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王明(1911－1992)，字则诚，别号久思。1911年10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县蒲岐镇铧锹村，1992年3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王明先生曾就读于北大和西南联大，是国内外知名的道教研究专家，是我国道教研究领域的拓荒者。

王明先生自己将他的学术生涯分成中央研究院、新中国建立、十年“文革”和1979年以后四个阶段。王明先生生逢沧海横流之时，有生之年真可谓多事之秋。但时代的更替并没有影响王明先生对学术的追求。在北大和西南联大读书时，王明先生就广涉文史哲诸领域。这些学府丰厚的学术滋养，加上自身的勤学苦读和好问好思，为王明先生以后的学术发展和独立开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广袤的文化田园里驰骋一番后，王明先生把自己的研究焦点聚集到了道家道教研究上，这成了伴随他一生的学术旨趣。

早在1939年，王明先生就在汤用彤先生的指导下研读《道藏》。《道藏》卷帙浩繁，计5485卷，512函，是收藏道教经典及相关书籍的大型丛书。从初唐开始编撰，至今已历时1300多年。其中收集了大量的道教经典、论集、科仪、戒律、符图、法术、宫观山志、神仙谱录、道人传记等，还有一些失传的百家著作，以及大量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著作，如天文历法、医药养生、内外丹著作等，是一部珍贵的宝典。但直到1911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读道藏记》以前，一直无人对这部丛书进行研究。王明先生单枪匹马、孤军深入了这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四顾茫然。因为《道藏》中很多经典，既无作者，又无年代，真伪混杂，篇章残缺和错乱，简直无从下手。这时他借助于自己深厚的历史文献学功底、娴熟的训诂考据功夫、敏锐的学术眼光，开始整理道经。清人董德宁曾云:“道书之古者，《道德》、《参同》、《黄庭》也。”王明先生也认为“《道德经》为玄教经典之鼻祖，下分《参同》论外丹，《黄庭》说内丹，并为古典，甚可宝也”。于是他从这三部最重要的道教经典下手，逐一进行考证。在《老子河上公章句考》中，王明先生发现西汉至三国老学经历了三变:一为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经国治世;二为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术，主治身养性;三为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治国经世，也不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老子河上公章句》就标志着哲学性道家向宗教性道教的转变，是道教形成时期的重要文献。《周易参同契》号称“丹经之祖”，其说杂以天文历数。朱熹曾评说读之“艰深”，其辞多取比喻，“使人难晓”。王明先生在《周易参同契考证》中考察了汉代学术之流变，指出魏伯阳以《周易》会通其他经典，秉承《京氏易》、《易纬》、黄老自然之道，旨在修大丹、服大丹而已。与汉人学《易》以推究灾异与占候吉凶不同，《参同契》开出了以《易》作丹的先河，对后世内外丹的影响极大。另外一部经典《黄庭经》分内外《玉景经》。从晋至宋，诵读、注释、研习《黄庭经》的非常多，几乎形成黄庭之学。关于其作者，有传帝喾时降世者，有传太上大道玉晨君作《黄庭内篇》者，但皆不足信。王明先生从《魏夫人传》考其来源，认为“黄庭思想，魏晋之际，已渐流行，修道之士，或有秘藏七言韵语之黄庭草篇，夫人得之，详加研审，撰为定本，并予著述;或有道士口授，夫人记录，详加诠次”，指出了《黄庭经》与老子无涉，而与魏夫人有关。在该经的成书时间上，王明先生指出，魏晋之际已有秘藏《黄庭经》草本，武帝太康九年，魏夫人得《黄庭内景经》，而《黄庭外景经》则传世于成帝咸和九年左右。《黄庭经》为内丹派养生之书，将早期道书中的脏腑之论扩充为五脏六腑五官诸神，甚或全身八景神及二十四真，对中医脏腑理论进行了神学化处理，成为道教内修的重要经典。从1941 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直到1949年，这期间王明先生陆续在《史语所集刊》和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周易参同契〉考证》、《〈老子河上公章句〉考》、《论〈太平经钞〉甲部之伪》、《〈黄庭经〉考》、《元气说》、《论种民》、《儒释道三教论报应》、《论老子与道教》等文章，这些研究成果发前人所未发，为近现代的道教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奠定了王明先生在道教研究领域里的重要学术地位。

在史语所期间，王明先生还考证了另外一本重要的早期道经《太平经》。《太平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17卷，全书共170卷，内容庞杂，自成体系，后世道教各派教义均受此书影响。王明先生通过校对《太平经》残本和《太平经钞》及其他引书，使残缺不全的《太平经》恢复了170卷的原貌，并以《太平经合校》为名于1960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部具有拓荒性质的力作，自问世以来始终得到学人们的充分肯定，初版即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王明先生晚年自己总结其治学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编订《太平经合校》的方法“比较客观而周到，有的同志深恐搞乱原文的顾虑完全可以打消了。这一点似乎是可取的经验”。

对《太平经》这部道教大书的断代是道教史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成果，为道教史和道教思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汉代是道教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的关键时期，这些经典的考证勾勒出了道教发展演变的大致面貌和各自的特色，成为道教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使王明先生赢得了“道教文化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这一美誉。

