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 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02)

豪族在汉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阶层，对汉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两汉时期的社会控制、官吏选举、土地制度、流民运动、租税徭役等问题，都与豪族有着密切联系。汉代豪族对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离开对豪族的研究，便难以把握汉代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东汉建立者刘秀，在与王莽集团的征战过程中，所依赖的主要力量便是南阳地方豪族，“云台二十八将”中有11人是南阳人。东汉建立后，实行度田政策，巩固新生政权，执行过程中因南阳豪族势力强大，致有“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1］781之说。南阳豪族作为豪族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南阳豪族的研究，可以把握整个汉代豪族的整体特征。东汉南阳豪族在政治上表现为“世官化”，即家族成员世代为官，本文拟以此为中心，对东汉南阳豪族的相关问题略作申论。

一、汉代选官制度成就了南阳豪族的世官化

汉代国家选官的途径主要有察举、辟除、征召、博士弟子课试、私人举荐、任子、赀选等。其中察举、任子、赀选、私人举荐是南阳豪族世官化的主要原因。豪族通过任子、赀选、察举、私人举荐等制度享有政治特权，垄断仕途，世代为官，形成世官化。汉代的选官制度使豪族子弟很容易就能进入仕途，进而使这些家族成为官僚世家。

任子制是专门为二千石以上的中上层官吏而设置的，他们的子弟能够以恩萌而得到封官。西汉时，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任满一定年限即可保举子弟一人为郎。任子制是豪族世官化最便捷的途径，比通经入仕容易而且直接。任子制使官僚子弟没有任何代价便可毫无障碍地进入权力系统。因此任子制也得到豪族官僚们的极力支持和拥护。东汉时期，任子制作为选官制度仍然沿用，并且享受任子制特权的范围还扩大了很多，这便更有利于豪族的世官化。比如邓骘，据《后汉书·邓禹列传》载，“兄弟子及门徒十二人悉为郎中”［1］617，豪族正是凭借任子制这项政治特权使其家族保持与权力更为密切的关系。任子制是造成南阳豪族世官化的主要根源之一。

赀选是汉代豪族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即以钱财取得官位。西汉时，有赀(财产)五百万钱以上的可以为郎，自备车马服装，到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等候政府选用。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豪族便可以此轻而易举地获得权力。东汉时，买官卖官的现象更加普遍。汉桓帝时，“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1］309。汉灵帝时，“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1］342。豪族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势力，通过赀选的方式不断进入仕途，以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察举是由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荐人才，经过考核者，被授以官职。察举制度是豪族与权力结合的重要途径。豪族大多“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政治势力强大，并且豪族在家族权势、财富、文化教育及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优先被察举，进而形成良性循环，最后形成豪族世官化局面。按照规定，正常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但实际上，大约从明帝、章帝开始，东汉的察举、征辟制度就成为豪强大族控制选举的工具。察举不实、私人举荐不实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却如鸡”［2］卷2的可笑现象。

二、东汉南阳豪族政治上世官化的表现

东汉南阳豪族政治上的世官化，体现了汉代豪族由官僚化向世官化逐步演进、发展的过程。南阳豪族由官僚化向世官化的演进、发展是逐步进行的。西汉时期，这种演进已经初露端倪，从南阳杜周家族成员的官僚进程可见一斑。根据《汉书·杜周传》记载，杜氏先后四代、二十人为官。

第一代只有杜周一人，汉武帝时曾任廷尉史、中丞者、廷尉、执金吾、御史大夫等。第二代则有两人，一是杜河，曾任郡守，家訾累巨万;一是杜延年，汉昭帝时曾任校尉、谏大夫、建平侯、太仆右曹给事中等，宣帝时益户二千三百，与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杜延年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后为御史大夫，上赐黄金百斤、酒、医药。谥曰敬侯。第三代已有六人，包括杜延年之子杜缓及其五个弟弟。杜缓，嗣建平侯、郎、校尉、谏大夫、上谷都尉、雁门太守、太常。元帝初即位，西羌反，缓上书入钱谷以助用，前后数百万。杜缓六个弟弟，至少五人身居高官。如少弟杜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中弟杜钦，名闻一时。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王凤父顷侯禁与钦兄缓相善，故凤深知钦能，奏请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钦为人深博有谋，后为议郎，复以病免。征诣大将军幕府，国家政谋，凤常与钦虑之。至第四代，已有十一人为官，“杜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杜绶之子杜业，成帝时嗣建平侯，有才能，以列侯选，为太常，复为函谷关都尉;成帝初尚帝妹颍邑公主，主无子。哀帝时，复为太常、上党都尉。王莽秉政，忧恐，发病死，谥曰荒侯。班固在《汉书》中感慨道:“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爵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独绝。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能及也。”［3］2683

