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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和谐性发展的对策思考:以云南省为例

2013-08-15李锦发

红河学院学报 2013年3期
关键词:麻栗坡县边民边境

李锦发

(文山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文山 663000)

在中越边境沿线地区,中国有壮、傣、布依、苗、瑶、汉、彝、哈尼、拉祜、仡佬、京、回等12个跨境民族,越南有京(越)、岱、侬、泰、布依、热依、山斋、泐、赫蒙(苗)、瑶、巴天、拉基、布标、哈尼、拉祜、倮倮、普拉、华(汉)、艾、仡佬、莽、贡、西拉、克木、占、山由等26个跨境民族[1]。

中国云南省有文山州麻栗坡县、马关县和富宁县,以及红河州河口县、金平县和绿春县等县与越南相接壤。笔者分别于2010年8月、2011年8月前往云南省麻栗坡县猛硐乡以及河口县进行实地调查。笔者主要基于实地调查,对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和谐性与制约性双重因素进行分析,并就对策作一初步探讨。

一 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和谐性与制约性因素

(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和谐性因素

1、各民族相互依存和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

因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兼具边疆、边境和民族的三重特性。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各民族和睦相处,并形成了聚居与杂散居交互并存的居住格局,乃至部分民族(汉族、壮族、傣族等)主要集中居住在坝区,其他民族(苗族、瑶族等)主要集中聚居于半山区、山区的整体性分布特点。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就是如此。

坝区与半山区、山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因而塑模成不同经济类型:坝区大多为水田水稻种植农业经济类型,半山区、山区则大多为山地种植农业经济类型。但是,坝区与半山区、山区不同农产品却内含着相互依存和互通有无的双重性特点,譬如:麻栗坡县猛硐乡就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山坝交换”——坝区的汉族、壮族和傣族种植有稻谷等农作物,半山区、山区的苗族和瑶族栽种有八角、草果等经济作物,为此他们大多通过猛硐乡的“市集日”互相交换农产品,并各取所需,以此满足对方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性需要。这种割舍不断的密切性经济联系正是加强相互间接触、交流,乃至增强彼此沟通、了解和认识的重要基础,并最终归结为语言、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元素双向性“同化”的共同基点,进而一道步入各民族共同性因素逐渐增多的“美美与共”和谐性社会以及民族大融合的“天下大同”终途。

2、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是中越两国开展边境互市贸易的重要内因

中越两国边境沿线地区除了自然形成的便道和通道,中、越两国政府还正式开通了部分边境互市贸易通道、口岸。同时,中越两国政府还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对等性边境贸易政策、措施,这是双方边境贸易得以逐步拓展不可替代的原因之一。但是,在中、越两国开展边境互市贸易的过程中,调剂余缺,互通有无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因之一。

麻栗坡县天保口岸出口越南的商品主要有日用百货、五金交电、粮、菜、水果、烟、酒、糖、糕点、罐头、农业生产资料、建筑设备、机械、土产、特产等,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主要有木材、矿产品、药材、粮食、土产、畜产、干鲜果、茶叶、桐子果、蛇酒、卷烟、麻布、汽车配件、木制品、咖啡等[2]。

金平县出口越南的商品主要有面粉、酒曲、啤酒、饲料、棉布、毛线、日用百货、石棉瓦、水泥、电池、缝纫机、家用电器等,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玉米、水果、木材、草果、扫把花、山草、药材、矿产品、鱿鱼、咸鱼、腰果、绿豆糕、槐籽、橡筋等[3]。

绿春县平河乡出口越南的商品主要有家用电器、日常用品、钢筋、水泥、菜、米、油、盐、仔猪、鸡、农药、水管、石棉瓦、“两杂”种子、化肥等,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主要有大黄藤、野三七、香菌、草果及其他中草药等[4]。

据实地调查,在麻栗坡县猛硐乡边境互市贸易中,出口越南的边境小额贸易商品为食糖、服装、布匹、花线、白酒、啤酒、香烟、食用油、味精、食盐、仔猪、肉产品、日用百货、炊事用具、针织品、建筑材料,从越南进口的边境互市贸易商品为狗、羊、牛、马、松明、药材以及其它农副产品。

3、民族同宗、文化同源等跨境民族认同意识是构筑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跨境民族分别聚居于中、越两国,各自都具有地域性国家认同意识。但是,他们毕竟民族同宗、文化同源,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基础,这正是他们开展正常性边境贸易以及社会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条件。

