜笔铁算盘，是一个满口生意经的滑稽形象。在旧版中，当袁承志在温家与吕二先生交手时为讨一旁观战的青青开心，将吕二先生用作兵器的一杆大烟袋倒转过来，使其胡子烧着。此时黄真叫道:“师弟别胡闹!袁承志又张口在烟管上猛力一吹，烟丝、烟灰、火星都飞了出来，黏得吕二先生满脸都是。黄真又好气又好笑，过去解开了吕二先生的穴道，并递还烟管，吕二先生颜面扫地，气得把烟袋往地上一摔，转身奔出。”［3］254－255而修订版中吕二先生的胡子被烧着，一阵青烟冒了上来，黄真则叫道:“乖乖不得了!吕二先生拿胡子当烟丝抽。”［1］222当吕二先生丢下烟管转身奔出后，黄真则是一本正经地说道:“老家伙戒烟了!”［1］222黄真本来为人滑稽，旧版中那句“师弟别胡闹!”则显得严肃有余而与其一贯的滑稽风格不符，修订版中将黄真的语言改写一句增加一句，立刻妙趣横生，其人滑稽形象更为鲜明，更显生动。

(二)淡化或删除说书体语言

从旧版到修订版，金庸通过删除一些说书体语言，尽量淡化了叙述者介入小说情节的身影。例如，山宗众人祭奠袁崇焕时，崔秋山指出人群中混入了曹化淳派来的奸细，众人闻言大惊，此时作者以叙述者的身份介入故事进行说明:“原来崇祯皇帝诛灭魏忠贤和客氏之后，朝中逆党虽然一扫而空，然而皇帝性格多疑，对大臣全不信任，任用的仍是从他信王府里带来的太监，而最得宠的则是曹化淳。”［3］41－42修订版中将该句的“原来”二字换为“均知”，由叙述者介入说明变成故事中的人物均知，这样叙述者身影就转到幕后。

旧版第3 回中，安大娘让袁承志带上亲笔书信一封去拜见穆人清，并说穆人清脾气古怪，收不收要看他的造化，而待袁承志见到穆人清后发现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这时叙述者就介入说明道:“要知‘八手仙猿’穆人清的武功深不可测，在江湖上纵横来去，……又见他聪明活泼，更是喜爱，所以大反常态，与他有说有笑。”［3］90修订版于此处删除了“要知”二字;旧版第22 回，曹化淳拥护诚王政变，见大事不成，立即临阵倒戈，命锦衣卫把参与叛逆的人统统杀掉，叙述者此处介入写道“须知这正是他杀人灭口的毒计”。修订版中此处删去“须知”二字。这两处的“要知”和“须知”是叙述者提醒读者“要知”和“须知”，修订版中删除“要知”二字，使文中对穆人清反常态表现的解释和上下文成为一体，删去“须知”二字有意淡化了叙述者的介入，淡化了叙述者刻意解释的身影。

从旧版到修订版，说书体语言的删除，体现了金庸回首修订前期作品时，力图以更为精炼的语言，以客观叙事的方式展现作品内容，追求小说艺术由“主观”向“客观”，由“讲述”向“展现”转变的意图。

从《碧血剑》旧版到修订版的比较可见，金庸的修订是以纯文学严肃的创作态度来对待武侠小说的，反映在修订效果上，小说结构及细节语言大大优化，作品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深化，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文化品位。当然，版本变迁的背后也打上了金庸创作心理、思想状态、政治观念、审美趣味发展变化的烙印。

［1］金庸.碧血剑［M］.台北:远流出版社，1996.

［2］张圭阳.金庸与《明报》［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3］金庸.碧血剑［M］.台北:众利书店，1990.

［4］王志伟.《碧血剑》版本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5］傅国涌.金庸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