从对杜周的文献记载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杜氏是南阳人中“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3］2683的优秀的典型代表。第二，杜氏家族已经具有了“累世公卿”的豪族新特征。从杜周官至廷尉算起，第二代中一人为郡太守，一人为御史大夫;第三代中“缓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历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钦官不至而最知名”［3］2667;第四代中“钦子及昆弟支属至二千石者且十人”［3］2678。这初步体现出南阳豪族在政治上由官僚化向世官化演进是逐步进行的，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来完成的，花费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东汉时期南阳豪族世官化的这种演进倾向逐步扩大，进而成为一种潮流趋势。下面通过邓氏、来氏、冯氏、阴氏等几个典型的家族任职情况来说明这种趋势。

邓禹家族是这种转变的最典型代表。据《后汉书·邓禹列传》载，南阳新野邓禹家族成员的主要官职、封侯及食邑情况如下。邓禹，官至大将军、大司徒、酂侯，食邑万户，更封梁侯，食邑四县，后又封高密侯，食邑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县，显宗时拜为太傅，以子男二人为郎。禹弟邓宽为明亲侯。禹子邓震为高密侯，邓袭为昌安侯，邓珍为夷安侯，邓训为平寿敬候(其女为和帝皇后)，邓鸿为小侯。“震卒，子乾嗣。乾尚显宗女泌水公主。”“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襃嗣。襃尚安帝妺舞阴长公主，桓帝时为少府。襃卒，长子某嗣。少子昌袭母爵为舞阴侯，拜黄门侍郎。昌安侯袭嗣子藩亦尚显宗女平皋长公主。”邓袭卒，子藩嗣昌安侯，尚显宗女平皋长公主。邓珍卒，子良嗣夷安侯，无后，其弟邓康绍封夷安侯。训子骘为上蔡侯，悝叶侯、弘西平侯、阊西华侯，食邑各万户，邓京为黄门侍郎。邓悝:黄门侍郎、虎贲中郎将、叶侯，食邑万户。邓弘:黄门侍郎、西平侯，食邑万户。邓阊:黄门侍郎、西华侯，食邑万户。弘子广德嗣西平侯，甫德封都乡侯。京子邓珍为黄门侍郎、阳安侯，食邑三千五百户。悝子广宗为叶侯。阊子忠为西华侯。邓骘兄弟子及门徒十二人悉为郎中。“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1］599－619

南阳新野来歙家族亦势力强大，长盛不衰。来汉，武帝时以光禄大夫副楼船将军杨仆，击破南越、朝鲜。来仲，哀帝时为谏大夫。来歙，光武帝时为太中大夫、中郎将、征羌侯，谥曰节侯。来褒，嗣征羌侯。来由，宜西侯。来稜，尚显宗女武安公主。来历，嗣征羌侯，曾任侍中、监羽林右骑、射声校尉、执金吾、太仆、将作大匠，顺帝即位迁为卫尉、车骑将军、大鸿胪。来祉，曾任步兵校尉、黄门侍郎。来定，嗣征羌侯，尚安帝妹平氏长公主，顺帝时，为虎贲中郎将。来虎，嗣征羌侯，(桓帝时)为屯骑校尉。来艳，少好学下士，开馆养徒，少历显位，灵帝时再迁司空。

南阳湖阳冯鲂家族历代仕宦情况如下。冯鲂，历任虞令、郏令、魏郡太守、太仆、行卫尉事、司空、关内侯，更封杨邑乡侯，食邑三百五十户，显宗时复行卫尉事、执金吾。冯柱，嗣杨邑乡侯，尚显宗女获嘉长公主，任侍中。冯定，嗣杨邑乡侯，为羽林中郎将。冯石，为安帝所宠，封嘉侯，曾任侍中、卫尉、光禄勋、太尉、太傅，复为卫尉。冯世，黄门侍郎，弟二人皆郎中。冯代，嗣嘉侯。冯承，嗣嘉侯，步兵校尉。冯珖，和帝时为杨邑侯，城门校尉。冯肃，嗣杨邑侯，黄门侍郎。