新中国建立后，王明先生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考古所期间，他主要研究中国造纸术。1957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王明先生才得以继续从事其心仪的道家道教研究，并出版了重要的道教研究著作。在《太平经合校》出版20年后，王明先生的另一部力作《抱朴子内篇校释》也问世了。王明先生认为《太平经》和《抱朴子》代表两种不同性质的道教，他将三张(张陵、张鲁、张角)创立的道教团体划为“早期道教”，魏晋时期求长生和精神修养的道团为“神仙道教”。这种划分为以后的道教研究理清了路向。《抱朴子内篇》是神仙道教的代表作。这本书包含了系统的道教理论和众多的方术，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很大。虽然《抱朴子内篇》传本甚多，却从没有留下什么注解，校释起来非常困难。王明先生以孙星衍平津馆校勘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十数家版本，加以校勘、标点和注释，成为该书的最佳注本，是研究道教史、思想史和科技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太平经合校》和《抱朴子内篇校释》出版后不断再版，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

在1979－1992年期间，王明先生从道教文化研究又扩展到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上，将道教史与整个文化思想史联系起来，视野更加开阔，很多问题看得更清楚，道教研究的意义也显得更加深远，他甚至下了“半部《老子》可以革天下”的大胆断言。晚年从哲学史到文化史的扩展是王明先生多年研究和思索的心得体会，是他学术思想的一次新的升华。在他高瞻远瞩的视域中呈现了仅限于道教文化则难得一见的景观。向宏观的文化史的扩展，使得王明先生的道教研究多有创获，道教中一些长期被遮蔽的价值也彰显了出来。例如在《周初齐鲁两条文化路线的发展和影响》以及《再论齐文化的发展》中，王明先生把儒、道两个学派的起源追溯到了西周初年的姜太公和周公旦，并且理出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两条线索。这两条线索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周初分封到鲁国的周公用“亲亲上恩”治鲁，被后来儒家所宗。这种文化具有虚心求知和审美教育的优点，但其流弊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家庭成员犯了法，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层层包庇，姑息养奸，遗毒蔓延，至今仍未弊绝风清”。另一个严重的弊病是缺乏国民生计的功利观念。分封到齐地的姜太公则用“尊贤上功”治齐，尊贤才、尚功利、重效率，不讲究宗法情感和血缘亲疏关系，因而成就了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的霸业，形成了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稷下学术中心，促进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学术繁荣。齐文化主要是道家文化，也包括兵家、法家、墨家的一些理论。而这几家都和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开创齐国的太公望吕尚著有《太公兵法》，属道家类，显示出道家理论与兵家的相通;法家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作过《解老》、《喻老》，黄老帛书《经法·道法》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把“道”视作“法”产生的本体论根据。《太公六韬》也强调“不以私害公”，体现了道家和法家的基本精神。秦汉以后，墨学中绝，黄老道家继承其社会政治思想，将墨学融入早期道教，成为墨学流变。可见，齐文化的道家既具有形而上的思辨色彩，也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和实用性。汉代独尊儒术以后，鲁文化成为历代的显学。学术界重视对鲁文化的阐发，而对齐文化的注意则很少，甚至受到压抑和歧视，齐文化只能“潜伏逆流于整个思想文化的深渊”，“在遇到适当时机和气候时，就以道家的面目出现，直接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发动挑战与抗争”，如:东汉王充倡导“元气自然”，批判汉儒的天人感应论;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组织教民建立新政权;晋代鲍敬言倡导“无君论”;唐代的无能子发挥道家自然观，否定君臣名分、贵贱等级、贫富差别和尊卑礼节，谴责圣人，甘为狂人;宋代的王安石、近代的魏源和严复都希望从道家寻求思想资源。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王明先生总结出“贯穿道教理论和方术的总的思想是变的观念”，“道教的宇宙观是变的哲学”。崇尚变化的道教虽有怪诞的幻想，但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力，激发了人们从事创新活动的兴趣。

类似上述的真知灼见还有很多，如在《论黄帝在中国民族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王明先生指出，与儒家经典《尚书》记述历史从帝尧开始大不相同，持道家观点的司马氏记述往事从黄帝开始，将黄帝视为五帝之首。后来道教完全继承了司马氏这个道家传统，在《列仙传》、《广黄帝本行记》、《轩辕本纪》、《轩辕黄帝传》等道教的仙传系统中，将许多上古的发明集中写在黄帝名下，突出了黄帝是中华民族最早融合和繁衍的形象，以至于后来的华人均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这主要是道家和道教学者的卓识和贡献。在《周易·咸卦新解》里，王明先生不拘泥于传统的注疏和今人的诠释，根据训诂学和民俗学，考证出《咸卦》最初是讲述一对少男少女相亲相悦的民间故事，而非传统儒家认为的主要讲夫妇之道和礼仪的由来。

1979年，王明先生被聘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这是国内第一个招收道家道教专业方向学生的博士点。在我们今天看来，王明先生所开创的道家道教研究领域具有深远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形而上学的、思辨的、自然型的老庄哲学，和追求生命质量、探索宇宙奥秘、领略超验领域的丹道性命之学，以及济世度人、安顿生命、拔魅解厄的道教，有了道家道教的怀疑精神、大胆想象、勇于实践，中国思想文化才始终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深化道家与道教研究，对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