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丽

（1.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昆明 650000；2.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昆明 650106）

《北迁的季节》是苏丹作家塔伊卜•萨利赫的代表作，反映了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的深刻影响。小说发表之后受到广泛关注，并被评论界认为是“60年代以来阿拉伯长篇小说的最佳之作”。很多人认为赛义德是小说的主角，如张甲民在小说的故事梗概中介绍“这是一部以苏丹北方农村和世界大都会伦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它的主人公是穆斯塔法•赛义德……” 笔者认为，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内聚焦模式，叙事在两位主人公：无名的叙事者和赛义德之间进行切换，两条主线最后汇成一条并将故事推向高潮。

一 重情重义的“叙事者”

叙事者讲述故事时选择的角度，叙事学家热奈特称之为“聚焦”（focalization），并且将之分为三种主要类型：零聚焦（zero focalization）、外聚焦（external focalization）和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 内聚焦的叙述是以某一个人作为叙事视角，其基本特征是叙事范围的“限定性”，摒弃了零聚焦模式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至的万能姿态。 小说以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模式展开，“我”既是故事的叙事者同时也是故事事件的参与者。叙事者局限于自己眼光，只从自己的主观判断作出叙述，很多事情是需要借别人之口而得知的，如其他人对赛义德的看法、赛娜的死因及过程，从而使小说更具立体感、真实感和面对现实的无奈感。

叙事者在欧洲学习七年之后，与久别的亲人重逢。在迎接他的人群中出现了一张陌生的面孔，这引起了叙事者的好奇。叙事者通过爷爷认识了这位陌生人赛义德，两人之间的交集由此开始。叙事者通过研究一位无名的英国诗人并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这本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当赛义德满脸堆笑地道出“我们这里可不需要什么诗一类的玩意儿，要是你学的是农艺学、工程学或者医学，那就好了。” 叙事者当即被赛义德的话所激怒，他愤愤于“我们”一词，在他看来，赛义德才是外乡人。这段对话第一次让叙事者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困惑：他在西方所学的东西有用吗？文学能否改变落后的非洲，或许他们更需要的是物质上的改善。

赛义德失踪之后，按照他留下的遗书，他的遗孀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叙事者监护。瓦德•利斯，一个“老人脸，少年心”的70岁老者，看上了赛义德遗孀赛娜，希望作为监护人的叙事者能够撮合二人，叙事者为此事勃然大怒。赛娜的悲惨结局使他看清了被殖民地的闭塞、落后，对于自己的去留，他产生了疑惑。他渴望北方，他觉得他的灵魂和血液中有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促使他走向远方。因为在南方，他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定位。“这里没有我待的地方，我为什么不打起行李离开呢？这里的人麻木不仁，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生欢快、死忧伤……他们只从河水和树木那里学会沉默和忍耐。” 他意识到赛娜是他唯一爱过的女人，而这个愚昧落后的小村子断送了她的生命。这时的叙事者，为了爱，也为了恨进行着抉择。“我正在从穆斯塔法•赛义德已经了结的地方开始”——叙事者最终跳入了尼罗河。

二 无情风流的赛义德

“我”者叙述聚焦方式可以是多重的内聚焦。“所谓多个‘我’或‘多重声’叙述，小说中就是由两个‘我’者视角共同承担着本文的叙事。”作者巧妙地运用这种多重内聚焦的叙事方式，在第二章赛义德以“我”者视角，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他原是苏丹乡村的无名少年，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但他与母亲的关系却如“马路上邂逅的生人”，两人之间无多少话可谈，母亲也很少管他。正是由于这样的自由，他进入国家兴办的学校读书。凭着自己非凡的表现，他先后被送到开罗和伦敦深造，24岁就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留在该校担任经济学讲师的职务。在私生活方面，他却风流成性，招致几位女性先后为他自杀。他因感情纠葛，杀害了他的妻子琼妮•莫里丝而被判处七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回到了苏丹，在一个边远的村镇定居下来，结了婚并生了两个孩子。在叙事者得知实情后的那一年，尼罗河爆发了多年不遇的洪水，水性不错的赛义德在洪水中失踪了。

赛义德的死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却成了叙事者故事的开始。第三章到第九章再次以叙事者“我”进行叙述，他从不同的人口中得知赛义德更多的“奇闻轶事”：在一位苏丹官员眼中，赛义德是一个“最有才华的学生”、“当时的一大奇迹”、“戈登学院最出名的学生”。他才气横溢、文思敏捷，使得教师们对他另眼相看，成为第一个被送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成了英国人的宠儿。在一位苏丹青年讲师眼中，他是“第一个娶英国老婆的苏丹人，他甚至是讨欧洲女人当老婆的第一个人苏丹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英国在苏丹实施的种种阴谋勾当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为英国人效劳，是他们最得力的帮凶。英国外交部曾多次委派他出走中东，进行种种诡秘的活动。他是1936年伦敦大会秘书团的成员……”。一位英国人认为赛义德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学家，是个花花公子、是某某爵爷的朋友，是英国左翼人士的得意门生，他的学术头衔也是通过某种原因获得的。众多的身份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赛义德，可能连他本人都不知道。他大学时的教授在他接受审判时为他辩护道：“穆斯塔法•赛义德是个高尚的人。他的脑袋里装着西方文明，但这文明却摧毁了他的心灵。害死这两位姑娘的并不是穆斯塔法•赛义德，而是那繁衍千年导致不治之症的病毒。”他在昏昏沉沉中却想站起来大声说：“这个穆斯塔法•赛义德其实并无其人，他不过是一个幻想，一个虚妄。” 赛义德对自己身份的不确定甚至延续到刑满释放之后。回到苏丹后，作为外乡人，他推掉担任农业项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只是运用自己的经济方面的知识帮助项目委员会，也招致了乡长和商人们的怨恨。