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汉族、苗族、瑶族、壮族、傣族等5个民族在越南一侧都有分布,他们不同程度地跨境而居,在历史渊源、民族语言、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方面相同或相近。每逢猛硐乡的“市集日”,都有部分越南边民前来销售侬、布傣服饰,风油精、烧制的土杯子等商品,并购买中国的化肥、稻谷籽种、日用生活品等。猛硐乡丫口村壮族与越南黄树皮县的侬族同源、宗教信仰相同,部分村民与越南黄皮树县马尾冲村、水柳树脚村和“旦湾”村有着浓厚血缘性亲情纽带的亲戚大多通过边境通道“走亲串戚”,部分男性村民甚至还娶了越南女性为妻。

因此,可充分利用跨境民族感情的便利条件,改善边境民族关系,加强中越双边跨境民族的友好往来,促进边境贸易的开展甚或是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可借此改善中越双边跨境族群关系,有效防止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边境民族和宗教问题进行渗透,进而维护边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境安全,乃至社会稳定。

4、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内含着和谐性因素

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服饰、饮食、建筑、交通工具等)和精神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遗产是当地各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依托和精神保障。长期的历史积淀使当地各民族孕育了能正确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优秀文化遗产资源,这是各民族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保证。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丫口村壮族文化遗产资源就内含着“天、地、水”三元观、环境保护观、人与人和睦相处等社会和谐性观念形态。

5、中国教育政策导向和谐性因素

(1)中国“两基”教育项目与“两免一补”教育政策

中国推行“两基”教育项目(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实施“两免一补”教育政策(免交学费和免费发放教材,补助生活费),乃至对边疆、边境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在校寄宿制学生给予一定生活补助费,并对民族小学在校寄宿制学生发放民族生补助费。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但使无力承担学费的农村贫困家庭子女能顺利上学,而且对提高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边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稳定功能。

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中学、民族小学和猛硐村中心校就推行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项目,并实施了“两免一补”教育政策。截至2010年7月,这3所学校的在校寄宿制学生都享受到了国家规定的每生每月50元的生活补助费,猛硐乡民族小学的在校寄宿制学生还享受到了云南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划拨的每生每月30元的民族生补助费。

(2)“国门学校”教育项目建设

受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性因素的三重影响,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大多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社会发展程度普遍偏低,当地农村中小学硬件和软件设施条件都相对较差。因此,国家投入资金兴办“国门学校”,这是提高国家整体性形象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措施。通过实施“国门小学”,乃至“国门中学”教育项目建设,不但可改善当地农村中小学校师资缺乏、办学条件较差的现状,而且还可从总体上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民族小学自2009年开始就实施了“国门小学”项目建设,项目建设由中央财政经费进行投入,用于建盖教学综合楼,学生宿舍,学生食堂,以及附属工程等。

(二)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1、社会主体参与经济发展的自觉性意识相对薄弱

在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造就了不同经济类型,也孕育了不同民族心理秉性及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社会行为模式,这既是不同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托和保障,又是不同民族社会经济获得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

但是,在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受特殊地理环境条件的影响,各民族大多保留着封闭和保守的传统性价值观念形态。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壮族、苗族和瑶族等民族因受历史惯性因素的影响,大部分年老的社会成员和极少部分年轻人是文盲,他们文化素质低下,接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不强。当地各民族传统性价值观念和文化素质低下导致他们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尤为缺乏参与的自觉性意识和能力,这势必使经济发展政策的社会成效受到一定影响。

2、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极端偏低

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各民族为了因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以及提高自身经济收入和社会生活水平的双重性需要,大多种植了茶叶、八角、草果、杉树、笋竹、香蕉、桔子等经济作物、林木(果)。但是,当地各民族大多是以初级农产品进行销售,并没有投资兴建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再加上当地各民族所从事的传统型农耕经济投入与产出日益呈现出严重“倒挂”的恶性循环发展态势,诸如:猛硐乡丫口村壮族种植稻谷除去劳动力成本投入之外,往往是“入不敷出”,为此部分年轻且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村民选择外出打工。因此,当地各民族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社会生活水平大多在贫困线上徘徊不前,这势必危及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和谐性发展,乃至国家的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