南阳新野阴识家族历代仕宦情况如下。阴子方，宣帝时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阴识，游学长安，任校尉、偏将军，更始封识阴德侯，行大将军事、光武时骑都尉，更封阴乡侯、关都尉、侍中，定封原鹿侯、执金吾，谥曰贞侯。阴丽华，光武皇后。阴躬，嗣原鹿侯。阴璜，嗣原鹿侯，无子，国除。阴淑，复封原鹿侯。阴鲔，嗣原鹿侯。阴纲，吴房侯。阴某，和帝皇后。阴轶，黄门侍郎。阴辅，黄门侍郎。阴敞，黄门侍郎。阴兴，黄门侍郎、侍中、关内侯、卫尉，追谥兴曰翼侯。阴嵩，中朗将、长乐卫尉、执金吾。阴庆，鲖阳侯、黄门侍郎。阴博，隐强侯。阴琴，嗣鲖阳侯。阴万全，嗣鲖阳侯。阴桂，嗣鲖阳侯。阴就，宣恩侯，后改封新阳侯、少府。阴丰，尚郦邑公主。

由上可见，东汉时期，南阳豪族在政治上由官僚化向世官化的演进、发展阶段已经完成，已达到成熟、定型阶段，已成为整体的发展趋势，且不单单是某一个或几个豪族的特性，而是大多数南阳豪族的共性特征。部分南阳豪族甚至与东汉政权相始终。《后汉书》中频以“世吏二千石”，“累世二千石”，“家世二千石”，“世为二千石”，“五世二千石”，“七世二千石”等强调南阳的豪强家族，这从侧面也印证了此点。

三、东汉南阳豪族政治方面的社会影响

南阳豪族不仅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在东汉政权建立之后，同样为东汉的发展、强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出身南阳豪族的官吏，为官期间大多清正廉洁，指陈朝政得失，推行教化，发展教育，安抚百姓，维护社会治安，兴修水利，发展经济，造福人民，促进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稳定了东汉政权。

据《后汉书·邓训传》载，邓训曾任职郎中、乌桓校尉、张掖太守、护羌校尉等，主要政绩如下。“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绣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斗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永元四年冬，病卒官，时年五十三。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傿。傿叹息曰:‘此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1］609－612

樊准曾任职郎中、尚书郎、御史中丞、光禄大夫、巨鹿太守、河内太守、尚书令、光禄勋，主要政绩如下。“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阳，准为郡功曹，召见，帝器之，拜郎中，从车驾还宫，特补尚书郎。……是后屡举方正、敦朴、仁贤之士。准再迁御史中丞。永初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准上疏直陈利害，“太后从之，悉以公田赋与贫人。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准使冀州，仓使兖州。准到部，开仓禀食，尉安生业，流人咸得苏息。还，拜巨鹿太守。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进，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而赵、魏之郊数为羌所抄暴，准外御寇虏，内抚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转河内太守。时羌复屡入郡界，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视事三年，以疾征，三转为尚书令，明习故事，遂见任用。元初三年，代周畅为光禄勋。五年，卒于官”［1］1125－1129。

张堪曾任职郎中、谒者、蜀郡太守、骑都尉、渔阳太守，主要政绩如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据其城，捡阅库藏，收其珍宝，悉条列上言，秋毫无私。慰抚吏民，蜀人大悦。……在郡二年，征拜骑都尉，后领骠骑将军杜茂营，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帝闻，良久叹息，拜显为鱼复长。方征堪，会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诏褒扬，赐帛百匹。”［1］1100－1101

朱穆曾任职初举孝廉、冀州刺史、廷尉、尚书、追赠益州太守，主要政绩如下。“永兴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冀州盗贼尤多，故擢穆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为中常侍，并以檄谒穆。穆疾之，辞不相见。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至有自杀者。以威略权宜，尽诛贼渠帅。举劾权贵，或乃死狱中。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玙璠、玉匣、偶人。穆闻之，下郡案验。吏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征拜尚书。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并上疏陈述利害，帝不纳之……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多至公卿、州郡。”［1］1470－1473

南阳豪族政治上维护国家安定的同时，部分南阳豪族还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及武装力量扰乱国家的统治秩序。他们干扰国家吏治，破坏法制，败坏社会风俗，偷税抗税，逐杀长吏，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乡里政权，给国家、百姓、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政府在核实土地、人口时，豪族会逃避租税、徭役，或串通官吏弄虚作假，有时候甚至出现以武力相对抗，出现“攻劫在所，害杀长吏”［1］67，“报私怨而杀人，吏追捕之，又杀吏”的现象，危害了社会稳定，激化了社会矛盾。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葛洪.抱朴子外篇［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