三 Y型叙事结构

任一鸣指出，“流放”的复合状态表现为主人公往往同时经历着地域、文化、血缘和心灵的流放。心灵的流放似乎是地域、文化和血缘流放的必然结果，心灵的流放可以理解成一种“无根”的感觉。 流放者在文化、地域的强烈碰撞中找不到归属，无家可归、处处无家——这是流放者的悲哀。人类学家乔治•斯班德勒说过，人类永恒的自我“是一种对过去的延续，对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意义以及社会身份的延续。这些能够帮助人们确认自我”。 叙事者和赛义德显然在现实的不断摧残下失去了自我认同。自我归属的困惑和失落使他们的心灵流放也遭遇到失败，彻底迷失了自我，他们最终只有选择死亡。

第九章虽是从叙事者角度进行叙事，但却使用了大篇幅的直接引语，引述了赛义德的故事。当他走进赛义德的私室，在黑暗中他仿佛发现了赛义德的脸，却才发现那不是赛义德，而是镜子里的他。本是平行的两条线，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因为相似的背景产生了交集，同样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最终走入了同一条河流：故事从结构上构成了一个“Y”型。

第十章虽是以第一人称“我”来叙事，但这时已分不清是叙事者还是赛义德的声音。作者所要传达的思想在这一章得到了凸显，任何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都显得那么无能为力。这种冲击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多是精神层面的。“轮船首次划破尼罗河面，给我们带来的不是面包，而是大炮。铁路是在他们手中修成，但他们的本意是运送士兵。他们办起了学校，教育我们如何使用他们的语言说‘是’”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有些东西变了：抽水机代替了水车，铁犁代替了木犁……但别的还是一概没变，如赛娜的死便愚昧陋俗的恶果，在父亲、兄长逼迫下，赛娜最终嫁给了七旬老翁瓦德•利斯。村里人看来这是她的福气，是这个失去了丈夫又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的最好归宿。她连自己选择的权力都没有。瓦德•利斯对她进行身体的摧残，不堪凌辱的她杀了瓦德•利斯然后自杀，村里人非但没有同情她，却视她为“恶魔的姐妹”，最后落得墓碑都不得树的悲惨下场。

小说的高潮出现在最后一章，叙事者与被叙事者穆斯塔法•赛义德的影子重合到了一起，“他”跳进尼罗河，努力克服身体和心理危机。“两岸的景色若明若暗，时隐时现，除了河水那古老而又熟悉的哗哗声和不远处水泵的嘭嘭声，什么声响也没有……迟早要被河中的那股力量拽到河底……我像舞台上的小丑那样，竭尽仅存的一点力气呼叫：‘救命啊，救命’”。 面对殖民主义，他们是如此的无奈，唯有死亡才能结束他们的尴尬和痛苦，这是对殖民主义的有力痛斥。

就像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无论无情也好，多情也罢，学文学亦或是经济学，他们都无法改变家乡的愚昧，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的身份。最后一幅画面，河水古老而又熟悉的哗哗声和水泵的澎澎声回响在“我”耳边，犹如古老的苏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碰撞。“我”决定朝向往的目标——北岸游去，开始“我”在水中动作和水力协调一致，颇为自在。北岸一上一下地浮沉着，“我”在混杂的各种声响中迷失了，既看不到方向，也辨不清自己是睡是醒，是死是生。“我”发现自己不南不北地正游在河心，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小说的主题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烘托，被殖民者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不正是这样的境地吗？前进不得，后退不得。而当“我”最终做出决定，选择要活下去时，却已在水中精疲力竭。唯有像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呼喊“救命啊，救命”，这不正是被殖民者心中的呐喊吗？

结语

正如本文标题所引用的晏殊的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无可奈何”是被殖民者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自己尴尬身份的感觉、感受和感叹，“花落去”，是自然界常见的现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面对人生的变易，止不住产生一种惋惜的心情，然而无论是叙事者还是赛义德，抑或是其他被殖民者，对此无能为力，只有徒唤“无可奈何”了。这里的“花”是“生命之花”，花的凋谢即是生命的终结。“似曾相识”却是小说带给读者的感受。本是平行的两条线，却因为他们相似的背景产生交集，最终二人也以同样的结局告终，给人以熟悉的感觉，故“相识”之前冠以“似曾”二字。而“燕归来”则指的是叙事者、赛义德等到西方接受过西方文化，又回归到殖民地的这一类人。也许以后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赛义德，面对殖民主义，他们是否也是这般无奈，这正是小说留给读者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张甲民: 《阿拉伯小说选集》(第二卷),时延春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142,148,219,162,197,237.

②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74.

③张德寅:《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43-245.

④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141.

⑤Spindler, George. & Spindler, Louise:“The Processes of Culture and Person: Cultural Therapy and Culturally Diverse Schools”.Phelan, Patriacia & Davidson, Ann. Eds. Renegoti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American Schools, 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3:36.

[1]Phelan, James.& Rabinowitz J.Peter. Ed.申丹 et al.译.当代叙事理论指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Salih, Tayeb. Lalami, Laila. Tr. 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2009.

[3]Spindler, George. & Spindler, Louise. Phelan, Patriacia & Davidson,Ann. Eds.“The Processes of Culture and Person:Cultural Therapy and Culturally Diverse Schools”. Renegotiat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American Schools. New York &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3:36.

[4]华莱士•马丁.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热拉尔•热奈特.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7]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张德寅.叙述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43-245.

[9]时延春.张甲民译.阿拉伯小说选集(第二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