3、各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两难症结并存

全球化和现代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普遍潮流和趋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置身于“世外桃源”而予以规避。在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居住着壮族、苗族、瑶族等众多少数民族,长期的历史积淀使他们世世代代相沿成习并承传着无比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诸如:麻栗坡县猛硐乡丫口村壮族的“干栏”式建筑、“六月六”节日文化,坝子村委会瑶族独具特色的“节育”医药文化,……这既是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和精神依托,又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凸显方式。

但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使当地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资源遭受到巨大冲击,部分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因而面临着日益消失的危险境地。因此,如何调适各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一两难症结,也是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大多数民族都不得不予以面对的现实性社会问题。

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丫口村壮族为了因应新农村建设的时代性需要,其传统式“干栏”建筑已被“整村推翻”。为了回应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水碓和石碓等传统式稻谷加工器具现已被新式的碾米机所取代。伴随着当地原生环境的发展、变化,甚或是悄然“变异”,制作传统服饰的织布机也正在消失。面对着世世代代相沿成习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逐一消失殆尽的情况,丫口村壮族村民持续不断地产生出困惑、徘徊和迷茫的矛盾性心理,甚或是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这势必会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和谐性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4、边境教育存在着“双语”、“农技”、“国境安全观”与“国家观”等多重性问题

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具有边疆、边境和民族的三重性特点,这就注定了当地存在着“双语”、“农技”、“国境安全观”与“国家观”等多重性边境教育问题,并呈现出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等特点。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在校学生实行“双语”式教学模式,旨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最终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可是,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部分地区因为师资的缺乏,无法对当地的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实施“双语”式教学。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猛硐村中心校就是如此。

中国政府虽然在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但是当地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存续致使他们难以顺利完成国家免费实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苗族和瑶族世代因袭的早婚习俗就引发出在校学生中途辍学的普遍性现象。这是造成他们整体性文化素质低下的内在性原因之一,并因此而引起恶性循环的发展态势:他们参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觉性意识和能力相对缺乏。

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塑就了传统的山地和水田稻作农耕经济,世代延续的传统型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这是农产品产量普遍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当地边民农业技术技能较为缺乏则是造成农产品产量偏低的首要原因。据实地调查,猛硐乡丫口村壮族就是如此。可是,对农业技术技能的教育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并缺乏针对性的教材以及相应的师资力量投入。

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地处中国与越南两国交界的边境地带,战略位置显得较为重要。当地社会稳定程度事关中国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境安全。据实地调查,与越南相比,麻栗坡县猛硐乡部分边民并没有认识到国家边境安全的重要性,国境安全观显得相对薄弱。

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世代居住着壮族、苗族和傣族等。中国政府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之上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民族优惠政策、措施,这是当地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甚或是社会和谐性发展的根本保证。但是,由于当地各少数民族长期享受着国家实行的优惠性政策待遇,因而形成了一种“等、靠、要”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并由此强化了各自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甚或是削弱国家层面上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同感,势必危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

二 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和谐性发展的对策思考

(一)不断加大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并投资兴建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以此提高边民的整体性社会生活水平

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相对较差,大多为山区、半山区和坝区交错并存,历史上处于交通落后和信息闭塞的状态。因此,受自然和历史性因素的双重影响,当地社会生产整体性发展水平普遍不高,边民社会生活水平大多处于温饱甚或是贫困的状态。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就是如此。

为改变中国中越边境沿线地区的落后状况,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以及开辟中越边境贸易口岸等经济发展优惠政策、措施。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势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再加上历史惯性因素和边民传统性价值观念的双重影响,当地边民的整体性社会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为此,中国政府职能部门应制定倾斜性经济发展政策、措施,并采取中央和地方财政多方筹集资金的形式,逐步加大对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地区经济,改变边民贫困、落后的现状,以此塑就中国“对外窗口”的良好国际形象。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当地边民“等、靠、要”的惰性思想观念形态,变被动性的“输血”为主动性的“造血”,并大力提高他们参与地区经济发展的自觉性意识和能力。同时,充分利用当地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地缘性和区位性资源优势,努力培育“一村一业”的产业经济优势,诸如:种植茶叶、八角、草果、杉树、笋竹、香蕉等,养殖猪、牛、马等。而且要紧密结合当地的资源和产业经济双重性优势,投资兴建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这样,才能最终归结为当地边民自主型经济的良性发展与社会生活水平的整体性提高。

(二)实现传统生产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市场化转型,最终归结为社会转型

受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形塑成了坝区稻作农耕与半山区、山区山地农耕等相互并存的传统经济类型,并塑就了较为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这是制约地区经济发展,乃至社会转型的历史惰性因素。据实地调查,麻栗坡县猛硐乡猛硐、坝子、铜塔和昆老村委会的部分边境村寨就是如此。为了因应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势必需要改变边民的传统生产方式,即吸纳并“消化”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乃至劳动生产率,改变现行农业生产产业投入与产出严重“倒挂”的恶性循环局面,真正达到投入与产出呈现出正比性关系,最终实现现代化、市场化的顺利转型。

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沿线地区大多交通落后、信息闭塞,长期的历史积淀使边民普遍塑模成一种封闭和保守的传统性价值观念形态。当地边民大多世世代代延续并发展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农经济”意识性的社会生产、生活状态,社会生产大多只是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部需要,普遍缺乏商品经济意识,甚或是市场经济意识。据实地调查,猛硐乡丫口村壮族就是如此。这不但与现今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不相吻合,而且也不利于边民自身生存,乃至发展。因此,为因应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应转变当地边民的传统性价值观念形态,培育市场化经济价值观,以此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最终实现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三)置各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于首位,最终归结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面对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一两难症结,是先行获取民族自身的生存、发展,还是首先保存世代延续的民族文化,抑或是“忍痛割爱”式地放弃因原生环境变化而渐趋消失的优秀文化遗产资源,不同民族会作出不同的取舍。但获取各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却是当今全球化、现代化社会场域之下必须予以回应的首要问题和明智抉择。这是因为,民族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皮之不存”,“毛”将何以“焉附”,唯有首先保证各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保存好民族文化的主体,而非因袭先行保存民族文化、再行保护民族文化主体的惯性思维模式,这样才能谈及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一基本性命题。因此,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各民族首要的问题确实不得不以本民族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回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趋势,并最终获致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乃至社会文化的和谐性发展。

(四)挖掘和整理民族文化优秀遗产,最终归结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性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需要

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各民族大多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文化是当地边民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依托和精神保障,为此在先行保证各民族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点上,再行传承和保护民族文化优秀遗产是各民族再现生机和活力的内在性精神支撑。更为重要的是,各民族长期积淀的服饰、饮食、建筑、交通工具,以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不但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凸显形式,而且还蕴涵着较为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因此,应挖掘和整理当地各民族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遗产,以此作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性社会的“整体性”和“活态性”文化元素,并最终归结为因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五)因地制宜地实施“双语”、“农技”、“国境安全观”与“国家观”等边境教育,推动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和谐性发展

在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实施“双语”式教学模式,可从根本上保障当地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最终提高他们的整体性文化水平。因此,在小学的低年级阶段(1-3年级)应保证相应的师资力量实施“双语”式教学,以便使他们能够顺利接受,乃至消化和吸收学校传输的知识。在小学的高年级阶段(4-6年级),可适当增加汉语教学的力度,并最终过渡为汉语教学。这样,才能使他们在日后的初中和高中阶段与汉族学生一道接受同等的教育,并有利于提高大学阶段的知识接受能力,以致不会在将来的社会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因应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编写适应当地社会生产发展需要的实用性农业技术教材,并提供相应的师资保障,向当地边民大力传输适用的农业技术知识,以此强化他们的农业技术水平,最终达到提高当地农作物产量与边民整体性社会生活水平的双重性目的。

将“国境安全观”和“国家观”作为边境教育的必备内容,使其最终走向当地小学和初中阶段的课堂。为此,必须加大“国境安全观”的教育,使当地边民充分认识到边境地区国境安全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等多重性特点。大力加强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感的教育力度,使当地边民正确处理并调适好本民族认同意识与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感的辩证关系,最终归结为在中华民族“一体”格局之下各民族多元性社会经济文化的共生、共存,乃至和谐性发展。

[1]范宏贵.华南与东南亚相关民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19.

[2]边境贸易[EB/OL].http://www.laoshanlan.com/ax007.htm.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扶贫办:越南与金平县接壤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简况[EB/OL].[2011-12-16].http://wjfp.mfa.gov.cn/fpbgw/yhzc/jpx/158633.shtml.

[4]董光荣.闪耀在边境线上的“明珠”——绿春县平河乡边民互市贸易走笔[N/OL].(2010-09-10).http://61.166.63.106:9999/epaper/uniflows/html/2010/09/10/1/1_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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